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未成年人问题上，我国立法需要全面转型。在理念上，对未成年人应当实行双向保护模式，既严厉打击犯罪行为，威慑不法分子，也要强化保护者的法律责任，推动主动保护。特别是在未成年人面临严重危险或者受到犯罪侵害的情形下，应明确特定责任人的特定义务。

　　近年来，屡次发生校园暴力、父母虐待和养父性侵等未成年人受害案件。笔者认为，在保护未成年人问题上，我国立法需要全面转型。在理念上，对未成年人应当实行双向保护模式，既严厉打击犯罪行为，威慑不法分子，也要强化保护者的法律责任，推动主动保护。特别是在未成年人面临严重危险或者受到犯罪侵害的情形下，应明确特定责任人的特定义务。

　　设定强制报告义务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基本没有主动报案的能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经常发生在学校或家庭等私密空间，这需要负有法定职责的未成年人保护人（下称“保护人”），如教师、医生、福利机构工作人员等，在发现侵害事实后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确立了对未成年人侵害的强制报告义务。随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如2008年的加拿大《儿童与家庭服务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报告涉及儿童色情的事项。今天，各国都在倡导“保护孩子，人人有责”的社会观念。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也逐渐从家庭为主走向社会参与，强制报告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如反家庭暴力法第14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除了对家暴的报告义务之外，各地都在尝试建立范围更广的强制报告制度。如杭州《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就要求教育、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强奸、猥亵、虐待、遗弃、暴力伤害或工伤、火灾、坠楼、溺水、中毒、自杀等非正常损伤、死亡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这些强制报告的规定，反映了我国正在与国际接轨，动用社会力量全面保护未成年人。

　　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尚存缺陷

　　目前，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范围较窄，法律效力较低，立法欠缺系统性。尤其是，强制报告制度缺乏刚性执行力。例如，反家庭暴力法虽然规定了强制报告义务，但对不履行该义务的责任人员仅是给予行政处分。强制报告制度未设定严厉责任，既没有强制色彩也不像法定义务，本质是道德要求，实践中保护人很少因未履行报告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导致该制度流于形式。例如，在2017年浙江某强奸、猥亵幼女案中，受害幼女下体撕裂、流血不止，犯罪嫌疑人先后带幼女到两家医院就诊，医生已经察觉到异常，但均以伤势过重无法医治为由让其离开而没有报警。同样，在一些幼女怀孕的案件中，老师或医生已经发现了异常，但都选择了沉默。更有甚者，母亲发现女儿被继父强奸竟息事宁人。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采用刑事责任确保强制报告义务的落实，加大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如在美国，很多州不履行报告义务属于轻罪；在一些州，如果不履行报告义务导致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报告义务，成立重罪。又如，澳大利亚北领地的《儿童与少年法》，也对不履行报告义务设定了最高6个月的监禁。又如，南非2007年《刑法修正案》暨《性侵害及相关事项法案》规定，任何公民发现儿童遭受性侵害时而不报警就要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不同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概括性报案义务，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义务应当具有实质性约束力。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为强制报告义务设定刑事责任以防其成为道德口号。

　　实现报告义务法定化和保护系统化

　　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当统一规定强制报告义务，实现报告义务的法定化。同时，为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系统化特别保护，刑法应吸收域外立法经验，增设“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罪”专章。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了“伤害未成年人罪与危害家庭罪”专章。同时，在未成年人保护专章下设立“知危不报罪”，实现报告义务的刚性化。具体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管、监护、看护、教育、救治等职责的人，明知未成年人面临严重危险或者受到犯罪侵害，而不及时报告，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知危不报罪”将未成年人保护升级

　　第一，“知危不报罪”是“见危不救罪”的核心诉求。在2011年“佛山小悦悦案”中，18名路人漠视被车辆碾压的小悦悦，没有一人伸出援手或报警。类似案件常引发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呼声，但由于担心刑法的泛道德化等因素，我国并未设立此罪。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很多国家规定了见危不救罪，如《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见危不救罪是文明社会的人性需要，虽然我国犯罪圈较窄，很难整体设立见危不救罪，但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可以先通过“保护孩子”这一最低目标而落地。

　　第二，设立“知危不报罪”符合我国的立法价值。为了保护学生利益，我国刑法规定了对教育设施危险的强制报告义务，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构成“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刑法已经肯定了教育领域的“知危不报罪”，明知校舍有危险而不报告可以构成犯罪，那么，明知未成年人有其他严重危险（如被犯罪侵害）而不报告也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第三，设置“知危不报罪”可以回应其他法律的要求，弥补法律漏洞。我国的一些行业法律规定了知危不报应承担刑事责任，如执业医师法第37条规定，医师对于“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医师单纯不报告，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包庇罪，更无法按照共犯处理。只有增设相应的行政犯，才能回应类似行业法的强制要求。

　　（二）增设“知危不报罪”不违反刑法谦抑性

　　“知危不报罪”是义务犯，为了防止刑法滥用，现代刑法对纯正不作为犯持警惕态度。但是，只要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就不会出现刑罚权滥用的情形。具体而言：一是将犯罪主体限缩为有法定职责的保护人，只限于工作期间的少管所、学校、医院、福利院等的工作人员，即让保护人承担法定义务，让一般人承担道德义务。与其他国家（如南非）相比，这样设定犯罪主体就大大缩小了处罚范围。二是将报告的情形限缩为“未成年人面临严重危险或者受到犯罪侵害”。刑法干涉的危险需要达到一定程度，“严重危险”是对未成年人有重伤、死亡或遭受严重暴力的危险，保护人不报告一般性危险（如轻度校园暴力），应当受行政处分而不能动用刑罚。同样，“犯罪侵害”也不包括违法侵害，如教师发现期末考试后学生身上出现了淤青（非长期性）而不报告，由于达不到虐待罪的程度，也不能动用刑罚。三是主观需要“明知”而排除了“应当知道”。司法实践经常把“应当知道”推定为“明知”，进而扩大处罚范围。未成年人基于害怕或无知等原因经常隐瞒自己的被害事实，例如，受害人对老师撒谎将家暴伤痕说成摔伤，幼女怀孕但欺骗医生已满14周岁或者将原因说成与同学早恋，保护人“应知”但因疏忽大意而未报告的，可能受行政处分，但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四是入罪门槛需要“情节恶劣”。情节犯的立法模式大大缩小了“知危不报罪”这一义务犯的打击范围，保护人未履行报告义务但情节不严重，只适用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即可。“情节恶劣”包括导致未成年人重伤或死亡、再次受到犯罪侵害、刑事案件证据灭失以及多次不报告等。五是本罪法定刑较轻。刑法不能要求保护人承担无限义务，该罪的目的不是大规模严厉处罚保护人，而是进行价值宣告，警示、敦促保护人积极履行报告义务，预防未成年人受害。

　　（三）“知危不报罪”可以弥补其他罪名的打击盲区。“知危不报罪”是兜底性罪名，可以弥补其他罪名保护未成年人的不足之处。比如，弥补包庇罪的不足。包庇罪也可以打击一些保护人不报告的严重情形，例如，孩子因严重校园欺凌入院而老师却告知警方“孩子是做游戏摔伤的”，医生明知幼女被性侵仍在病历上写道“外阴因骑车造成擦伤”。但是，认定包庇罪需要保护人有做假证明的积极行为，无法评价单纯不报告的消极行为，这就需要“知危不报罪”弥补漏洞，等等。

　　总之，仅靠家庭保护未成年人会出现严重漏洞，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趋势下，我国应当进一步强化国家亲权，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像保护天使一样保护孩子。只有保护人认真履职，各方力量全面参与，才能打造出儿童快乐成长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