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的论文样本皆源自22种CLSCI期刊。CLSCI期刊是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权威发布平台。通过梳理CLSCI期刊中法律史学的研究成果，将收录文献的现状及规律予以呈现。

（二）研究方法

本次统计采用文献计量法对CLSCI期刊发表的文章进行统计，并应用Cite Space V软件（一款可对学科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的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归纳出现阶段研究现状。

二、CLSCI期刊研究成果发表情况

（一）发文数量统计

2020年22种CLSCI期刊共发布论文1940篇，其中法律史学的研究成果共58篇，占比为2.98%，平均每篇被引数为0.34。比较近10年的发文总量，该领域的研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发文数量持续偏低。

与其他学科的发文量对比，法律史学的发文量相对较低，仅高于知识产权法学、环境资源法学、社会法学。从时间维度上分析，近10年法律史学的发文量较为稳定，但在学科分布中占比始终偏低。以《中国法学》为例，将法理学与法律史学共同进行统计，两学科近10年共发表文章278篇，占该期刊近10年发文总量的22.8%。近10年《现代法学》法理学与法律史学发文共计156篇，占该期刊近10年发文总量的13.7%。

（二）研究作者和单位分析

图2：机构合作图谱

对研究者和研究单位计量分析可以发现，2020年22种CLSCI期刊法律史学领域，发文最多的单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共发文11篇，在其自办刊物发文4篇；华东政法大学次之，共发文9篇，在其自办刊物发文2篇。中国政法大学近年来发文总量居榜首者次数多，但自发率过高一直被诟病。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发文成绩斐然，值得称赞。重庆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分别发文3篇。老牌“五院四系”中，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发文2篇，北京大学仅发文1篇，还是博士研究生贡献的，表现差强人意。

从学者年龄分布来看，学界前辈依然保持研究热情，笔耕不辍，为后辈树立了典范。张晋藩先生90岁高龄，发文2篇，均围绕中华法文化展开，一篇从周礼出发，论述了弘扬中华法文化对构建中华法系的重要意义；另外一篇论述中华法文化体现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2020年，张晋藩发表的两篇论文与其以往的研究一脉相承，其中华法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结合给大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60后”依然是法律史学发文的中流砥柱，其中侯欣一以发文3篇居首，分别研究了古代国家社会治理制度、政法制度，并梳理了法学研究学术史，指出政法主题在研究中缺位。侯欣一对法学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和领域。“70后”“80后”学者是2020年CLSCI期刊发文的主力。该梯队中刘晓林以发文2篇居首，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唐律中的定罪量刑问题。“90后”学者，尽管整体发文量不多，但学术造诣不凡。为数不多的外国法律史研究成果中，其中一篇就是“90后”学者贡献的。

纵观法律史学学者的研究历程，大家普遍在自己以往的领域继续深耕。例如，陈忠明专注明清法治发展研究，且研究材料主要集中在笔记小说、裁判文书等，2020年发文延续了其研究特点，其《探春断事：法律决策的情境与性情》不仅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底蕴、法学功底，更显示了法律史学研究的广度与包容性。李雪梅一直注重对古代碑文石刻的探索研究，2020年在古代行政程序的研究中又有了新成果。陈玺一直钻研唐律，从之前唐律中的刑事证据、巫蛊犯罪到2020年发表的唐代赎法规则，研究特色鲜明。

考虑到CLSCI收录文章样本较少，笔者从中国知网中筛选出2010年至2020年的北大核心期刊（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要目）和CSSCI期刊中收录的法律史学研究成果，用Cite Space V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出现了图1的情况。通过对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各作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合作关系。由图2机构合作图谱可知，各研究机构之间也鲜有合作。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之间形成的合作群体较少。学术机构之间也多为独自研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图1：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三）研究内容分析

根据分析可以发现，法律史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自成一格，各具特色。从研究内容上看，有的学者注重研究历代法典，例如《“开元六典”的继受传播及对中华法系的影响》《〈唐律疏议〉中的“比附”探究》《唐律中的“杀”与“死”》；有的学者着重探讨民俗规约，如《“化家为国”：传统中国治理中的家族规约》；有的注重制度研究，如《唐代赎法规则及其当代启示》；有的重思想体系梳理，如《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华法文化》。研究成果丰富多元，研究角度立体多维。

总体上看，法律制度史的研究文章共27篇，占法律史学发文总量的46%。外国法律史发文4篇，比较法律史1篇。从上述统计结果可知，法律史学者的研究仍更多集中于制度史、思想史研究，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融合仍需加强。另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优势明显，受研究资料和语言障碍限制，外国法律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文献资料的收集也更多集中于官修典籍，文人笔记、艺术作品、碑刻等资料的发掘程度仍有待加强。

（四）基金分布状况与分析

从2020年CLSCI期刊发文基金分布情况看，收录的58篇文章中，有28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占法律史学发文总量的48.28%，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成果发文优势明显。可见，科研项目仍然是发文的重要推动力。

法律史学未来发展之展望

从2020年CLSCI期刊发文情况来，过去几年，法律史学无论是发文数量、资料选取、研究方法等，都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从其研究成果特点看，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其趋势。

（一）紧随时代热点 回应社会关切

梳理2020年的法学热点，讨论最热烈的无疑是2020年5月28日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此背景下，《中国律例统编的传统与现代民法体系中的指导性案例》《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契约文明起源考：以古代西亚为中心》《论唐代无主物法律制度》《我国民法典编纂与德国法律文明的借鉴——中国继受1900年〈德国民法典〉120年考略》等与民法典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疫情防控的思考成为社会热点，比如《中国租界防控疫情立法与思考》从历史角度为疫情防控提出法治思考。

这充分说明尽管法律史学面对的是历史，但法律史的研究也需关注时代需求。法律史学的研究不只是呈现法律制度在历史上的原貌，亦要探索法律变革的轨迹与规律，进而增强法律史学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参照和启示，实现其与当代法文化的充分融合。

考虑到CLSCI期刊仅收录了58篇文章，笔者通过Cite Space V软件分析中国知网中收录的法律史学文章，并选取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2010年至2020年的法律史学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出现频次排名前50的关键词，如图3所示：

图3：关键词分析

文章的关键字是对文章主题的凝练和概括，对关键词的分析能够代表某个学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以关键词“依法治国”为例，其被广泛引用时间集中于2014年至2017年。这表明2014年至2017年，“依法治国”是当时法律史学界研究关注的焦点、热点。同样，随着2021年1月民法典的正式实施，法学界对民法典讨论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后疫情时代下的法治建设也会成为关注重点。这一系列热点命题也会在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围不同程度地呈现。

（二）深化理论融合 加强学科贯通

法律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学科本身融合了历史和法学知识。法律史的研究有其特殊性，其研究常常依赖于文献之收集，如官方法律典籍、笔记野史、案牍判词、契约文书等。法律史学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法理学、其他部门法学、社会学等。因此，打通学科之间藩篱，实现学科之间融通对于法律史学的研究势在必行。

从现有法律史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内容更加细化、跨学科研究趋势更明显。研究成果中，也大量出现了对史料的数据分析或统计。社会学的计量方法、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将使研究工作事半功倍。因此，深化理论融合，加强学科之间的贯通是法律史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三）夯实学术基础 拓宽研究视野

2020年CLSCI期刊虽仅收录58篇文章，但每一篇论文都体现出作者有着深厚的史料驾驭能力和学术底蕴。法律史学研究要求学者既能贯通古今，又能实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融合。以史论今，绝非简单的史料呈现，还需要学者对史料的真伪等拥有鉴别能力，不断夯实历史和法学的文化基础，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法律并不只存在于法典之中，乡规民约、文学作品、碑文石刻中的法律智慧也值得大家深入挖掘。因此，积极挖掘多元的文献资料，有利于法律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内容独辟蹊径。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