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连体婴儿的父母为科索沃难民，居住在马耳他。父亲44岁，母亲34岁，结婚2年，无子女。生活不易，父亲无业，失业达8年之久。母亲能找到工作，但因怀孕终止了工作。收入微薄，勉强度日。怀孕四月后，超声波扫描发现母亲怀有双胞胎，而且是连体。医生曾经在英国曼彻斯特圣玛丽医院实习过，他建议他们去英国治疗。

马耳他与英国有协议，可以送一定数量的病人去英国就诊，但是，夫妻俩的难民身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由于本地医院无法治疗连体婴儿，地方政府出钱让母亲去英国，父亲也想办法跟随。再次磁共振扫描后，父母的个人陈述称：医生认定婴儿过小，难以存活，其中小的那个难以活着出生。在其家乡，终止妊娠是违法行为。到英国后，得知特殊情况下，可以终止妊娠。但是，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强烈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权利。上帝让母亲怀上了双胞胎，上帝的旨意让双胞胎一直活着、继续前行，以及在第一个7天里保持发育。妇产医生的说法是：为了尊重夫妻俩的意愿，尽量不予人工干涉。到妊娠第42周的时候，才给母亲剖腹产。2000年8月8日，双胞胎出生，联合重量为6公斤。出生后立即送进急救室。大一点的婴儿代码名为朱迪，有啼哭充满活力，呼吸进食正常；小一点的婴儿代码为玛丽，情况较糟，上氧气面罩，通气僵硬，听不到空气进入，无胸动或呼吸的声音。一小时后无进展，胎儿扫描显示，胸部有大量积水，估计是在肺部。心脏超大，不能自主呼吸。

双胞胎外表上盆骨连体，各有四肢。内在里，每个婴儿有自己的大脑、肺、肝和肾。唯一共有的器官是大膀胱，主要处于朱迪腹部，但是通过两个独立的尿道自由贯通。医生给出的关键解剖学事实是：朱迪的主动脉供养玛丽的主动脉，动脉循环从朱迪流向玛丽。静脉则从玛丽返回朱迪。

朱迪9天后的医生诊断是，她有解剖学意义上的正常的大脑、心、肺和肝。肠、脊椎、肾，都属正常。下肢大致正常。神经方面，她有多种神经反应，属于正常。智力方面，她有正常的大脑和智力，能指望正常工作。三周后，她有正常的反应和正常的发育，唯一不足的是她要供养她的妹妹玛丽。朱迪心脏保持稳定，显示能与环境合拍。

但是，玛丽的情况不乐观。在三个关键期，她的情况严重不正常。首先，她有一个发育不善的原始大脑。发展迟缓，认知困难，可能会发展为脑积水，导致损害，最后有可能心脏病和癫痫并发。其次，她的心脏超大，功能虚弱，泵送无力。第三，肺部组织缺少功能机理，不能自主呼吸呼出空气。心、肺和大脑的残缺，使得玛丽不能独立存活，只能借朱迪的供养维持。

（二）

基于连体双胞胎的情况，医生给出了三个方案。其一，永久性连体。不做手术，维持现状。潜在正常的朱迪携带着不正常的玛丽。朱迪不能行走和正坐。高强度的心脏输出，可能导致她在几周或者几月内死亡。如果供血不足，那么重要器官和肾脏将无力工作，大脑缺血缺氧会导致两个婴儿均告死亡。其二，有选择性的分离手术。让玛丽死亡，就会使朱迪获得独立的、长久的和良好的生活机会。她能无须辅助和相对正常的独立行走。分离手术可以使朱迪参与与她年龄和发育匹配的正常生活。其三，半紧急／紧急分离手术。如果玛丽突发状况而死亡，那么紧急手术会对朱迪带来灾难，威胁她的生存。与选择性手术比较而言，选择性手术的死亡率为6%，紧急手术的致死率为60%。对于玛丽来说，分离手术意味着死亡。比较而言，医生更倾向于选择性手术。

连体双胞胎所涉及的法律和伦理困境，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本案中，父母不愿意做分离手术，医生和医疗机构则倾向做分离手术。医院向法院申请执行令，希望通过法院裁决给连体婴儿做分离手术。

父母提供的陈情书说，他们首先感谢医护人员提供的治疗，也感谢英国政府的帮助，但是，不能接受死亡一个孩子来挽救另外一个孩子。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意志，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权利，不能杀一个女儿来救另外一个女儿。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手术后朱迪活下来，她也需要特殊的看护和治疗。朱迪要去英国接受治疗，他们两人无力承担，也不知道政府是否愿意支付费用。父母难以下此决心。不过，父母愿意接受英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同意法院对此作出裁决。

（三）

高等法院于8月18日按照1989年儿童法案发布传票，称：如果未成年人不能给出有效的同意，而且父母又拒绝给出同意书，那么为了孩子的最佳利益，第一，实施不分离朱迪和玛丽的手术，第二，实施紧急的分离手术，第三，实施选择性的分离手术，都是合法的。

约翰森法官一审独立裁决，他认定朱迪应当过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手术意味着朱迪的生，玛丽的死，但是，朱迪值得拥有同类儿童品质的生活。他将孩子的福利当作最高准则。他尊重孩子的父母，但是，此种情况下，孩子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一个自由社会追求的目标。就朱迪和玛丽而言，法官说他应该做出平衡。是让朱迪过上正常的生活，还是延长玛丽几个月的生命，他得进行利益的权衡。玛丽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同情归同情，同情不能改变她的结局。即使不做分离手术，她也只能存活几个月。法官说，在听证会上他咨询过医疗顾问和儿科大夫，他们的说法是，玛丽不能哭，她没有肺器官去哭泣。

法官说，分离手术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积极行为导致玛丽的死亡。法律上无法避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嫌疑。医生的解释是，朱迪可以被看作是玛丽的生命维持器，分离手术实质上是切断了玛丽的生命维持机。但是，法官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宁愿看作是，玛丽的死亡是中断和撤回从朱迪那里吸取的血液供应。这样理解的话，手术不再是积极的作为，因此合法。法官作出了同意分离手术的判定。

父母不同意初审法官的判决理由，提起了上诉。上诉法官们分别从医疗法、家庭法和人权法做出了分析。主审法官沃德称，按照医疗法，基本的原则是，未经过本人同意在他或者她身上手术，是违法行为，这既是刑法上的伤害，也是侵权法上的人身侵害。每个成年人都有健全的脑子，有权决定对他自己的身体作出决策。对于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则适用普通法上的紧急避险的原则。紧急避险可以使非法行为合法化。对于未成年儿童，则适用代理人同意的原则。按照1989年儿童法案，父母已婚，父母行使代理权；父母未婚，母亲行使。

如果父母代理权与未成年孩子最佳利益不符，那么就要寻找新的处理。按照普通法，法律从来不将父母的权利视为至高无上，或者超越必要的审查和控制。对父母代理权的否决权，由法院掌握。任何人有利害关系，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交法院，由法院决定。

按照家庭法，父母监护权是第一位的。但是，为了未成年孩子的最佳利益，也同意法院行使否决权。其中，孩子的福利是法院最高的需要考量的因素。上诉审中，提出的问题是，其一，朱迪与玛丽的分离，是朱迪的最佳利益吗？其二，玛丽与朱迪的分离，是玛丽的最佳利益吗？其三，如果利益发生冲突，法院就要平衡双方的利益，允许一方的利益优先于另外一方的利益。第四，如果优先利益是做分离手术，那么如何手术才合法。

预设的问题是，连体的两人，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人吗？法官说，对此并无一致的意见。但是，所有当事人，以及相关医学人士比如产科医生、妇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心脏病学家等都认定两人的个体性，“尽管双胞胎有共同的一些组织，但是他们各有独立的心脏、大脑，因此医学上讲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对于朱迪来说，分离手术无疑是最佳价值的，因为生命可以从几个月延长到正常的生命期望值。即使手术可能带来脑损伤，也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她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膀胱，最坏的结果只是戴一个结肠造口袋。手术成功，她还能有正常的性功能。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神圣性，都让分离手术给朱迪带来最佳利益。

对于玛丽来说，是否有最佳利益是个难题。上诉法官说，分离手术导致玛丽的死亡，不可能促进玛丽的最佳利益。除非适用安乐死的分析，一个晚期病人生不如死的时候，结束她的生命也许是最佳选择。即使是按照罗马天主教的道德神学，过度治疗会导致身体痛苦、精神折磨、社会隔离和财力支出，因此拒绝治疗也具有正当性。治疗的价值与生命的价值不等同，生命无价，治疗则可以取舍。法官说，虽然手术对玛丽无利，这情形叫人绝望，但是，她的生命仍然不可减损、充满了尊严。

最后，法官将朱迪和玛丽的利益进行平衡。法官说，手术能给朱迪带来全新的生命，却给玛丽带来了死亡，但是，法官还是将天平倾斜给了朱迪。他说他不是平衡生命的质量，而是更看重生命的潜在价值。玛丽靠朱迪生存，她实质是在吞噬朱迪的生命之血。朱迪活，玛丽才能活。玛丽的寄生生活是朱迪死亡的原因。法官假设，如果朱迪能说话，她肯定会说，“停下来，玛丽，你在谋杀我”。玛丽将无言以对。法官说，在我的公平和正义的天平上，结论是医生能够帮助朱迪，帮助不了玛丽。法官的结论是，同意医院进行分离手术。

手术后，玛丽死了，朱迪活了下来。全家回到马耳他生活。15年后，朱迪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想成为一名医生，这样就可以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