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有分级处遇制度的不足，司法机关在设计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具体内容时，应充分考虑制度的功能、类型、接受程度及改革方向等具体内容。

　　□检察机关更要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在引入司法社工参与矫治罪错未成年人工作时，开展有计划、分步骤的岗前培训，帮助司法社工提升法学素养，提高专业水平。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将部分罪错未成年人送入观护站实施帮教，并根据观护站的考评意见，作出最终司法处理。

　　近年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律规制及实务应对措施的相对不足。我国对于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管制方式存在“偏轻或偏重”情况，无中间性干预措施的缓冲，要么过于放任，要么过于严厉，两极化处遇反而可能加剧罪错未成年人与社会的进一步对立。

　　我国现有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存在以下困境。一是无统一的立法。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规定散见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因这几部法律的性质不同，故各种措施之间亦缺乏有效对接。二是无专门的机构。承担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机构众多，却没有负责此项工作的专门机构。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能分工和具体措施的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机构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各行其是，从而出现预防工作重复或无人负责的局面。三是目前分级干预措施尚未发挥应有作用。刑事手段操作简单，但教育、感化、挽救效果不佳；非刑事手段措施存在“空转”问题，如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难以保证效果、治安处罚缺乏强制力和有效性、专门矫治教育缺乏适用标准及操作程序、专门学校逐渐萎缩等等。

　　面对现有分级处遇制度的不足，司法机关在设计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具体内容时，应充分考虑制度的功能、类型、接受程度及改革方向等具体内容。

　　在宏观制度的构建上，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多种处遇措施，但在具体执行层面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参照国外法制建设和相关立法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一部比较完备，包括广泛的处理范围、多样的处理方法、相称的处理程序等在内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并依照这一思想构建一系列罪错未成年人处遇制度体系。加快未成年人立法步伐，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可以制定《少年案件处理法》《少年保安处分法》等等。

　　二是建立专门机构。从国家层面设置实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的专门机构。专门机构要负责统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民政、妇联、团委、少工委等部门及吸收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共同负责具体处遇措施的评估、适用、监督，不同措施的转化、解除等工作。

　　三是加强社会化建设。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价值追求是要推行处遇社会化，通过开放性的社区，尽可能不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比如可以采取保护管束、训诫、恢复性社会劳动等形式，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旨在通过社会服务的形式使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培养责任与自由意识，对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服务等易流于形式，缺乏规制，故应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力量的配套衔接机制，积极引入专业社工队伍，厘清边界，密切衔接，真正实现“专业的归专业，社会的归社会”。检察机关更要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在引入司法社工参与矫治罪错未成年人工作时，开展有计划、分步骤的岗前培训，帮助司法社工提升法学素养，提高专业水平。同时，要多方协作形成合力，利用检校、检团等良好协作关系，共建多方合作培育培训机制，并联合相关部门、社工机构代表等，研究制定有关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工作指引和标准，积极推动完善社工服务绩效管理，提高司法服务质效。使司法社工在心理咨询、法律援助、亲职教育、就业指导等方面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合理干预和有效教育。

　　从具体处遇措施上来讲，结合基层司法实践，以下几个措施值得推广及借鉴：

　　一是开展检察训诫。未成年人案件检察训诫制度，是检察机关依据刑法第37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的规定，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时，对于存在心理偏差、认知偏差、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以书面或口头方式，依法开展批评、教育、告诫等相关工作，对未成年人进行纠偏、矫正的非刑罚处置措施，以实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江苏省检察院于2018年9月27日出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工作规程》，设置专章规定了“检察训诫”，明确适用范围、参加人员、训诫方式、时间和程序等内容。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后再次总结提炼，于2020年3月27日制定《江苏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训诫工作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拓展训诫范围、细化工作流程，全面规范训诫制度，增强工作规范性和仪式感，提高训诫工作成效。

　　二是推广社会观护站。罪错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是指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由检察机关将部分罪错未成年人送入观护站对他们进行帮教，并根据观护站的考评意见，作为最终处理的一项重要依据。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风险评估，符合条件的，作出观护决定，签订《观护帮教协议》；由检察人员和社区干部、志愿者担任观护人员，在开展法治教育的同时，用社会关怀温暖幼小心灵，为罪错未成年人构筑成长平台。例如，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早在2006年就联合该市青阳街道富华社区创立“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站”，以罪错未成年人为对象，聘请相关人员和志愿者为辅助力量，主要帮教措施包括心理疏导、社会实践、观摩庭审、就业指导、撰写心得等多种方式。运行15年来，至今无一人妨碍诉讼，无一人再次违法犯罪，所有观护对象均复学、就业，顺利回归社会。建立观护站，开展观护工作，进一步整合了各方资源，充分发挥了街道、社区的作用，使社会工作的内涵不断深化。观护工作虽然既不能取代法律和行政的力量，也不能代替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关爱，却是法律和行政手段的补充，是学校教育和家庭关爱的延伸。观护工作从心理、法律意识、家庭关系、人格塑造、生存技能、社会责任、人际沟通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对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挽救和改造，为他们重返社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也有利于重新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

　　三是探索社区网格化管控。有些地区探索在辖区范围内试点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引入检察官、社区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司法社工、志愿者团队组成专业团队进行分级干预，由公安机关建立触法未成年人数据库，根据违法次数、违法情形划分不同风险等级，公安机关同步通报触法未成年人，干预团队制定帮教计划，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网格化监管，探索建立检察训诫、公益服务、心理疏导、亲职教育、就业培训、法治教育等多方面的干预措施。

　　四是赋予学校惩戒权。可参照美国在中小学校校园设置校园警察，一方面通过扮演教育者、法律顾问、执法人员三重身份，维护校园秩序稳定，预防校园违法犯罪，帮助不良行为少年；另一方面可以震慑外来力量试图染指校园，污染未成年人。最为关键的是，赋予学校以及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增强对不良行为少年的管教刚性，尤其是明确教师的权威，赋予惩戒权，改变当下中小学教师对严重不良行为少年不敢管、管不了的状况。建议通过完善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学校管制制度，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明确具有哪些惩戒权，如何行使，并确定行使程序，保障惩戒权的合理使用，同时预防滥用，提高学校和教师进行教育矫正的权威性。

　　五是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美国犯罪学家赫希认为，少年如果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受到削弱，那么其实施不法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明显增加，反之就会明显降低。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的责任，提高监护能力，监督其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监管。强制亲职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罪错未成年人的父母正确履行教养职责，学习职责履行的方法，通过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加强对家庭的保护，对不良行为的矫治和预防。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不当管教、疏于管教或者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行为后果加剧的，司法机关应当责令其接受亲职教育，比如检察机关可以通过邀请专业老师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开展教育，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文明教育子女的能力，抚育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作者为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