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天津数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工作之余，独自漫步街巷，不经意间邂逅晚清遗老和民国名人在津故居，品味那些已经远去、几近模糊甚至被遗忘近百年的往事。百闻不如一见，并非只是空洞的说教，其实是阅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一个雨后天晴、夕阳斜照的傍晚，沿着马场道一直向东，在河北路口折向北，走过马连良、张学铭、徐世昌等旧居，一座红砖三层洋楼映入眼帘，典型的西洋古典建筑风格，巴洛克式门柱。驻足细看，惊讶之后喜悦，这竟是民国著名法律人，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旧居:河北路267号。
此时，一部十多年前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再次浮现在脑海，影片的主角正是这栋建筑昔日的主人，被誉为民国外交才子的顾维钧。其在巴黎和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义正辞言、舌战群儒的形象，为广大观众熟知。
1919年初，一战后所谓的“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旨在解决战争中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等5人，以全权代表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其外交排序仅次于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在王正廷、施肇基等民国外交前辈之前———这一年，顾维钧31岁。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讨论最主要的议题只有一个，废除列强战前在华特权，特别是取消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攫取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
尽管是战胜国，但弱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与二十五年前晚清外交大臣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交涉甲午战争后的相关问题一样，没有发言权，无条件接受是唯一选择。而且，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面对英美法等大国对中国利益的漠然甚至出卖，以及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给外交所施加的压力，代表团成员心灰意冷，有的甚至离岗回国，陆徵祥也住进了医院。此时，顾维钧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在没有收到北洋政府任何指示的情况下，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深深体会到弱国外交官的无奈和无助，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黯淡: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但他的缺席，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近代外交的贡献。正是他的拒绝签字，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敢于说不，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进而也成为中国近代外交的新起点。
两年以后，顾维钧再次担任北洋政府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经长达36轮艰苦谈判之后，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悬案问题条约》及附件，迫使日本交出山东利益，最终实现了其在巴黎和会未能实现的愿望。其在外交领域也达到事业巅峰，并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职。
正是在此期间，顾维钧由个人出资，在天津英租界威灵顿道，修建了这座英国乡村别墅风格的小洋楼。
当然，这并不是顾维钧第一次与天津结缘。早在1912年，年仅24岁的他，从美国留学归国，经张衡山先生推荐，北上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不久，唐绍仪因不满袁世凯专权，愤然辞职，回天津英租界寓所隐退……
天津与北洋政府政治中心的北京，近在咫尺，又有各国租界的庇护，一时成为这一时期下野政客隐退的首选之地，一方面可以修身养性，另一方面又静观时局变化，择机而出。北洋政府前后三任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曹锟下野后，均在天津颐养天年;也有很多政客从这里东山再起，犹如唐朝都城长安之南的终南山。当然，顾维钧在天津修建寓所，目的并不是要当寓公，毕竟他只有34岁，正是意气风发、百尺竿头的好年华，远离政治不会是他的选择。事实上，长年奔波于外交界的他，几乎少有闲暇回天津休息，别墅大部分时间由家人居住并管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顾维钧卸任外交总长时，曾在津门小住。不过，不回来并不代表不眷恋，他晚年定居美国期间，其女儿回国探亲，特意要求回旧居看一看。
顾维钧叱咤民国外交界三十余载，先后出任美、英、法等国公使，三次担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代表中国政府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一系列外交头衔和荣耀，与其早年所接受的系统而扎实的教育密不可分，尤其是娴熟的英语语言和国际法学背景。顾维钧家庭殷实，父亲顾晴川是晚清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其自幼就接受传统私塾教育，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一所当时上海非常著名的教会学校，首开国内全英文教学之先河;四年以后，自费赴美留学，先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习语言，次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国际法，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穆尔。建国后，毛泽东曾经评价，“我很佩服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不过，顾维钧自认为，最得意的还不是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取得的诸多荣耀，而是晚年担任国际法庭法官一职。1957年，69岁的顾维钧，告别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转入法律界，赴海牙担任国际法庭法官，后担任副院长。正如其本人所言，出任法官是“我一生公职中，最喜欢及适意的职位”。早年攻读法律，晚年又转入法律职业，试图通过国际法准则，去解决弱国外交在国际法公法上平等地位，是因缘，还是其他，不得而知。
顾维钧晚年定居美国，没有实现在小洋楼当寓公的愿望。而他定居美国三十多年，并没有想到要加入美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