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忠卫（山东大学法学院）

　　作者：郑英龙（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摘要：“实体从宽”立足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承载着具有人文关怀的司法宽容精神，为认罪认罚“从宽”应有之义。但“程序从宽”中的强制措施从宽不仅在正当性上存疑，在可行性上也存有较大障碍。而诉讼程序从快从简的从宽则面临二重悖论，即程序加速与从快打击的矛盾、程序简化与权利放弃的抵牾。根植于诉讼效率的“程序从宽”虽满足了案多人少的现实司法需求，但却存在司法机关利益入侵被追诉人利益的风险，其客观上减少了裁判人员所获案件信息而易造成错判风险。若将程序的适用和变更视作可供交换的条件，极易诱使被追诉人主观上出现变相自我归罪、屈从型认罪认罚等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内容的体系化构建应当坚持确定性、合目的性和可协商性原则，仍应坚守“正当程序”诉讼模式，如此才有可能破解因过分追求效率价值而产生错案的现实困境。

　　作者：姚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要：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作为私法、监管、刑事制裁的重要补充，承担着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功能与作用。“国家辅助性理论”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之一。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这一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公益诉讼的核心。在已有实践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已实现一定公益诉讼目标，但仍存在自身定位模糊、受案范围较为局限等问题，故此应进一步拓展关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可能引发数据风险的违法个人信息处理以及未成年、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领域的公益诉讼。在《检察公益诉讼法》呼之欲出之际，检察公益诉讼应在自身定位、公共利益的识别与发现、取证优势、起诉顺位、特殊群体的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再梳理，进而更好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作者：宋烁（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摘要：公共数据作为构建国家数据基础制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尚不明确。绝大多数地方立法和大多数学术观点均采用规范主义进路定义公共数据，致使公共数据概念不符合数据开放利用的客观需要，不匹配数据开放的制度目标。公共数据开放制度遵循功能主义建构逻辑，应当转变思路采用功能主义建构模式识别公共数据。首先，应限缩理解公共数据，紧密围绕开放利用的目的，将公共数据限定为可以作为开放数据供社会开发利用的数据。其次，依据公共使用价值标准阐释公共数据的公共性含义，即公共数据是指具有较高开发利用价值和公共使用性的数据。最后，由政府围绕公共数据的本质特征，通过行政规则合理建构公共数据识别制度，包括识别高价值数据的公共数据目录管理制度，识别禁止开放数据的分类分级保护利用制度，以及公共数据识别活动的外部公开和内部备案审查机制。

　　作者：魏汉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摘要：现行刑法借助相关罪名附带保护私密信息。这种保护模式主次颠倒，不合时宜，既会形成制度漏洞，又难以实现罚当其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差异越发明显，私密信息更易被侵害，在前置法中两者已经走向分治，况且刑法保护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的目标不同，这些客观情况都要求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分域而治。侵害私密信息虽然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事后难以补救，但总体上仍然属于传统风险，应当沿袭传统的事后应对模式进行规制。当然，有些私密信息同时属于个人信息，侵害这类具有双重属性的私密信息有三重危害，宜采用事前应对模式进行规制。域外立法经验启示我们，应当采用直接保护模式保护隐私权。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粗疏、司法解释精细的刑事法治技术路线，宜增设侵害公民隐私罪，在该罪名的框架下实现对私密信息的直接保护。

　　关键词：私密信息；个人信息；分域而治；刑事法治技术；侵害公民隐私罪

　　作者：孙国祥（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作为入罪的基本条件，“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在司法解释中被不断重构，这反映了该概念在不同的刑事政策下具有多元理解的特征。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环境法益表现为整体环境的保护。“严重污染环境”的司法认定不应停留在所涉污染行为对局部环境的影响上，而需要从行为对整体环境损害的角度来把握。由于对环境的整体性损害往往不是由个案形成，而是通过累积效应逐渐显现的。因此，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应该走出结果犯、行为犯和实害犯、危险犯的固有理论思维，将其作为有别于传统犯罪的一种新犯罪类型，借助于累积犯的定罪逻辑对“严重污染环境”重新诠释。在累积犯的视野下，“严重污染环境”评价的重点是污染物的危险性质、污染物的排放量以及不同污染的媒介。具体个案对环境的局部损害以及造成的财产损失等实害，不是严重污染环境本身，而是“严重污染环境”的观察对象。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累积犯；严重污染环境；抽象危险犯

　　作者：侯艳芳（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摘要：操纵体育赛事的刑事治理具有复杂性，其在现有立法体系中主要涉及对作为手段行为之贿赂犯罪和对作为目的行为之赌博犯罪的治理。在治理全球化背景下，体育法对操纵体育赛事进行概括式描述的短板需要通过刑事立法进行补足。贿赂罪名体系司法适用的严重失衡、反腐改革背景下治理政策的趋严、贿赂罪名自我优化的局限，以及赌博罪名适用的契合性低弱、赌博罪名对治理周延化诉求的偏离，对操纵体育赛事行为独立设罪提出了要求。操纵体育赛事罪宜采用简单罪状，对危害行为采取抽象性描述，明确故意罪过、设置犯罪目的，在将成立条件设置为情节犯的同时，须配置较轻的法定刑。操纵体育赛事的刑事治理要以操纵体育赛事罪为治理重点，同时要兼顾对贿赂犯罪和赌博犯罪的治理。

　　关键词：操纵体育赛事；刑事治理；贿赂犯罪；赌博犯罪；独立设罪

　　作者：边永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摘要：气候变化既造成了一些无法修复的损失，也造成了一些尚可修复的损害，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国家承担了与它们的排放量完全不成比例的损失和损害。国际法并不一般性地禁止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如果一国排放的温室气体给其他国家造成了跨界损害，则应该按照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致损害结果的国际责任规则承担责任，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合法排放；另一方面，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国际法，如果国家的排放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或者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中的禁止损害规则，都应该按照国际不法行为导致的国际责任规则承担责任。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和损害的国家责任中的关键问题是各国责任之比例的确定和责任分摊办法，这一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各国现在的排放和工业化以来的历史排放予以确定。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损害责任；国际不法行为

　　作者：孙建伟（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以《民法典》第363条转介条款为通道，相关公法规范放松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可见原宅基地使用权中的成员身份性要素已被立法者剥离出来，重新按照三权分置的结构以资格权形式予以单独保护。资格权经由新型总有关系从集体所有权中提取出来，成为兼具身份与财产属性的准自物权。使用权凸显纯粹财产属性，可以实现市场化配置。考察总有制度的起源与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所有权可以在作为完整实体的团体法人和作为其构成性来源的成员之间共存并进行权能分割，相应的财产权制度及法律效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本土化演进，以有效解决团体身份封闭性与财产价值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总有制度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将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转型而逐渐走向消亡，但在当前阶段作为实现三权分置的有效形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过渡价值。

　　关键词：新型总有；宅基地；三权分置；资格权；集体所有权；土地要素市场化

　　作者：张文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要：近年来，我国法院在数起重大涉外案件中签发了禁诉令，这成为我国涉外法治推进中构建“回应型司法”的重要举措。然而，我国禁诉令的适用超越了该机制应有的谦抑性，已引致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及司法对抗。基于此，我国应在因循谦抑性理念之上厘定禁诉令的合理功能，引入严苛的禁诉令实体要件体系并在逻辑上确立禁诉令适用的平衡机制。具体来说，我国禁诉令的适用应存在明确的法律基础，在禁诉令要件体系的构建中综合考虑适格管辖权、存在平行诉讼以及滥诉行为等要素，并借助反向适用逻辑、效力屏障、礼让原则等平衡手段，秉持最低限度的禁诉令适用原则，构建“对内有益，对外有理”的我国禁诉令机制。

　　关键词：禁诉令；管辖权；行为保全；涉外法治；礼让原则

　　作者：王奇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摘要：公序良俗作为跨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共享概念，通常被限定于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和一般性社会秩序。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和风险激增，需要将科技公序良俗作为构建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的一项普遍原则。科技公序良俗具有真理性、良善性、时代性、范导性、泛在性等特点，包含以人为本、创新发展、和平安全、公平公正、诚信履责等内容。经由科技公序良俗，可以整合法律法规、公共政策、行业规范、技术标准等诸多规范类型，协调科技治理的刚性规则和柔性规则，回应以法律、科技与道德关系为核心的治理难题。科技公序良俗是科技主体自律自治的行为准则，业已习得的道德信念和科研规范是科学技术人员自律的基础，科技机构的组织模式融入预期责任及公序良俗有利于提升其自身治理能力。推进科技公序良俗建设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由之路。相对于快速演进的科技知识，公序良俗作为缓慢变迁的实践知识和社会共识，有助于凝聚科技治理的民主共识、矫正风险社会的行为失范。

　　关键词：公序良俗；科技治理体系；科技核心价值；科技创新；风险社会

　　作者：张佳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摘要：罚金刑在量刑体系中作为生命刑和自由刑之外最重要、适用最普遍的刑罚，其适用规范性和均衡性问题应受关注，无限额罚金刑在罚金刑适用的占比过半，且更加“无章可循”，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定量研究发现，无限额罚金刑适用呈现不均衡状态。以诈骗罪为例，罚金刑适用的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总体上罚金刑数额呈现非正态分布，罚金数额高度集中，未充分体现案件差异；且随着法定刑幅度的提升，罚金刑不均衡性增大，少数案件罚金刑畸高。从时间维度来看，样本统计的八年间罚金数额没有明显增长或下降，未呈现罚金刑惩罚力度变化。从地区维度来看，罚金刑适用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均衡性，往往经济欠发达地区比经济发达地区罚金刑更重。除了犯罪数额，其他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对罚金刑的预测解释作用较小。在定性研究中，通过对刑事审判法官访谈调研发现，无限额罚金刑适用存在刑事司法理念对罚金刑适用普遍不够重视、罚金刑适用缺乏统一的实体性裁判标准、罚金刑自由裁量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罚金刑个别化的实现方式模糊不清等制度性问题。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无限额罚金刑；自由裁量；量刑个别化

　　作者：姚子骁（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

　　摘要：耶里内克在《一般国家学》中提出的两面国家理论可以为我国国家法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宝贵的智识资源。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认知对象具有事实与规范的双重特征。两面国家理论在方法论上对应着因果科学与规范科学的二分，明显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是对国家法实证主义的扬弃。社会层面的国家以意志和统治为核心要素。国家自我约束理论则将方法论上二分所产生的社会层面的国家和规范层面的国家重新统合为一个国家概念。规范层面的国家是法主体，由国家领土、国民和国家权力三要素组成。两面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向事实开放的法学方法论。对我国公法学而言，两面国家理论的意义体现在坚持理论的开放与方法的纯粹、重视国家这一核心概念之于宪法教义学的重要性以及以国家为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论。

　　关键词：格奥尔格·耶里内克；两面国家理论；国家自我约束；国家法人说；国家三要素

　　作者：陈永生（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我国2021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法》从多个维度拓展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但是与域外国家相比，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仍然过窄。从制度设置层面而言，这源于以下问题：一是对法律援助的刑罚标准规定过高；二是对法律援助的经济标准要求过严；三是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法律援助的规定弹性过大；四是对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的条件规定随意性太强，等等。无论是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还是纵向考察我国的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进一步扩大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都具有可行性。受立法、经费、人员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应分近期目标、中期目标与远期目标三个层次依序推进。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拓展；刑罚标准；经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