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总体评价

2012年，15种CLSCI期刊共发表刑事诉讼法学论文113篇，占论文总数1412篇的8.00%，次于民法学、法理学、刑法学、国际法学和经济法学，位居第六。其中，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共计13篇，占总数篇185的7.02％。

从各项指标来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总量比2011年有所收缩，尤其是三大期刊论文数，回落到修法前的水平。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我们认为这并非简单的量减，刑诉法学界正努力在后修法时代寻找新的增长点，在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拓展。

2009-2012年刑事诉讼法学在15种CLSCI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2009-2012年刑事诉讼法学在三大期刊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总体来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1. 新法实施效果预判成为理论界关注的最大热点。

进入2012年，刑诉法修改基本已经尘埃落定，理论界的关注焦点也从怎么改转向了新法条文该怎么实施和实施效果的预判。不少学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证据调查制度、辩护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的实施效果及新法施行后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务实而前瞻的分析。2012年下半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相继出台，为刑诉法研究增加了新的规范基础，围绕这三部解释的制定和实施，又有许多佳作面世。

2. 研究焦点明晰，紧贴修法实践。

证据法依旧是刑诉法研究最富饶的矿区。专门研究证明标准的文章大量增多，对“排除合理怀疑”、刑事错判证明标准、死刑证明标准等问题，均有知名学者专门撰文。在证明模式方面，随着司法证明的模式日益多元化，对间接证明模式的研究大大加强。证据法以外，理论研究的重点紧密围绕立法实践展开。新刑诉法强化了法律监督，一般监督权重新成为关注热点；修法对侦查权的扩张，引起理论界对侦查权行使方式与公民权的关系加强重视；新法增加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将羁押与逮捕相分离，单独研究羁押问题的明显增多。此外，公安机关的定位、辩护制度也是关注的热点。

3. 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扎实，有抽象和提升。

虽然具体制度的研究仍然占据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流，但与2010年、2011年修法攻坚阶段时相比，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回暖趋势，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在研究视域上也有显著提升。刑事诉讼模式的变革依然是基础研究中最富有魅力的课题。随着新刑诉法恢复全案移送，调查的中立性又成为问题。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三方关系等“老问题”，也不断有学者作出新的诠释。此外，对外国法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介绍和比较，开始关注西方经验在中国的实施效果，反思制度移植的普适性和正当性。

（二）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2012年CLSCI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共涉及高产作者（发表论文2篇以上）19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合作作者，本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

从高产作者的年龄构成来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队伍呈典型的纺锤形结构。30年代出生的作者有陈光中教授、裴苍龄教授，两位先生一位年逾八十，一位年近八十，依旧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为后辈学者树立典范。50后学者有龙宗智、何家弘，两位教授在所属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对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抱以旺盛热情，着实令人敬佩。60后学者是刑诉法学研究当之无愧的主力军，陈瑞华、左卫民、陈卫东、张建伟、汪建成、郭华、张泽涛、熊秋红、姚莉、詹建红等10人上榜，占据高产作者总数的一半还多。这一辈学者虽然学术谱系不同，研究方法各异，有擅高屋建瓴，有喜深耕细作，但都展现出惊人的创作力和持续的研究热情，构成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中流砥柱。70后学者有万毅、刘计划、易延友、朱立恒、李昌盛5人，而80后学者中竟无一人上榜，与法理学、刑法学等学科相比，新生力量成长相对缓慢。究其原因，刑事诉讼法学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深入司法实践调研，厚积薄发才能出精品，可能是主要因素。施鹏鹏、胡铭、林喜芬等青年才俊今年未能上榜，期盼他们在来年取得丰硕的成果。

总体来看，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科研成果向高产作者集中的趋势明显，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19位高产作者在CLSCI期刊发表论文共54篇，占总数113篇的47.79%，在三大期刊发表论文共12篇，占总数13篇的92.31%。两项指标都比2011年有所上升，可见无论在前修法时代还是后修法时代，名家大家始终发挥着引领潮流的作用。并列第一的陈瑞华、左卫民两位教授在全学科高产作者大排名中进入前三，刑诉法学共有9位学者进入全学科高产作者（发表CLSCI论文3篇以上）行列，占总数72人的12.50%，明显高于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在各学科CLSCI论文中所占比例（8.00%）。

（三）法学院校排名分析

2012年的CLSCI论文共来自46家单位，其中刊发数量排名前10位的单位如下：

1. 四川大学法学院继续领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紧随其后。

四川大学法学院以14篇的骄人成绩再度蝉联第一。龙宗智、左卫民、万毅三位主力发文总数高达12篇，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些数字背后，川大刑诉法还在稳健发展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立足我国的语境，挖掘本土的经验。14篇CLSCI论文中有两篇是出自博士生之手，这也是一个喜人的变化。评价一家法学院校的科研水平时，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专职研究人员的总数，哪些属于稳定的高产作者，有没有会长、副会长级的牛人坐镇，研究风格的形成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经常成为被忽略的对象，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决定一家院校、一个学科发展是否成熟、是否健康，后劲是否强劲的关键因素。从川大近些年的发展来看，这两点都已齐备。

人大刑诉法2009-2011连续三年徘徊在三甲的边缘，2012年终于扬眉吐气，以10篇的总数摘得第二。其中更有5篇发表在权威刊物上，占2012年刑诉法学三大期刊论文总数的38%，又增加了这份成果的分量。但从作者分布来看，依然是陈卫东、何家弘两位名家在挑大梁，三四十岁的年轻一辈学者中，刘计划教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举发表2篇权威固然令人感佩，但我们更期待看到人大刑诉法青年一代的整体爆发，和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两个教研室在研究方法、研究资源上的深度合作。

中国政法大学保持了去年的成绩，与人大并列第二。陈光中教授宝刀不老，一人贡献3篇，带领一众中青年学者齐上阵，得分队员众多是法大的优势所在。但考虑到法大是举诉讼法学研究院、刑事司法学院、证据科学研究院三院之力在竞争，以及40%的自发率，没有一篇三大期刊，取得这样的成绩也难称乐观。人海战术固然可以保证一定的发文量，但法大要捍卫自己作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权威地位，中青年一代学者中还需要涌现更多学术领袖级的人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由2012年的第三降至第四，但从CLSCI论文总数、三大期刊论文数、自发数等指标来看，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与第一梯队的其他三家院校不同，北大刑诉法的专职教师只有陈瑞华、汪建成、陈永生三人，能够与兵强马壮的法大、川大、人大长期割据，个人的勤奋程度可想而知。随着吴纪奎、林志毅等优秀博士生相继毕业，在学生发文数上可能要进入一个空白期，对稳定的科研论文总量形成更大压力。当然，学问的积累不是朝夕之事，期待北大刑诉法的后起之秀尽快施展才华。

2.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稳中有升。

清华大学法学院由2011年的第十二名一举跃至第六，在经历了2010年至2011年的跌宕起伏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位置。清华刑诉法学科的专职教师只有张建伟、易延友2人，但两位教授充分发挥实力，分别贡献了3篇和2篇CLSCI论文，并且都有1篇三大期刊。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清华在挖掘既有战力和提高博士生、博士后独立发文能力上已经下足了功夫，若想进一步做大做强，似可考虑扩充研究班底。

北师大刑科院以总数4篇、三大期刊1篇的成绩进军前八，创造了历史最佳成绩。北师大的刑诉法学科在刑法老大哥的相衬之下并不显山露水，但建院8年来的发展却是一步一个脚印。2012年更是在宋英辉教授缺席的情况下，由4位青年教师、博士后领衔冲进十强，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社科院法学所与北师大刑科院并列第八。王敏远、熊秋红双星坐镇，至少保证了成果的“质”，连续两年都有权威入账，充分印证了人不在多而在精的道理。2012年是社科院法学所突飞猛进的一年，许多学科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要将这种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还需调动起包括博士生、博士后在内全体研究力量的积极性。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郭华教授继续“一个人的战争”，拉动整个学院跻身前十。出身实务部门的郭华教授十余年专注司法鉴定，成果颇丰，2009-2012连续4年登上高产作者排行榜，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力和勤奋的学者态度。但过于依赖个人的杰出表现，走得长了不免会很辛苦，作为一所法学院，有了合理的研究队伍布局，才会走得更加自信。

3. 五大政法院校发展平稳，机遇与挑战并存。

五大政法院校中，除华东政法大学状态不佳，其余四家都顺利进入十强。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却不尽相同。

西南政法大学比去年略降一名，位列第五。孙长永副校长麾下三十出头的青年才俊不少，都处于学术思维最活跃的阶段，即使一个人用力过猛稍事歇息，或者为开拓研究领域积累新知，也不愁有人补位，相互呼应，这或许是西政刑诉法这几年来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清华并列第六，比去年上升两个名次。姚莉教授在忙碌的行政工作同时，伏案学问，笔耕不辍，为年轻一辈带了好头。但从近几年的发文情况来看，专职教师中得分选手始终集中在两三个人。中南的刑诉法学科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在调动既有研究力量的积极性上还有深挖的余地。

西北政法大学裴苍龄先生老当益壮，一人贡献两篇证据法力作，成为西北政法进入十强的最大功臣。但问题在于，除了裴先生以外，中青年一辈中竟无稳定的高产作者，连年居高不下的自发率也是该校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表现失常，仅有1篇入账。高产作者孙万怀教授2012年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刑法，姚建龙教授加盟上海政法学院，都是可以分析的原因。更深层的问题是，政法院校的青年教师要担负更多的授课压力，而博士生、博士后在高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积极性又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当然，这也是五家政法院校共同需要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