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台是中央苏区时期卓越的红色法学家，党的早期司法专家， 1931年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历任司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副部长、部长，临时最高法庭委员等职务，参加了大量的司法实践工作，是人民司法的奠基人之一。

革命导向的“政法”思想

如何处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处理党与司法的关系，是中共早期“法学家”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早期的一个革命家、法律家，梁柏台的司法思想体现出鲜明的“革命导向”，“在猛烈发展革命战争的时候，一切工作都应当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任务，一切都应服从于战争。司法机关也应当如此，各级司法机关就在这一个任务下进行工作。”梁柏台的司法思想，与党的政法思想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以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为司法机关的工作中心任务，在苏维埃政府时期，这一中心任务就是要保障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种法令的实施，镇压反革命派别及反对苏维埃法令的反革命行动。或者说，就是担负着肃清国内反动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他强调中央苏区的主要司法机关裁判部，以后在判决反革命案件时，应当以保护工农权利，巩固苏维埃政权，适应革命环境，来保障革命胜利为前提。在各种司法的命令和指示上，也同样要以发展革命战争的任务来指示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下，各级裁判部所判决的犯人，判决监禁在两年以下及处罚强迫劳动的，都编成苦工队，陆续送往前方担任运输工作，以辅助革命战争任务。在每次苦工队出发时，各级裁判部要向他们做相当的宣传鼓动工作。司法机关的工作中，应极力节省事务经费以充裕战费，解决案件，从前常有延长几个月不审判而养着犯人吃饭，浪费公款的事情，梁柏台要求每个案子，自进到裁判部起算，最多不超过半个月必须判决。这一个规定，虽然不能全部实现，但是也有相当的作用，大大节省了司法机关的经费。同时，在江西、福建两省及瑞金直属县裁判部附设劳动感化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几百个犯人实行强迫劳动，在经济上不但能够自给，而且还有多余，将成为国家收入之一项。

重视“程序”的法治思想

尽管面对“肃反”等特殊问题，梁柏台反对机械的法条主义，强调法律以革命需要为转移，但他同样重视法律制度、法律程序的作用。在中央苏区，司法机关对于革命工作还是个新鲜事物，裁判部等司法机关之前在苏区是没有的，是中央政府成立后的产物。在司法工作中，每种工作都是新的创造和新的建设，所以特别困难。开始成立司法机关时，就必须注意司法程序的建立。首先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了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依据该条例来建立各级裁判部的工作，来组织法庭，按照条例所规定的程序来审判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推进司法形式的统一化，司法人民委员部颁发了各种表册样式，如案卷、审判记录、判决书、传票、拘票、搜查票、预审记录、工作报告表、搜查记录、苦工队登记表等数十种，以备各级裁判部使用，并且使各级裁判部的公文形式统一。1932年，梁柏台在《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特别提出了各级司法裁判部遵循中央法律制度、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下级司法裁判部不能按时的正确的去完全执行，部分裁判部不按时向上级做工作报告，裁判部缺乏经常的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改变肃反路线的第六号训令，有时还不能完全的执行，审判的程序，还未能按照裁判部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的规定去进行。尽管他的法治思想、程序意识与现代法治的要求存在差距，但在战火纷飞、形势严峻的革命战争年代，能有这样的司法观，已经殊为不易。

一心为民的司法情怀

梁柏台始终抱持着一心为民的情怀，这种为民的思想也深刻地融入他的法制与司法思想中。在法制建设中，他特别注意保护工农大众的权益，1933年梁柏台主持的司法部发出第九号命令，决定在城市、区一级裁判部组织劳动法庭，专门解决资本家、工头、老板破坏劳动法及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等案件，以保障工人享受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利益。

出于服务革命、服务大众的思想，梁柏台强调了司法语言的通俗化，司法手续的简便化，以使民众易于接近和理解司法。早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他就提出了语言文字的通俗化问题，比较了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后，提倡尽量使用白话文。他说言语是思想的表示，文字是言语的记号，思想怎样表达，文字就怎么写来。文字可以使我们自由发表思想，断不能妨碍思想的自由表达。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强硬用古文写作，就会窒碍我们的思想。“想出一种思想意思，还要合这句话同古文对不对的，这句话做的工不工的，并且要用几句典故，弄得脑子糊里糊涂，又费了好多冤枉的功夫，这是何苦呢？所以我说一句话，古文是死的，白话是活的，可知道白话要比文言好了，白话要比文言方便。”尽管在这里，他主要是从阻滞思想自由的角度谈白话文的问题，但从这样的思想倾向，不难看出，在司法语言的使用上，他同样是赞同白话文，希望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使普通民众都能理解法律。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梁柏台的司法与法制思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若仔细审视其司法与法制思想，不少地方存在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之处，如一方面强调肃反时的革命导向，“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给犯罪者应得的处罚”，并且严厉地批评了机械的法条主义；另一方面，他又重视制度的建设，重视程序在司法中的作用，强调司法形式的统一化。对这样的问题，乃至有些是背离“法治”的偏向，我们需要客观地、历史地认识，并作“同情的理解”。梁柏台虽然在苏区从事司法工作，但他更主要的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共总体革命思想在司法中的反映。如果我们将眼光从那些时代局限性的司法观念中移开，抽离出其更为本质的、积极的一面，就不难发现其有价值的内容。

梁柏台始终强调了司法为民的主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始终围绕着人民的解放与人民的幸福这一主题，特别体现出对底层人民群众，即“平民”的关注。中央苏区时期，建设工农苏维埃，同样是围绕着“为民”这个主题，苏维埃就是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平民政权，按瞿秋白的理解，平民，是指与“上等社会”对应的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下等社会”，亦称“下等阶级”，包含了除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反动军阀有疑问的各社会阶级。正如列宁所言：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有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梁柏台的为民服务的法制思想，正是马列主义的深刻反映，无论是司法裁判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还是司法语言通俗化的风格，都体现出其司法为民的一贯思想。

梁柏台重视专业人才在司法中的作用。专业化的司法人员是司法工作有效开展的关键，他总结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痛陈合格干部缺乏问题，裁判部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法律常识，因此在工作上常发生许多困难。故造就司法工作人员，实在是一件迫切应该做的事情。司法人民委员部应当尽量地培养司法工作人员，以充足各级裁判部的干部，更好地完成司法工作。这些思考，于今仍不乏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