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法学学科鄙视链》的文章曾在法学圈子里广泛流传，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戏谑之作，不过细品之下，倒也觉得该“链”还是反映了一部分事实的。
居于顶端的专业是“经济法”，原因是“就连它的名字里都是财富”，“带着贵气”，有关银行、证券、财税、土地、环境等都被纳入其彀中，教经济法的老师当然应该是最富有的了。
然而，说起赚钱的学科来，那就没有能比得上“商法”的了。随着在法考中分值的增加和在研考中广大考生的热捧，商法学科更是有了傲视群雄的资本，任性地想与“慈父般”的民法分家单过，搞得民法只好祭出“民商合一”的尚方宝剑来强化自己的威权。
不过，对于“满脑子只有钱”的民商经济法学科，号称“追求精神境界”的刑法则有些不屑，因为“学刑法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正义感”，更何况刑法还有严密的体系设计和堪称智慧结晶的理论构成呢！可一说到体系设计的精密，刑事诉讼法就沉不住气了，没听说过“链式设计”“完美闭环”的人，还敢说逻辑体系精密呢？
面对着这些只敢管一管人的法律，大格局的行政法撇了撇嘴，“管人？不好意思，我管政府。”确实，约束政府权力，那还得靠行政法，敢判政府败诉的，除了行政诉讼法，舍我其谁？
正当这些学科互不相让的当口，宪法发威了：在现代社会，哪个国家不把宪法奉为圭臬？一个只有民商法、刑法、刑诉法而无宪法的国家，根本就无法跻身于法治文明国家的行列！而且宪法专业的毕业生，“对口”的可是党群机关，这些单位的重要性就不必强调了吧。这时候，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这“三国法”却不买账了，你宪法再牛，也不过只能管一个国家，我们规制的那可是国家间的空间、外交、经济以及不同国家间的交易、婚姻！
这些学科间的相互鄙视，在法理学看来却都不值一提，“你们随便玩，我要在哲学的世界里继续沉思！”罗丹那座雕塑作品《思想者》，送给法理学者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只是“思想者”似乎总是“孤独”的，放眼望去，即便是在法理学大咖的门下，也难掩其寂寥——这么高贵的学科，愿意学的人怎么就那么少呢！
早已习惯了叨陪末座的法史学科，默默地蹲在墙角，希望得到一些关注，“哪怕是鄙视的眼神也好”。可惜，在大家心目中，法制史是真没什么用了。编段子的人还算宅心仁厚，“就连司法考试（现在叫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都只是占着区区十几分，以至于同学间还流传着一条屡试不爽的法考复习诀窍——当你感觉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把法史弃了吧。”
其实，依笔者的了解，参加法考的学生，即便时间够用，照样会弃掉法史。为了那么几分，去啃上下五千年的法律发展史（其实法考涉及的法史，不只是中法史，还包括外法史），实在是不值得。
然而，被其他学科连鄙视都有些不屑的法史，真就这么不堪吗？非也，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能教法制史的教授，往往也能教刑诉、民商等学科；但教其他学科的老师，大多教（降服）不了法制史。”谁还敢说法制史不入流吗？
这个以“鄙视链”形式出现的法学学科之间的比较，取代了以往的“热门”“冷门”这些“俗语”，不过，实质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它依然是根据能给教授者、学习者及从业者带来多少实惠的角度而配置“鄙视额度”的。从事经济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教学科研的老师，有较多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各种相关的讲座、论证、辅导培训也多，容易受到实务部门的追捧，自然也最受学生青睐。
相反，那些主要在课堂上或文章中“务虚”地“玩概念”的学科，尤其是法制史，则少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的机会，搞得好的还能在本学科圈儿中混出点儿名堂，一般人就只担得起教书匠的名头，即便发几篇文章，除了孤芳自赏外，最多能听到几句同道者的喝彩或批评！司法从业者要解决现实问题，他们只会关心现行法律中的规定，谁会在乎《唐律》或《大清律例》中讲了什么呢？所以，即便法考中要考法史，也不能吸引人们更多关注的目光。而考研的学生，报考法史者甚少，能上线者则少之又少，以至于别的专业复试时的比例可能是1:2，法史的则需要别的专业“救济”才可能完成招生计划。这样“强拉硬拽”进来的学生，当然也无心在法史领域有所作为，能凑出一篇符合规范的论文顺利毕业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法史老师早已习惯了这种“冷门”的处境，位于鄙视链的末端倒也并不觉得“屈居”。
或许是为了安慰法史学科的老师吧，“鄙视链”的最后还有个“光明的”尾巴，即法史的老师很有“能耐”：因为能教法制史的老师，都能教其他诸科；而其他学科的老师，则大多教不了法制史。这话倒也中肯。在法学院的日常教学中，常见有法史老师对其他学科的“江湖救急”，却鲜有其他学科老师对法史“假以援手”，毕竟，并不是谁都能讲得了法史的。法制史学者的跨界者很多，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段秋关先生，能在法史课堂上妙语连珠，能写漂亮的法史文章，能做法学院的院长，能给省市政府当法律顾问，能为法院检察院提供有价值的咨询意见，还能当律师、仲裁员和独立董事。
而今已过七旬的段先生，又贡献出了《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这样的鸿篇巨制。他直面法治中国的现实，遍论欧美主要国家的法治思想与制度，反思中国现代法治之根基与路径选择，其视野与格局，恐怕难有部门法学者能企及。在已故法史学者乔伟先生的遗著中，处处让我们领略到什么叫“纵横捭阖”，什么叫“博古通今”。在他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中，那种对古代法文化中可资借鉴的优秀成分“信手拈来”的修为，也难有部门法学者可望其项背。
法史学科之所以被“鄙视”，可能主要缘于它的“无用”。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唐律》《宋刑统》《大清律例》等确乎早已过时。然而它们当年也曾经是规范君臣民众的典章制度，而我们今天现行的所有部门法，亦终将走进历史，成为未来法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当下法律人的作为，要经受法史学者的客观评判。只有不被未来法史学者鄙视的学科，方能显示出其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