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5种CLSCI期刊共发表刑法学论文191篇,占论文总数1357篇的14.08%;其中,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共计27篇,占刑法学论文总数的14.14%。刑法学论文总量排名位居第三,仅次于法理学和民法学,与往年的情况基本一致。从各项指标来看,2013年刑法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
2013年刑法学获得了小丰收。与2012年相比,2013年发表CLSCI期刊以及三大期刊的刑法学论文总数都有小幅度的上升,而且几乎达到2009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从近五年的数据来看,刑法学的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现象, CLSCI期刊年均论文数为185.8篇,三大期刊年均论文数为24篇。
表一: 2009-2013年15种CLSCI期刊的刑法学论文统计
年份 | 刑法学论文数(篇) | 各学科CLSCI论文总数(篇) | 百分比 |
2009 | 177 | 1406 | 12.59% |
2010 | 176 | 1432 | 12.29% |
2011 | 198 | 1435 | 13.80% |
2012 | 187 | 1412 | 13.24% |
2013 | 191 | 1357 | 14.08% |
表二:2009-2013年三大期刊刑法学论文统计
年份 | 刑法学论文数(篇) | 各学科三大期刊论文总数(篇) | 百分比 |
2009 | 24 | 173 | 13.87% |
2010 | 27 | 180 | 15.00% |
2011 | 23 | 172 | 13.37% |
2012 | 19 | 185 | 10.27% |
2013 | 27 | 181 | 14.92% |
2013年刑法学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刑事一体化”高处不胜寒,且说且珍惜
自从储槐植教授提出“刑事一体化”的理论后,学界同仁普遍表示赞同。2013年储槐植教授《刑事一体化践行》一文进一步指出,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虽然学界众口一辞,珍惜此刑法思想,然而学者惜字如金,有关研究寥寥可数,理论研究远未达到“刑事一体化”的境界,造成谈“刑事一体化”必(仅能)言及储槐植教授的现象。
从2013年刑法学论文的研究领域来看,刑法解释学(刑法释义学、刑法教义学、刑法信条学)的论文仍然占绝对统治地位;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和刑事政策学的论文数量少,其中属于实证研究的论文更属罕见。可见,在期刊论文发表上践行“刑事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2.犯罪论体系(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表面上已经平息,阶层式犯罪论理论体系逐渐取得话语权
四要件与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争论虽然并未完结,但至少已经给人暂时告一段落的感觉。无论是哪个体系争得所谓的“通说”地位,我们似乎已经无法否认,充满德日刑法学理论特色的语汇近几年在刑法学文献中大行其道。刑法知识转型、教义(信条)、法益、构成要件、违法性、不法、罪责、客观归责、自我答责、违法一元性、共犯从属性、参与等话语体系正不可逆地进入刑法学当中,不知其意者就难以读懂刑法学学术论文。而在另一边厢,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等概念似乎有意无意地被许多学者请进了博物馆。与此同时,无论是刑法总论、还是刑法分论,越来越多的论文摆脱了“四要件”的分析思维,随而代之的是阶层式的思维模式。四要件理论在未来能否绝地反击,我们拭目以待!?
3.共同犯罪理论成为最大的研究热点
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是比较独特的,而传统共同犯罪理论则越来越受到德日刑法学理论的冲击和替代。在法律没有修改而理论方向逐步转向的背景下,共同犯罪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2013年CLSCL期刊上关于共同犯罪的论文既关注诸如区分制和单一制的犯罪参与体系、共犯从属性等宏观性的问题,也着力研究过失共同犯罪、共谋、共犯退出、实行过限、共犯与身份、死刑适用等相对微观的问题。在基本立场和许多具体问题上,学者之间的意见不统一,各方观点争相出鞘,共同犯罪理论的整体研究水平在一片商榷声中得到较大的提高。例如,关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共同犯罪体系)属于单一制还是区分制,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张开骏博士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应解释为区分制、应坚持“规范的形式客观说”的正犯标准;刘明祥教授则旗帜鲜明地主张,我国刑法采取的犯罪参与体系是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制,反对“主犯正犯化”的倾向;钱叶六教授则认为,在解释论上,中国的犯罪参与体系的性质可归结为区分制,但与德日不同的是,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区分参与人类型与参与人程度的双层次操作的模式。共同犯罪理论在未来会否像德日刑法学一样,逐渐成为“最黑暗、最绝望的一章”?!
4.刑法分则研究继续保持“总则化”特征的同时,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小题大作”蔚然成风。刑法分则罪名研究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一篇论文往往仅讨论一个罪名中的某个构成要素(如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入户抢劫、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的“公众”)、某几个罪名共有的某个构成要素(如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多个罪名中的“致人死亡”)等细节问题。在单一论文中全面探讨某个罪名构成要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立法论研究属于少数、司法论研究占主流,同时大致形成了以体系性思考为主,问题性思考为辅的方法论格局。
新增罪名被争相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醉驾等行为犯罪化后,有关罪名成为理论研究的“新宠”,个别问题甚至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激烈争论。车浩副教授的《“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从被害人教义学和行为人刑法两个视角对“扒窃”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见解独特,该文还获得首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梁根林教授的《但书、罪量与扒窃入罪》则从刑法第13条但书出发,结合阶层犯罪论体系对扒窃进行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世界的眼光”的解释。至于研究“醉驾(危险驾驶罪)”的五篇论文中,焦点集中于抽象危险和主观罪责:前者涉及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及出罪可能性,后者则涉及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属于故意还是过失,是实害故意还是危险故意,以及因醉酒状态可能牵涉到的违反“同时性原则”(责任与不法同时存在原则)等问题。
实践热点得到及时回应。刑法学界关注理论重点问题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实务热点问题的研究:一是网络犯罪问题,包括信息网络传播的刑法保护、网络恐怖主义、深度链接行为犯罪化、网络谣言、网络诽谤、微博维权等。二是恐怖主义犯罪问题,既有针对我国及外国反恐法律的述评类文章,也有分析恐怖主义活动特点的犯罪学论文,但刑法教义学类论文则有如凤毛麟角。
二、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一)高产作者榜
2013年,共有15位刑法学研究者在CLSCI期刊发表3篇以上论文(对于合作作者,本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高产作者共发表55篇论文,整体他发率达87.3%。
表三:2013年在15种CLSCI期刊发表3篇以上刑法学论文的作者名单
作者 | 篇数 | 他发数 | 三大期刊数 | 出生年份(年龄) |
陈兴良 | 6 | 5 | 1 | 1957年(56岁) |
张明楷 | 6 | 5 | 1 | 1959年(54岁) |
付立庆 | 5 | 5 | 1 | 1976年(37岁) |
周光权 | 4 | 4 | 2 | 1968年(45岁) |
白建军 | 3 | 3 | 3 | 1955年(58岁) |
刘宪权 | 3 | 1 | 0 | 1955年(58岁) |
郑丽萍 | 3 | 3 | 1 | 1965年(48岁) |
黎 宏 | 3 | 2 | 1 | 1966年(47岁) |
刘仁文 | 3 | 3 | 0 | 1967年(46岁) |
王昭武 | 3 | 3 | 0 | 1968年(45岁) |
孙万怀 | 3 | 2 | 1 | 1968年(45岁) |
劳东燕 | 3 | 3 | 2 | 1974年(39岁) |
姜 涛 | 3 | 3 | 0 | 1976年(37岁) |
孙运梁 | 3 | 3 | 0 | 1980年(33岁) |
总计 | 55 | 48 | 13 | |
注:本表以篇数和出生年份为序,出生年份相同的,则以姓氏拼音排序;年龄指2013年作者的年龄。 |
表三的榜单上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陈兴良、张明楷、于志刚、周光权、姜涛、刘宪权、孙万怀等在2012年已经出现在高产作者榜单中,而付立庆、劳东燕、黎宏等在2012年CLSCI期刊上也发表了2 篇论文。至于白建军、刘仁文、孙运梁、王昭武、郑丽萍等则是新上榜者,特别是白建军教授在三大期刊各发一篇,绝无仅有的成绩帮助其登上三大期刊发文数的榜首之位。
从高产作者的年龄来看,年龄在51-60岁之间的学者有4位、41-50岁的有6位、31-40岁的有5位,可见三个年龄层的学者实力相当,前辈学者宝刀未老、中年学者稍胜一筹、青年学者超越可待;而其中“80后”在2013年则略显寂寞,仅有1位名列高产作者榜。
(二)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榜
“高产”虽然显示实力,但不能忽视的是,在CLSCI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亦属不易,同样体现出作者的较高学术水平。2013年在CLSCI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共有18位,相关论文的整体他发率高,达94.44%。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四:2013年在15种CLSCI期刊发表2篇刑法学论文的作者名单
作者 | 篇数 | 他发数 | 三大期刊数 | 出生年份(年龄) |
谢望原 | 2 | 2 | 0 | 1957年(56岁) |
刘明祥 | 2 | 2 | 2 | 1959年(54岁) |
梁根林 | 2 | 2 | 1 | 1964年(49岁) |
任彦君 | 2 | 2 | 0 | 1968年(45岁) |
马荣春 | 2 | 2 | 0 | 1968年(45岁) |
刘艳红 | 2 | 2 | 1 | 1970年(43岁) |
林 维 | 2 | 2 | 0 | 1971年(42岁) |
时延安 | 2 | 2 | 2 | 1972年(41岁) |
欧阳本祺 | 2 | 2 | 0 | 1972年(41岁) |
董桂文 | 2 | 2 | 0 | 1973年(40岁) |
王立志 | 2 | 2 | 0 | 1973年(40岁) |
钱叶六 | 2 | 2 | 0 | 1974年(39岁) |
张克文 | 2 | 2 | 0 | 1974年(39岁) |
车 浩 | 2 | 2 | 1 | 1977年(36岁) |
王 莹 | 2 | 1 | 0 | 1978年(35岁) |
刘建利 | 2 | 2 | 0 | 1979年(34岁) |
陈 伟 | 2 | 2 | 1 | 1979年(34岁) |
蔡桂生 | 2 | 1 | 0 | 1984年(29岁) |
总 计 | 36 | 34 | 8 | |
注:本表出生年份为序;出生年份相同的,则以姓氏拼音排序;年龄指2013年作者的年龄。 |
在18位作者中,2人的年龄在51-60岁之间,7人在41-50岁之间,8人在31-40岁之间,1人在30岁以下;可见中、青年学者之间的实力旗鼓相当。若从出生年份来看,70年代出生的作者占据了三分之二,成为绝对的主力军。
综合以上两张榜单可知,50、60年代出生的学者仍然思想活跃、实力雄厚,70年代出生的学者不甘示弱并正在逐渐成为刑法学的科研主力,“80后”的年青学者则还略显稚嫩、仍需继续努力!
(三)在校学生、博士后发文情况
在刑法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期刊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能在CLSCI期刊上占有一席之地,实属难能可贵,亦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队伍的科研水平及有关院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2013年,共有15位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在CL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共计16篇,占刑法学论文总数的8.38%【详见表五】。另外,还有一名本科生(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苏鸿靖)发文一篇,果真是后生可畏!
表五 2013年在校学生、博士后论文发表情况
所属科研单位 | 作者 | 论文发表数占该校发文总数的比例 |
清华大学法学院 | 丁慧敏 | 5/21 |
蒋 铃 | ||
赵春玉 | ||
王永茜 | ||
王海军 | ||
华东政法大学 | 易益典 | 4/15 |
刘杨东 | ||
林清红 | ||
陈娇蓉 | ||
东南大学法学院 | 储陈城 | 1/5 |
中国政法大学 | 田 刚 | 3/9 |
苏鸿靖(本科生) | ||
于 冲 | ||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 | 董桂文(2篇) | 3/8 |
王昭振 |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李梁 | 1/8 |
三、法学院校排名分析
2013年的CLSCI论文共来自59家单位,其中发表10篇以上论文的有4家单位;发表2-9篇论文的有13家单位。刑法学科研实力“版图”保持了基本稳定,个别单位首次进入了十强榜。2013年前十名的单位及其发文情况如表六所示:
表六 2013年刑法学前十名单位发文数据表
名次 | 作者单位 | 总篇数 | 他发数 | 三大权威期刊篇数 | 作者 |
1 | 清华大学法学院 | 21 | 19 | 6 | 张明楷(6)、周光权(4)、黎宏(3)、劳东燕(3)、丁慧敏、蒋铃、赵春玉、王永茜、王海军 |
2 | 北京大学法学院 | 17 | 15 | 7 | 陈兴良(6)、白建军(3)、梁根林(2)、车浩(2)、蔡桂生(2)、王新、王世洲 |
3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 16 | 14 | 6 | 付立庆(5)、刘明祥(2)、谢望原(2)、时延安(2)、王莹(2)、黄京平、冯军、田宏杰 |
4 | 华东政法大学 | 15 | 6 | 1 | 刘宪权(3)、孙万怀(3)、于改之、易益典、杨兴培、刘杨东、陈和华、林清红、王玉珏、陈娇蓉、李翔 |
5 | 东南大学法学院 | 9 | 9 | 2 | 刘艳红(2)、欧阳本祺(2)、刘建利(2) 周少华、储陈城、梁云宝 |
5 |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 9 | 9 | 0 | 王昭武(3)、钱叶六(2)、李晓明、彭文华、陈珊珊、焦艳鹏 |
5 | 中国政法大学 | 9 | 6 | 0 | 田刚、马呈元、罗翔、苏鸿靖、于冲 |
8 |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 | 8 | 8 | 1 | 董桂文(2)、储槐值、赵秉志、卢建平、王志祥、王昭振、蒋娜 |
8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8 | 5 | 0 | 张克文(2)、齐文远、夏勇、周详、李梁、王良顺、徐立 |
10 | 西南政法大学 | 5 | 5 | 1 | 陈伟(2)、梅传强、黄继坤、姜敏 |
10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 5 | 5 | 1 | 郑丽萍(2)、孙运梁(3) |
10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 5 | 4 | 0 | 刘仁文(3)、王雪梅、张绍彦 |
在排名前10名的12家单位(三家单位并列第十)中,论文数最多的达21篇,最少的有5篇。12家单位共发表CLSCI论文127篇,占总数的66.49%。换言之,约五分之一的单位,发表了约三分之二的文章,有关单位的垄断地位可见一斑。
1.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四巨头”优势明显
2013年,刑法学科前三甲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惊喜或者惊吓,传统强校(院)没有爆冷出局。此外,排名前四位的清华、北大、人大和华东政法发文总数分别已达“两位数”,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与第五至第十名之间拉开了较大的距离,成为名符其实的甲组成员!
清华法学院实现CLSCI论文总数五年冠,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与2012年相比,虽然张明楷教授少发了三篇文章,但无损于清华法学院的发文总数及其地位。四名专职老师笔耕不辍、多名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分别给力,是清华法学院不断延续神话的法宝。此外,一方面延续往年的学术“战火”——继续就形式和实质解释论、“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客观归责、刑法学知识转型等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不断开拓新疆土——探讨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想象竞合、抢劫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问题,是清华法学院“常写常有”的又一制胜武器。
北大法学院今年重回榜眼地位,且三大权威期刊发文数超越清华法学院,首居第一位!陈兴良教授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白建军教授发表三篇权威,为北大法学院今年的位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清华法学院死守刑法教义学一个领域不同,北大法学院刑法学科的触角还伸向了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范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高产作者相对较少、刑法学博士后人员稀少、博士研究生贡献低等,成为制约北大刑法学发文总数的重要因素。北大刑法学科若要再上一层楼,恐怕需要着力解决上述问题。哪怕在其中一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都有可能改变刑法学学科版图!
人大法学院守住三甲地位,与北大法学院仅有一文之差,三大权威期刊发文数与清华法学院并列第二,成绩也是相当令人鼓舞!与2012年相比,虽然今年人大法学院没有博士研究生在CLSCI期刊发文,但是这并不影响2013年人大刑法学科的排名。其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付立庆副教授一人独发五篇、大放异彩。付立庆副教授2013年超越同门师兄(周光权教授、林维教授)、师姐(劳东燕副教授)及师弟(车浩副教授、孙运梁副教授、蔡桂生博士),逼近其导师陈兴良教授,这场“吾爱吾师,更爱发文章”的陈门大戏来年的结局如何,付立庆副教授能否上演青出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戏码,小伙伴们尽可搬个小板凳来围观!二是其他七名专职老师各显神通、各有斩获。家大业大的人大法学院若能保持此趋势,各位专职老师集体发功,问谁与争锋?
华东政法大学虽然排名比2012年倒退一位,但是成绩整体稳定,并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刘宪权、孙万怀两位教授持续多年高产,成为华政地位不可撼动的重要原因。60%的高自发率似乎说明了华政继续保留了“好文不流外人刊”的传统。在保持前述两个传统的同时,华政今年共有11人在CLSCI期刊上发文,比清华还多2人,印证了“人多力量大”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华政人才培养取得了重要成绩。
2. 东南大学法学院忧喜参半
东南刑法近几年在刘艳红教授的带领下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绩,刘教授更是喜获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2013年随着刘艳红、欧阳本祺两位老师作品数量的减少,东南刑法的排名从2012年第3名降至第5名。但是,9篇论文、2篇权威依然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成绩,刘艳红、欧阳本祺、刘建利每人各发2篇,实力相当平均,尤其是今年作者榜上还增添了刘建利等新名字,可见以青年学者为主的东南刑法团队潜力巨大,未来极有可能创造另一个神话。
3.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稳步上升,实力不相伯仲
2013年苏大、法大刑法学科以9篇论文的成绩并列第五,与2012年相比,两家单位的成绩都有所上升。
苏大法学院2012年跻身刑法学十强,2013年则再上一台阶:在论文数量上增加2篇,相应地排名也上升了3位。苏大的进步主要归功于王昭武教授的高产以及其他老师稳定的贡献度。王昭武教授不计个人功名,长期致力于日本刑法学文献的翻译工作,为中国刑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王教授更是厚积薄发,发表了3篇论文。再加上钱叶六、李晓明、彭文华、陈珊珊、焦艳鹏等老师正常的发挥,苏大法学院在竞争激烈的2013年昂首挺胸、稳步前进。若能保持此良好的发展势头,刑法学未来的竞争将更加白热化。
中国政法大学也取得了进步,从2012年的第10名上升至2013年第5位,虽然上升幅度更为明显,但整体成绩可圈可点,法大不可大意!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科的进步主要归功于几名学生的贡献,而于志刚教授一人独撑半边天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许多专职老师集体“失语”,反而是国际法学专家马呈元教授贡献了一篇关于刑法管辖权的论文。另外,论文数量的上升(从12年的6篇上升至9篇)也伴随着自发率的上升(从12年的0%上升至33.33%)以及三大期刊发文数的下降(从12年的3篇下降至13年的0篇)。
4.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相似的数字、不同的命运解读
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8篇的成绩紧随第五名之后,并列第8;可见第5名至第8名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明显、竞争相当激烈。并列第8的北师大刑科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许多数字上都有相似之处,但结合近几年来两家单位的成绩来看,我们似乎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差别。
首先,两家单位2013年的成绩与2012年的基本持平。北师大刑科院略有下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论文总数增加一篇的同时保留在第8名的位置,但与2011年第3名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
其次,两家单位均是7名作者共发表8篇论文。对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而言,作者数量的增加有利于保持平稳(2012年仅有5名学者发表论文)、不至于连续下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1年排名第3、2012年排名第8)。而对于北师大刑科院而言,高产作者的阙如成为成绩下滑的重要原因。但是北师大刑科院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发力的优良传统、以及董桂文和王昭振两名博士后的3篇文章仍然足以保障北师大刑科院在十强榜中保留一席之地。
5. 西南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携手挤进十强,孰喜孰忧自家知
与2012年相比,西南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是新上榜的科研单位,而且三家单位均以5篇论文的成绩并列第十,是巧合、还是缘分?
西南政法大学整体成绩差强人意。虽然在论文总数上没有突破,但2013年西南政法大学的排名有所上升,从2012年的第11名上升至第10名。陈伟副教授依然有2篇论文进账,且其中一篇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上;除陈伟副教授外,2012年作者榜上的其他名字没有出现在2013年榜单上,西南团队的战斗力、持久力似乎还有待提高。纵使有“人才流失”等无奈或悲情因素,但西南政法大学的刑法学科仍然保留着数量较多的专职老师,近年来也有不少年轻的血液加入。年青的西南刑法学者不能妄自菲薄或者自怨自艾;若能放开历史包袱、敢于在激流中勇进,定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关注实务热点,成绩稳步上升。2013年社科院法学所的刑法学论文基本上都紧扣时事热点。一篇劳动教养论文、三篇恐怖主义论文体现社科院法学所对国内问题的关心,一篇关于非洲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论文则体现其国际视野。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社科院法学所达到了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的效果,从中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选题方法、学术发展途径的启示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进步明显,初尝十强滋味。北航法学院刑法队伍并不庞大,2012年只有孙运梁副教授一篇论文,排名第24;2013年大幅度蹿升至5篇论文(含一篇权威),排名第10。其中,孙孙运梁副教授一人独发三篇,一举成为2013年的高产作者之一;郑丽萍教授两篇论文都与轻罪有关,在有关领域已有很深的造诣。随着王永茜、王海涛博士的加入,北航法学院刑法学科能否再攻下一城,并成为一支极具竞争力的队伍,相信已经为各路英雄所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