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2种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发表的法理学论文主要呈现出学科反思意识明显、基础理论研究精细化、重大实践问题备受关注等特点。作者队伍方面，人均发表论文1.3篇，“70后”“80后”是主力。科研院所方面，平均每家科研单位发文2.1篇，21家单位超过平均值。
2020年，22种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简称CLSCI期刊）共发表法理学论文220篇。其中，三大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上共发表论文22篇，占比为10%。从论文的内容与数量来看，我国法理学研究在2020年呈现出学科反思意识明显、基础理论研究精细化等特点。
学科总体特点
从CLSCI期刊刊发的论文看，2020年，我国法理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学科反思意识明显，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逐渐成为共识。法理学研究开始更多关注学科本身，围绕法理学的历史形成、发展轨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田夫的《法理学与法学通论的关系——以近代中国对日本学说的引进为中心》、李忠夏的《功能取向的法教义学：传统与反思》《探寻法治的中国之道——中国法治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等。同时，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法理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许多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法学的研究对象、核心范畴、研究主题、研究范式的转化。如杨宗科的《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付子堂的《“法理”：中国法学与法理学的理想图景》等。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精细化，“法理”越来越被普遍关注。随着学科的发展，法理学中基础理论研究日益精细化，在法的价值、法律体系、法的要素、权利和义务、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如李桂林的《法治价值观：以人的尊严为导向》、莫纪宏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等。与此同时，学界“以法理为中心”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黄文艺的《新时代中国法理研究方法论》、郭晔的《法理：法实践的正当性理由》、胡玉鸿的《法理即法律原理之解说》等。此外，对思想流派、法治理论的关注和反思也在持续展开。如公丕祥的《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思想述要》、金韬的《价值如何进入法治：形式法治理论的失败》等。
第三，重大实践问题备受关注，司法问题成为研究热点。除各式各样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外，学界越来越重视法治运行过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一是司法问题研究。其涉及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司法责任制、智慧司法，公序良俗、法律学说、社会科学知识、政策等在司法中运用的研究，司法责任制、智慧司法的研究。比如张骐的《论案例裁判规则的表达与运用》、孙梦娇的《公序良俗司法应用之法理分析：功能、理据与实证机制》、杨力的《从基础司改到综配司改：“内卷化”效应纾解》、马长山的《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等。二是立法问题研究。其涉及立法原则、立法权配置、法典化等，如刘风景的《审慎立法的伦理建构及实现途径》、郭晔的《中国民法典的法理定位》等。三是执法问题研究。其涉及乡村基层执法、执法激励等方面，如陈柏峰的《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梁永成的《论基层执法衍射效应：基于生态学视角的考察》等。四是法治评估问题研究。其主要涉及精确性的讨论，如伍德志的《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等。五是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研究，如黄文艺的《中国政法体制的规范性原理》、郑智航的《党政体制塑造司法的机制研究》等。
第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研究增多，新领域研究兴起。随着党中央反复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关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和法治的关系、国家治理的法治化的研究日益增多。如张文显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个核心命题》、卓泽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谢晖的《法律至上与国家治理》等。同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法理学研究思路日益从整体性转向分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区域治理等领域涉及的法治问题。比如彭中礼的《智慧法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宣言》、马长山的《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及其法治化展开》涉及一般理论研究；丁晓东的《论算法的法律规制》、郭春镇的《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陈景辉的《自动驾驶与乘客优先》涉及算法、人脸识别技术、自动驾驶等具体问题研究；王奇才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原则与法理思维》、王晨光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优化的逻辑及展开》涉及公共卫生研究；谢晖的《论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治理》、高其才的《自我卫护：习惯法视野下非常时期的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以2020年初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涉及紧急状态研究；梁平的《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应用的区域法治化治理进路——以京津冀类案检索机制的构建为例》、郑智航的《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涉及区域法治研究等。
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2020年，在CLSCI期刊上发表法理学论文的作者共169名（对于合作署名论文，本分析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人均发表1.3篇。超过此平均值的作者共33位，占作者总数的19.53%。这33位作者在CLSCI期刊共发表法理学论文84篇，占2020年CLSCI期刊法理学发文总数的38.18%；其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0篇，占三大权威期刊法理学论文的45.45%。2020年CLSCI期刊法理学科，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共有11人，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共有22人。
从高产作者的年龄段分布情况来看，“50后”2名，“60后”9名，“70后”4名，“80后”15名，“90后”3名。由此可见，“50后”“60后”宝刀未老，“70后”“80后”成为法理学在CLSCI期刊发文的主力，“90后”已崭露头角。作者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老中青三代法理学人薪火相传，法理学科发展后劲十足。
法学院校排名分析
2020年，CLSCI期刊发表的220篇法理学论文来自104家科研单位（对于合作署名论文，本分析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单位；对于一个作者标明两家单位的，本分析报告仅统计第一单位），平均每家单位发文2.1篇。超过此平均值的发文单位共21家，占科研单位总数的20.19%。这些科研单位2020年在CLSCI期刊共发表论文118篇，占发表法理学论文总数的53.63%；在三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4篇，占22篇总数的63.64%。
从各法学院校的整体情况来看，中国政法大学独占鳌头，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实力雄厚，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表现稳定，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异军突起，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仍需努力，武汉大学的表现差强人意。
其一，2020年，中国政法大学凭借在22种CLSCI期刊共发表法理学论文21篇，夺取桂冠，且独自构成了“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保持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其中，该校法学院发文9篇，比较法学研究院发文6篇，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治政府研究院、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等其他单位共发文6篇。取得此成绩的关键在于一些青年教师，如该校比较法学研究院的孙海波发文4篇，该校法学院的雷磊发文3篇。
其二，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的总数保持在15篇左右，呈势均力敌之势。中国人民大学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总数为15篇，包括法学院14篇、人权研究中心1篇。其中，丁晓东、黄文艺、陈景辉三人贡献了11篇，占比近四分之三。丁晓东共发表论文5篇，包括三大权威期刊1篇；黄文艺共发表论文3篇，包括三大权威期刊1篇；陈景辉发表论文3篇。这些作者在本人稳居高产作者榜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大学取得良好成绩奠定了基础。
华东政法大学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的总数也达到15篇，包括法律学院7篇，科学研究院4篇，法律方法研究院2篇，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1篇，其他单位1篇。其中，胡玉鸿贡献4篇，马长山、杨知文、陈金钊各贡献2篇。虽然高产作者不及中国人民大学多，但凭借着各作者不同程度的贡献，依然能保住其地位。
2020年，吉林大学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的总数为13篇，包括哲学社会学院4篇，理论法学研究中心4篇，法学院3篇，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篇。然而，从学校整体状况来看，高达46.15%（6篇）的自发率、没有一篇论文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上，使其稍逊一筹。
其三，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地位进一步巩固。2020年，浙江大学在CLSCI期刊共发表法理学论文9篇，均出自光华法学院，成绩相当不错。9篇论文中，郭晔贡献了5篇，且其中一篇发表在三大权威核心期刊上。清华大学在CLSCI期刊共发表法理学论文8篇，包括法学院7篇，社会科学学院1篇。虽然没有高产作者，但凭借其队伍庞大的优势，在高鸿钧、高其才、王晨光、屠凯、刘晗、叶开儒、于晓虹等多名作者的集体努力下，地位依然相当稳固。
其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表现稳定，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异军突起。202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7篇，其中法学院6篇，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1篇。7篇论文中，有2篇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成绩可圈可点。在徐汉明、陈柏峰等人的努力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维持了相对平稳的表现。与此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异军突起，在CLSCI期刊分别发表法理学论文7篇、7篇、6篇，成为近年来法理学学科中的“黑马”。不过，这三所院校在三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并不多，除上海交通大学杨力贡献1篇外，其他作者均为0篇。高产作者更是凤毛麟角，除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方乐、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郭春镇、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雷槟硕各发表2篇外，其他作者仅发表1篇论文。
其五，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仍需努力，武汉大学表现差强人意。2020年，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分别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5篇、5篇和4篇。成绩虽然不俗，但同时跌出了十强。即使有北京大学的张骐、西北政法大学的杨宗科这样的高产作者，也仍无法改变这一境地。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成绩则更差强人意，2020年在CLSCI期刊发表法理学论文为0篇。作为“五院四系”中的老牌院校，这些院校还需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