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年逾七旬的人都有许多与国家命运曲折相通的故事。邱远猷先生生于1932年,自其记事起就经历了国家的重大转折时期,自然不乏故事可讲。一部厚重的《八十春秋》,伏案读来,时而细雨绵长,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喜不自禁,时而悲从中来。他用史家之笔讲述了一件件亲身经历和点点滴滴的感悟,也从个体的角度准确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邱先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这一出身给其早期的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于1950年考取了四川大学,后因1952年院系调整转至西南政法学院继续学习,之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专业读研究生,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无论其表现如何优秀,组织上始终也没有批准其入党。后来,在1960年的教育革命运动中,邱先生被调至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教古代汉语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远离了法律老本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与张晋藩教授合著的《科举制度史话》也曾遭到了批判,他本人也因出身而受到批斗。1972年,调至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继续讲授中国近代史。直至1986年,邱先生才回归其本行,教授中国法制史。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邱先生再次申请入党,这一回终于如愿以偿。人生多舛,境遇若此,观者动容。国家对一个人的生涯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我们所向往的独立于国家的自由(摆脱国家干预的自由)是多么的遥远。

　　即便如此,邱先生“自强不息,文以载道”(张晋藩语),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祸福相依,正是这一特殊的经历,让邱先生很好地将近现代史和法制史融会贯通。邱先生后来成为中国法制史、中国近代史两方面的专家,尤以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开国史而见长。从其传记中,时时可以看到他对近代历史、法制的关注和思考,这可能就是一个纯粹学者的“职业病”吧。无论他走到哪里,所思所想者都是那些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他会特地从敦煌西出阳关,乌鲁木齐、吐鲁番再到库尔勒,感受林则徐伊犁的戍边之路;他会沿长江而上,从南京到九江至武昌,追寻太平天国的起义足迹。以名胜古迹的历史,感受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底蕴,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邱先生有博闻强记的功夫,他以简明的文字、生动的图片展现了与自身相关的史实和心路历程。

　　借着参加会议的机会,邱先生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他绝不是蹭会一族,他参加会议必定是有新文章的。即便到了晚年,邱先生仍退而不休。他一直秉持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梁启超语)的精神,在年逾古稀之后,大约有二十篇学术文章发表,平均每年发表两篇。他更是以老迈之躯,历时四载,写就了这部《八十春秋》,为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社会史料和家国情怀。在学术研究中,他总是将法律的制度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来把握某一时段法制的整体面貌。读他的文章总能感觉到,观点从史料中自然推导,论从史出,不因前人的论述而改变,不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改变。这就是研究者的应有品格。他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而且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或许也正是因为他始终在从事着学术研究,才能始终有敏捷的思维和年轻的心态;也正是因为他坚持独立地思考,才能始终有思想的自由和良心的从容。对比眼下的学风,不读书、未老先衰、剽窃他人研究、篡夺学生成果、胡编乱造搞课题、趋附权贵赶时髦,愈发彰显老一辈学者的敬业和风骨!

　　岁月沧桑,文人尚在,这既是沉寂里的希望,更是前行中的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