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当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之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法律的实施，司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有关司法的话题很容易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并被诉诸公共理性转而成为公共话题或者社会热点话题。回应并引导社会大众对于法治中国的公共想象以及对法治中国建设现状的公共批判，就成为法学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于是，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日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点。

《司法要论》一书，不仅从宪法学的视角剖析了司法民主化、司法权的内涵、司法的规范要件、法官身份保障、司法效率、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判力与再审等有关司法制度的规范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而且也反思了司法运作的政治化、能动司法、父爱主义司法、民粹主义司法、法院调解优先等有关司法的实践问题。该书期望通过对当下我国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宪法学批判，恢复司法原本的宪法地位，同时以此建构起司法的宪法学理论。

从方法论上来说，该书坚持一种公共性的知识立场与政治性的知识关怀，主张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并解决转型中国的司法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是将司法的制度与实践看成是公共空间里权力的公共化运作，将司法体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正是因为此，该书不仅将陪审制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建立起关联来，认为“唯有从基本权利的维度上去定位和诠释陪审，才能深刻理解在陪审已呈衰退之势的当今时代我国为何还要认真对待陪审”;而且深入地看到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贸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会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难免主观臆断有余、经验理性不足”。不仅认为从无权力到有权力的政治化演变过程中，司法权不断扩充其内涵，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政治性存在与非政治性存在;不仅认为诉讼权是一项宪法性的程序基本权，而且主张法官身份的宪法性，“唯有宪法才能给予法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均难以侵犯的绝对的身份保障”，等等。从该书这些新颖的论述中，我们既能看到现实司法问题的政治意义，又能意识到司法问题解决的政治途径。这种密切结合我国司法的政治国情与现实情境的学理研究，不仅有利于摆脱长期以来司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他者想象，也有利于建构起属于我们自身的司法哲学与理论体系。

在该书有关司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以及有关司法实践的批判与重构中，我们既能看到其中虽然点滴但却明显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与该书一起务实地参与有关当下我国司法问题的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

比如，在有关司法哲学讨论中，该书不仅对司法哲学进行细致的类型划分，而且提出“唯有以多元化的司法哲学而不仅仅只是能动司法来引导法官的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才能愈益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和法治价值目标”。这反映出该书不但意识到司法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性，而且注重其中的开放性。换言之，司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既需要关注司法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而应当以一个开放的知识心态来发展和推动理论的动态建构。

在有关司法效率的问题讨论上，该书对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以及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比如认为，司法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在于强化案件管理制度。并且，这种讨论不仅仅停留在抽象而普世的理论言说上，更主要的是进行了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论证以及可操作性制度的设计。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思考并建构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有关司法的理论建构，实际上不仅只是形成一种可与西方相对话的理论言说，不仅只是为了创设一套话语体系，而是要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避免“高射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

在有关民粹主义司法的讨论中，该书指出，陷入民粹主义的包围圈是我国司法遭遇信任危机的影响重要原因，“唯有涤除司法身上及其周围的民粹主义，让司法审判彻底免于民粹主义的舆论及行为干扰，我国司法才有可能走出信任危机的低谷，其应有的权威地位和公正形象才有可能复兴。”这其实反映出该书作者采取一种社会——文化情境的视域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司法，将司法看成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一起社会事件。因而，司法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在性的制度问题，而与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关联。职是之故，消除司法的信任危机，就需要我们以一种社会性的综合视角来进行整体审视，将所有围绕着司法周边的社会场域中的信任资源和社会资本都动员起来，进而以此累积并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最终解决当下我国司法问题。

任何阅读都是个体化的，都可能会囿于阅读者的知识局限而限制其中的意义空间。不过，《司法要论》一书并非一种有关司法问题的封闭性论述，而是“对一些重要论题予以简要论述”，是抛砖引玉式的，是有关司法问题的开放性讨论。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司法问题的公共性视角。书中所开放出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不断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