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人类文化传统中存在相当丰富的艺术图像。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正是从古老的艺术品中——建筑、碑刻、神像、雕塑、壁画、金银器、钱币等——猜想、推论和解读古文明的密码和讯息。这些艺术图像与文字文献一样，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表达。本版特开辟“法律思想与艺术图像”专栏，该栏目以这些艺术图像为主体，通过借鉴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开创的艺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图像中的法律主题及其蕴含的历史和思想。欢迎赐稿，敬请关注。

达维德画作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作，是法国画家达维德的作品，它创作于1787年。1787年，法国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君主制受到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冲击，摇摇欲坠。新古典主义美学，借用古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以回应这一时期思想和政治的变革，达维德正是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在达维德的画作主题中，苏格拉底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角，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然， 我们知道，画作主题并不是达维德选择的，而是法国议会的一名律师委托其绘制，然而，达维德为这一历史事件注入了新时代色彩的解读。

艺术史资料对达维德以及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一致评述是，这些创作的动因，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宣传某种道德。我们也可以比较达维德的一系列其他的画作确认这一点。他创作于1785 年的《贺拉斯兄弟之誓》、于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数周后在沙龙展出的《侍从奉还布鲁图斯其子的尸体》、为纪念马拉创作的《马拉之死》，这些作品一致地表达了勇敢与牺牲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正是法国革命运动所倡导的道德思想。达维德本身也是革命派，他是国民议会的成员，并且在拿破仑执政后，成功地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

达维德画作《苏格拉底之死》，描述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的情节。黑色背景下，身穿白袍的苏格拉底坐在光亮处，身边围绕着他的弟子、朋友，多是悲伤的神色。苏格拉底面容平静，右手伸向装有毒药的杯子，左臂弯曲指向天空，意喻他为了单纯的、绝对的理念，可以平静的、从容的接受死亡。苏格拉底向上的手指仿佛点亮了黑暗、恐怖、冷峻的牢狱，在众人的悲伤中，临终的苏格拉底平静之中仿佛饱含着激情。

关于苏格拉底形象的解读，“最善良、最正直、最智慧的第一哲人”的形象，“殉道者”的形象，都源于柏拉图所讲述的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所相信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就义当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在场，达维德的画作中却出现了柏拉图的形象：他身穿白袍，端坐在苏格拉底床尾，低头沉思。达维德在柏拉图身下的石凳上签名，解释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柏拉图。达维德把柏拉图画得和苏格拉底一样大，而不是像实际那样比苏格拉底小约30岁，而且，让柏拉图穿上与苏格拉底同样的白色袍子。

这些构思，并不是达维德的误读，恰恰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并且深刻地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关系的理解和构思。达维德想要传达的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师承关系，同样的年纪和服饰，给予学生同他的老师一样的权威。除了晚年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柏拉图其他24部对话集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我们已经难以分清，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讲述，到底是他的思想，还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留下了三句格言，“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以及图中所绘的，也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去践行的 “守法即正义”。将苏格拉底作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典范，好像为我们理解苏格拉底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感性的层面，革命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为信念流血牺牲。不过我们也需要细细分辨一下，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法律事件，苏格拉底的死，与革命者献身、牺牲是同样的意思吗？辨析这个问题，理解画作中苏格拉底的形象，需要我们回到历史。

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天，诗人迈雷托士、修辞学家赖垦、复辟民主政府中的政治家安匿托士控诉苏格拉底慢神和蛊惑青年。苏格拉底辩护自己没有，但陪审团仍以280票对220票，宣告年已70岁的苏格拉底有罪。审判官采用原告提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是枉死的。柏拉图在《游叙弗伦》中记述了苏格拉底受审前，与宗教家游叙佛伦的一番谈话。游叙弗伦因家仆的意外死亡，控告他的父亲慢神，苏格拉底就向他讨教什么是敬神，什么是慢神。但游叙弗伦的回答却表明，他其实并不明了敬与慢的本质。雅典的宗教家尚且不明了敬神、慢神的本质，雅典普通民众却认定了苏格拉底慢神的罪名。

相反，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中，苏格拉底常常献祭，常常说是神明指教了他，说人是神预想的对象，人应当了解自己认识的局限，不要夸耀，因为最有智慧的当属神。苏格拉底说，他不曾是任何人的老师，不曾传授任何人知识，他只是像马虻粘在马上，刺激懒惰、迟钝、肥大的马，就像唤醒昏昏沉沉生活中的人，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神赋予自己的使命。

至于苏格拉底蛊惑青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罪名实际出于政治目的。公元前406年，雅典对没有出手援救生还者的海战指挥官予以审判，苏格拉底作为元老委员会成员，是唯一坚决反对不依法律而采用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体审判的人。受他影响的朋友，有一些是反对民主政体的人，这些人参与了公元前404年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运动，其中包括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但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参与三十僭主的任何政治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也在多处文献中（包括《会饮》、《斐德罗》），向世人说明，阿尔西比亚德的妄为与苏格拉底没有关系。

苏格拉底并没有犯罪，法律却判他有罪。行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已经为他打通关节，劝他逃走。苏格拉底却谢绝了，他拒绝逃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正义”的思考。苏格拉底说，他一生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正义；未经雅典人释放，擅自逃脱是践踏和毁坏法律，是不正义；不可以以错换错，以恶报恶，他要言行一致，践行正义。

在就义的当天，苏格拉底与门徒最后的谈话，仍然围绕“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说，他相信有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只有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才能寻找单纯的、绝对的实质。如何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呢？当灵魂凭肉体观察的时候，就会带入变化无定的境界，迷失方向；而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因此，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就得甩掉肉体，用灵魂观看。那么，我们要求的智慧，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

苏格拉底因为守法而死，但却是为了求得正义。为了求得正义而“服从”哪怕是不正义的法律，苏格拉底的就义和革命者的就义（那种为实现正义而“颠覆”旧秩序的行为）其实是不同的意思。

哲学王的献身与革命者的献身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对于什么是正义的思考，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存在于“主体”之中，有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是城邦内在的秩序，是由个体之间的优化组合构成的秩序。一个人的正义，也是人的内在秩序，即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就是个人的正义的状态。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具有对称性。个人的正义得益于理性的控制， 城邦的正义也是如此。然而在现实中，每个人不会天然地认识自我，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因此，城邦正义的实现需要内在的某种控制力，正像个体灵魂中的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一样。柏拉图在这里引入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哲学王应当承担实现城邦整体正义的责任。

理想国的统治者应当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将城邦带向正义、善和理想。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哲学家通过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够看到“可见的世界”，而且可以看到“可知的世界”；而普通人只能通过感官感知“可见的世界”。柏拉图所说的“可见的世界”就是洞穴之中的世界；“可知的世界”是洞穴之外的世界，哲学家就是从洞穴中逃出来的那些人，他在太阳下闯荡，逐渐获得了理念世界中的真理。

他本不必重回洞穴，但是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是个保持纯真的初心、忘我执着的人。他回想起当初的穴居、那时候的智力水平、禁锢中的伙伴，于是凭着单纯的自我庆幸和为伙伴们的遗憾，仍然回到了洞穴。他讲述的外面世界的故事受到了嘲笑，被视为一个破坏现有秩序的怪人，被同伴杀掉。

如果说革命是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那么洞穴哲学家的献身，同革命者一样，目的在于将旧秩序中受桎梏的人带出，进入新的、真实的、善的世界。

柏拉图在讲述那个重回洞穴、失败了、被杀掉的哲学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死去的老师苏格拉底。摆脱桎梏的哲学家本不必重回洞穴，他重回洞穴是为了拯救被囚禁的同伴。不是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愿意承担这种的责任：“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良善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大部分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但是，作为王的哲学家，需要某种为了整体而自我牺牲的责任。

洞穴版哲学王的统治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王统治的实现需要理性的土壤。哲学王的统治不是“管理”现实世界，而是带领成员们走出洞穴，超越现实， 去“观看”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只有那时，人们才会相信哲学家，服从他的带引。

同洞穴故事一样，我们不应当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解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不应当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理解为“人治”。哲学王同样是一个比喻，是城邦的理性的化身。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囚徒走出洞穴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人人具备理性的世界。要人人具备理性，需要哲学王（理性）的教化和引领，因为他能够带来真实的认知和自由。在那个时候，当人人站在太阳下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的时候，就是哲学王统治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哲学王的统治，就是理性的统治。

在这个层面上看，苏格拉底的死具有革命的意义，具有宗教的救赎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将哲学家献身、苏格拉底之死的正义，理解为个体为群体牺牲的正义。城邦正义的实现，依赖于通过哲学王“唤醒”的个体正义的实现。如前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不是“关系”之中正义，而是主体内在的秩序；通过理性得出的是非判断，是对“事”的正义，而不是对“人”的正义。哲学家的献身，根本原因仍然出于哲学家自身，他为了践行“知识和信念”。

有人说，晚年的柏拉图因为叙拉古的政治失败，放弃了理想国、哲学王的构想，开始认识到法律在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将哲学王的统治现实化为法律的统治，从“人治”发展为“法治”。然而，通过我们对苏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图正义学说的解读，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柏拉图学说的一致性，也看到了《理想国》中西方法治的萌芽。它不是如何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那些规范和原则，而是构成西方法治传统——相信存在高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有通过理性能够看见，它能够帮助人识别现实世界；强调人和国家的正义内在于主体自身，而不是关系之中；人对正义之事的执着，表现为那种从世俗桎梏中解放，进入理念中的世界，陷入的“巴库斯的沉醉”而忘我，是自我从旧秩序中走出，通过理念建立新秩序的“自我的革命”。

（作者单位：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