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体恤民情、慎用刑罚。西周覆灭后，周王室开始衰微，周天子只保留一个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学术氛围活跃、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学派，儒家和法家对于德和刑的看法截然不同。

儒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其创始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一整套维护礼治、倡导德治的观点。孔子认为，维护礼治就是要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宗法为秩序、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倡导德治就是要将刑罚作为道德准则的辅助手段，应当“为政以德”“以德服人”。

孔子对西周提出的“德”进行了继承和改造，将“仁”融入“德”之中，一方面突出“德”的政治意义，强调宽惠使民、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拔高“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和法律，是区分“仁君”和“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此外，孔子还从“仁爱”思想出发，进一步发展了“明德慎罚”思想，主张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极力提倡“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

孔子提倡“德治”，并非要统治者放弃刑罚的镇压职能，而是主张“宽猛相济”，“德”与“刑”两手交替使用，强调从思想上引导百姓向善顺从，“焉用杀”“胜残去杀”。据《左传》记载“郑国多盗”，郑国的统治者“尽杀之”。孔子听后大为赞叹，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由此可见，当“德治”不能奏效时，孔子还是毫不含糊地主张用刑罚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但就“德”与“刑”的关系而言，孔子强调的是“德”而不是“刑”。

首先，刑罚与“礼教”“德化”的重要性相比，孔子认为“礼教”“德化”是根本。在他看来，“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意思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根本，否则就不会得当。其次，刑罚与“礼教”“德化”的实施效果相比，孔子认为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而“德化”“礼教”却能防患于未然，即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最后，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孔子总是强调“德行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所谓的“德主刑辅”。

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基本上延续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主张施仁政，重视教化，把“德”置于首位，把“法”“刑”置于从属地位。孟子还针对当时刑罚滥用的现实情况，提出“省刑罚”，即减免刑罚的主张。荀子强调“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也是将礼置于高位。

与儒家不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法治更客观、公正，优于德治、礼治。法家的“法治”理论强调“以法治国”，主张“以暴易暴”“以刑去刑”来解决争乱。他们认为，一方面，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能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少数贤能的君主身上，因为贤能的君主千世才出一个，如果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贤人身上，国家就会千世乱而一世治。绝大多数君主通常都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这些平庸的君主只能借助“法”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另一方面，从被统治者的角度而言，法家认为只有用重刑重罚犯罪的人，才能警戒、预防其他人犯罪，最终达到消灭犯罪的社会理想状态。比如，商鞅就曾说过，“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

儒法之争是治国方略上“德治”与“法治”的交锋：儒家以德治为本，法家以法治为本，两家的立场彼此对立。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两家治国主张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儒家的“德治”思想在理论上表现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决定论倾向，这在当时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而法家的“法治”主张则片面夸大刑罚的功能，一味追求严刑酷法的震慑作用，自秦亡后就遭受了主流社会的猛烈抨击。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