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么方式治理国家，国家治理的前途和总趋势是什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会有不同选择。“中国之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其中蕴含着“治”的主体与动力、“治”的载体与方向等要素，把握各要素的内在逻辑，正确认识“中国之治”的主体，科学分析“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总结借鉴中外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够为“中国之治”提供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中国之治的主体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中国之治”的“中国之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觉悟、能力和素质，拓展人民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与空间，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走向前台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在多元互动、平等共治的国家治理主体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之治”的核心领导主体，处于中枢地位；党必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中的各种关系，科学判断国家治理面对的风险挑战，准确预测国家治理面临的形势趋势，逐步破解国家治理的突出问题，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他们的能力智慧汇聚为国家治理的共同体力量，凸显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价值。

　　中国之治的制度逻辑

　　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中国之治”的“中国之制”。“中国之治”源于“中国之制”，本质上是“制度之治”。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建设和发展了由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构成的多层次、宝塔型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涉及党的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国防、外交、祖国统一等各个方面，呈现了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宏观规划与执行机制的有机统一，立体化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证了“中国之治”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问题的政治方向，为广大人民和基层组织参与“中国之治”提供了制度根基。

　　中国之治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蕴了“中国之治”的“中国之行”。“中国之治”的成就与过程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是立足于中国实际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有具体的实践载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开辟走向完善，提供了“中国之治”丰厚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重点工作，开辟了“中国之治”的崭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折射了“中国之治”的守正创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检验了“中国之治”的展开成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积极创新国家治理的新理念与新机制，将守正的自信与改革的创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之治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明了“中国之治”的“中国之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之治”的理论源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经典作家们已经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国家消亡过程中的职能转化问题，认为 “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会自行消亡，国家职能会由阶级统治转向社会管理，“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一思想明确了“中国之治”全民参与、平等互动的内在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张力，紧随时代与实践发展的步伐，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之治”的科学理论指南。面对新时代的新方位、新矛盾、新变化，“中国之治”必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凝聚中国力量，明确中国前行的根本方向。

　　中国之治的历史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成为“中国之治”的“中国之鉴”。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政治制度下，辅之以乡绅和家族的社会管理方式以及一整套成文法体系，形成了农耕时代独特有效的治国模式和社会管理体系，构筑了古代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此过程中，封建王朝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稳定；通过文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委托管理模式，分配公共权力，形成等级秩序，汲取社会资源；通过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对古代帝王、社会民众、权力分配等问题形成价值引导与约束，构筑古代社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近代以后，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体系下的治理模式。近年来，西方多党竞争、权力制衡制度设计的弊端开始显现，政治活动常常出现互相推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低效状态和党派攻讦的混乱状态，政党以选举目标取代了表达不同意见、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西方治理中的社会紊乱和失序现象正是其制度性的危机表现。总体上，中国古代社会以德治国、民为邦本、礼法合治等思想给“中国之治”以深刻启迪，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与治理乱象又给“中国之治”以有益启示。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之治”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形成与推进的。“中国之治”的五重逻辑体现了历史传承性与时代开创性的统一，制度优势性与现实需求性的统一，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发展性的统一，呈现了“中国之治”的经验与成就，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未来与方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