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并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社会建设，是人民调解制度创新发展的新契机，为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一、人民调解的公共法律服务定位

　　人民调解制度是被誉为法治的“东方经验”，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公共服务的硬件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城市建设、高铁建设、机场建设等方面，居于“领跑者”的行列。但是，公共服务的软件领域，诸如汽车的售后服务、物业管理、小区治理、社会组织的发育、公共法律服务，等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距离。大力发展包括人民调解在内的公共法律服务，是改善民生、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如佛山市南海区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手段、方法、机制创新，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通过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衔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符合社会治理需求的大调解格局，在化解矛盾、宣传法治、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方面释放出积极的治理效能，丰富和发展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二、有效的调解需要关注每一个关键环节

　　每成功调解一起纠纷，就赢得一次民心。入情、入理、合法的调解，不仅有助于对缓和当事人的矛盾和对立情绪，促成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恢复双方之间的和睦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调解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首先，重视人民调解员的选任。人民调解员被誉为不穿法袍的 “布衣法官”，既是调解活动的主持者，也是调解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调解员队伍，对人民调解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南海区除了重视发挥金牌调解员、品牌调解室的作用，还大力培养青年人才进入调解员队伍，不断优化调解员队伍的年龄构成，同时加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奠定了人才基础。

　　其次，重视调解程序依法运行。调解开始之时，调解员要引导当事人达成关于同意调解的合意。一方面表示调解基于双方自愿，另一方面教育当事人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尤其强调双方互相尊重，调解协议一经达成，要即时履行，促使调解协议发挥良好的社会效果。

　　再次，重视对双方当事人的回访。在调解协议得到执行之后，调解员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事后回访，有助于避免矛盾再次激发，提升源头治理效能，提高调解制度的规范化水平。关注纠纷解决成效，注重书面记录回访情况，是南海区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特色。

　　三、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治”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发挥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作用。人民调解组织属于“共治”中的社会组织，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南海区的经验表明，人民调解组织致力于多样化、专业化发展，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关口前移，促进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因此，大力发展人民调解组织，能够进一步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

　　一方面，要制定一套规范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的管理制度，加强制度供给。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明确调解组织及人员管理制度、考评制度、晋升制度、激励制度等，实现对事前选任、事中监督、事后奖惩等整个环节的全覆盖，为调解组织更好履行职责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调解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智能化。在信息化时代，不仅要继续保持线下调解的优良传统，也要构建便捷、高效的线上调解平台，不断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方式方法，积极运用新手段、新方法、新载体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更好满足不同群体的调解需求。与此同时，要加快人民调解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强化人民调解大数据运用，增进调解案例、调解数据、调解专家等资源的共享，确保各种基层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使“有矛盾，找调解”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世荣

　　（本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