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再讲一讲我归纳的佟柔教授给我留下的精神遗产：一是民法的学科阵地；二是佟柔先生的治学精神；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

江平老师在一篇纪念佟老师的文章里这样说，“应该公正客观地说，建国47年来，民法和民法学在最困难的法律虚无主义横行年代中，香火未绝，烟缕未断，佟柔先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长期以来民法是不受重视的，有一段时间还要取消民法。直到最近，我在协助中央电视台做法律纪录片节目的时候，一些编导也认为民法就是婆婆妈妈，结婚离婚、遗产继承、买房子卖房子、物业、车位这些琐事，这种看法相当片面。他们不了解民法调整市民社会的历史。从罗马法到现代整个历史看，咱们的民法是有力量的。我去年到台湾访问，遇到台湾的一个法律史专家黄源胜教授，他对我说，说句老实话，实际上三民主义统一不了中国，但是民法能统一中国。我也引申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大概幸福的私法（民法）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公法（比如宪法、刑法）就各有各的不幸。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新宝老师和姚辉老师的神态，他们看上去好像比我熟悉的锦光先生和京平先生显得幸福一些（听众笑）。民法尽管走过的路非常曲折和艰苦，但是由于佟柔先生这老一代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扛住了旗子，为我们保留了阵地。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民法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二是佟柔先生的治学精神。佟柔先生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教条。我们在今天的法治里取得的很多进步，冷静下来想一想，难道不正是因为有了佟柔，有了江平，有了张思之，有了贺卫方这些敢讲真话的人吗？我去西政讲课的时候，校领导对我说，贺卫方这样的老师讲演很动人，但有些东西容易误导学生，使学生走上社会后感到无所适从。我说错了，这样敢讲真话的老师今天其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佟老师由于他的德高望重和学术品格，就像一个黏合剂，把民法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江平先生说过这样话：“我虽然不是受教于佟柔先生门下，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年代中，尤其是在《民法通则》起草过程中，得益于佟柔先生之处颇多。他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他的学术成就，都是我所钦佩的。民法学界的和谐精神、相容精神，不搞学阀、不搞一言堂、不搞自我吹嘘、不以学校结派、不搞人身攻击，一方面可能源于民法本身所蕴涵的自由平等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学界在以佟柔先生为学术带头人带领下所体现的那种平等宽和精神分不开的”。
最后一点，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佟柔先生的朴实和真诚坦白，显示出人格的力量。看来，一个学人要想不朽，人格似乎重于学术。佟柔先生并不是著作等身，按照今天的标准可能连教授都评不上。但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大师，他的人格魅力是吸引我们的重要原因。

在佟柔老师离开我们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社会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中国人终于开始了一种物欲人欲蓬勃发展的生活，能够尽快地获取名利已经成为了社会至高无上的准则，其他的生活目的，比如追求真理、崇拜知识等已经被很多人放在一边了。在这样的趋势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其中，我们的很多人都会面临各种诱惑。我自己有切身感受，经历了文革到现在，从文革的精神狂热、本能压抑这样一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一个浮躁的、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中国大致经历了40年；从欧洲中世纪社会到工业革命，则是经历了400年的时间。如此特殊的时代变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旁，难免会出现不少难以理喻的事情。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以后，近年来经常回国工作。有时候在和学术界的朋友们聚会时，也经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有时候问一个朋友最近在忙什么？他居然回答说，正在帮一个领导写学位论文，这个领导可能是个政坛的新星，今后有事儿用得上。也还有人回答说，最近很忙，要去南方一次，因为有个企业老总被抓了，要想办法找公检法的朋友帮忙把他捞出来。这些都给我很大的震撼。这种事情，有时候苦于人情，浅尝辄止，但如果乐此不疲，甚至不以为耻，就很糟糕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遇到这类事情。我自己也曾经做了一件很悔过的事。有个在XX商学院读书的企业家朋友，他愿意出钱找个人帮助他写毕业论文。我只好勉强介绍了一位可以辅导他论文的人。当我真的知道他们后来为此“成交”以后，我心里非常不安。发誓今后绝不再涉及此类事情。结果后来报应也来了，我从此也失去了这个企业家朋友，因为他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当他发现我知道他作弊的事情以后，他从此也不再和我来往了。生活中的逻辑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有意思。所以，我们当教师的人，不要以为我们收了学生的钱，漏了考题，学生会永远感激你。当这个学生拿到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离开了学校的时候，他回头再看你一眼，你们之间还是很尴尬的，他最终还是瞧不起你的。

我自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我发现中国近百年里从西方学到的最好三个东西是：学院、医院和法院。人们遗憾地发现，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今天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这三个领域内的腐败现象正在严重蔓延。在我们多年致力的改革实践中，这是三个最令人忧心仲仲的领域。

无论是教师或是医生或是法官，他们也都是些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面对市场大潮中富豪们的奢靡、政客们的贪腐、名利场的荒唐，他们中间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抗得住权位和金钱的诱惑？

每当我看到身边那些一个个通过弄虚作假拿到硕士、博士的熟人们；每当我看到那些在医院的走廊里从病人手中“接红包”或从药贩子手里“要回扣”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们；每当我看到那些在夜幕降临后与“原告们”或“被告们”在豪华餐厅里频频举杯的司法干警们；每当我看到那些在大学讲堂中不停地讲着“公平正义”，课余时间却不停地穿梭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干着“捞人”又“捞货”勾当的法学教授们；我突然醒悟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院、医院和法院，显然不完全在于高楼大厦和工作设施的改善，而在每个生命的灵魂深处，而在于完善的制度创新中，这包括权力的制衡、舆论的监控、程序的有效、正直的敬业、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诚实的人品、廉洁的自律、环球的视野。

谈过佟柔先生以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学校的情况，似乎有不少令人困惑的东西。

我上个月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期间，看到海外媒体的一些议论。非常不幸，其中一个负面的议论和我们人大法学院有关。海外一家媒体评论说，人大法学院最近聘请了一位卸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当我们的博士生导师，这对法学院很多人来讲是很高兴的事情，是件值得敲锣打鼓的事情，似乎我们先占了“沙发”（听众笑）如何如何。我非常遗憾的发现，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同行们，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是负面的。他们认为，尽管你是大法官，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做过法学研究，在简历里40年都是在做行政工作，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做地方干部，只有7个月在政法干校教过书，但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所大学是否需要去傍官员，这样做对法学院的学术地位是加分还是减分？有人会说，这是中国国情，批评太多是不切实际。问题在于，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不是一种常态？

有些事情的确涉及到教育界的腐败现状。在我们国家，赢者通吃的现象很严重。做了高官以后，想要什么都可以。原来以为有些人只对金钱美女感兴趣，没想到他们对大学的学历和职称也感兴趣。有了一定官职后，获得博士学位乃至博导职称都可以很容易了。今天，这些在大学里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最近人大校长纪宝成也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都在官场。但这些廉价学位是如何出售给一些官员的呢？难道我们的大学校长没有责任吗？据我了解，我们的纪校长在这些事情上也很难独善其身的。比如，他在南方遇到若干个有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高级官员，纪宝成校长能推档吗？他会不去和法学院院长打招呼吗？对人民大学的校长来讲，他不去把这个官员招进来，北大清华就会去把他招进来。今天纪校长已经有所反思了，能说这个话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张鸣先生在《新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纪宝成校长光说还不行，还要做点实事来抵制这些不良现象。这些事情的确引起我们的反思，包括法学院的反思。

我在国外还看到一个报道。比如说，一个文艺圈子里的一级演员，国家还要授给他（她）一个少将军衔。他（她）已经很有钱了，可以说这辈子已经花不完。但这个少将军衔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是以前很多过去需要自己掏腰包的事情，现在可以去公家报销了。当了少将以后，住房、高干病房、用车、特殊的食品供应、警卫以及飞机头等舱等等，都可以用纳税人的钱。我曾经和一位军队高级将领一起外出工作旅行，深知其中的特殊待遇。不知道像Song小姐这样的一级演员，在我们国家的公共资源已经如此分配不公的情况下，作为军队中的文职人员，在非战争年代是不是需要额外享受这些待遇？有统计数字显示，我们国家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都在为无数个少将级别以上的人们在提供服务。如果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每天在谈论的医疗改革如何取信于民呢？如何公平公正呢？不信，那么每天晚上，我们可以随便去一个三甲医院看看，有多少人普通百姓患者晚上睡在医院的大厅里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又有多少人在风雪天里排一晚上的队来医院挂号？

这样讲，如果有领导在座，他们可能会不太高兴。但是我说的这些事情，也从国外的媒体报道上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不代表本讲座和本讲座的主持人的观点，本讲座和本讲座的主持人可以不负责任（笑声）。总之，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大家引以为戒而已。

我想表达的是，面对社会这么多扑面而来的事情，我们的同学能不能够独立思考？对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要人云亦云。批判精神、独立思考，在人民大学，特别是人大法学院是有传统的。我们要培养和留住这样的人才。我非常遗憾的看到，过去的时间里，一些非常优秀、正直的师资力量离开了人大法学院，我们曾经失去了梁治平、方流芳、楚建，我们不希望今后再失去姚辉，不希望再失去张新宝（听众笑）。

我总觉得，尽管现实中还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在发生着，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谁也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最终的灵丹妙药，如果有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两个字：“开放”，只要这个国家继续保持开放，从发展的视野看问题，我们会看着社会上的各种风潮、趋势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你看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然后又看着理性回归、人文重显，风气又慢慢好转。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和谐社会也许就是这样炼成的。

21世纪对中国而言,到底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纪还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纪，人们还在争论不休。不过，我们乐观地注意到，每天中国人都在面临着一波又一波汹涌而来的新问题，而且人们又愿意竭尽力量，用文明的方式而不是用野蛮的方式，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说明我们今天还算生活在一个前途光明的时代。

最后，我想用特雷莎修女的几句话来和大家共勉。我尽管在国外生活多年，其间对宗教现象有所了解。但很难为情的是，我至今仍是个无神论者。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相信，宗教中宣扬的与人为善、理性公正的理念应当具有永恒的、普世的意义。

我引述的特雷莎修女的几句话是：

第一句：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会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What you spend years buildings, someone could destory overnight; Build anyway.）

第二句：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The good you do today, people will offen foeget tomorrow; Be good anyway.）

请准许我也模仿一下这种句式，变成我的几句话是：

在中国读法律可能是件挺尴尬的事儿，但不管怎样，anyway，我们还是要在中国读法律。

建设法治国家的路途是漫长的，但不管怎样，anyway，我们还是要在中国建设法治。

今天，佟柔先生的一尊塑像坐落在人大法学院的走廊里。他身着中山装，衣领随意地解开着，右手持着笔，目光指向前方，好像是正在课堂授课，好像是正在给学生解惑，好像是正在聆听会场里每个人的发言，也好像是在批改学生论文的间隙里，也好像在仔细聆听隔壁房间里外孙的啼哭声…….., 总之，他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笑容。

在佟柔先生的背影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感念一位杰出的的老法学家的一生，也感念一个民族在法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可能重现，就像佟柔先生不可能再回到我们身边一样。但是，这种历史和这位历史老人对我们的启示，却永远存在。

今天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已经超时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时间（听众掌声）。

张新宝：下面请小敏代表法学院向大伟校友赠送礼品（赠送礼品）

其实听了大伟讲的这一番话，我讲两个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毫无疑问谁也不会允许我在这里讲两个小时。我和大伟是师兄弟，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都在同一门下。他之后留校，我去了社科院，也有往来，他当年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是我做的编辑。之后他去了美国，我也是应该那一年去的，但没有去成，91年去的。

大伟今天给我们谈的口述历史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佟老师的学术和人品给大家做了声情并茂的介绍，有些事情我是经历过的，但还是很感动。每年到教师节的时候，有人给我送来第一束鲜花的时候，我都送到门口的铜像下。在缅怀佟老师的时候也在反思自己做得够不够，缅怀佟老师的时候也在提醒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好的老师。有这样的校友和诤友，敢说真话的，给我们提醒一下，从校长、院长、教研室主任，有人经常给我们提醒一下是有好处的，在背着第一法学院盛名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普通老师容易忘乎所以，当官的更容易忘乎所以。不仅是纪念佟老师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发挥重要的意义。

第二点，大伟20年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我想他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今天的社会状况，我也有三年左右在国外生活，但和他完全不一样，完全离开这个社会很长时间，他带着过去的眼光和标准，那些价值评判的体系来看待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际关系，做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无论是高官、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我们天天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每天都在里面，看不到问题，看到问题也麻木了。我在年少的时候学哲学，曾经讲从量变到质变，我一直不能理解，我说有的质变是十分明显的，一夜之间全变了，但有的是不明显的，你从生下来开始每天照一张照片，一直到死，相近的两天没有什么变化，但不知不觉中，你就大了，老了，死了。但是大伟在离开了这个社会比较长的时间，还带着过去的感情和学问，这样朴实的感情来给我们谈的时候，更具有批判性，也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他还谈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做法学人的道理，做法学院学生的道理，在座的同学们也会受到很多的启发。谢谢。

姚辉：简单说两句，口述历史，历史英文是history，我把它拆成high story，我听得很high，大伟讲的很多我也是过来的，确实闪现佟老师的音容笑貌，感触万千，原来对历史不敢兴趣，但可能是步入中老年的标志，老对历史的东西特别有感触（笑声）。

确实像新宝老师总结的，我也是认同。今天这样一个讲座，这样一个口述历史，我感觉最重要的是一个是学说，佟柔老师的一些学说，到今天依然还是我们无法超越或者我们绕不过去的，这是佟老师的伟大之处。前不久推不掉的书就是《民法总论》，相关的书很多了，我还怎么写？想了半天第一个问题还是绕不开就是调整对象。在中国要研究民法，哪怕已经不同意有所谓的调整对象了，还是要梳理他。这一梳理，检索一下文献，甚至有“佟柔民法调整对象渊源考”，你去检索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题目绕不开，这个人物绕不开。

第二就是人品，这可能是更重要的，我们从佟老师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感受到，也许时代变了，我们周围的东西都变了，包括一些方式也变了，比方说大伟老师提到一个细节，现在的导师和学生形同路人。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扩招最厉害的一年我一届招了7个硕士，开学没几天，我在书店里看书，旁边一个学生说姚老师好，因为在学校里总有同学问好，我头都没抬恩了一下，但是这个同学憋了半天说，您是我的导师。

确实时代不同了，我们指导学生的方式和当年佟老师指导我们的时候，师生朝夕相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隔空对话，很少“肌肤相亲”，也不敢（笑声）。根本一点是佟老师的精神，作为教授最宝贵的东西依然有启发的。

最后，我要附和张老师所说的，除了今天讲佟老师，讲人大法学院的传承，大伟老师作为一个曾经是这个圈子里，跳出去十几年，再回过来，这样的一种经历、视角，本身也是很难得的，确实有些东西是听下来以后非常有感触的，至少从我个人角度非常感谢大伟师兄，谢谢。

周大伟：补充一句，冰心去世的时候，王蒙讲过一句话，冰心这一代人不会再有了。佟柔先生离去之后，类似这一代人估计也不会出现了。新一代的教师是什么样子，似乎还不明朗，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张新宝：感谢大伟师兄，感谢小敏和办公室的同志们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感谢姚老师，也感谢我比较精彩的点评（笑声），感谢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希望你们不仅仅是来博得一笑的，从这样的活动中学到一些知识，感悟一些人生的道理。我们的这次口述人大历史到此结束。（听众掌声）。

（协助整理者/郝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