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0岁的沈钧儒在北京逝世。时任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曾这样评价:“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榜样。”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沈钧儒历经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管风云如何变化，政局如何动荡，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甚至新考验，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他从清末进士到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如同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常青藤，创民国法律人之最，也创民国知识分子之最。

　　其实，沈钧儒与法学结缘，多少有些偶然。

　　1904年春，北京故宫保和殿，29岁的沈钧儒通过会试后，在这里参加由最高统治者亲自组织的殿试，名列二甲第75名，赐进士出身。一年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呈递的《请废科举折》，废除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沈钧儒也就成为有清一朝、乃至科举制度建立以来的最后一批进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荣耀，虽然是“末代进士”，但至少是对他“十年寒窗”的肯定。

　　不过，历史也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清朝科举，道德文章固然重要，但有些时候，还要取决于评卷人和主考官的感性因素，比如个人好恶。例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同样是保和殿，太阳已经落山，可一名叫刘凤诰的士子还没有答完卷，时任礼部尚书常青见其书法工整遒劲，点蜡烛让其答完，后刘凤诰高中探花。此后就有了以“楷书取士”的说法，谁的书法工整，就有可能排名在前。可是，到了最后一次科举，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沈钧儒一手工整的小楷却没有落到好。沈钧儒参加殿试的阅卷人是当时工于书法的徐世昌，他认为，“在这个时代，这人尚斤斤计较于楷书之工整，实在要不得”。于是，沈钧儒被安排在刑部(1906年更名为法部)贵州司任主事，而与末代翰林无缘。当然，正是这一阴差阳错，成就了一代法学大家。

　　如果说科举制的成功是沈钧儒人生的起点，那么次年赴日本留学，学习并接受西方近现代法治思想，就成为沈钧儒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东京日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期间，沈钧儒系统研习西方近代法律知识，初步完成了传统科举教育与近代西方分科教育的结合，为日后从事立法、司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他以此为起点，积极参与清末立宪运动，起草《民选议院请愿书》，呼吁建立民主政治，倡导人民应该享有参政的权利。正如其在《我的生平》一书中所言，“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以说是由我开头的”。民国以后，步入盛年的沈钧儒，法治思想更加成熟和务实，参与“天坛宪草”的起草，尽管该宪法草案遭到袁世凯的干涉而流产，但其立宪思想与《临时约法》仍一脉相承。

　　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他先后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并参与提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主张实行民主政治，特别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他引用韩非子“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论述实行法治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

　　或许正是这些成就以及不断求索的精神，沈钧儒被毛泽东视为党外挚友。于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银髯飘逸、精神抖擞的沈钧儒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共同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刻。他也确实不负众望，新中国成立伊始，即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特别是审判实践殚精竭虑。1954年，80高龄的沈钧儒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推举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此时，距离他出任晚清刑部主事，整整过去了50年。

　　在法律实施层面，沈钧儒曾经作为一名执业律师，为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积极奔走。1931年2月，为镇压当时国内星火燎原般的“赤色分子”和爱国主义者，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并以危害民国罪为名大肆搜捕、监禁、杀戮革命者和爱国者。沈钧儒因敢于为当时所谓的政治犯辩护，被誉为上海滩刚正不阿的“政治律师”。也正因为此，1936年11月23日，其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被上海当局以“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为由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在民国知识界，沈钧儒一生以爱石藏石品石闻名，其奇石藏品之丰富，品鉴之独到，足以令他人钦佩。他将自己书斋取名“与石居”，并以“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终身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