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钱再见，社会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自身建设中，思想政治建设是核心和根本。换句话说，思想政治建设是带动参政党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关建设的根本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的主题是同心。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同心是源于共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思想政治认同，是在广泛的政治联盟中始终坚守的思想政治底线，是基于共同政治价值取向形塑的思想政治意识。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与执政党的政治共识是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建设、践行政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过程之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在政治方向上引领同心、增进认同，在政治文化中涵育同心、扩大共识，在政治协商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关 键 词：民主党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建设/新型政党制度/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研究”(ZK20180222)、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江苏政务诚信建设研究”(17ZZA002)和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委托项目“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研究”(18TZB002)的阶段性成果。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思想政治建设之所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建设内容和第一位的首要任务，因为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指引着行动的方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这一主题，学术界已经有一定的讨论。其中，“优良传统”说认为，民主党派思想教育内容包括：基本理论教育；基本国情教育和基本路线教育；多党合作历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最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①“意识品德”说认为，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的内容分为三方面：培育政党意识；加强政治引导；锻造优良品德。②“理论文化”说认为，从中共党建理论来看，思想路线、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都属于思想建设的范畴。同时，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时代变迁中的文化传承和精神积淀即政党文化也应属于政党思想建设的内容。③此外，还有学者将思想建设的内容归纳为理论建设、思想教育和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④“核心价值”说认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⑤本文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中，同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共识则是其核心目标。同心凝聚共识，同向形成合力，共识是团结奋进的动力。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使命意识，担负政治责任，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思想政治共识作为履职尽责工作的中心环节，才能同心同向，团结奋进，担负新时代的使命与任务。
一、同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的永恒主题
同心就是在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同心是源于共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思想政治认同，是在广泛的政治联盟中始终坚守的思想政治底线，是基于共同政治价值取向形塑的思想政治意识。
1.同心是源于共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思想政治认同
同心就是在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同心是出自内心、真心和诚心，是真心真意、诚心诚意、同心同德。⑥《周易·系辞上》就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说法。汉语中出现了同心协力、戮力同心、同心同德、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志同道合等许多推崇和肯定同心价值的成语俗语。作为“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对立面，“和衷共济”“吴越同舟”等历史典故中所蕴含的“同心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学、管理学和公共治理的理论价值。实际上，长期形成的“同心思想”和“同心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研究中共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林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斯捷潘诺娃(Galina Alekseevna Stepanova，1933-)在深入研究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形成史及社会发展基础时，发现这些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反对党。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并在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结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⑦从现实的政治实践来看，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已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不同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政治格局。民主党派与中共的长期合作中形成了政治盟友间的思想政治认同。当然，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党际关系是“友党”，而不是“同党”。在同心同向的政治文化中，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是挚友，是诤友，民主党派成员向中共建诤言，献良策，“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意见和建议总是会受到执政党的格外重视，参政党的各方面工作包括自身建设工作也会得到执政党的大力支持。201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第一款指出：“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同样高度重视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并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思想政治建设的意义、内涵、任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
2.同心是在广泛的政治联盟中坚守的思想政治底线
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对于一切违背和削弱这个思想政治基础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的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同心圆命题与理论中所谓的圆心或圆点，就是政治底线。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就是党的领导、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⑧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孙信教授在讨论统一战线同心圆命题与理论时指出，同心圆，顾名思义，只能有一个圆心。在汉语中，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在两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中，因为同心圆中有两个圆心存在，统一战线自建立之日起就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破裂。只能有一个圆心，这也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基本规律。⑨1967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莱曼·P.范·斯莱克(Lyman P.Van Slyke，中文名范力沛)在《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一书中认为，统一战线远非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次短暂联盟那么简单，它还包括中共在1945-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以及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时期只是体现为一种使党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极具灵活性的策略，而在建国之后却演变成一种更具抽象性的“思想”，其务实主义的一面大为减弱。⑩这一研究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也的确指出了统战工作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统战工作不仅需要策略甚至是艺术，而且需要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在谈到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时，范力沛指出：“这些小党派……以某种方式代表、代言或影响了几乎所有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拥有了远远超过他们实际人数的共同重要性。”针对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作用，范力沛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存在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中共接触这些特定群体或阶层将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11)范力沛的观点固然是带有偏见的，但是也的确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民主党派在中国社会中所发挥的独特和独到的作用。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中的同心只是守住政治底线，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排斥多样性，而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在多样性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3.同心是基于共同政治价值取向形塑的思想政治意识
政治主体的思想政治意识主要是指其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对于政治现象表现出的态度和评价，人们的思想政治意识是受其政治思维能力、政治环境、政治信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宣传、政治价值取向等方面因素的深刻影响的。毫无疑问，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对国家治理的有效实施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来看，风险社会、问责困境和治理失灵背景下出现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正是需要政治权威的出场并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12)从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来看，思想政治共识不仅是在政治基础上的一致性，而且也是在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方面的同向性。一致性作为多样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样性发挥正功能(positive functions)和向心力作用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中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标上的一致性，是统一战线中多样性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成员之间是平等关系，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是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13)正是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标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形塑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同心性和同向性。德国汉堡亚洲学研究所研究员海因里希-M.乌姆巴赫(Heinrich-M.Umbach，1961-)认为，民主党派在创立时是为了联手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或者说这种合作是基于自身目标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目标的同一性。(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无疑需要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和自我教育，通过深入扎实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形势政策任务学习，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进政治认同，深化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目标
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政治社会中如何形成政治共识与构建社会秩序，这是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与执政党的政治共识是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建设、践行政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过程之中的。
首先，基于政党制度中的政治理论建设形成思想政治共识。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即提及了“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概念并且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认为，“重叠共识”就是各种合理而完备的学说(reasonable and comprehensive doctrines)，如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之间，围绕政治的正义观念(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所达成的共识。(15)在罗尔斯看来，重叠共识是构建秩序良好社会的基础。“重叠共识”是罗尔斯为处理当今社会如何在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协调行动和稳定秩序的问题而提出的重要概念。……“重叠共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重要的是不仅在政治哲学中讨论“重叠共识”，而且在政治文化中寻找“重叠共识”，尤其是在政治实践中构建“重叠共识”。(16)世界上任何政党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理论和政党及政党关系理论，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根基。(17)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理论建设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着力构建不同于西方反对党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框架、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从而为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中，理论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理论是思想的先导，而思想则是行动的向导和动力，指引行动的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体系。其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只有在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理论建设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并不断扩大思想政治共识。
其次，植根政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筑牢思想政治共识。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理念、政治行为与政治社会化、个性和动机因素、政治意识与政治价值观等因素密切相关。政治社会化就是把一个自然人培养成政治人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可以传承政治文化和政治技能，学习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与政治知识、塑造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从而培养合格的公民。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1917-2014)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评这个社会，成为维护、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18)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力量，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改造方案，也是一种行动计划，它具有维护现实、批判现实以及引导人类行为的功能”。(19)2006年，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建设的灵魂工程。同样，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20)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的构成要素和政治灵魂，必然反映一个政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用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发展，是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共同历史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思想基础的客观要求，是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进步性、正确履行职能和推动共同奋进的必然选择。(21)核心价值观不仅代表了政党广大成员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普遍行为准则，而且在政党意识中处于最深层、最本质的地位。(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遵循者和实践者，因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基础，并且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意识中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生活实践中的行为准则。
第三，围绕政治生活中的协商民主实践扩大思想政治共识。长期以来，民主被简单地等同于英国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即以社会公民的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民主。(23)美国与荷兰双重国籍学者阿伦·利普哈特(Arend d’Angremond Lijphart，1936-)于1968年提出了不同于“多数民主”的协和型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也被称为结盟民主)认为，通过广泛的权力分享(powersharing)可以在分裂社会(divided societies)即多元化的社会中构建稳定的民主。从1984年到1999年，利普哈特又把协和型民主理论发展成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理论。(24)的确，向共识民主的转变甚至被认为是预示着民主化“第四波”的开端。(25)在利普哈特看来，共识民主与多数民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多数民主模式是排他的(exclusive)、竞争性的(competitive)和对抗性的(adversarial)，而共识民主模式则是以包容(inclusiveness)、交易(bargaining)和妥协(compromise)为特征的。因此，共识民主也可以被称为“谈判民主”(“negotiation democracy”)。(26)其实，“多数民主本身就是共识的政治文化的产物”，“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并不像利普哈特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27)共识民主的是与非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仅仅借鉴其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社会中基于协商民主的政治共识形成过程。协商民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人民通过广泛参与、信息共享和公开讨论的途径行使权力并达成共识的公共决策方式、公共组织形态和公共治理形式”。(28)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意味着规则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置旨在使人们广泛地参与政府，并就政府推行的政策达成普遍的一致。共识民主的要素有：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文化基础、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的政策过程、广泛而非相对多数的参与者、政策过程的协商—协调—协作原则。就此而言，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几乎满足了共识民主的所有要求和特征。(29)共识民主在中国现实政治中就是意味着通过民主协商在包容性的交往过程中、广泛性的政治参与和平等性的话语表达中求同存异进而达成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是基于同心同向的合作型政治实践而实现的，当然，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在“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中最小化了并且最终协调解决了。而基于同心同向的话语诤言则如前文所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协商过程本身也就是思想政治建设的生动实践。
三、从同心到共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政治方向上引领同心、增进认同，在政治文化中涵育同心、扩大共识，在政治协商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在政治方向上引领同心、增进认同
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领广大成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以及相关方针政策不断加强学习，强化同心意识。通过学习不断增强广大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共识和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历史，也是双方不断增强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的历史。在政治方向上，可以结合现实形势和任务，加强多党合作理论与政策的教育、本党派的党纲党章教育以及历史传统教育，培养提高党派成员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使其明确自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一员在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方面以及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中的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是现代社会中一切政党都应该履行的基本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心并不意味着同化。相反，同心也是“和而不同”，需要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理解。因此，在同心和认同的基础上，要激活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党特性，提高政党意识，为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供思想政治动力。激活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党特性，提高政党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也有利于纠正那种把中国的民主党派看成“参谋党”“建议党”甚至是“卫星党(Satellite Parties)”(30)、“花瓶党”等等错误认识。提升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党意识还须摒弃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消极影响，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点和特点，澄清对我国政党制度上的一些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自觉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美国管理学家彼得·M.圣吉(Peter M.Senge，1947-)在1990年出版的被誉为“21世纪管理圣经”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The Fifth Discipline)一书中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以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实现组织创新。学习型组织是由文化和个人心智模式决定的，建立学习型组织，就是创建一种学习沟通的文化，让个体智慧在组织中得到分享、共享，并且融会发展为组织集体的智慧。圣吉指出，“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成见，甚或图像、印象。我们通常不易察觉自己的心智模式，以及它对行为的影响。(31)美国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凯伊(Valdimer Orlando Key，Jr.，1908-1963)指出，卓越的政党组织学习的关键途径是政党和各利益集团之间以及政党内部互享信息交流和传播文化，从而有利于促进政党的生存与发展。(32)中共十八大即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政治任务。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思想政治建设应借鉴执政党建设经验努力建设学习型参政党，并且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建设学习型参政党的核心。(33)政党的学习并非只是书本上的学习，而应该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讨式学习、组织化学习和共享性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能力。(34)在构建学习型参政党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追寻共同愿景，通过团队学习，形成系统思维。基于循序渐进的学习，使党外人士深入了解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政策，从而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党协商的能力和水平。
2.在政治文化中涵育同心、扩大共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1911-2002)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认为，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35)，在他看来，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6)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推崇商量办事，讲究“和而不同”“和为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特别是同心文化、政治共识以及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本土资源。政治文化传统的传承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实现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其实就是对政治现象如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政治理念、政治意识、政治行为等的一种理性认识。换句话说，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一项“培根”的过程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确立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应有的政治理性认识、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是各民主党派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思想道德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等手段，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思想意识和理论水平、树立参政党意识和提升参政党能力的过程。其目的是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因此，要不断完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相应的政治理论体系，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形成正确的政治理性认识、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价值观念，从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3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运用文化的力量在增进民主党派对爱国主义传统、国土意识、国家至上理念、国家象征符号及礼仪庆典等的认同上下功夫。(38)基于文化问题的政治认同具有深层的影响力，实际上是使这种认同嵌入了人的存在内核。当然，思想建设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改造或思想教育，而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而且涉及政党文化建设等不同层次的内容。(39)可以说，不断完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政治理论体系，也就是要在理论上把握好多党合作的政治理论发展方向。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民主党派成员们通过网络途径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这必然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40)需要在丰富多样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中推进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只有把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适应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3.在政治协商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默·埃里克·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1892-1971)认为，政党创造了民主，除了政党之外，民主是不可想象的。(41)政党被认为是能够动员多数参与政治的一种特殊政治组织形式。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也认为，“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42)这是由政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所决定的，“政党作为政治机构的确定性特征在于，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这种联系可以细分为一系列的组合功能：目标形成；利益表达；社会化与动员；精英形成与录用。”(4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的人民民主形式。实行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是我们达成“共识”的前提。同时，民主与法治必须共同推进，不可偏废。“多样性”的民主与“一致性”的法治是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对立统一。(44)“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同样，民主党派的参政理念也是“立党为公，参政为民”。“为公”和“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政治协商的基本共识。只有在同心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汇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基本职能就在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因此，参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要紧密结合“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三大基本职能履职尽责，在发挥职能过程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使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与“善议政、建诤言、会协商”的职能要求有机结合，增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同时，也在不断提高政治责任意识和政治使命意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协商式治理(参政议政)，进行协商式监督(民主监督)，推进协商式民主(政党协商)。具体说来，一是要与参政议政相结合，增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主动性。二是要与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实际相结合，增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针对性。三是要与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效性。(45)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在同心同德同向的基础上，不断凝聚、增进和扩大共识，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汇聚力量，服务于“为公”和“为民”的使命任务和共同愿景。
四、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中，同心无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共识则是当然的核心目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才能够有正确的政治行动，有积极的政治思想才能够有积极的政治行动，有同心同德的政治思想才能够有同心同向的政治行动。
当然，同心并不意味着同化。相反，同心也是“和而不同”，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中的同心只是守住政治底线，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排斥多样性，而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在多样性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因此，同心与共识需要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理解。进一步讲，在同心、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激活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党特性，提高政党意识，为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供思想政治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政治方向上引领同心、增进思想政治认同，在政治文化中涵育同心、扩大思想政治共识，在政治协商中凝聚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大环境中，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复杂性、开放性、多样性的社会环境，面对成员结构和观念、意识的变化和复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一定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三好”(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新要求，在新型政党制度中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和责任担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新方位、新使命和着力点。
注释：
①张卫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3页。
②郑宪等：《中国参政党建设新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③任世红：《参政党建设理论的框架论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④牛旭光、桂萍：《关于参政党思想建设的一点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⑤王可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主党派思想建设中的运用》，《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⑥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统战部课题组：《新时期统一战线“同心”思想研究》，《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⑦引自黄天柱：《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学术史考察及体系构建》，《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⑧钱再见：《“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⑨孙信：《统一战线同心圆理论探讨》，《统一战线研究》2018年第3期。
⑩L.P.Van Slyke,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转引自宋其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4期。
(11)[美]范力沛：《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肖存良译，内部交流，2015年，第113、145页。另参见徐觉哉：《海外中共研究名著要览》(二)，《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12)钱再见、汪家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政治权威及其实现路径研究》，《行政论坛》2018年第3期。
(13)孙信：《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探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4)徐觉哉：《海外中共研究名著要览》(二)。
(15)J.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44.
(16)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7)王小鸿：《新型政党制度的根与魂》，《紫光阁》2018年第4期。
(18)[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的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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