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1956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研究。出版专著二十余部、编著三十余部、译著近二十部,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
2013年的隆冬,1月24日的清晨,雾霾笼罩着上海。6点50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传来噩耗,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56岁。
从2012年底发现胃癌晚期到病逝,不足一个月,但邓正来教授乐观面对、积极配合治疗,未曾想生命的句号画得那样匆忙。在病重期间,医生告诫邓先生少说话,但他却说:“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极富个性的“跨界”学者
回顾邓正来教授的学术生涯,我们发现很难用一两个标签给予限定,因为他的学术足迹遍布了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1978年,邓正来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外交学院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他学术之路的开端,开始于对西方法学名著的译介。1987年,他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成为了中国后来研究西方法理学必读的一部经典译著。
但这之后,他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他看来,这一体系更加宏观、也是当时更紧迫的问题。1992年,邓正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编委和作者群当中,囊括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80%以上的著名学者。
此后,他又组织翻译了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并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二百二十万字的著作,同时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应时任吉林大学校长的张文显教授的盛情邀请,邓正来成为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在吉大,他是给学生授课最多的博导,2004年底,吉林大学法学院授予他“特殊贡献奖”。
2008年,邓正来回到故乡上海,加入复旦大学,创建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亲自担任院长。用邓正来自己的话说,他来复旦创立高等研究院,是期以“高等研究”的建制超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与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进而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
他聘请了多位著名的学者担任学术顾问或特聘教授,学科范围横跨整个社会科学,包括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数十位国内国际享有盛名的大学者。
对中国法学发展的追问
虽然邓正来教授的学术旨趣遍及整个社会科学,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停止对法学,特别是中国法学的关注。
在当今的中国法学界,提起邓正来,许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他那篇在法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文章。
2005年,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上连续四期发表题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长文。他在文中指出: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创造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郭道晖、卓泽渊、葛洪义、张千帆、林来梵、何家弘等一大批法学界知名学者都曾专门针对此文发表学术评论。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至2007年,发表在正式学术刊物上的相关评论文章就有近百篇。
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评价邓正来时说到:“邓正来的背景是国际法研究,但他对社会理论有很大兴趣,包括政治哲学,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法学的关注。他对法学的关注主要在法哲学和法理学,早期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西方著作,后来还写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等文章,他这些年的研究依然在法理学和法哲学方面。但他的研究和视角又不局限在法学这个领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学。”
“生命不在活多长”
邓正来这样一位学者的离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在为他写的挽联中说:“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一代大家就此西去,兴刊办学译著等身当世巨擘千古流芳”。
《民主与法制》的总编辑刘桂明教授在其博客中说:想起邓正来,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有追求的人。许许多多的“第一”正是因为他的不懈追求而带来的业绩,许许多多的赞誉正是因为他的不断追求而获得的荣耀。因为他,我们知道了哈耶克；更因为他,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邓正来教授曾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如今,他走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学术向何处去,他留下的问题,我们还将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