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道：
上午好！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2010年1月21日法学院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与创新大会”上，本届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流教授，向全体与会教师做了2009年“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法学院去年年终“总结与创新大会”的一项“创新”，得到了许多老师的认可和鼓励。它无异于使我们法学院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对自己一年的学术家底进行了一次年终“盘点”，其作用和意义自不待言。所以，在今年这个“同样的日子里”，我就继续把这“同一首歌”唱下去。
刚刚过去的2010年12月，郑永流教授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法学院。这次的2010年“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法学院委托我来代行发言。由于接受这个发言任务时间仓促，尽管得到法学院教科办在提供数据等方面的鼎力协助，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仍然认为整个准备工作很不充分，在此恳请各位老师理解和谅解。好在有去年郑永流教授首次开辟的“创新”之路，让我还可以在短期内做出一个“萧规曹随”的选择，因而以下的发言断然不敢侈谈“创新”。当然，无论是对数据的筛选，还是发言所表达的内容，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和价值判断。如果有谬误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更正。
我很赞同的是，去年郑永流教授在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年度学术“报告更多应该是对学者们的创新观点、学术影响力做点评”。但是，这显然并非个人之力所能胜任，而目前存在的一个体制性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委员会似乎还没有把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学术评价，作为一项“日常性的”学术职能或常规工作。除了某些偏重于“形式审查”的评审、鉴定或者对于某些学术方面的规划、办法等进行审议、表决之外，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几乎很少对一些“实质性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或评价。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形式审查”中就完全不包含“实质评价”的因素，但就目前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及学术委员会工作机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言，其重“形式”还是重“实质”，重“数量”还是重“质量”，孰轻孰重，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是展开讨论的场合，只是希望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尤其是我们的决策领导，今后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容忍并保护学者的人格个性和学术习惯，营造一个培育“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制度氛围，消除或者减少“同而不和”甚至是“党而不群”的制度依赖，建立一种真正的“和谐”环境，而不是“和而不谐”的表面现象。同时，也期待明年的年度学术报告能够弥补去年报告中的“郑氏遗憾”。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这个发言的内容，严格来说，并非是一个涵盖学术委员会整个工作的年度学术报告，而仅仅是法学院教师2010年度三项主要学术活动的一个统计和通报，亦即：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的立项数据；科研成果的获奖情况。
根据法学院教科办提供的科研统计数据，加之我自己所做的一些搜寻查找及核对，现将截止到2010年12月底全院教师的学术活动情况报告如下。其中部分内容，可以与2009年进行比较。
一、 著作类
独著13部，其中包括译著2部（与2009年持平）；主编或第一作者编著9部（2009年的13部包括主编与副主编），合著及参编21部（2009年9部）。
二、 教材类
主编8部（与2009年持平）。
三、 论文类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71篇（2009年217篇），其中权威期刊4篇（2009年3篇），核心期刊48篇（2009年54篇），普通杂志119篇（2009年160篇）。
四、 科研项目
纵向项目立项5项（2009年9项），横向项目立项29项（2009年35项），校级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1项（全校10项），校级其他科研项目立项1项（与2009年持平）。
（一）5项纵向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
2．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
3．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1项；
4．教育部专项任务——党建90周年课题项目1项。
（二）29项横向项目
（三）1项校级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姚国建：“公共财政法律制度与公民社会权的保障”）
五、 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校外各类奖项9项（2009年4项），校内获奖1项。
此外，还有一个不好简单归类的立项顺便一提。由朱勇教授负责的、包括我院法律史研究所作为教学、科研等三个重要组成平台之一的我校法律史教学团队，被评为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国家级教学团队，这也是我校法学专业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之所以在此一提，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面的立项成果，其中也包含科研方面的学术要素。
六、 国内重要法学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最后一项统计和通报的内容，是去年郑永流教授曾经专门“对学界公认”的“比较重要的”十五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与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过一个“比较”，今年我们还延续这个做法。
在2010年我院教师发表的论文中，法学类核心期刊16篇（2009年15篇），权威期刊1篇（与2009年持平）。
从17篇论文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发表在11种期刊上：《政法论坛》4篇（2009年5篇），《比较法研究》3篇（2009年2篇），《中国法学》2篇（2009年1篇），以下8种期刊各1篇，即《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统计的结果给我们的印象是：与2009年一半论文发表在本校2种期刊上相比，2010年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仍然接近于一半（大于41%）。
从这些论文作者的任职岗位来看，教授为4人6篇，副教授和讲师为9人11篇。仅就作者人数和论文篇数而言，仍然没有改变2009年存在的发表论文者“以讲师、副教授居多，教授发表论文数量较少”等状况。值得表扬的是刘星、薛小建两位教授，每人在以上十五种法学期刊发表了2篇论文。当然，也有的教授是在其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
从作者所在研究所或教研室的排序来看，依次为法理学研究所（4人6篇）、宪法研究所（4人5篇）、行政法研究所（2人3篇），法律史研究所、军事法研究所、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各1篇。当然，各研究所或教研室人数多少不同，各学科专业亦性质有别，这样的统计不一定完全恰当，只是一个提示或参考。
再从学校及其与兄弟院校的比较来看，我校教师在十五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与权威期刊共发表论文数99篇（2009年87篇），在数量上仍旧蝉联第一；其次是北大83篇（2009年86篇），武大82篇（2009年69篇），人大（2009年84篇）和西南政法大学均以77篇而并列第四。与2009年相比，我校在这十五种期刊发表的论文总数有所增加，但以人均计算，我们并不领先，也就是去年郑永流教授所说的“并不乐观”；而且在这99篇论文中，仍有将近一半论文是发表于本校的2种期刊，即《政法论坛》与《比较法研究》各23篇，共计46篇，占全部论文（99篇）的46%以上。
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有些学校，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武大82篇中有49篇发表于本校《法学评论》，接近60%；西北政法大学25篇中有14篇发表于本校《法律科学》，占56%。华东政法大学63篇中有35篇发表于本校《法学》，也接近56%；西南政法大学77篇中有33篇发表于本校《现代法学》，将近43%；不一而足。
其实，本校的学术期刊，为本校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其制度设计本身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但是，倘若它在为本校教师提供便利条件时，对学术标准有所降格，则另当别论了。
从以上统计和比较来看，2010年的科研数据，与2009年相差无几；在专著、译著、教材、法学类期刊论文等四项数据方面几乎持平，在论文总数、纵向与横向科研项目立项数量等方面略有减少。不过，2010年我院获得了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获奖的质与量等两方面都略有提升，可以算是比较明显的进步。我们希望2011年能够有比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以此与大家共勉。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学术委员会，祝各位老师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诸事顺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