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凌斌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学法律的时候完全不了解法律。以前喜欢的是天文，一心相当天体物理学家。后来看到一些地方官员的腐败，很受触动，觉得自己应该像历代先贤那样，为生民立命，治理一方水土。当时的数学老师说，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走上法治的道路，要想有所作为，不如就学法律。就这样上了船，下不去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学法律真是味同嚼蜡。后来接触到法理学，开了眼界，发现研究法律需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智慧。法律包罗万象，上接天、下着地，有研究不完的问题，需要不断吸取新的知识，创造新的理论。透过法律这扇窗户，看到的是大千世界。这，才是我喜欢的法学研究。
2、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如果就法学而言，仍然是苏力老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当年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直到书脊读裂了。这是我读破的第一本法学著作。这本书把法律和我之间的这扇窗户推开了。从那时起，我眼中的法律和法学都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如果可以超出法学，从小到大最喜欢读的还是《史记》。现在每年暑假都会读一遍。这个民族的伟大与沧桑，使我得以安身立命。
3、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我的专业是法理学。之前主要做的是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集中在中国的法治理论和司法制度研究，以及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法理学的现状，用《乾》卦“用九”来说，是“群龙无首”，基本上以学校甚至以人为单位分派。好的一面是视野开阔，海纳百川；不好的一面，是分裂割据，各自为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是被国外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不同理论所支配，二是脱离实践，缺乏实践检验。实际上是整个法学症候的体现。法理学研究到了必须有所突破的时候了。
4、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乏善可陈。只能说我自己会偏爱关于商鞅和秋菊的几篇研究。还有写“小肥羊”的那篇。
5、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还说不上风格。自己比较注重的是把法律问题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来理解，把当代中国作为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其次才是“西方”传统的后裔来理解。始终认为内容决定风格。引一段博尔赫斯的话吧，大体就是我对风格问题的理解：学术的“贫乏状况缺乏吸引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对风格的迷信。……没有自己特殊风格的作品不是好作品，人人都不能忽略它——其作者是个例外。”
6、您现在研究什么问题？其意义何在？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
现在在做的，是研究法治的中国实践，探索法理学的中国传统。套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钻研西方理论的剩余问题，都不会产生重要的理论贡献。只有真正发展出中国的法学理论，才可能做出世界级的研究成果。
7、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必然要借鉴西方的法学资源，同时又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您如何认识西方的法学资源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的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西方法理学植根于西方法学，西方法学植根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植根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民族语言。西方理论要学。但是学一时，不能学一世。必须出徒。否则永无出头之日，对中国、对世界都没有贡献。如果一个中国人很难把英语、德语学到和母语一样地道，那么一个中国法学学者想把美国法、德国法“学地道”，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的法学学者可能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地方，只可能是基于本民族传统的理论提升。
8、您近两年来在基层法院挂职，又和体会？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
从实践上来说，中国的法学必须贴近和解决中国法律的实践问题。目前皮肉分离的状况，不应当也不会始终持续下去。以往，法治刚刚发展，需要学界提供指引，改造法官和律师乃至其他官员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结构。三十年过去了，世道变了。法学学者不能总是把别人当学生，以老师自居。该反过来，虚心低头，向实践学习，从实践中提炼和发展理论了。只要沉下心，到基层去好好看看，用心体会，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实务界已经走到理论界的前头了。别总把眼睛盯着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前提，是充分了解和理解基础结构。
9、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中国法学、当然包括法理学的出路，在于回到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实践，从中汲取滋养，生根开花。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就是我的理想。
10、作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
平时喜欢自己想问题，以至于常常“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回头想想，除了自己的老师、同门，读书期间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还有两个“读书小组”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学术成长。一个是李猛、赵晓力老师先后主持的“王倪读书小组”，从2000年到2005年。一个是我自己发起的“星期五读书小组”，从2000年至今。读的主要是西方自荷马以降的经典哲学著作。尽管小组成员不固定，观点也各异，但是共同阅读和相互探讨的过程，反而润物无声。我始终感谢这些师友对我成长的帮助。
11、从您的经历来看，您在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的耶鲁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LL.M），请问您在这两所顶尖院校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北大的好处是“大”，想学什么，都能找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这是我最庆幸的地方。耶鲁是我结束漫长学生生涯的地方。我总是想念那个地方。学到的很多，但要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自信。见过了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教授和学生，和他们实打实的交过手，也就知道了自己的分量。从那时候，就不再觉得国外的学问有多了不起。仍然比我们好，但是并非不可企及。
12、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一是课程太多。学生老师都疲于上课，对谁都没好处。二是脱离实践。这不是几门课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的法学研究像国外那样植根于本国实践，法学教育自然就好了。
一如既往，坚持为“法学创新”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