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总体评价

2012-2014年，16种CLSCI法学核心期刊共发表刑法学论文598篇，占CLSCI期刊论文总数4326篇的13.82%。仅次于民法学和法理学，位居第三。其中，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共计58篇，占三大权威期刊论文总数557篇的10.59％。从各项指标来看，2012-2014年刑法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

与 2009-2011年相比，2012-2014年刑法学科发展比较平稳。2009-2011年CLSCI期刊共刊发刑法学论文552篇，占总论文数的12.92%。从论文数量来看，2012-2014年刑法论文总数增加了大约8%，但占CLSCI期刊论文总数的比例仅有少幅度提升。其主要理由是《政治与法律》在2014年刚刚被纳入CLSCI体系，导致近三年CLSCI期刊的总论文数有所增加。由此可见，CLSCI期刊为刑法学学科所预留的整体版面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表一：刑法学CLSCI期刊论文总数

但在“三大权威期刊”中，近三年刑法学论文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具体而言，从2009-2011年的14.09%降至近三年的10.59%。这主要是由于2014年三大权威期刊中的刑法学论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仅占三大刊总论文数的6.28%，而2009-2013年年平均比例则达13.59%。

表二：2009-2013年三大期刊刑法学论文统计

从CLSCI期刊刑法学论文的内容与数量来看，我国刑法学研究在2012-2014年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刑法教义学属于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从近几年的论文数量比例来看，刑法教义学（刑法解释学、刑法释义学、刑法信条学）的论文仍然占绝对统治地位；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和刑事政策学的论文数量所占比例少，由此也反映了三个子学科在刑法学界以及在CLSCI期刊中的受重视程度并不高。

另外，从质量上来看，刑法教义学得到了快速发展。除了各式各样的刑法教义学“理论”——例如，客观归责、不作为、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犯罪支配、注意义务、错误等理论以外，刑法学界越来越重视刑法教义学的基础性问题，如刑法教义学的方法论、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等。同时，刑法学界也越来越重视将国外刑法教义学方法、研究成果与中国的立法、实践相结合，借此推动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从刑法教义学的现有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刑法学者已经具备与外国学者，特别是德日刑法学者就刑法教义学的各项议题展开平等对话的知识储备与能力。

2. 三阶层犯罪论的思维模式基本形成

思维模式对于刑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刑法的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四要件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争论很难说已经分出胜负，三阶层犯罪论的赞同者近几年似乎也没有集中火力攻击四要件理论。双方似乎终于能够和平相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有无“三阶层”的字眼，目前大部分刑法教义学的论文都是三阶层犯罪论思维模式的产物。充满德日刑法学理论特色的语言在近几年的刑法学文献中大行其道，诸如教义（信条）、法益、构成要件、违法性、不法、罪责、客观归责、自我答责、违法一元性、参与从属性等话语体系正不可逆地进入刑法学当中，昔日晦涩难懂的语汇日益成为刑法学论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通过改变刑法学研究的思维模式、逐步取得话语权等方法，暗度陈仓式地取代“四要件”的统治地位。

3. 学术争鸣成为理论研究的新常态，刑法学派雏形显现

刑法学理论研究已经不再追求教材化的所谓“通说”，而是越来越重视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和有个人特色的理论观点。通过争鸣，刑法学界在部分问题上取得理论共识，却在更多理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刑法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共犯（共同犯罪）的单一制与区分制等基础性问题，到客观归责是否有必要引入中国、客观归责的具体规则、罪量因素的体系性地位、自杀和参与自杀是否具有可罚性、危险驾驶罪的刑法解释等具体问题，学者之间都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并引起顶级大家的一一亮剑；学者们或参战或围观，刑法学界热闹非凡！与此同时，在一片商榷声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中国的刑法学派雏形显现——学派的理论立场、理论体系、学派的领军人物和队伍组成等虽然没有完全确立，但学派意识与学派之争已经逐渐形成，中国刑法学的整体研究水平由此也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4. 刑法总论研究精细化，客观归责、共同犯罪理论成果丰硕，量刑理论和被害人教义学理论兴起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刑法总论的研究日益精细化，一篇学术论文所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理论界早已经不再停留于介绍的阶段，客观归责的方法论、客观归责与过失、危险判断、危险接受、规范保护目的、自陷风险与自我决定、溯责禁止等等艰深问题，均有知名学者专门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至于另一热点问题——共同犯罪而言，研究越发深入的同时，也越发“混乱”，似乎也逃脱不了成为“最黑暗、最绝望的一章”的宿命。围绕着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共同犯罪体系属于单一制还是区分制、支配理论、参与从属性、中国刑法教唆犯条文的解释、身份犯、过失共同犯罪、共谋、实行过限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学界展开了孜孜不倦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

此外，随着刑法学关注、学习的重点从日本走向德国，量刑理论和被害人教义学等在我国学术界逐渐成为新宠。关于刑罚理论，学界走出报应、预防等范畴，更加关注量刑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源自德国刑法教义学的（量刑）责任原则、点的理论、幅的理论等不断丰富着中国刑法学理论成果。关于被害人教义学的研究虽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已经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并在被害人教义学基本原理、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等问题上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5. “小题大做”与总论化特征极大提升刑法分则研究的理论水平

我国传统刑法上对于刑法分则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条文注释”层次，研究水平不高，创新性差。近几年随着研究方法的转型，刑法分则研究在摆脱传统的同时获得“新生”，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发展。

首先，刑法分则罪名研究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小题大做”之风不可逆转。一篇论文不可能完整地解释整个罪名，而往往仅能讨论一个罪名中的某个构成要素（如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入户抢劫、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交通肇事中的“逃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的“公众”、涉信用卡犯罪的对象、内幕交易中的“违法所得”）、某几个罪名共有的某个构成要素（如刑法中的“明知”、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占有”、多个罪名中的“致人死亡”）等细节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立法论”研究属于少数（如是否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司法论”研究占主流，同时大致形成了以体系性思考为主，问题性思考为辅的方法论格局。

其次，刑法分则的研究呈现出总论化的特征。特别是在一些传统罪名，如盗窃罪、诈骗罪、故意杀人罪、交通肇事罪等罪名的研究上，通过吸收客观归责理论、被害人教义学理论、共同犯罪理论、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等刑法总则研究的成果，分则研究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围绕《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学者们也展开了学术对话，在扒窃、危险驾驶等个别议题上，甚至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激烈争论。此外，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交通刑法、医事刑法、环境刑法、劳动刑法、网络刑法、反恐刑法等崭新的研究领域应运而生。

（二）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2012-2104年，在CLSCI期刊上发表刑法学论文的作者一共308位（对于合作署名论文，本分析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人均发表1.9篇文章。

首先，年均发表3篇以上，即在2012-2104年共发表9篇及以上论文的超高产作者一共有9人，他们某种意义上属于刑法学界的“学术带头人”。具体如表三所示：

表三：超高产刑法学者名单（年均发表3篇以上论文）

其次，2012-2014年间，在CLSCI期刊上共发表4篇及以上（9篇以下）刑法学论文的高产作者一共有23位，他们属于刑法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具体如表四所示：

表四 高产刑法学者名单（共发表4篇以上论文）

以上高产作者合计共32人，占作者总数的10.38%，他们一共发表刑法学论文228篇，占刑法学论文的38.1%；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共发表35篇论文，占“三大权威期刊”刑法学论文的59.3%。由此也可以看出少数作者垄断CLSCI期刊版面的程度。

从高产作者的年龄段分布来看，“50后”7位，“60后”7位，“70后”13位，“80后”5位。由此可见，50后、60后平分秋色，70后接过大旗，80后不甘示弱，作者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老中青三代刑法学人薪火相传，刑法学科发展后劲十足。

此外，众所周知，在“三大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属于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在2012-2014年间，一共有4位高产作者在“三大权威期刊”共发表3篇以上刑法学论文。他们分别是：张明楷教授（4篇）、周光权教授（4篇）、白建军教授（4篇）和于志刚教授（3篇）。特别是，白建军教授在CLSCI期刊上虽然只发表4篇论文，但皆属于“三大权威期刊”，颇有非三大权威期刊不发的毅力和风范。

表五 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发表3篇或以上论文的作者

（三）法学院校排名分析

2012-2014年，CLSCI期刊的598篇刑法学学科论文来自117家科研单位，平均每家单位发文5.11篇。超过此平均值的发文单位共19家，具体如表六所示:

表六 2012-2014年高产科研单位排名表

表七 2014年论文数量前十名

从法学院校整体情况来看，2012-2014年CLSCI刑法学论文总数前十强单位共发表论文351篇 ，占598篇总数的58.7%；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46篇，占59篇总数的77.97%。由此可见前十强科研单位的绝对垄断地位。围绕2012-2014年刑法学科研单位前十强，我们做以下几点分析：

1. 清华大学独占鳌头

清华大学2009-2013连续五年保持刑法学CLSCI期刊论文总量第一名。然而，在2014年，清华大学被华东政法大学超越，失去了“第一把交椅”。但是，凭借着其三年出色且稳定的发挥，清华大学还是以61篇的总成绩力压群雄，获得2012-2014年的总冠军，且自己独自构成了“第一梯队”，并与“第二梯队”保持了相当大的领先优势。在61篇论文中，四名专职老师（张明楷、周光权、劳东燕和黎宏）贡献了近四分之三，其余约四分之一的论文则来自于博士后和博士生之手。其中，张明楷老师共发表20篇论文，约占清华大学刑法学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本人稳居高产作者第一位的同时，也为清华刑法奠定了总冠军的良好基础。

表八 清华大学作者发文情况

2.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法学院实力雄厚、不相伯仲

近三年，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论文总数一年上一个台阶：2012年13篇，2013年15篇，2014年20篇。由此，华东政法大学三年论文总数一举超过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夺得亚军。取得此成绩的关键在于刘宪权老师三年累计共发表12篇刑法学论文。然而，高达47.9%的自发率、仅有两篇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的成绩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自我造势的评价，亦为这名亚军得主蒙上一层“阴影”。在降低自发率的同时保证论文数量这一“目标”上，未来华东政法大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表九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论文刊发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近三年的总成绩呈势均力敌之势。从论文总数来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42篇压过北京大学法学院的40篇；从三大权威期刊论文数来看，北京大学则以10篇险胜中国人民大学的9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虽然没有超高产作者，但凭借着12位专职老师不同程度的贡献，人大法学院依然能保住其三甲地位。若能保持这种趋势，人大法学院的江湖地位必定难以被撼动而且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至于北京大学，近三年的排名波动过大：2012年排名第七，2013年排名升至第二，2014年又跌到第四。总结近三年成绩，虽然有陈兴良老师的14篇刑法学论文（陈兴良老师一共发表16篇CLSCI期刊论文，其中有2篇被纳入法理学）、车浩的6篇，也有博士生、博士后的10篇，但是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跌出前三名。与2009-2011年的总成绩相比，北大刑法学论文总数量有所下降（由45篇降至40篇），三大权威期刊的论文数则维持在10篇。纵观近几年的形势——前有清华的高产神话、华政与人大的“咄咄逼人”，后有北师大、东南大学等院校的来势汹汹，北大刑法学科被“前后夹击”，其还能否可持续性地保持其领先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要取决于北大刑法学科将来能否出现更多车浩般的高产接班人。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科院）实力有所下降，东南大学法学院地位进一步上升和巩固

2012-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CLSCI期刊上共发表刑法学论文36篇，总排名第5名，成绩表面上相当不错。然而，与2009-2011年的40篇、第3名相比，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实力还是有所下降。整体来看，高产作者不多是造成北师大实力下降的重要原因——36篇刑法学论文来自于18名作者，平均每人2篇。但凭借其队伍庞大的优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科院）的地位依然相当稳固。

在刘艳红教授的带领下，东南大学法学院近几年稳扎稳打，2009-2011年即以总数23篇的优异成绩跻身十强、最终排名第八。2012-2014年东南刑法学科继续勇往直前，凭借32篇取得第6名的好成绩。另一方面，东南刑法学科对刘艳红教授的依赖度，已经从2009-2011年的56.5%降到2012-2014年的37.5%，可见东南刑法学科已经由一个人的战斗成功转型为一支队伍的战斗！

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差强人意、地位告急，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异军突起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成为近几年最大的“黑马”。近几年两院刑法学科发展迅速，2012-2014年的总成绩跻身十强。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虽然没有如张明楷、于志刚、陈兴良教授般的超高产作者，但是凭借其多名高产作者的集体努力——彭文华的6篇、钱叶六的5篇和王昭武的5篇，苏大法学院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表十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作者榜

中国政法大学的排名，从2009-2011年的第7名下降至2012-2014年的第8名；发文总数从24篇降至23篇。表面上成绩比较平稳，但中国政法刑法队伍庞大，这样的成绩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法大的大部分刑法学研究力量似乎处于沉睡状态，中国政法大学俨然已经成为于志刚教授“一个人”的舞台。在23篇论文中，有14篇论文（占总数的60.9%）归功于于志刚教授，其余9篇由另外9名作者贡献，且大部分为学生。

表十一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论文作者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成功的奥妙在于姜涛教授近几年的笔耕不辍，共发表了10篇论文，成为令人瞩目的超高产作者。此外，刘远、陈洪兵、刘涛、石聚航、王彦强（王强）等作者的成绩看似不出众，但却发挥着聚沙成塔的重要作用，使南师大法学院悄无声息地杀入十强。这种“学术带头人领衔+团队集体发力”的模式，成为南师大取胜的关键武器，这种模式似乎值得各院校研究、模仿和超越！

表十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学论文作者

2012-2014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科（刑事司法学院）秉持“人多力量大”的精神，在CLSCI期刊上共发表21篇刑法学论文、0篇三大权威期刊论文，并以此勉强守持十强地位，成绩可圈可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不缺乏刑法大家，但近几年高产作者却凤毛麟角。周详教授共发表5篇论文，成为最大贡献者；其他13位师生分别发表1或2篇论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科的十强地位各自发挥其绵薄之力。

5. 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双双跌出十强，前景堪忧

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于2012-2014年期间，分别在CLSCI期刊上发表刑法学论文19篇和14篇。成绩虽然不俗，但是两单位同时跌出十强地位，成为刑法学科的难兄难弟。

西南政法与中南财经政法的境况相似，总成绩接近，都是“1名高产作者+多名低产作者”的发展模式——陈伟教授共发表CLSCI论文6篇，系西南政法唯一的高产作者；梅传强教授贡献2篇，其余11名作者各贡献1篇。19篇的总成绩虽然没有让西南政法输得很难看，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被甩出十强的悲痛命运。这充分说明了在这个刑法学科竞争激烈的年代，队伍庞大不是关键，高产才是硬道理！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成绩则更令人心酸。作为刑法学的传统老牌重镇，武大刑法学科近几年给人有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2009-2011年，武大刑法的总成绩尚且有23篇CLSCI论文，到了2012-2014年则仅剩14篇，且有7篇（即总数的一半）是发表在自办刊物上。武大刑法能否在未来数年内重整旗鼓，注定会成为刑法学界的重大关注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