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能够唤起人们不断地思考。《罗生门》虽然是日本导演黑泽明先生1950年的作品，却在现当代的语境下被一再地提及，罗生门已然成为每个人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编织谎言，使得事实真相扑朔迷离的代名词。然而，现代人重新思考《罗生门》，自是会代入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势和生活实践样态，从而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无论是《罗生门》的原作者芥川龙之介，还是编剧黑泽明和桥本忍，法律都不是他们考虑的方面，但是从法律的视角出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罗生门》的一个有趣的角度和解读的方法。

复调叙事中的重叠事实

复调叙事是《罗生门》中叙事结构的重要特点，现已成为诸多电影采用的经典叙事方式之一。如2020年的主旋律影片《金刚川》就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不同的是《金刚川》是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拼凑出一个故事的全部真相，而《罗生门》是四重叙事讲了一个故事的四个版本。

法律人的思维习惯天然地会关注《罗生门》四重叙事的重叠方面，因为这种重叠很可能形成事实链条，成为展开法律分析的前提。强盗、武士及其妻子、樵夫的叙事中都含有这些公共的方面：强盗多襄丸在路边窥见武士妻子真砂的美貌，遂起了歹意，谎称自己发现了一批古墓宝剑，把武士诱骗到竹林中，偷袭了武士并将他捆绑起来，又谎称武士突发疾病，将真砂诱至丛林深处，当着武士的面强奸了真砂。也就是说四重叙事的前半部分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故事的后半部分。多襄丸的版本中，自己主动解开了武士绳索，和武士经过激烈的决斗并最终将武士刺于剑下。真砂的版本中，在多襄丸离开之后，真砂难以获得武士的谅解，出于羞愧用匕首误杀了武士。借女巫鬼神附体说出的武士版本中，他出于武士的荣耀兑现武士道精神而选择了自杀。樵夫的叙事是解构的叙事，解构了强盗的凶猛、妻子的愧疚、武士的荣耀，展现一个丑陋、猥琐的决斗过程，最终强盗侥幸杀害了武士。

从四重叙事的重叠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强盗是故事情节的主要推动者，也不得不承认强盗所具有的“智慧”（诱骗技术）、“果敢”（想到即可以做到）、“担当”（最后敢于承担责任）等等，强盗的形象竟然高大了起来。反面来看，多襄丸的虚伪相比较而言也更少一些，甚至有几分真实和可爱，如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对真砂的真情告白等等。在另一个旁观者浪人口中，说起多襄丸的事迹多少流露出一丝羡慕。作为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强盗竟然没有受到多少谴责，这或许是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等所要描绘那个苦难时代的重要特点。

法官如何破解事实谜团

如果转换视角，遇到这样扑朔迷离的事实，法官该怎么办？表面上千头万绪，不过，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人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魔鬼都隐藏在细节当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武士到底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是被什么凶器杀死的？在强盗和樵夫那里，是被长剑杀死的，在武士和真砂的版本中是被匕首杀死的，这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被长剑和匕首所杀，伤口一定不一样，自杀和他杀，伤口的角度、幅度也会有很大差别，这些可以成为判定谁在说谎的关键方面。

首先可以排除的叙事可能是武士的叙事，什么神鬼附体的断不可信。四重叙事中，也只有武士的叙事中是自杀，难以印证，从痕迹鉴定上看，现场打斗痕迹的宽广范围等方面，也足以表明很可能存在一个决斗的过程。其次可以排除的叙事可能是真砂的叙事，一是真砂在描述自己杀武士的过程时语焉不详，而且她杀武士的动机也有点可疑。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深厚影响，夫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妻子要杀丈夫可能需要更强的动机，丈夫一个轻蔑的眼神就可以成为妻子杀死丈夫的动机，似乎不太可能。

强盗的叙事和樵夫的叙事重叠的部分最多，如武士都是被长剑杀死的，都经历过一个决斗的过程，尽管决斗过程的描述迥异，但总归都是强盗最后杀了武士。如果和前面的死者尸体检验和痕迹鉴定相互吻合，法官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定并不是件难事。但这也需要在一些前提的基础上：如樵夫是否说谎，因为樵夫偷拿了匕首，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才说是用长剑杀死的；法官是否能发现樵夫目睹了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等等。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现代视角，这个案件依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罗生门》总归不是精致的悬疑影片，不能用悬疑的方式理解《罗生门》。

日本文化的“耻感”显现

法律视角中还可以探得一些被遮蔽的有趣方面。从理性人假设出发，一个可能被定罪的犯罪嫌疑人最常考虑的是怎样规避法律的处罚。然而，无论是在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三重叙事，还是黑泽明电影当中的四重叙事，都看不到犯罪嫌疑人规避责任的尝试。看到的是武士主动承担强奸杀人的责任，甚至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看到的是真砂承认自己杀了丈夫；甚至武士自己说从某种层度上可以原谅强盗，因为强盗重新解开了他的绳索，把真砂交付于他处置……

二战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在《菊与刀》中对日本的国民性问题作出了一段有名的分析，她认为，西方文化受到基督教影响，可以称之为“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靠它发展良心。这和日本的“耻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的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日本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核心，所以其他群体都需要迎合日本社会所具有的这一品性。虽然本尼迪克特的主张受到了多方批评，如日本是否存在统一的国民性，是否存在一致的文化模式，本氏对日本文化的认知所基于的细节是否存在诸多错误等等。但是，“罪感文化”正契合了像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这样的日本文化人的国民性想象。《罗生门》中，因为“耻感”，强盗要掩饰自己的怯懦和拙劣的武艺；因为“耻感”，真砂才会声称自己杀了武士；因为“耻感”，武士才会自杀。

黑泽明曾说，“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人死了，他也不放弃虚饰，可见人的罪孽何等之深。这是一幅描绘人与生俱来的罪孽、人难以更改的本性，展示人的利己之心奇妙的画卷——如果把焦点集中在人心之不可理解这一点上来读它，那么，我认为就容易理解这个剧本了。”然而，剧本本身可能比黑泽明更聪明，突破“耻感”、放弃虚饰、摘下面具，从生活的自我表演中挣脱，回归最真实存在的人类本性，也可以成为《罗生门》的反思方向。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