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总体评价

2012-2014年，法理学共在CLSCI法学期刊发表论文644篇，仅次于民法学，位居法学各学科的第二名。其中，2013年法理学首次以微弱优势超越了民法学，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其他各年份均位列第二名。总体而言，2012-2014年，法理学在CLSCI法学期刊发文情况比较稳定。不过，2014年民法学首次突破了300篇的大关，以302篇的成绩位居各学科第一名；而刑法学首次突破了200篇大关，以218篇的成绩与法理学并列第二名。在这种情况下，“不进步就是退步”。期待我们的法理学者们继续保持当前这种不骄不躁的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实现自我突破与质的飞跃。

图一：2010-2014年CLSCI论文各学科对比图

2009-2014年，法理学在三大权威期刊的发文情况呈现出“大小年”现象（具体参见表二和图二）。2014年,法理学者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37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4篇，在《中国法学》发文19篇，在《法学研究》发文14篇。

图二：2009-2014年法理学在三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变化

从总体上看，2012-2014年法理学科呈现出以下研究特点：

1. 从研究内容来看，呈现“外在形式统一，内在实质分散”的特征。644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本体论、方法论、运行论、交叉研究以及比较法与法律全球化的研究。[i] 这些研究主题虽然都统一在法理学的范畴之内，但是分布比较分散，并呈现不断分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每一部分中，亮点论文都不少，不过限于篇幅，只能择其要分析如下：

（1）关于本体论部分的论文中，有关权利与义务研究的占比最大，其次是关于其他基本范畴的研究，对法学及法理学学科本身的研究最次。其中，关于法学及法理学学科本身的论文，虽然比较少，但也不乏深刻和创新之作。如，舒国滢的《法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重新审视了法学这门学问的性质，从古罗马时期的Jurisprudentia谈起，在进行词源鉴别的基础上，最后得出了法学最根本的属性是实践性，法学应当回归实践之学本身的结论。再比如，陈景辉的《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一文，从理论对于实践的三种重要意义以及法学知识体系的组成两个方面入手回应了对于法理学学科重要性的怀疑。再就是《法制与社会发展》刊发了一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文章，从其现实基础、发展途径、动力与机制、形成过程及基本标志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2）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法理学研究的热点。《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组织开展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题研讨。熊谋林的《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方法回顾》一文，通过对1981 年以来的研究方法文献进行回顾，并随机抽取2001-2011 年发表在中国三大顶级法学期刊的310 篇论文，对其7835 个引证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哈佛法律评论》2003-2009 年的13 篇论文，研究发现了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的4个特点:各种方法指数呈上升趋势，研究逐步科学化;引证中专著比例偏高，司法案例比重偏少;中外的司法差异分析不足，中国的司法案例较少，外国理论较多;影响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的法系和国家走向多元化。此外，《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以“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为主题展开研讨，侧重在中国法学研究的大格局中审视社科法学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剖析其与其他法学研究进路尤其是法教义学之间的关系，探寻其与法教义学进行沟通与合作的可能性。

（3）运行论部分的论文最多，涉及立法、法治、司法、法学教育以及法律职业化等问题，是法理学研究中的热点。其中，关于法治问题的论文占比最大，讨论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不少期刊开展了法治问题的专题研讨，如《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组织了“反思法治：制度、实践与话语”的笔谈，《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组织了“依宪治国”专题研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组织了“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专题讨论，《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和2014年第6期分别组织了“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问题”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可以说，法治问题一直是牵动法理学学者神经的话题，特别是随着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的通过更是将相关讨论引向深入。张文显教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文，提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形成“五个体系”，促成“ 五种局面”。 其中，“五个体系”，就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种局面”，是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人才强法的局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局面，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局面，国家法治主导下的政府法制、地方法制、社会软法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局面以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局面。此外，关于法治的研究中，有关法治评估、法治指数的研究也是法理学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司法问题也是引起法理学广泛关注的问题。如，刘忠副教授的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深刻阐释了法院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源。李小萍博士的《论法院的地方性》一文，在法院“去地方化”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论证了法院地方性的特征，并将之与“地方化”相区别。特别是随着《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两个“姊妹篇”通过后，关于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讨论也日渐深入。如，中国法学会王乐泉会长的《论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陈金钊教授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及改革顶层设计》及其《“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等。

（4）交叉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包括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及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交叉研究。其中，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论文最多，其次是法律与政治学、法学与伦理学、法学与文学等。刘思达博士的《中国法律的形状》一文，采用社会几何学的研究视角，提出一个理解法律系统之整体形态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并由此将当代中国法律系统的基本社会形态概括为十六个字：内圆外方、三位一体、二元对立、法政合一。这篇文章既是对当代中国法律系统整体形态的一次社会学分析，又是法律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为关于中国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法律职业、纠纷解决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在理论层面彼此对话和整合的可能性。

（5）比较法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不过却融合了法理学、法律史学和外国法学。高鸿钧教授的《英国法的主要特征》分上、中、下三部分连载于《政法论坛》，全景式地展示了英国判例法、法官法、程序中心主义、讲究经验、注重实用等特征。支振锋副研究员的《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一文，考察了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

2.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学者们注意到法理学研究正面临着各自为战、自说自话的处境，并从不同层面入手予以应对。（1）注重加强法理学内部的对话。回首法理学的发展史，其每次发展和飞跃都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关于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如法的本质、法的继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解释、人权、法律移植等等。但近年来，法理学内部的论争与对话日趋减少，更多的法理学研究者都忙于确立自己的“地盘”，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缺少了论争与对话，就很难形成共识，更妄谈推动理论研究的飞跃式发展。2013年开始出现了几篇商榷性质的文章。如，孙笑侠教授的《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王博阳的《关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种非典型性误读——与陈景辉先生商榷》等。但是这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论争还很远。（2）注重与部门法研究的对话。在交叉研究部分，法理学者们注重与部门法研究的对话，特别是与民法的交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如，张洪涛教授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及其参与者的社会网络》一文，提出受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影响，正在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存在信息结构性缺陷，因此必须改变低（零）成本立法策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建立需求导向型的法学创新和投资体制，强化起草设计与管理，优化起草网络。（3）更加重视法学话语权的研究，以提升法理学在法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李龙教授的《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陈金钊教授的《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顾培东教授的《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周尚君教授的《中国法学的话语流变考略》、朱振博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等。

3. 法学期刊和科研项目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指引和动力。法学期刊和科研项目在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成为法学研究的动力，甚至发挥了指引作用，特别是法学期刊组织开展的专题研讨。如，《中国法学》在每年第1期都会刊登该年的重点选题，也即每一期专题研讨的主题。再比如，《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组织了“深化司法改革”主题研讨，就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及策略等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2012-2014年，法理学学科共有55位作者荣登2012-2014年各学科高产作者榜。这55位作者共发表论文252篇，占法理学论文总数的39.13%；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40篇，占法理学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数的46.78%，为法理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三：2012-2014年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的法理学论文作者名单

注：本表按照下列方式进行排序：首先以发文总数确定排名，排名相同的，则按照出生年份进行排列，如果出生年份也相同，则按照姓氏拼音进行排序。此外，由于分学科统计的问题，有些作者的作品未全部统计在法理学科中，因此未能在上表中有所体现。

表四：2014年法理学高产作者榜

55位高产作者中，30、40年代出生的2人，发文7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篇；50年代出生的9人，发文44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2篇；60年代出生的17人，发文85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2篇；70年代出生的18人，发文77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2篇；80年代出生的9人，发文39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3篇。

图三：不同年龄段高产作者人数统计

图四：不同年龄段高产作者发文情况统计

1. 30、40后依旧笔耕不辍，为法理学后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李龙教授、周永坤教授分别出生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但他们依旧笔耕不辍，共发文7篇。其中，李龙教授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国家治理与法治这一主题，通过阐述“治理”一词,描绘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进而得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保障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科学结论,并以此为契机,提出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此外，其《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文，梳理了建国后我国为构建法学学术话语体系进行的四次有益尝试，并就如何建构中国的法学学术话语体系提出具体建议。周永坤教授的文章主题比较分散，却都紧扣社会的热点，如关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丈夫生育权等问题的研究。

2. 50后依旧战斗在法理学的前沿，引领着法理学的发展。9位50后教授，2012-2014年间发文44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2篇，战斗力依旧非常强悍。46篇文章中，有16篇集中研究法治问题，特别是2014年研究法治问题的文章比较多。这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法治为主题息息相关。再就是研究司法问题和司法改革的文章比较集中，其余研究主题仍较分散。其中，江必新、张文显两位教授都属于兼职教授。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外还笔耕不辍，分别取得第1名和第8名的成绩。这种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年轻后辈不断学习。

3. 60后依旧辛勤耕耘，是法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17位60作者共发文85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2篇，人数和发文总量在各年龄段中都稳居第一，构成法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法理学高产作者榜单中，排在第2名和第3名的4位作者均为60后。其中，舒国滢教授近年的研究兴趣比较集中，不管外界风雨如何变化，依旧专注于古罗马法的相关研究。陈金钊教授的关注点除了集中于法律方法之外，还注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注重对法治与改革的研究，特别是其《“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一文，对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法治优先、改革附随”的“法治改革观”，为正确处理好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

4. 70后迅速崛起，与60后一起构成法理学研究的中流砥柱。18位70年代作者共发文77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12篇，与60后一起构成法理学研究的主力军。前10名中，有4名70后。其中，凌斌副教授的表现一直比较突出：以7篇的成绩取得第6名；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4篇，仅次于江必新教授，排第二位。值得恭喜的是，凌斌副教授自2014年8月晋升为教授。希望其能够继续保持之前的发文势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80后发文势头迅猛，发展潜力不可小觑。9位80后共发文39篇，并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3篇。虽然还没有80后进入前三，但是在前10名中有3位。陈柏峰教授在2013年以3篇的成绩取得第三名，雷磊副教授、郑智航副教授、陈洪杰博士和陆宇峰博士在2014年以3篇的成绩取得第二名，也算弥补了这一遗憾。此外，除陆宇峰博士是2014年第一次进入榜单以外，其他几位80后作者的发文节奏基本上比较平稳。这些后起之秀的发展势头迅猛，潜力不容小觑，其欠缺的不过是时间的沉淀、知识的积累以及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相比其他学科的80后来说，法理学科的80后已经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期盼他们接下来能有更精彩的表现。

（三）法学院排行分析

2012-2014年法理学学科644篇CLSCI论文共来自139家单位。其中三年间共发表10篇及以上论文的单位，共有18家。其中，北京市有5家，江苏省3家，上海市、湖北省各2家，吉林、山东、湖南、浙江、福建等省各1家。

表五：2012-2014年高产科研单位排名

表六：2014年法理学排名前十的科研单位名单

18家单位三年间共发表论文409篇，占法理学论文总数的63.51%；在三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0篇，占法理学在三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的73.17%。他们构成了法理学研究的主力，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1. 中国政法大学持续保持领先优势，稳居冠军之位。2012-2014年间，法大共发表论文52篇，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5篇，以绝对的优势稳居榜首。其中，2014年法大以21篇的成绩再次夺得冠军，这也是其自2009年以来第六次夺冠。连续六年稳居榜首，显示了其雄厚的研究实力。过高的自发率一直是法大法理学的“软肋”：2009-2011年，48篇文章中有28篇发表在本校主办的刊物上，自发率58%；2012-2014年，52篇文章中有18篇发表在本校主办的刊物上，自发率34.62%。其中，2012年自发率为28.57%； 2013年自发率为41.18%；2014年自发率为33.33%。尽管如此，法大法理学的研究实力也不容小觑：2012-2014年34篇的他发数足以让其傲视群雄。更何况其还有4位作者荣登高产作者榜：刘星教授、舒国滢教授、陈景辉副教授和雷磊副教授。这四位高产作者分别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形成了年龄结构合理的研究梯队。

2. 吉林大学法学院尽管近两年的成绩有所沉浮，但依旧凭借整体实力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2009-2012年，吉林大学法学院一直稳居法学院排名的第2名；2013年，仅以8篇的成绩取得第5名；2014年无论是论文数还是排名都有所进步，以15篇的成绩取得第3名。不过其自发率依旧居高不下，35篇中有21篇发表在其主办的《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作为专门的理论法学学术刊物，其作用和地位一直为理论法学研究者所推崇，能在上面发文也实属不易，但是高达60%的自发率委实难以服众。

3. 华东政法大学稳步上升，发文数首次突破个位。自2011年进入“前十”队伍之后，华东政法大学的成绩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2011年，第10名；2012年，第8名；2013年，第5名；2014年，第2名。特别是2014年，其发文18篇，首次突破了个位数，其中他发数12篇，与排在第一名的中国政法大学他发数仅有2篇的差距。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在注重发挥现有研究力量的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引进人才：2012年从黑龙江大学引进了马长山教授；2013年从山东大学引进了陈金钊教授；采用师资博士后的形式引进了一批年轻学者，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陆宇峰博士等。这三年间，马长山教授为华政贡献了5篇文章，陈金钊教授贡献了6篇文章，陆宇峰博士贡献了3篇文章，占华政发文总数的42.42%。期待2015年华东政法大学有更精彩的表现。

4. 北京大学法学院排名上下沉浮，但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6篇，整体研究实力雄厚。2009-201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排名上下沉浮，呈现W型（参见图三）。其中，201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以8篇的成绩排在榜单第7名。不过，2012-2014年间，其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6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各两篇，显示出雄厚的研究实力。苏力教授、张骐教授、凌斌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孙海波同学荣登高产作者榜，其中既有50后、60后，又有70后、80后，年龄结构分布合理。此外，以5篇成绩荣登2012-2014年高产作者榜的侯猛副教授自2014年1月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调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工作，更是让北大法学院如虎添翼。

图五：2009-201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排名情况变化

5. 尽管2013年起伏较大，山东大学法学院凭借2012和2014年的精彩表现稳住阵脚。2009年，山东大学法学院共发文3篇，排第16名，并未进入前十；2010-2012年间，表现稳健，2011年进入前三；2013年，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整体排名，都出现大幅度下滑，以7篇的成绩排在第11位；2014年，以9篇的成绩排在第5位，稳住了阵脚。其中，进入高产作者榜的孙光宁博士、郑智航博士两位80后为山大法学院贡献了10篇文章，占山大法学院发文总数的38.46%。出生于1984年的陈坤博士，以4篇的成绩荣登高产作者榜，其2013年6月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加盟”山东大学法学院。拥有这样一批表现出色的80后，相信山大法学院能够在榜单中站稳脚跟，精彩不断。

图六：山东大学法学院2009-2014年排名情况

6.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南大学法学院稳中有降。自2012年以来，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成绩比较稳定，于2012、2013两年并列第5名。不过，2014年两所学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西南政法大学以8篇的成绩位列第7名，人大法学院以7篇的成绩位列第10名。西南政法大学的排名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3篇，打破了连续4年的沉寂。此外，两所学校虽然拥有自己的CLSCI法学期刊，但自发率并不高：2012-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的自发率为24%，人大法学院的自发率为8.33%。

表七：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9-2014年排名情况

图七：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9-2014年排名情况

中南大学法学院也呈现出稳中下降的趋势：2012年中南大学法学院一改2009年以来在15种CLSCI法学期刊上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一鸣惊人，以8篇的成绩排在第7位；2013年的中南大学法学院延续了2012年的良好态势，在15种CLSCI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且9篇均为他发，名列榜单第4名；2014年仅有6篇“入账”，以1篇之差跌出前10名，取得第11名的成绩。2012-2014年，江必新教授为中南大学法学院贡献11篇，谢晖教授贡献8篇，占了中南大学法学院发文总数的82.61%。剩余4篇分别为胡平仁教授、杨清望副教授、王进文讲师以及博士研究生胡国梁贡献。与西南政法大学和人大法学院相比，中南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主要依靠江必新和谢晖两位教授的精彩表现。

7.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4年颗粒无收，完全凭借2012、2013年的优异表现取得榜单第8名。2009年以来，清华大学法学院发表的论文数和排名均比较稳定，且稳中有升，但是2014年其并未在16种CLSCI期刊上发文。而2012-2013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发表的23篇文章中，高鸿钧教授和许章润教授分别贡献5篇，高其才教授贡献2篇，王晨光教授贡献1篇，其余的9篇为在站博士后和在校博士研究生贡献（前者贡献3篇，后者贡献6篇）。从清华法学院2012、2013年这两年的表现来看，其不乏法理学的大牌教授，也不乏优秀的后备力量、青年才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2014年清华法理学颗粒无收呢？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

表八：2009-2014年清华法学院发表论文情况统计

8. 社科院法学所发展势头良好，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数位居第一。自2010年以来，社科院法学所，无论是论文总数还是排名，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12-2014年，继续延续了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2012年，以5篇的成绩排在第12名；2013年，以8篇的成绩位列第5名，这也是社科院法学所“沉寂”三年之后再次进入前十的一年；2014年，以9篇的成绩位列第5名。2012-2014年，社科院法学所在三大权威期刊发文7篇，位居各科研单位榜首。其中，2014年在《法学研究》发文4篇，均以“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

表九：社科院法学所2009-2014年发表论文及排名情况

9. 武汉大学法学院2014年表现精彩，却因为2013年的表现无缘前十。2012年，武汉大学法学院以6篇的成绩位列第10名；2014年，以12篇的成绩位列第4名。不过由于其2013年仅发文2篇，导致整体成绩下降，以20篇的总成绩位列榜单第11名。总体而言，武汉大学在2012-2014年这三年的表现不如2009-2011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