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场劫难
——《古拉格群岛》阅读札记
萧 瀚

前言
我是一个懒于动笔的人，因此，只有在读到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时，我才会发感慨，如鲠在喉，挥笔一吐为快。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便是这样一部让我的心灵得到洗礼的巨著，于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居然成了我这篇微末小文的原因。
在谈感想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下“古拉格群岛”的字面含义。古拉格是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所谓群岛，取其象征含义，即古拉格下辖的各劳改营。知道了书名的字面含义之后，我们对作者要讲述的内容就略知大概——他要叙述苏联劳改营的情况。
对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研究和批判，索尔仁尼琴远非第一人，但是索氏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几十年来却以其作品中的深刻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享誉全球。1970年，他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几乎被人公认为是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索氏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以白描的手法，未加任何渲染，也没有无谓矫饰地叙述了苏联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衰败（但不是崩溃，而是死而不僵）的过程，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本质性敏感问题也毫不回避，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索氏以亲身体验为基线，层层展开，夹叙夹议地把读者带入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二十世纪人问地狱，书中处处闪烁着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人间丑恶的痛恨，字里行间的冷嘲热讽也深深地表达出作者对制造人类痛苦者的愤怒和鄙视。书中还作了大量的理性思考，对于一种运动、一种政权如此残酷地迫害自己人民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古拉格现象
索氏在《古》一书中借助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均可查证），对一种运动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展开了思考。这种思考是严肃和认真的，尽管不免带上一些感情色彩，但情感并未压倒理智，读者在其大段大段充满激情的责问和讽刺文字中处处可见到作者理性的光辉。作者引述材料一半是为了真实报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准确无误地剖析那种运动和该运动之下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模式，索氏认为这种极权主义统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表现为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这一切我称之为“古拉格现象”。
（一）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刑讯
几乎所有的冤狱都是在刑讯——对人的折磨——中产生的，古拉格自不例外。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营，契卡人员想出各种各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作者在书中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作者说道：“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也许在表面上看是很难想象一些刑讯措施的残忍性的，但由于契卡人员在用刑时往往都是结合使用各种方法从而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最后是他们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作者在书中充满深情地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是的，在如此残酷的刑讯之下，又有多少人能挺过来呢，所以，我们若要责怪自诬的人，那就得扪心自问我们能否忍受非人的折磨。
（二）荒谬绝伦的司法
书中提到了多起荒唐的司法案例，在那个时代这是普遍现象，如《古拉格群岛》上册第69页说到的一位厂长因为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的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判刑，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在这些荒唐的案例中，制造冤狱的人们是十分虔诚的，这种虔诚本身就很荒唐，没有这种荒唐的虔诚就不会有荒唐的判例。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古拉格群岛对所有的冤案已经习以为常，真正因为犯罪而被判刑倒成了稀罕的事情。
（三）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
尽管人类的许多观念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如善良、真诚、谦和等等却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坚不可摧的牢固性以及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孔不入，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成了它摧毁的目标。对任何问题．人生的看法，人们不得再有任何自己的标准，人们不再被允许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人们甚至不能按原先最自然的方式去处理家庭关系。在古拉格时代的苏联，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那是司空见惯的，父子反目、母女成仇也是见怪不怪。在劳改营里，刑事犯一统天下，政治犯成了最底层的囚犯，他们的财物遭到抢劫，肉体备受摧残，人格受侮辱，少年犯们肆无忌惮，纵横行凶，无人敢管；在社会上，人们对陌生人永远抱着敌视的态度——只怕他们连累自己；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不再有亲情，有的只是告密，有的只是把好朋友送进劳改营，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大义灭亲”的壮举。也许，这一系列现象，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对于许多人而言甚至能够“如数家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索尔仁尼琴。
（四）株连性逮捕，集体流放
书中说到，许多人整个家庭地进入劳改营或丈夫服役、妻子流放，即便是80高龄的老人也绝不放过。俄国谚语“森林被砍——木片纷飞”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这些受害的人当中，上到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军队的高级将领，下到一般百姓、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斯大林除了株连这一绝活外，他还发明了集体流放，他曾将一些少数民族，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流放，还美其名曰“强制迁移”。这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都有详细描述，此不赘述。
（五）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无端虐杀
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群岛的主要剧目，也是它的压轴戏，被投入劳改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工作12—16小时，工具极端简陋甚至索性就没有。在这种一天500克（多一点的话700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烂菜汤（只是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伙食条件下，大批大批的劳动者死于非命。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象是熟视无睹的，不仅是熟视无睹，有一些杀人成性的管理人员甚至还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无法上工则就地枪决，罪名是怠工。而且杀人者往往还得到嘉奖，于是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演出了一幕幕为获奖而杀害犯人的丑剧。
二、一个民族的奋争
古拉格群岛的子民们，由于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和残酷，他们的生存智慧也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解决生活上诸如吃、喝、拉，撒、睡还是寻求异性的情感寄托，都表现出了惊绝今古的智慧和勇气，也表现出极其坚强的意志力、忍耐力和幽默感，这也许正是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不至于被丑恶湮灭的原因。劳改犯们为了生存，用帽子当饭碗，没有解手的地方（在押解的车上），用皮靴当尿槽，为了不至于被冻死而拼命干活，为了摆脱杀人的劳动而自残肢体，为了自由而逃亡——尽管逃出去也是死，自由的代价是死！古拉格群岛的历史是一部民族奋争的史诗，是一曲二十世纪超越了《命运》的宏大交响曲，更是一座绝不向罪恶和苦难低头屈膝的人类傲骨的丰碑。
如果仅仅描述古拉格群岛上人们的抗争，那还不足以全面反映俄罗斯人民的伟大。书中写到了一些头脑清醒、有强烈正义感、人格卓越的普通人，在苦难和丑恶面前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风范。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一个二十五岁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独立不羁的女性，在暴政来临之际，义正辞严，挺身而出，单枪匹马与丑恶势力奋战，她为此被多次关押，劳改18年，但她一直没低过头，一直以不屈服的昂扬斗志生活在丑恶围布的环境中，她是幸运的，没有被枪毙，这是一个奇迹。而在索洛淮茨劳改营的几十名教派分子就显然没有这种“好运”，按照教规他们对教众的施舍物不得签收，而按古拉格规定，只有签收了才能领口粮，他们由于拒绝在表册上签收口粮而被送到一个荒岛上活活饿死，两个月后在荒岛上，他们的尸体已被鸟雀啄碎，但没有一个逃跑——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信仰（在此，信仰显得多么伟大而焕发出绚丽的悲剧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只要他们迁就一下，他们就可以活下来了，但他们宁可饿死而不污教徒的清誉。这种崇高很平凡，但却震撼人心。还有好多例子，不再细说，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俄国的脊梁们是如何完成他们的精神炼狱与再生的。
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遭受到最大极限的污辱和蹂躏的时候，这些独立不羁的人们就成为拒绝同流合污的象征人格、独立的风向标。他们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坚实的理论基础来支撑自己的信仰，也许他们就凭着一种直觉，一种对普通道德的尊奉，拒绝一切反常的现象——哪怕它被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拒绝成为别人思想的奴隶，他们拒绝在别人的鼻息之下苟且偷生，当伪善者们、教条主义者们、骗子们在贩卖狗皮膏药并且拿着刀子逼迫人们“掏钱”时，他们拒绝了，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们刚颜不屈地抵抗对自由和正义的践踏。此前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没有这样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他们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被流放、被劳改，甚至被枪毙。但也正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了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者风度，他们正是俄罗斯人民值得骄傲的儿女，正是他们承担了俄国的良心，使之不至于泯灭，这些普普通通而又傲骨嶙峋的人传承着俄罗斯的伟大传统。
三、一点思考
1．人类自我蹂躏的极致及其原因
人类自我摧残、自我蹂躏的历史是漫长的。在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多数人暴政的牺牲品有过无数的例证。而在东方，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资料的佐证。《古拉格群岛》向我们展示的则是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人类自残现象的极致状态。这种现象的产生本身足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人们不断地问，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吧？或者甚至会不相信，以为全是伪造臆说。可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史料却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但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其名著《让历史来审判》中对斯大林暴政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理论分析。另一位苏联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胜利与悲剧》也作了大量的史料钩沉工作，并且对斯大林及其极权主义模式作了一些分析论证。但是由于角度的差异，他们都极少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引发这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的原因，而《古拉格群岛》却以其直观性、准确性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即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抵制这场灾难？大清洗大灭绝时人的心理到底是怎样的？暴政何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任何一种独裁专制政权，如果仅仅依靠某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多么残酷嗜血、阴谋机变，都不足以犯下多大的罪行，只有当这种专制依靠一系列来自各方的力量，才可能产生巨大能量。这些力量包括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群盲的狂热追随，公务人员的恪尽职守等等。但仅此尚不足以有组织有目的按既定方针实行集体化大规模犯罪行为。上述条件仅仅是实行暴政犯罪的硬件，而最根本的则是要有一套美妙无比的理论体系和随心所欲控制舆论的能力，因此，极权主义成功地掌权并且可以为所欲为的条件是：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2．一个受独裁者个人控制的政党（这个政党是群众性的）
3．政党控制下的军队；
4．政党控制下的传媒工具；
5．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
在这五个条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是灵魂和核心，而第四个条件是第一、二个条件的外化和具体化，因此从五个条件来看，第一个条件尽管起到了领航员、统帅的作用，但它是虚设的而非实在可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其他一切非官方的思想都成了异端邪说，如与自己有抵触则杀无赦。因此，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制造过痛苦的政权，在发挥其虐杀和灭绝的巨大潜力时，总是有一套似是而非充满光环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有时是一种宗教教义，有时是一种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完全是强词夺理、毫无逻辑根据的种族学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判处异端火刑的理论依据是对圣经的信仰；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借助的则是“自由”，法西斯独夫希特勒凭藉的是种族主义，而斯大林依赖的则是“为人类谋幸福”，所有这些理论体系都成了运转它们政权机器的指导思想。
但是仅仅有这些理论体系还不行，还需要一批忠实的信徒来推广这些理论，使得这些理论根植于普通百姓的意识深处。在现代社会，要使得一种思想，一种主义深入人心，只有靠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因此，独裁政党和它控制下的舆论便应运而生。政党的形成是人的集合，舆论工具的被控制是避免恶行的暴露，让人们对他们的教义深信不疑。当有了这些条件之后，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受过相当教育、尚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百姓成为愚民即不可避免。但是人们毕竟不全是阿斗，他们之中必然会有一些特立独行，敢于和丑恶（首先他们能看到丑恶或预测到丑恶）作不妥协斗争的人，当他们不愿与政权保持一致的思想时，政权就无法容忍他们的存在，在思想上粗暴压制便成了最起码的手段。如果这一招不灵，肉体消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办法，自然，这一切要依靠警察、军队、法庭。
这是一般的极权统治的运行规律，在这套规律下运行的政权在维护自身的安全，打击异己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套政权运行规模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权所能达到的还要残酷和残忍。尽管它不是绝后的，但肯定是空前的。它演变成了绝大多数人对别人甚至对自己的暴政。那么，它的独特性成因何在？我在前文已经分析过，当一政权具备了上述五个条件之后，欺骗人民就变得很容易。人们往往会相信这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合法的，而且善良的人们会支持它的一切非人道行径。当宗教裁判所判处一个“女巫”火刑的时候，人们义愤填膺地喊：“烧死她”；路易十六是一个性情宽厚的皇帝，可他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人们投的是“杀”票。丹东、罗兰夫人也都是这样被推上去给“玛格丽特”（断头机的雅称）亲吻的；这一切都需要人民的支持（严格的说是民众的拥护）。1415年7月6日，捷克的宗教改革家杨·胡斯（Jan Hus）被处火刑时看到，一个老妇人虔诚地拿了一块木料添加到他的火刑柴堆上，他感慨地说：“神圣的单纯！”（Soncta Simplicitas！）正是这种神圣的单纯在助纣为虐，此时人民这个词显得很丑恶。在一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对各自的犯罪通常是心安理得，并且认为非如此不可，雨果在其名著《巴黎圣母院》一书中论及“人民”，他说，人民在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时，她的力量是伟大的，可当她在制造痛苦起破坏作用时，则是丑恶的——但无论怎样，她的力量却是不可抗拒的。
在所有的这些人为的大劫难中，人的因素被放大到了最大值，人性的恶性也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尽情地释放。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剖析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如喜欢观摩死刑现场，把看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消遣。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在极权主义下人性被扭曲的极致状态。劳改营里，生存的信念使得几乎任何一个囚徒都必须奉行“暴力即真理”的信条；劳改管理人员在这儿已不能被看成是人，他（她）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部强大国家机器的运行，他对犯人的残忍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如果仅仅为了他个人的私欲而非人地虐杀，那也是劳改犯人的死有余辜。在这里人道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同情心则成了天方夜谭。在犯人中间，刑事犯对政治犯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也是无产者，是社会“亲近分子”。在劳改营里，犯人间的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人性的恶在这儿变成了唯一的生存依托。
社会是依靠惯性运动的，因此，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罪恶的时候，很少不是因为相信自己是善的或只是随大流或者是虽有顾虑但不敢怀疑。我们已经分析过当一个政权的国家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政权中的骨干力量就成为开路先锋，民众则是尾随其后。人们由于在一种强有力的理论灌输之下，对自己的行为即便怀疑也都能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不管自己的行为多么荒谬——因为这种荒谬是从常理来看才显得荒谬，而一个痴人说梦般的“伟大”时代，正是打破一切常规，建设“新”秩序之时，它岂能为常规所左右，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的恶便会以几何级数幻变，释放出巨大的丑恶能量。人们可以抛开一切善良的人性，对自己眼中的“罪犯”以各种方式花样翻新地折磨，人的尊严在这里就毫无价值可言了。不但管理人员视囚犯如仇人，囚犯之间也是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对他们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如此，人类的自虐才顺理成章地达到了极致。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被理论所掌握控制而失去自我，不肯屈服、有思想的人微乎其微，而且等待着他们的也是死亡和遥遥无期的徒刑、流放，他们没有机会去告诫天真的人们，他们的声音是喑哑暗弱的，不足以成气候。因此他们的存在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肌体尚未全死的象征。不难看出此时“人”这个概念已模糊得很难辨认。我曾经与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过：“假如我生活在30年前，也许我也是一个积极的红卫兵？”因此，当我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书中的类似自我反省时，我是非常有同感也是很感动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思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一套强有力的邪恶思想（它像罂粟，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毒品——吸起来令人如醉如痴的毒品），体系对人有不可估量的异化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异化作用，人类要对自己施暴是不可想象的，群体的异化就像个体的变态，两者在性质上也许正是相同的。
当然，这种异化与人性是完全配套的，在史不绝书的人类自相残杀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许多人在杀人或者折磨人的时候有一种我们常常会忽视的心理状态，就是他们的兴奋，这种兴奋甚至常常达到迷狂的地步，这种迷狂因此成为许多心理学家们研究的课题。
西班牙有一个叫卡兰达的小镇，每年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在每年的一个固定日期，全镇的男人就聚集到镇中心广场上，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或大或小的鼓。到了正中午的时候，他们开始击鼓，一直击到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停止。击鼓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在击鼓的过程中，他们就像被催眠了一样，二十四小时以后停止的时候，许多鼓都已经被击破，鼓手们的手也都肿了，最特殊的是，参加者的面部都显示出一种狂恨的神情。显然，这种击鼓仪式表达了强烈的破坏欲。在刚开始击鼓的时候，鼓的节奏促成了鼓手们的催眠状态，但是，后来鼓手们的神志就完全被击鼓的激情所淹没，这种激情支撑了他们整整二十四小时不停息的击鼓仪式，否则，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还要运动，人就会极度疲乏。相互自虐的人们就跟这些卡兰达人一样，在相互自虐过程中，整个身心已经完全被这种狂恨所占据，他们已经被杀人的快感催眠，就像那些患了夜游症的病人一样，自己在所作所为的全过程中，几乎丧失了全部记忆，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只是一台杀人机器，他们的大脑除了指挥他杀人之外，已经不能指挥自己干别的事情。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在其名著《格列佛游记》中借慧茵（作者设想的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马）之口批评人类：“因此，它（指慧茵）似乎很肯定地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理性，而只是某种适合于我们天生罪恶的品性而已，仿佛一条被搅动的溪水，丑陋的影像映照出来不仅比原物大，还更加丑陋。”斯威夫特在这里说的理性有时就是小聪明，这些小聪明在战争中，在人类自相残杀中，往往产生极其血腥、甚至无耻的狰狞面目。
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写过一本书《攻击与人性》，对于人类的攻击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认为攻击行为就像其他行为一样是人的本能，在自然情况下，它也和其他本能一样对个体和种族的生存有很大的帮助。他还认为，虽然人类的攻击冲动时常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但是其他本能在比较不富戏剧化的方式下，也会造成相同的后果。如果说洛伦兹的看法代表了古往今来许多人的观点，恐怕并不为过。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指出：“狂欢式的破坏性是短暂的，另有一种长期性的破坏性；这样的人把他的一生奉献给恨与破坏，把整个生命统一在一起，用以崇拜一个目标：破坏。这是对破坏之神的长期偶像崇拜；崇拜者就似乎已把生命交付于它。”也许，他的解释更能说明为什么出现了古拉格这样的长期惨剧——没有高潮但永远是高潮的惨剧。
要防止出现异化的社会，对任何非人道理论体系的传播予以限制和制止，只有靠教育，靠民智的开启和发达的群众性舆论以及言论自由。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常常见到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掠夺。”
2．政治与道德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曾有过各种各样的集团性行动，其目的有的为了征服自然（中国古代之治水），有的为了推翻现政权、有的为了民族独立，也有的是为了一种宗教目的。到了19、20世纪，人类文明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以争取人类幸福生活为目标的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工人运动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运动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一曲又一曲的燕赵悲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其他功过则是另一个话题）为这一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是，当社会主义俄国在建立政权以后，国际共运就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尤其在斯大林俄国，竟然出现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大流放、大摧残，这自然绝不是共运的目的，我们要思考的是，极权主义者为什么就是要打着这块招牌作恶？
稍微了解一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们都知道，在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排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被奉为教条、金科玉律，因此，掌握运动领导权的一些人往往为了实现幻想中的天国而不惜牺牲一切尘世间的正义和公平，甚至连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本伦理道德也被践踏，在他们看来，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正确——马基雅维利的信条。
由于对所谓的终极真理的狂热追求，建设人间天国的渴望便不可遏制，于是悲剧就开始上演。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已竣工，对于人们的这种狂热追求及其危害性，顾准先生曾经有过论述：“……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置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他又说：“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先生的论述很有道理，但是他完全忽视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共产主义理论要在人世间实现天国的理想，而基督教认为天国在天上，不可以搬到地上来试验，基督教中的千禧年追求也并非靠人类自身完成的。所以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任何未超出物质性功利的目标都不是终极关切，而是伪信仰、次信仰，一旦付诸实施，就容易导致灾难。
也许上述种种理论思考在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撑的时候，许多人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而古拉格群岛把它那鲜血淋漓的画面展现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些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是多么的让人心底明澈。顾准先生的另一句话也许正好可以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这个问题，“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法国著名作家加缪有一部剧本《正义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05年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五人恐怖小组，密谋刺杀塞尔日大公，当自告奋勇的投弹者卡利亚耶夫打算执行任务炸毁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他突然发现大公旁边坐着大公两个幼小的孩子，于是他放弃了刺杀行动，他觉得不能为了刺杀大公而杀害无辜的孩子，由此在小组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可不可以使用不正义的手段（如谋杀），甚至不择手段（杀害无辜的孩子）。
一个半世纪以前，法国有一位杰出的法官叫路易斯·博洛尔，他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恶》中写道：“当权者为了达到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在选择使用权力的手段时往往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他们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他们常常宣称：当有效的政治措施或手段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人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安全而牺牲道德。”在他们的心目中，仁慈、博爱都是不屑一顾的“妇人之仁”，是应该被人嘲笑的怯懦行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拿得起放得下，尤其不要把人的生命当回事，否则，就成就不了“大事业”，要想一将功成，就得白骨堆山！他们之所以做事如此狠毒，是因为他们完全被虚幻政治理想所异化，成了全无心肝的冷血动物。
持有这种政治理念的人，古往今来，车载斗量，至今络绎不绝。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甚至为此专门写了《君主论》来论证政治行为不道德的合理性，他说：“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本邪恶的小册子后来成许多政治恶棍的“葵花宝典”，给人类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吹鼓手马拉在《告人民书》中也曾经说过：“人民的安全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状态中！在这一最高的法律面前，其他的所有法律都将无效。只要能够拯救祖国，所有手段都是善的，所有方法都是正义的，所有措施都是值得赞赏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行动，正是来源于这些声嘶力竭的号叫，从而导致了有一段时间内，断头机每天要砍下几千颗人头！他们的根据就是要保证所谓的祖国的安全——因此就得杀人、抢劫，就得砍下温和的路易十六的头，就得让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而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恶棍，居然还有脸在那里高谈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正是借着这些诱人的理念外衣大放厥词，同时极端残忍地残害无辜民众。这样的悲剧，光斯大林俄国为了建成天堂，就消灭了六千万人民，把俄国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智者先哲均有论述，而且他们观点之间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这种争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提到，议政者应当具备美德；当然在他的“理想国”里，其统治者哲学王更须德才兼备；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也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应该力求充分完善，他的职位既然寄托着最高的权威，他的机能就应该是一位大匠师……”这里所说的大匠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指“理智”。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任何决策都必须是在冷静的状态下做出，否则他就可能酿成大祸。希腊人崇尚克己、勇毅、正义、智慧四德，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统治者的行为必须合乎正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也热烈地倡导，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出美德，他在《国家篇》中说道：“美德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其运用；其最崇高的运用是管理国家，是哲学家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絮絮不休地给我们讲述的那些东西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的实现。”（当然，作为一个法学家，他还非常关注制度的作用。）对于政治生活中统治者品格的要求，到了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那里，更是提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进行了论证，使得政治的道德要求从纯粹的道德目的上升到新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柏拉图开启的事业，他认为，“国家是通过共同承认公道和利益的一致性而联合起来的人群”在这里，他首先关注的是正义，而不是法律，奥古斯丁也提出应当政教分离的思想。神学政治这项事业一直到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终于完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他说，“一个君主应当体会到，他对他的国家已经担当起类似灵魂对于肉体，上帝对于宇宙的那种职责。如果他对这一点有足够的认识，他就会一方面感到自己是被派定以上帝的名义在其全国范围内施行仁政，从而激发出施民以德的热忱，另一方面在品性上日益敦厚，把受其治理的人们看作他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由于奥古斯丁曾经设想的政教分离被完全忽视，神学政治不但没有赋予世俗君主以仁爱的崇高品行，反而给教会干涉世俗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使得教皇觊觎神器，教会势力在世俗生活中不恰当渗透，最终导致了教会的专制统治，道德不但没有成为政治的引路者，反而成了它虚伪的外衣。
这一状况直到十一世纪下半叶出现教权与皇权之争，十三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成功以及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以后，才得到了有效的改变。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异常艰难，并且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此过程中，西方近代思想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霍布斯、格劳秀斯、洛克一直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美国的联邦党人等等，他们在对政治生活的理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中，继承了早期思想家对制度的重视，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从而得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仅仅要求统治者的个人品德是不够的，而必须道德与制度并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只有这样，权力的拥有者才可能受到道德的约束，因为他们首先受到了来自另一种权力的制约，使得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这样，人民的生存和基本权利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统治者的行为也才有可能基本上符合道德的要求。
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就有无数的人在讨论政治的道德问题，孔子就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又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所谓“五美”就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中这样的议论还有很多，《孟子》中亦有对统治者道德要求的论述，这种着眼于道德层面的政治理想主义，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显学，孔孟思想甚至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直到宋明理学才对道德的形上基础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它所导致的后果甚至更加糟糕，因为它使得儒教与政权的联姻更加牢固，董仲舒创设的“三纲五常”等空头礼教对人民的奴役更加深重，这种政教一统为一千年后“五四”“反动”埋下了伏笔。中国的古圣先贤们一直就热衷于仁政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的主要基点都放在道德层面，他们往往强调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同时更加注重民众的驯服，从孔孟以降，未曾断绝，可是却鲜有重视制度设计的论述者和倡导者，孔子就很轻视制度、法律，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学》里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口气很大，可是治国怎么治，却语焉不详，因此而造成的后果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破产，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权利没有基本保障的悲惨境遇中。尤其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前辈们很少有人对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提出制度性质疑，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理想无非就是赶走原来的昏君，再立一个新的好皇帝，他们并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制度本身——以后不能再有皇帝，过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如果说，历代农民起义有过平等的幻想，也只是平均主义的迷梦，这是一种对于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渴望，而不是财富生产的平等观念，说穿了是一种很阴暗的“吃大户”心理。因此，中国古人不可能对如何设计政治制度感兴趣，他们只希望有个好皇帝，没想过要一个好制度。他们希望天使当政，造成的恶果却是恶魔在朝；他们希望明君辈出，事实却是昏君迭出、暴君无数。这些昏君、暴君，甚至公然作恶，连最起码的道德外衣也不要了。
在近现代政治史上，暴政的虚伪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顶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两百年间，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肮脏不堪的丑剧、悲剧和惨剧，这些剧目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导演们、演员们都许诺人民，只要跟着他们走，大家就能够生活在美好的人间天堂里，他们的巧言令色不但没有引起人民的警惕，反而引起人民的狂热追随。其最终的恶果就是，相信他们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在人间地狱里煎熬，尤为可悲的是，那些提醒大家要警惕的人们，反而成了人民公敌，成了地狱的殉葬者。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正是使人间变成天堂的渴望使得人间变成了地狱。”海涅则说得更富想象力：“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对于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乌托邦恶果作出了预警，为此，他在1919年一次题为《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指出：
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如果，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声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入”，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入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既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话，是因为韦伯最简练、清楚地表述了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恪守怎样的基本伦理。1982年，台湾著名学者林毓生写过一篇文章《如何做个政治家》，在文章中，林先生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热情、责任感、冷静的判断力。他说：“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从事政治活动，只凭浪漫的热情不但不足成事，有时还会败事。所以，我们必须把‘热情’冠以‘切实’两字。如何才能使热情切实呢？那就需要责任感——熟悉自己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来做政治活动的基石。这种责任感的实际承担是建立在对于外在事务与人际关系的冷静的判断上；没有这种冷静的判断力来支持，所谓‘责任感’终究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韦伯嘲讽和贬斥了那些徒具热情，没有理性，或者只有虚幻的政治理念，毫无人性的政客们。韦伯和林毓生都认为，作为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政治人物，他必须对他作出决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大致清醒的估计，一个决策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必须经过认真地考虑和研究，方能作出。不能像三岁孩童买糖葫芦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他面对的是国家，是千千万万跟他一样从娘胎里诞生的人，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冰糖葫芦，可以不要了就扔，想要了就买，买了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政治生活中的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往往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它可能给亿万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作为决策者，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否则，他不能用所谓的好心办坏事来为自己开脱责任。
也许顾准先生对于政治恶棍们的看法还是太君子了，在我看来，所谓动机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都是遁词罢了，一个暴君、一个虐政者，若以这些东西来为他们的罪行辩护，我们就要好好地探究一下这些动机、出发点、目的，看看它们离我们很近，还是很遥远，暴君们的理想往往都是渺不可及的一些虚幻念头——但是往往也正是这些虚幻念头最能蛊惑人心，他们往往都是一些好大喜功的人，整天耽于幻想，因此他们也往往会成为很好的诗人，但是他们绝不肯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而在为了那些虚幻的理想搞权谋害人的时候，却又能够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殚精竭虑，极富牺牲精神，而且常常独具匠心，才华横溢，他们完全陶醉在这些肮脏的勾当中了——因为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往往很乏味，而且经常难以在短期内见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是非，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以结果论功过，因为一个遵循责任伦理的政治家，他必然会考虑决策的可能后果，而把国家大事当儿戏的人是不会在乎别人死活的，民众的安危只是他们手中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民众们一到他们的掌握中，就像孩子们手中的变形金刚，折腾个你死去活来。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他们往往知错不改，他们是不肯向人民认错的，因为他们的面子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他们会制造一个比原先更大的罪恶来掩盖前面的罪恶。二十世纪的罪恶之所以造成如此可怕的恶果，原因也正是在这里。世界政坛上的那些恶棍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一些死不认错的家伙，他们的罪行都是在他们下台或死后才被揭露的，有的甚至至今未被完全揭露出来，更谈不上清算。所以，对于政治恶棍们的花言巧语，我们必须得独具慧眼，才能予以清晰的透视而不至于被他们催眠。
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演出的一幕幕惨剧（包括苏联的灾难），促使一些有良知的人们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将二十世纪产生的一些极端专制国家，如希特勒德国、墨索里尼意大利以及斯大林俄国称为极权主义，卡尔·波普尔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写过《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一大批的文学艺术家也以艺术的形式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专以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为背景创作了震撼世界的名著《中午的黑暗》，乔治·奥威尔写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1948），赫胥黎写了《美丽新世界》（1932），俄国的扎米亚金写过《我们》（1920），普拉东诺夫写过《切文古尔镇》（1926），布尔加科夫有《大师与马格丽特》（1928），都讨论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切实际的理想可能造成的恶果。实际上，在他们之前，法国的著名作家法朗士曾经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写过《诸神渴了》，雨果写过《九三年》，英国的狄更斯写过《双城记》，尤其是俄国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他甚至1917年以前就已经深刻地洞见了革命的可能后果，无怪乎被人称为“忧郁的先知”。通过这些学术著作以及文学作品，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当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与个人的生命发生了最尖锐的冲突时，我们应当坚守着怎样的基本道德，这些思想家、文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解释任何不人道的暴行。任何人都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做人的尊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经公正的司法程序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等等。结束语
五十年前，一位曾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他在苏联狱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勇之风是光辉的典范），曾说过“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革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俄罗斯思想》242页），这个论断是科学而深刻的，历史无疑检验了它的准确性。如今，他的另一句话也正在不断地被历史证明：“俄罗斯人把爱看得比公正更高。”（246页）在经历了如此一场劫难以后的俄罗斯人民现在正以毫不虚饰的精神，以理性之刀解剖这一段历史。俄国是个哺育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国度，他们都以自己对人类深切的爱而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如今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在开禁之后，他们的作品像一把把火炬，再一次燃起俄罗斯人民充满爱的圣火，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人道主义巨著，正如郑也夫先生说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部价值永存的教科书”。就在本文将近尾声的时候，我突然仿佛听到在遥远的俄罗斯，人们正在吟唱一首古老的祈祷词：
上主，请将我塑造成和平工具，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上主，请赏赐我所梦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
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
死于旧我，才会获得在基督内的永生。
祈祷词的作者名叫方济各，他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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