《资治通鉴》作为我国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其写作初衷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即主要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但每每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中有司法智慧之光在闪烁。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立法、执法乃至稳定基层司法队伍、推进司法改革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诚如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教授瞿林东先生所说：“今天的读者对于《资治通鉴》的认识，已不应停留在王夫之的认识水平上了。我们今天来读《资治通鉴》，是要通过它先认识它所记述的那一部分历史，去认识历史上的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的，并从中判断、抉择我们对于前人在认识历史上的继承与超越之所在。”笔者现试将其中有关司法的几则精彩内容，略作解读如下：

一

原文：（汉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解读：这道洞明世事、切中要害的诏书，转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基层的公务员工作量大，工资少，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其不贪污、不侵害百姓利益，太难了！所以要给年薪百石以下的官吏加薪十五石（按：汉代官制，公务员工资以粮食来计算，省部级高官年俸为二千石）”。司马光显然很认同这一主张，认为是“德政”，故才将其全文照录的。

二

原文：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上由是悦之。

解读：张汤，是汉代有名的酷吏，也是服膺法家学说的人。他为人奸诈，好用权谋之道来驾驭别人。作为“廷尉”这一主管国家司法的最高长官，他是如何执法的呢？对于汉武帝所不喜欢、要加罪的人，他就将之治罪。对于汉武帝不愿深究的人，他就想方设法使之无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代明主汉武帝竟认为张汤执法公平，很赏识他。

西方人常说我们国家是一个没有法治精神的国家，其实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的祖先，信仰法律，但绝不迷信法律。如果说西方人更多的关注法律的积极意义而高举“法治”大旗的话，我们的祖先则更为理性地看到了法治的两面性。所谓“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好人去施行，也会变成可以任意捏弄的“橡皮泥”、可以随意操纵、出入人罪的工具。比如汉朝的法律，历来对其评价都很高，何尝不是善法？但到了张汤这类人的手里，就变成了可轻可重、唯权力意志是从的“玩具”。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就曾说过：“法律就是一张蛛网。如果你是一只蚊子，它会将你粘住；如果你是一只雄鹰，你将轻易将它击碎。而我就是那只雄鹰”。据记载，每逢有重要的商事法律出台，奥纳西斯便召集高级助手，研究该部法律的漏洞以便从中获利。

这恐怕是法治的先天性缺陷，也是那些只知道建章立制、习惯于将问题的症结表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的人所应警醒的。

三

原文：（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解读：《沈命法》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出台的法律，亦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部有名的“恶法”。其立法背景是“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虏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为了严厉打击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大规模、有组织犯罪，才出台了这部措辞严厉的法律。其大意是：如果辖区内有盗贼，不能察觉、上报，或者虽然察觉、上报却不能捕获，自省部级至最低一级的主管公务人员，全部处死。

这一立法精神来自法家的“以刑去刑”理论。因为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酷吏们又多尊崇法家学说，所以这部《沈命法》应出自酷吏之手。“以刑去刑”，是指对轻罪课以重刑。立法者的内在逻辑是：很轻的罪我都处以重刑，人不敢犯，那么重罪人们就更不敢犯了。这叫“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见《商君书》）。从理论层面看，似乎言之成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屡屡碰壁。《沈命法》出台后，基层官吏害怕被处死，虽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即使上报了，上级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压了下来，不让其说真话。于是相互隐匿、层层瞒报，以至于盗贼越来越多。在这里，立法者的目的是制止犯罪，但法律实施后却适得其反，恰恰助长了犯罪。“以刑去刑”论，在理论与实践、立法与执法之间，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以至于汉武帝在晚年不得不承认失败，并向群臣道歉称：“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立法要切合实际，不能想当然、不能闭门造车，否则很多在理论上头头是道的东西，在实践中可能根本行不通。汉武帝的这次彻底失败的立法，对于后世而言，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