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赵树理长于农村，心系农民，“恂恂如农村老夫子”（孙犁《谈赵树理》）。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质朴内敛的。实际上，赵树理还有着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作家汪曾祺说赵树理是一个“妩媚的作家”。“妩媚”这一形容真是妙不可言！它透过赵树理那满身的憨气，道出了其内里无限的诙谐机智与盎然生趣。

  赵树理平日寡言，但只要他一开口，往往就会叫人忍俊不禁。某次灯下工作，有只小飞虫扑火而亡落在稿纸上，他诙谐地脱口而出：“有尸（诗）为证。”20世纪50年代，他主编《说说唱唱》，时常要从编辑部抱回一堆稿子埋头看，每当从稿堆里发现好文，立时便欣喜若狂，大叹“绝处逢生”。他爱习字，又格外惜纸，家中凡能写字的纸都会被他写满——包括厕纸。为此，他开玩笑道：“赵家的人丢了好找，脱下裤子，黑屁股的便是。”

  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树理就决意写大众化的作品，“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因此，他经常揶揄那些囿于知识分子小圈子内的“洋文学”，比如，将拙劣模仿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作品称为“妈呀体”，将《白毛女》中精简的一句“昨夜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戏改为烦琐的“噢！昨晚，那个一年一度足以使人们欢愉的除夕，我那始终和欢愉没有缘分的、被痛苦的命运捉弄得终年得不到慰藉的……父亲，竟晚到别人快要起床的时候，才拖着他那迟钝的步子，无精打采地踱回家来。从他那凝聚得死一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有像长江大河那样多的心事要向人倾吐，可是他竟那样的沉默，以至于使人在五步之外，就能听到他那沉重的脉搏在急剧地跳动着”（赵树理《“起码”与“高深”》）。经此对比，欧化语言的滑稽一目了然，闻者无不捧腹。

  当然，主张创作通俗化的赵树理并不排斥外国文学。实际上，赵树理阅读广泛，深具外国文学修养。例如，一次闲谈中，他由某人的桃色新闻联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在别墅里》，于是详细讲述了这个幽默故事，“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戴光中《赵树理评传》）。

  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客居北京，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一家多有来往。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描述两位作家，“他们热情，慷慨豪放，像一团火”（胡絜青《老舍和赵树理》）。的确，与那内敛甚至腼腆的一面截然相反，赵树理的个人爱好总是带有火一般猛烈而畅快的特质：他抽烟，烟斗成天不离手，尤喜辛辣凶烈能过瘾的土烟；他喝茶，将茶沏得浓而苦，且只喝头遍；他酒量很大，且喝得十分潇洒——豪兴来时，往酒店柜台前一站，不就菜，仰脖，一饮而尽，喝完抬腿就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习书法，字写得极好，严密法度中笔墨潇洒有力，常给人以自由激扬的快感。

  而论其最爱，还要数家乡的上党梆子。赵树理9岁就学会了打梆子，后来终身都痴迷于此。他一听见锣鼓响就移不开步，常常带着一股子“唱的冲动”，有时即便有他人在场也会忘情自唱，全然不理会别人听不听。同时，他还热衷于身体力行地表演，外甥女王毓秀就记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吃饭时下楼嘴上哼着锣鼓点，常学小姐下绣楼的姿态。吃完饭，给我递个眼色，说：‘小鬼！跟我上绣楼。’他一边‘叮咣叮咣’地唱着，一边一步一步，学着小姐上楼的忸怩神态。”如此有趣的画面在赵树理的一生中比比皆是。赵树理晚年有一次扫院时见到一个娃娃跌了跤，便一拍大腿、拱手一拜，边扶娃娃边戏腔道：“啊呀呀，跌倒了！小小的将军你竟跌倒了！锵锵锵，呔呔呔……”

  细数赵树理的生活点滴，便会发现这些出人意料的“好玩儿”之处实在太多：好喝咖啡，酷爱下棋，擅长盘腿，喜做数学习题，会耍钉子口入耳出等杂技，划拳也很厉害，连极擅划拳的老舍也常常甘拜下风。他还爱琢磨、爱动手，曾与之在山西比邻而居的邢小群就目睹过他的一件“发明创造”：毛笔蘸上墨汁，迅速落入平稳的清水中画出花纹，然后趁墨未沉，立刻将宣纸铺于水面，紧接着，将纸平提贴到玻璃上，如此一来，从玻璃的另一面看，这就成了块儿“大理石”。

  不论什么年纪、何种境遇，赵树理的内心深处都能满载着乐观与幽默的精神，正如其夫人关连中所言，“老赵一辈子好乐。天大的事也不发愁……整天老是唱唱咧咧，不知哪里来的那股精神头儿”。汪曾祺曾与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二人多有来往。汪对赵了解颇深，且极为欣赏，“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儿，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这种“农民式的幽默”，正是赵树理扎根农村、心系农民、与民同乐的结果。

  （作者：盖晓曼，系东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