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老师于昨日凌晨长辞于世。我从此不能再见到杨老师的身影,无法再聆听他的教诲,深感心情沉痛,不禁泪流涕零。我是1985年考入人大就读硕士,2008年再读博士,都是在杨老师指导下完成学业。在渐渐远去的日子里,我见证了杨老师教书育人、为人处世近30年,许多场景历历在目,印象深刻而难以忘怀。作为学生,回忆过往的一些片段,整理成文以追思导师,为杨老师送行。
一
杨老师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很爱读书。他读书读的多还快。专业书不必说,时兴的书籍他也喜欢。有时一个晚上就读完一本书,第二天便开始讲评书中的内容。他曾跟我讲过,读书使人的思想不会被禁锢,思路不会被枯竭;做老师要教学生,给学生端上一碗水,老师必先有一桶水。他在指导我读硕士时,就经常要求我多读一些专业外的书,尤其是社会学、伦理学、历史等。他说,婚姻家庭法学科领域许多的问题,光是一部婚姻法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才可能找到适合解决问题的办法。
读书多,思想活跃,使得杨老师成为学生喜欢而又特别有趣的人。跟他在一起谈古论天下,他都能讲出很多很深的内容,让人不会觉得无聊。有一次,他给我讲过他的“奇思怪想”:现代社会人们以高为美,荷兰人平均身高已达1米8了。要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为以矮小为美,人都变小了,可以节省粮食、布匹、土地、建筑材料,车辆也可以变小而不是越来越大,人们衣食住行需求的资源就更少了,那不也很好吗?其实技术和条件都不难,只是审美观念改变难。以前妇女裹小脚也有审美观念的问题。我比他年轻30岁,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这样的想法。
记得那是1994年,杨老师途径深圳去香港讲课,恰逢深圳商报有位记者来单位采访,我就请杨老师和这位记者一起晚餐。席间,记者朋友与杨老师谈到历史、文化甚至风俗习惯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相谈甚欢,一见如故,离别时还相约共同做学术研究。那位记者最后感叹:在深圳这么多年还未遇到过像杨老师这样有学问的人。
好像是2010年的全国婚姻家庭法年会期间,杨老师因为意外受伤,头部被缝了几针。与会老师们都劝杨老师在房间休息,但杨老师坚持要参加第一天的大会。走上主席台就坐时,杨老师迈着坚实轻缓的步子,不要人帮扶,微笑着坐下来,并与参会的其他同事打招呼。后来会议开始小组讨论,杨老师就在房间休息。房间摆放了一台电脑,杨老师便坐在电脑前,让我在他旁边教他使用电脑上网、查找信息。他提的问题不少,有的我也答不上来,但这一次我做了杨老师的老师,他来做学生。那时他已近80岁了。那个情景,那次的经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杨老师不仅学识渊博,治学十分严谨。他著书立学务求准确无误,论文书籍的文句、标点要求十分严格。2011年,我参与了杨老师主编的《身边的法律顾问-婚姻家庭》一书的写作。书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写作和修改,校对了5、6遍之后,才送到出版社。书出来之后,杨老师还是发现了几处错误。他很不高兴,认真地挑出了这些错误,要求我今后再版时纠正。
二
杨老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待人宽厚。在我八十年代读硕士期间,杨老师兼任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法律系的主任,创办了《法律学习与实践》的杂志。当时在东校门南面的招待所租了一间地下室长期作为杂志的编辑部,周末和晚上有老师在这里审稿、写作,白天常常是杨老师给我上课的教室。即便是一对一的上课,杨老师总是按时到,按时上课。有时两节课后他有事要先离开时,总会说:今天提前10分钟结束,我们课间就不休息了。每次课要结束前,他都会布置下次课前要阅读的书目,等到下次课时,他会要求我先讲述阅读书目中的内容。我就是这样由杨老师从地下室教出来的。一年的专业课上下来,我阅读的书目有过百本,知识面开阔了很多,为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硕士时,家里父母收入低,学生手头都比较拮据。杨老师交给我们一些校对书稿和批改试卷的工作,一方面是帮助人文函授大学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专业上有所提高,还让我们挣到了“外快”。收入虽然微薄,但还是能管很多事;当然,那时候学生要管的事也不多。当收到了一些外快,我首先想到是要感谢杨老师,便多次表示要请杨老师吃饭;后来杨老师答应了。我们相约就在学校餐厅,比食堂饭菜要好一些,价钱也贵一点。坐下来准备点菜,杨老师说,我们两个人点3个菜,多了吃不完,浪费就不好了!我们点了花生米、一荤一素3个菜,带了一瓶白酒,就这样吃上了。那时外面天黑了,也很冷,但餐厅里对坐着的师徒俩在屋里喝上了,暖暖的。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请杨老师吃饭。
在我读博士期间,曾写过一篇论文交给杨老师,请他审核修改并一同署名发表。杨老师认真看过论文后,提出了一些意见还说供我参考。最后说,你写的论文,是你的劳动成果,我没有参与写作,不要署我的名了。
对前来求教的师生,他都是不吝施教,务求寻根溯源。不论来者是熟悉的,还是素不相识的,只针对所提的问题,求助的事项,有求必应。记得两年前外校有个年轻老师把自己写的《继承法》书稿寄给了杨老师,请他帮助看看,提提意见。杨老师收到后,认真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改,还怕这位老师看不清他批改的字,让我用电脑帮助打成电子版转交给这位老师。这位老师收到书稿后,竖然起敬,十分感激。
三
杨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待人却很宽厚、宽容,在生活上也是讲品位、有风格的。杨老师一向衣着整洁,庄重大方,一丝不苟。他的外套常常是连风纪扣也是扣上的。这是他多年保持的军人风范和良好习惯,同时,他还认为老师要注意外表,这不但是给人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还是给他人以尊重。我的记忆中从没有杨老师穿运动装、便服或羽绒服的形象。杨老师用餐时总是不吃姜蒜,但他很少说出其中的原因。我曾好奇地问过他。杨老师笑笑说,老师和演员一样,经常要对着人讲话,嘴里味道重多不好。他是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才有了这一忌口。杨老师有烟酒嗜好,但他从未喝醉过。不是他酒量大,而是他能够节制把控自己。抽烟的烟灰、烟头也是收拾得干净利索。
杨老师主编的教材中,有的是我和博士同学陪同一起去出版社领稿酬的。领到的稿酬他都分配到每个参与写作的老师名下,有时根据写作内容分配下来,杨老师得到的很少,尽管他负责全书的统稿,要负主编的责任,按照工作量应该是最多的,但他还是坚持按写作的章节来分配。
他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严格,但对我们研究的领域、课题,论文的选题,甚至工作单位和地点的选择,他都是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当你需要他提建议时,他会说出他的想法。但当你主意已定时,他便会帮助和支持你。我当时执意去深圳做律师,他便介绍我去深圳大学找他的老同事。
我博士毕业后,回到北京来做律师。每次见到他,杨老师总是提醒我,有空时可以写写文章,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做些研究和总结,这样不仅使你的当事人受益,还可以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杨老师的这些教导常常激励着我。
正如人民大学法学院众多老师一样,杨老师是以平常心态,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耕耘几十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大法律人。对待学生,杨老师总是以平常心态,一视同仁。他经常跟学生们说,只要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官不求多大,财不论多少,只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是好的。杨老师等老一辈的法学院老教师们的治学为人之道,将永远传承下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