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法律文化与法律发展
——澳门法现状的批判
谢耿亮
一、引论
澳门回归祖国近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取得很大进步，但澳门法却未能跟上澳门的发展步伐。回归前即已启动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进展缓慢，{1}至今澳门司法当局的工作语言仍以葡语为主，基本依赖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来解释和适用“澳门法”，使得澳门法仍陷于“葡萄牙化”之中。而“葡萄牙化”又给澳门法带来“发展困局”，这最明显地体现于澳门司法效率低下：截至2008年底，澳门第一审法院中之行政法院未决案件总数为100件、结案率为47.4%；刑事起诉法院未决案件总数为1497件，结案率为71.4%；初级法院未决案件总数为12810件，结案率为45.1%；中级法院未决案件总数为628件，结案率为47.2%；终审法院所有类型未决案件总数为17件，结案率为82. 1%。{2}
面对澳门法当前困局，既得利益集团主张“补强葡萄牙化”—主张维持葡语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培训更多掌握葡语的法律人才（包括选派更多学生到葡萄牙学习法律）、聘请更多葡籍法官。与此相反的是主张“强化本地化”—强调改以适用中文法律文本和创制中文裁判文书为主、培训更多掌握中文的法律人才、建构本地专业法律文化。澳门法的未来发展是走“补强葡萄牙化”或者“强化本地化”之路，不同利益相关者各有其理由和政策主张，新一届澳门特区政府也要做出政策选择，澳门法现状及其发展由此成为现今澳门的一个热点公共政策问题。从法律学术角度看，澳门法现状及其发展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具体法律现象，其涉及了法律移植以及如何通过法律移植发展法律的比较法基础理论问题。
对此当然不能停留于表面上的“法律移植”分析，而必须对法律移植理论进行加深和拓展。这一努力建立在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一是就“法律”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就“移植”进行深入分析。就前者本文引入芬兰法学家卡尔罗·图奥里（Kaarlo Tuori）所提出的法律三层次构成理论说明葡萄牙法的完整构成和澳门法的构成残缺；就后者本文在“强制置入”和“自愿继受”这一传统法律移植二元框架之外提出“强制直接置入”和“准强制直接置入”来解释回归前后葡萄牙法与澳门的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在第二部分应用图奥里的法律三层次构成理论分析了葡萄牙法的完整构成，论证了回归前葡萄牙法实际上被“强制直接置入”澳门，排斥和限制澳门本地法律文化，而回归时葡萄牙法实际上是被“准强制直接置入”澳门，这导致当今澳门法构成的残缺—没有本地专业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而仍寄生在葡萄牙法律文化之上。第三部分引用历史资料以及现今澳门人口、语言、旅游、投资、贸易等报告和资料，证明从古到今在澳门存在的葡萄牙利益相关者极少、澳门与葡语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关联性也极小，葡萄牙法律文化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且因葡萄牙法律文化本身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所以葡萄牙法律文化并不值得澳门继续依赖。第四部分论证应透过法律共有的深层结构来理解澳门法自身，实施“弃葡萄牙化”改革，并且借鉴与澳门文化最为接近的大中华区法律文化以及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国际统一法，建构本地法律文化，澳门法才可能适合本地需要并且独立发展。
二、葡萄牙法与澳门法：构成和移植
（一）葡萄牙法的完整构成及其“强制直接置入”澳门
1.葡萄牙法及其完整构成
图奥里主张法律包括表层结构（the surface structure)、中层结构（the middle structure)以及深层结构（the deep structure）这三个层面，法律的表层结构主要指用语言型构的法律规定（legal provision)，包括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文本、法院的裁判文书，甚至还包括法律教义学的论述。{3}法律的表层结构其实涵盖了通常说的“正式法律渊源”和“非正式法律渊源”。中层结构指“legal culture（法律文化）”，既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学者这些专业人士对法律的认识（关于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方法等的见解和学说），又有普通大众对于法律的认识。{4}法律的深层结构是比法律文化更深层次的东西，其是跨越不同的法律条文和不同的法律文化而为所有法律所共通的因素，既有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制裁等共同的法律概念，又有某一时期内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都共同承认的法律原则和其他共通的法律观念。不同法系的法律或者国别法通常表现在具有不同的法律的表层结构（法律条文）和中层结构（法律文化）上，但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这种共同的深层结构的存在使得不同法系的法律或者国别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成为可能、使得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法律移植成为可能，并使得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统一法成为可能。{5}
根据法律三层次构成理论可知：葡萄牙法的表层结构主要就是葡萄牙的法律规定以及法院裁判文书，其中层结构就是葡萄牙的法律文化，其深层结构就是为不同国别法都共有（并不为葡萄牙法所特有）的深层结构，这一判断可由葡萄牙法自身的发展历史得到证明。葡萄牙法属于大陆法系，却不是大陆法系的代表，{6}其自身主要通过移植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法律规定（法律的表层结构）以及法律学说（专业法律文化）而发展起来。{7}这些欧陆国家的法律被移植入葡萄牙时，为适应本地需要而进行了转化，即进行了“葡萄牙化”：葡萄牙立法者借鉴外国法的规定、使用葡语创制法律条文，葡萄牙法官引用葡文法律文本并且创制葡文裁判文书，葡萄牙法律学者引入外国法学、使用葡语创作了诸多葡萄牙法教科书和著作，阐释和评价葡萄牙法律规定，建构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8}因此，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法律规定及其专业法律文化并不是没有经任何改变就被“直接移植”入葡萄牙，而是经过适合葡萄牙需要的本地化过程而被“间接移植”入葡萄牙。
下面就来看葡萄牙被强制直接置入澳门的情形。
2.葡萄牙法被强制直接置入澳门
1553-1849年间葡萄牙人在澳门之活动被称为“租地时期”，{9}此时澳门区域归广东省香山县管辖，并无独立之“澳门法”，有的只是适用于澳门区域的明清政府法律，但此时明清政府允许当时驻澳葡人团体使用葡萄牙法处理葡人（包括其他外国人）之间的利益纠纷。{10}葡萄牙法这时相当于属人法，由中国政府允许其适用于葡人之间。{11}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法对澳门本地人民没有实质性的利益相关，只是拘束葡萄牙人自己而已。
1849-1976年间葡萄牙对澳门事实上实行“殖民统治”，{12}葡萄牙法才被强制适用于澳门地区。{13}葡萄牙直接在澳门适用葡萄牙法、向澳门指派葡萄牙法官和检察官、以葡语为惟一官方语言，根本没有考虑因澳门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而做出调整，因此这是一种完全没有经过本地化转化的“强制直接置入”。1976-1987年间葡萄牙政府对澳门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允许澳门总督和立法会制定和颁布一些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法令和法律，{14}但是这些法律法令均以葡文创制，澳葡政府及其法院当然也都以葡文作为惟一工作语言。直到1993年澳门才有法院可以审理上诉案件，而“长期以来，澳门只有初审法院，对法院判决的上诉，需向有管辖权的里斯本大法区二审法院提起”。{15}因此澳门总督和立法会制定的这些葡文法律显然只是葡萄牙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系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地方法”。既然葡萄牙人向澳门强制直接置入葡萄牙法，且完全由掌握葡文的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控制澳门法律运作，〔16〕那么当然无培训澳门本地华人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专业人士的需要，更没有发展澳门本地法律学术之需要。
虽然在1987年中葡政府签订《中葡联合声明》后，澳门进入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也就开始了所谓的“法律本地化”进程，{17}但这一时期“本地化”工作实际上主要是法律翻译，将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中央法律法规及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文法律逐步翻译成中文，向绝大多数不懂葡文的澳门华人提供法律信息。即使如此直到1995年“澳门所有法官和检察官都只懂葡文不懂中文，只采用法例的葡文本”。{18}
由此可见，从澳门被葡萄牙人事实上实施“殖民统治”到澳门回归之前，并无真正属于澳门本地的“澳门法”存在，存在于澳门的只是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法”—“葡萄牙中央法律法规”和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地方法”，澳门也没有本地的专业法律文化。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澳门没有自己的法制史，有的只是葡萄牙法在澳门存在的历史。这一判断可以从葡国学者叶士朋所著的《澳门法制史概论》得到印证，该书虽名为“澳门法制史”，实际却为葡萄牙及其附属下的海外属地法律的发展史。{19}
（二）葡萄牙法“准强制直接置入”澳门及澳门法构成的残缺性
在澳门回归之前有的只是“葡萄牙中央法律法规”和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地方法”，回归之时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被终结，但是原有的这些法律被“移植”入新产生的澳门特区法律体系之中。澳门回归之时发生的这种法律“移植”看似经过中国政府自愿选择而发生，因而可以用“自愿继受（voluntary reception)”来解释，但严格说起来并非如此。因为发生自愿继受的前提必须是法律输入地政府具有充分选择余地，但是中国政府“选择”接受原有葡萄牙法却受到外在条件限制。首先当然是政策限制—中国政府为保证澳门在回归前后的稳定而采取“一国两制”原则，其次是法律实践上的限制—中国政府无法在短时期内为澳门创设不同于原有法律的全新法律体系。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回归之时同意纳入原有葡萄牙法并非具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但是也不能完全用“强制置入( coercive imposition)”来解释，因为将原有葡萄牙法纳入并不是源于葡萄牙的强制力，而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同意。因此，澳门回归时葡萄牙法被“移植”入澳门特区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强制置入”和“自愿继受”之间的一种状态，这应被称为“准强制置入”。
准强制置入葡萄牙法保留了原有的“葡萄牙法”要素，这是现今澳门法的司法实践与澳门回归前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根源。虽然中文在澳门第一审法院中使用越来越多，{20}但是对澳门法律解释和发展具备根本影响力的终审法院和中级法院却维持葡萄牙化运作模式。截止2007年澳门仍然聘有6位葡萄牙籍法官、4位葡萄牙籍检察官，{21}中级法院目前只有5位法官却有2位为葡籍法官，因该2位葡籍法官不懂中文，因此无法组织两个使用中文的合议庭，中级法院因此完全使用葡文进行裁判；.{22}终审法院有3位法官，1位为葡籍法官，因此也无法组织使用中文的合议庭。澳门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目前的人员组成结构决定了澳门司法当局在解释和适用澳门法律条文时仍然依赖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大量引用葡萄牙法律文献。{23}因此，澳门回归时的“准强制置入”葡萄牙法应该准确称为“准强制直接置入”葡萄牙法，现行澳门法律体系也可被称为“葡萄牙化澳门法”。
由此可以提出初步结论：虽然澳门现有整套的法律条文，但其却缺乏本地法律文化尤其是本地专业法律文化的支持，继续依附于或寄生于葡萄牙法律文化中，因此澳门法的构成便是欠缺—缺乏体现本地特色、满足本地需要的法律中层结构—澳门本地法律文化。下文进一步对此初步结论进行论证。
三、葡萄牙法律文化排斥和限制澳门法发展
法律是为解决事实上利益纠纷而存在，如果现实世界不会发生事实上利益纠纷，则无须法律存在；但是发生事实上利益纠纷也不必然需要法律存在—事实上利益纠纷可能会有法律之外的其他解决办法，如戈尔丁区分出“非法律解决方法”—如血亲复仇、双方协商、谈判、斡旋，“类法律解决方法”—有第三方参与解决纠纷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解决方法，如仲裁、调解和治疗性整合。{24}法律文化体现的是当地人民和专业人士就在事实上发生的利益纠纷是否适合通过法律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加以预防和解决的观念、经验、智慧和学说，其涉及到在当地利益状况下普通大众和专业人士如何认定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并加以保护、如何认定不正当利益并加以排斥或限制。更具体地讲，法律文化可以分为专业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这又被称为内部法律文化和外部法律文化（in-ternal legal culture & external legal culture)。{25}前者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学者等法律专业人士建构，他们使用法律语言阐述法律概念、建构法律体系、提出法律学说，由此来描述和分析本国或本地区发生的利益纠纷的法律性质，分析在本国或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纠纷应当通过采取何种法律对策，才能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正义、促进社会发展；后者体现的是普通大众如何看待本国或本地区发生的利益纠纷以及如何预防和处理利益纠纷，体现他们对通过法律来预防和解决这些利益纠纷有何种观念、智慧和经验。本地专业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之间会相互影响，共同建构本地法律文化。{26}作为中层结构的法律文化决定了法律表层结构—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条文—的意义，亦即决定如何使用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条文来解释事实上利益纠纷的法律性质、解释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享有何种法律权利、承担何种法律义务、在何种条件下应受何种法律制裁。换言之，通过法律文化，立法者才可能知道如何使用法律语言创制法律条文、法官才可能知道如何解释法律条文并用于解释事实上利益纠纷、受法律调整的利益关系者—本地居民及与本地有利益关联之境外居民—才可能知道法律条文的意义。因此，作为法律表层结构的法律条文存在于作为中层结构的法律文化之中，法律条文的意义因此由法律文化赋予或者说受到法律文化的限定。
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发生的事实上利益纠纷及其原因可能各有不同，本地人民及专业人士对利益纠纷（包括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及其利益）价值评价也可能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对是否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来预防和解决利益纠纷的看法、经验、智慧和学说会有所不同，这往往形成不同的法律文化。换句话说，各地法律文化都是由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决定并且在本地背景上逐渐发展，这是世界上存在不同法律文化的原因，也是存在不同国别法和不同法系的根源。强制将生长背景不同的外来法律文化置入另外一个地域中，该外来法律文化必然会与当地利益形成冲突：一方面该外来法律文化自身无法在当地扎根生长，限制了法律在该地所发挥的功能；另一方面该外来法律文化又限制和排斥当地法律文化的发展，使当地法律发展受制于该外来法律文化。这些判断完全可以从葡萄牙法律文化被强制置入澳门的历史以及澳门本地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得到证明。
（一）澳门并无葡萄牙法律文化存在的合理基础
如果澳门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与葡萄牙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类似，那葡萄牙法律文化就完全可能适应本地需要，但若澳门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与葡萄牙或者葡萄牙人基本没有关联或者关联不大，则只能说澳门本地背景中基本缺乏葡萄牙因素，因此也就不可能支持葡萄牙法律文化。下面具体从本地利益相关者和境外利益相关者这两个方面来考察澳门本地具有多少葡萄牙因素。
1.葡萄牙法律文化与绝大多数本地居民利益冲突
葡萄牙对澳门实施“殖民统治”后，葡萄牙文化并没有取代澳门本地的中国文化，澳门本地的华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27}在回归前，大部分澳门居民的母语是中文，英语是第二种通用语言，葡语虽为官方语言却也只基本限于澳葡政府使用。{28}在这种语言条件限定下，葡萄牙法律规定和葡萄牙法律文化对绝大多数澳门居民而言只是外来的、陌生的、异质的。
澳葡政府时期长时间存在法律和司法的“双轨制”，葡萄牙法实际上不适用于华人，华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被告为华人的纠纷也为专门的部门如华务检察官署、华人专有法庭处理，直至20世纪初才归为普通法院管辖；华人适用自己的习惯法，1909年澳葡当局还曾颁布了所谓的《澳门华人风俗习惯法典》。{29}“华人社会与其不认识之法律距离很大，市民与法律的接触只局限于遵守某些法律规定之程度，市民与政府沟通时，很多时候都依赖土生葡人作中间人。所以，当时澳门律师楼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帮助华人与政府沟通方面的工作，在葡国，像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是由当事人直接到政府部门办理，而不需透过律师代办。”{30}当他们有利益纠纷时，就基本上回避或拒绝求助于葡萄牙法和澳葡政府司法当局，于是如1992年时任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主任简秉达（Eduardo NascimentoCabrita)所述，“由于华人社会不认识现行法律，在传统上亦不大愿意‘打官司’及利用澳门官方司法机构，所以他们经常使用非正式的排解纠纷的方式以寻求共识，而导致到街坊会的组织的比重增加，或非法组织即黑社会的势力膨胀”。{31}即使华人愿意将利益纠纷的解决求助于澳葡政府，葡萄牙化的司法运作体制也不足以保护华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澳门只有初审法院，对法院判决的上诉，需向有管辖权的里斯本大法区二审法院提起。由于路途遥远，加上语言隔阂，上诉所费金钱甚巨，所耗时间甚多，非普通当事人所能承受。因此，实际提起上诉的极少，且多限于当事人为葡萄牙人的案件，不少当事人实际上被剥夺了上诉的权利”{32}。
以1996年到2006年间的数据看，现时澳门也是一个以华人为绝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葡萄牙有关的居民（包括出生于葡萄牙、具有葡萄牙人国籍、具有葡萄牙裔血统的人或者懂得葡萄牙语）在澳门居民构成的所占的比例极小（占1-2％左右），其他类别的居民则占3 -4％左右，具体而言：(1)若以出生地为指标，出生于澳门占40％左右、出生于中国大陆占47％左右，而出生地位于葡萄牙的澳门居民则从1996年的0.9%（只有3852人）下降到2006年的0.3%（只有1316人）。(2）如果从澳门居住人口的国籍来看，其中持有中国国籍的澳门居民在2001年占95.2%、在2006年占93.9%；持有葡萄牙国籍的澳门居民在2001年占2.0%，在2006年则下降为1.7%， (3）如果以族裔作为分析指标，则单一的华裔居民在2001年占95.7%、在2006年占 94.3%；具有华裔及葡萄牙裔血统在2001年占1.0%、在2006年下降为0.8%；具有华裔、葡萄牙裔及其他血统的在2001年和2006年均占0.1%；单一的葡萄牙裔在2001年和2006年均占0.6%；具有葡萄牙裔和其他血统（但没有华裔血统）的在2001年和2006年均占0.1%。
据《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总体结果》，以葡语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居住人口占0.6%;按常用语言及其他可使用语言合计，3岁及以上居住人口中懂得葡语的仅占2.4%。{33}
由此可见，现时澳门95％左右的居民为华人，96.6％的居民（包括华人以外其他族裔的人）对于葡文是陌生的，其无法直接阅读澳门法葡文本，也无法识别法院给的葡文裁判文书，其所能读懂的澳门法中文本不为法院所用，其所可能获得的中文本裁判文书仅是翻译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当法院大量引用葡萄牙法学家用葡文写作的法学著作作为判案理由时，绝大部分澳门居民就更不可能知道这些法学著作写的是什么。因为葡文和葡萄牙法律文化的阻隔，绝大多数澳门人民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绝于现今澳门法的发展之外，其无法在切身认知和使用澳门法律于预防和解决利益纠纷中发展和积累出与现行澳门法匹配的本地大众法律文化。
2.葡萄牙法律文化与绝大多数境外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
可从澳门本地发展最为重要的四个方面—旅游、在澳门工作的境外居民、贸易和投资—来分析澳门的境外利益相关者：
(1)在2006年，中国大陆旅客约占总数的54.48%、香港旅客约占31.55%、台湾旅客约占6.54%，来自大中华区的旅客合计占旅客总数的92.57%；日本旅客约1.0%，东南亚旅客约占3.15%，其他东亚地区的旅客约占0.76%；南亚旅客约占0.19%；欧洲旅客约占0.87%，美洲旅客约占0.99%，大洋洲旅客约占0.38%，其他地区旅客约占0.08%。
在2007年，中国大陆旅客约占总数的55.08%、香港旅客约占30.28%、台湾旅客约占5.35%，来自大中华区的旅客合计占旅客总数的90.71%；日本旅客约1.11%，东南亚旅客约占4.37%，其他东亚地区的旅客约占0.85%；南亚旅客约占0.24%；欧洲旅客约占0.95%，美洲旅客约占1.13%，大洋洲旅客约占0.50%，其他地区旅客约占0.14%。
在2008年，中国大陆旅客约占总数的50.62%、香港旅客约占30.60%、台湾旅客约占5.74%，来自大中华区的旅客合计占旅客总数的86.96%；日本旅客约1.60%，东南亚旅客约占6.42%，其他东亚地区的旅客约占1.24%；南亚旅客约占0.41%；欧洲旅客约占1.19%，美洲旅客约占1.36%，大洋洲旅客约占0.67%，其他地区旅客约占0. 13% 。{34}
从旅客的角度看，境外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为大中华区的大陆居民、香港居民和台湾居民；次之为东亚区的居民，欧洲居民、美洲居民和大洋洲居民所占的利益比重很小，非洲居民无须单独计算。澳门与巴西和葡萄牙所主导的葡语国家和地区（巴西、葡萄牙、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赤道几内亚、毛里求斯、马德拉、亚速尔）的利益关联程度非常小。
(2)从2006 -2008年主要来源地外地雇员累计总额占累计总额的比重看，来自大陆的雇员分别占57.76%、 55.28％和56.37%；来自香港的雇员分别占18.90%、16.55％和12.18%；来自菲律宾的雇员分别占 11.33%、12. 15％和12.81%；来自印尼的雇员分别占3.40%、3.09％和3.77%；来自越南的雇员分别占2.07%、4.12％和6.38%。{35}
从外地雇员的角度看，与澳门法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依然是大中华区的大陆居民和香港居民，东南亚中的菲律宾居民、印度尼西亚居民和越南居民则是相对紧密利益相关者，而包括葡萄牙和其他葡语国家联盟国家的居民则不具有单独统计的价值。
(3）从2000年到2008年间澳门从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口货值占澳门全部进口货值的比重和澳门向主要国家和地区出口货值占澳门全部出口货值的比重看，在进口方面：澳门法的最大的境外利益相关者是大中华区的大陆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6}、香港居民和台湾居民，其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日本居民、美国居民、法国居民、德国居民和英国居民是第二大类利益相关者，它们各自与澳门的进口利益相关度都在10％以下；而葡萄牙的比例极小，只在0.3 -0.5％之间徘徊，到了2008年就没有单独列明统计的价值；葡语国家联盟的其他国家在统计报告中根本不值得单独列出。{37}
在出口方面：澳门法的最大利益相关者是美国居民；大中华区居民和欧盟居民为第二大类利益相关者，出口利益相关度在10 -30％之间，而大中华区居民与澳门的利益相关度不断上升，2008年达到30％以上，欧盟居民与澳门的利益相关度在不断下降，2008年已经下降至9.9%；葡萄牙居民的最高利益相关度不超过0.3%，且逐年下降，到2008年就不具有单独列明的价值；葡语国家联盟的其他国家在统计报告中根本不值得单独列出{38}。
(4）从2001 -2007年境外对澳门直接投资看，大中华区尤其是大陆居民和香港居民是为澳门提供七成左右的外来直接投资（其中香港居民就占一半以上份额）；美国居民的利益相关性越来越大，其到2007年已经贡献了二成左右的外来直接投资；葡萄牙是葡语国家联盟中惟一值得单独列明的投资来源国，但是其所占比重已经不断萎缩，到2007年比重不足6%。{39}从澳门的境外投资方面看，葡萄牙的比重也不断下降，到了2005年已无须单独列明，大中华区的大陆和香港以及英属处女岛是澳门的主要投资目的地。{40}
综合上述，澳门和葡萄牙及其他葡语国家联盟的居民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往，绝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们之间的利益关联度实际上极小，而大中华区尤其是粤澳地区以及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越来越大。在这种事实条件下，现行葡萄牙化的澳门法固然有利于与葡萄牙和其他葡语国家地区交往，但不利于真正与澳门有实质利害关系且比例占绝大多数的大陆、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境外利益相关者，这些境外利益相关者已经对澳门法制提出批评并要求改革{41}。
（二）葡萄牙法律文化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
葡萄牙法本身依赖移植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法律规定及其法律文化而发展起来，因此建构的葡萄牙法律文化只是欧陆中后进的法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的法律规定及其法律文化并未给葡萄牙带来高的发展绩效。至今，葡萄牙仍是欧盟中的穷国（与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属于同一发展水平），{42} “葡萄牙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落后，能源和粮食对外依赖严重……葡萄牙居民的平均文化水平较低，多于10％的人是文盲，20%以上的人从来没有上过学或者完成四年的学校教育，只有差不多8％的葡萄牙人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43}。政治上葡萄牙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中，最近的一次独裁统治直到1974年4月25日军人革命才结束，而后才开始所谓民主化和“去殖民化”进程，且直到1986年才满足欧共体的民主和人权标准而被批准加入欧共体{44}。
葡萄牙及葡萄牙法的发展水平和层次，提醒当今澳门特区政府尤其是澳门司法当局，葡萄牙法律文化并非先进的法律文化，其对葡萄牙的发展作用亦为有限，澳门法的发展若仍依赖于葡萄牙法律文化，则难以提高澳门法本身以及澳门的发展水平。
（三）葡萄牙法律文化排斥和限制澳门本地法律文化
当葡萄牙对澳门实施“殖民统治”的时候，其强制置入葡萄牙法，强制在政府、法院等官方活动和官方文书中使用葡文，直接指派葡萄牙人出任行政官员、法官、检察官，引用葡萄牙法律文献来解释法律，采取限制措施致使葡人和土生葡人长期垄断律师行业（直到1995年还没有一位华人律师）。{45}这样本地专业人士自然无法培养，本地专业法律文化亦无发展之可能。
“法律本地化”在澳门回归后本来应该深入推行，尤其是作为第二审法院的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本应当适用本地绝大多数居民能直接认识的中文澳门法律条文，解释中文法律条文并且确定其意义，创制本地绝大多数居民能直接认识的中文裁判文书，但其却仍以葡语作为工作语言、适用葡文本澳门法、创制葡文裁判文书。这样，虽然有中文本的澳门法律条文，但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仍然受制于葡萄牙法律文化。为了缓和本地绝大多数居民对于葡萄牙化司法运作的不满，澳门法院以“法律翻译”作为应对措施—更多将葡文裁判文书翻译成中文、在法庭实务将当事人的中文口头陈述翻译成葡文陈述，似乎这就是“法律本地化”。但这种表面看似推进“法律本地化”的“法律翻译”却起着“反法律本地化”的作用。
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使用一种语言翻译用另外一种语言创制的法律文本，总会出现无法完全表达的情形。{46}将一种语言的法律条文或裁判文书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法律条文或者裁判文书，这样译文就与原文所属法律文化相隔离，无法完全传达出原文的全部含义，因此译文的含义必须以原文的意义为准—这是由原文所属的法律文化所决定的。将这些理论用于分析葡萄牙法可以获知：葡萄牙法律条文与葡萄牙法律文化皆由葡人创造、经由葡语表达并且存在于葡语之中，葡语、葡萄牙法律条文与葡萄牙法律文化密不可分；将葡语法律条文或葡语裁判文书翻译成中文，不可能完全表达出葡语法律文本或葡语裁判文书的意义，因为并无与“葡语”葡萄牙法律文化完全相同的“中文”葡萄牙法律文化来支持中文译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而必须以“葡语”葡萄牙法律文化作为断定中文法律文本或裁判文书意义的标准。如此一来，即使法律规定中文和葡文本法律条文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但经从“法律翻译”的观点来看，中文法律条文便是不可靠的法律条文、中文裁判文书便是不可靠文书。
澳门司法当局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法律翻译”观点看待中文法律文本和中文裁判文书，其认为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法院发出的〔葡文〕裁判书[的中文]译本被视为极具参考价值，但仍只是作为译本。〔中文］译本与［葡文〕原文如有任何意义差岐，得以原文为准”。{47}这实际上说的是以葡文裁判书为准，葡文裁判书具有法律效力，中文裁判书没有法律效力只是供参考而已—由此清晰可见法律翻译如何消灭了中文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澳门虽在过渡后期就有《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澳门民法典》、《澳门商法典》和《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这五大法典的中文本，但因为葡籍法官在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的存在，这些中文本实际上基本没有被终审法院和中级法院适用，只是“备而不用”。澳门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这种从“法律翻译”来看待中文法律文本和中文裁判文书的实践，实际上仍然停留在1989年2月20日澳葡政府公布之第11/89/M号法令的状态—该法令虽然规定葡文与中文在澳门地区之官方同等地位，但其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倘葡文本与中文译本或中文本在理解上遇有疑义时，则以葡文本为准”。虽然该法令已经在1999年12月13日被澳门特区政府通过第101/99/M号法令废止了，{48}但却无法改变现今澳门司法当局的实践状态。
综上，法律翻译看似一种促进澳门地区法律发展的行为，但实质上却固守和强化了葡文以及葡萄牙法律文化的优先地位，从而决定了澳门本地专业法律文化建立的不可能性。
四、澳门法的发展：法律本地化的强化
法律文化是法律构成三层次中的中层结构，没有本地法律文化尤其是专业法律文化，本地法律构成就是残缺的，只能依附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文化对本国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条文（法律的表层结构）作出解释和适用。没有本地当地法律文化的发展，便无法保证本地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能适合本地利益需要，本地法律也就无法独立发展。因此，法律本地化并不是指通过法律翻译将外国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文书变成本国语言即可，更重要在于适合本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培育和建构本地法律文化尤其是本地专业法律文化，使本地法律表层结构具有中层结构的支持，并使本地法律构成变成完整且能独立发展。就发展澳门本地法律文化而言，则需要透过法律的深层结构来理解澳门法与其他法律所具有的共性，摆脱与澳门本地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相悖的葡萄牙法律文化的限制，并借鉴与澳门本地文化最为接近的法律文化。
（一）澳门法与其他法律共同的深层结构
在某些人尤其是某些澳门法官和澳门律师的眼里，似乎若没有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的支持，澳门法即不可能得到正确解释和适用，这种观点试图在澳门法上罩上厚厚的“葡萄牙迷雾”，似乎只有通过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才可能看清现今澳门法—这是不能成立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或法律条文只是其表层结构，处于法律中间层次的法律文化则是根据各地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而形成的，法律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of law）则是不受各具特殊性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文化的限制，是跨越这些不同表层和中间结构之外的法律共同要素，也因为有这种共同的法律深层结构存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文化时，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人民才有可能进行法律沟通和理解。因此，法律规定或法律条文的创制、解释和适用取决于两个更深层的法律结构—处于中间层次的具有特殊性的法律文化和处于更深层的具有共同性的“法律深层结构”。{49}
图奥里所界定的法律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of law）包括法律统一概念、在某个时期世界公认的法律原则如人权保护原则以及共同的法律方法因素。{50}分析实证法学尤其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已经对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不法行为和法律制裁这些共同的法律概念体系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理论也可看做对此作了重要补充{51}。
不同法律具有共同的深层结构实际上是因为不同法律都要解决相同的问题、具有相同的功能。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法域，具体发生的个人行为、自然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事实上利益纠纷的状态可能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法律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事实上利益纠纷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不同历史时空的个人面临的共同的生活问题，各自不同的法律规定或者条文都要面对这些共同的问题，如不同法律对合同的形式有不同规定，但是都有避免当事人轻率订立合同的功能，各国的继承法不尽相同，但是都有满足个人控制其死后财产分配的功能。{52}法律面对的问题的相同性或者相似性，使得所有法律的功能和目的都是相同或类似的，这就是所有不同法律的同一性基础，{53}亦为不同法律具有共同深层结构的基础。
无论是葡萄牙法还是葡萄牙化澳门法，都可以透过法律深层结构进行分析和理解。透过法律深层结构，可以获知现行澳门法律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具有何种功能，并可以用共同的法律概念体系将澳门法律规范体系描述出来，破除葡萄牙化澳门法的“神秘性”。
（二）对澳门法律条文作出适合本地文化的解释
透过法律深层结构获知澳门法作为法律的共性后，下一步就必须依据澳门本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来合理地解释和适用澳门法律规定，从而有效地预防和解决澳门本地发生的境内外利益相关者发生的利益纠纷，由此需要摆脱葡萄牙法律文化的限制，进行“去葡萄牙化”改革。
法律语言本身为法律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法律语言被使用于创造、保存和延续某一法律文化，而这种法律文化又决定了法律语言的意义—决定了如何使用既有法律语言于立法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和私法行为中才为合适（或正确），因此也决定如何创设法律的表层结构—如何创制法律文本和裁判文书才是具有意义、可以被他人理解，也决定如何将法律的表层结构（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条文）用于识别和解决具体的利益纠纷。如果没有中层的法律文化，则表层的法律条文或法律规定就无法创设、解释和适用；相同的法律文化会使得相同的法律条文或法律规定作出相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的法律文化会可能使相同的法律条文或法律规定被作出不同的解释和适用。如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拥有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法律条文—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条约（treaty )、欧盟议会和欧盟部长会议一致同意的法令（regulation)，但因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欧盟法律文化，成员国内的内国法院对有些相同的欧盟法规定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阿兰·沃森（Alan Watson)法律移植理论更进一步主张，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法域的法律移植是可能（因为深层的法律结构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法律输入地必然会根据本国的具体背景对引入的法律条文的意义做出调整，才能使输入的法律适合本国的具体情形（因为法律文化的不同），因此，法律输入地对引入的法律条文所持有的与法律输出地的不同理解不仅是可能发生的一种社会事实，而且这种与法律输出地的不同理解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只有适应当地法律文化，才能使输入的法律发生效用{54}。在法律移植中，适应性（adaptation）要求必须使得输入的法律适应新的法律环境，变更或者修正其原有的法律意义，否则输入的法律最终将可能被排除。{55}且不说拥有不同法律语言的法律体系之间的法律移植不能仅仅满足于法律翻译而固守被移植的法律在输出国中的原有法律意义，即使是具有相同法律语言和相同法律传统的国家都要求对自己的法律作出不同于原有国家的解释，典型如美国法对于英国法的态度，美国法院不断地依据本地的实际状况拒绝适用英国普通法作为判案依据。{56}
澳门与葡萄牙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极不相同，澳门本地的主体文化一直是以中文为表现形式的中华文化，二者无共同的语言基础；具有葡萄牙因素的人在澳门本地占有比例极小，葡萄牙以及其他葡语国家和地区与澳门本地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的比例也均占极小比例，而且葡萄牙法律文化本身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因此对澳门法律条文作出不同于适合葡萄牙的葡萄牙法律文化的解释，当然完全可能并且应当{57}。
（三）大中华区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统一法的借鉴
在通过法律的深层结构对“葡萄牙化澳门法”进行分析、解释和理解后，必须要切合澳门的实际状况，作出最适合于预防和解决澳门本地发生的利益纠纷的解释和适用，这就需要直接借鉴大中华区法律文化尤其是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法律文化。承前所述，从葡萄牙占据澳门、对澳门事实上实施“殖民统治”乃至于澳门回归至今，澳门本地的绝大部分居民始终是华人，澳门本地文化始终是华人文化，葡文和葡萄牙人在澳门地区始终是少数，因此在澳门发生的利益纠纷必然绝大部分发生在华人之间；从旅游、外籍劳工、贸易和投资看，与澳门地区最紧密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大中华区的大陆居民、香港居民和台湾居民，因此在澳门发生的纠纷中的利害关系人必然也很少会是葡人或其他葡语国家或地区居民，而必然绝大多数为华人。也就是说，澳门法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否以及如何通过法律预防和解决华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由此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法律文化最适合于被澳门法引用和借鉴。首先从法律语言的角度讲，中文本澳门法所使用的中文法律语言，是整个大中华区华人使用的公共语言（public language)，其不可能是脱离大中华区中文的使用背景而由澳门地区的立法者或法官设定独特含义的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 )，换句话说，中文法律文本的意义受制于整个大中华区对中文使用的意义限定。其次，大中华区尤其是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法律文化更值得澳门借鉴，因这两个区域的法律文化一方面反映在大中华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预防和处理法律纠纷的经验和智慧，另一方面其法律体系和学说很大程度上借鉴德国、法国、瑞士这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学说，累积了华人使用中文建构本地专业法律文化的经验和智慧，其完全可以补足澳门本地专业法律文化之不足，并且被直接用于建构澳门本地专业法律文化。其三，澳门法借鉴大中华区法律文化发展本地法律文化，除了满足本地化需要外还可满足澳门的区域化发展需要。因为澳门所在的大中华区（两岸四地）、泛珠三角合作区域以及粤港澳合作区的整合趋势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在大陆和澳门签订了数个“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国务院批复同意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后，大中华区、泛珠三角合作区尤其是粤港澳合作区的整合程度更高。
最后还应看到，澳门本身亦是一个面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国际城市，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取得国际统一法成就也可直接为澳门所用。在私法方面，通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罗马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国际商会、欧盟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努力，已经创制了诸多统一实体法和统一冲突法；在公法方面，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这些组织的创设国际统一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使得世界范围内不同法域的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因素--尤其是人权保障、劳工权益保障、法治原则、程序正义原则等方面。国际统一法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不同法系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代表着不同法系之间的共识，适合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借鉴国际统一法来建构澳门本地法律文化可以满足澳门面向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还可以避免因为法律本地化而与法律全球化发展面向之间的冲突。
五、结论
在原有强制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法中央法律法规”和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地方法”被准强制直接置入澳门后，现今澳门法因受限制和排斥仍没有本地法律文化基础，仍寄居在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之上。只将葡文法律条文和裁判文书翻译成中文，没有使用中文创制法律和进行裁判，实际上固守葡文和葡萄牙法律文化的优位地位，限制和排斥澳门法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澳门司法当局应当充分使用法律授予的统一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权力，改变澳门法中文本存而不用的状态，承担起促使澳门法独立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不是放弃这一使命依附于葡萄牙法律文化，这才能使得澳门居民以及与澳门有最大利益相关的境外利益相关者获得最大法律利益。
【参考文献】
{1}“澳门法本地化”本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提出的“澳门过渡时期三化”问题之一，具体包括“‘司法制度的本地化’、‘法律条文的本地化’、‘法律语文的本地化’、‘司法官员的本地化’和‘法律在本地民间社会的普及化’等”。参见吴国昌：“澳门过渡后期的法律本地化”，载于《行政〉第8册、第28期（1995年第2期），第413页。
{2}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年度年报》(2007 -2008)， 2009年5月出版，第21-23页、第28页、第35-42页。
{3}〔芬兰〕卡尔罗吠及吕铮骸杜蟹墒抵ぶ饕濉贰�(Kaarlo Tuori, Critical Legal Positivism( Applied legal philoso-phy)，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shgate, 2002, p.154)
{4}同注3引书，第161-183页。
{5}同注3引书，第183-191页；另参见[芬兰]莱莫匪苟骸断壤砺郏捍臃治鍪抵ぶ饕宓胶蠓治龇ㄕ苎А贰�(Raimo Siltala, A Theory of Precedent: From Analytical Positivism to a Post-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w,：HartPub, 2000, p.156) ;[瑞典]马尔腾肥娑模骸胺治稣猓《郧秩ǚㄅ分藁娜舾衫醋匀鸬涞姆此肌保亍杜分奚谭ㄆ缆邸返谑寰怼Marten Schultz, Analyze This! Some Swedish Reflections o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Tort Law,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 (Vol. 15, No. 2, 2004)，p. 227][丹麦]安纳稭仿迮逅�-罗德里格斯：“没有欧洲共同法律文化的欧洲民法典？法律、文化与语言的联系”，载《布鲁克林国际法期刊》2004年第25期。[Ana M. Lopez-Rodriguez,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Without a Common European Legal Culture? The Link Be-tween Law, Language and Culture, 29 Brooklyn J. Intl L. 1195 (2004)，pp. 1206-1207]；［瑞典］安德斯贩鸶窨寺蓿骸白魑桓鑫鞣剑ㄈ鸬洌┓梢浦驳牡厍嗖旃伲菏ケ说帽ち⒎ü痰木椤保亍犊绻ㄓ氲贝侍狻�2003年第13期。[ Anders Fogelklou, The Regional Ombudsman as a Western (Swedish) Legal Transplant: Experiences from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St. Petersburg, 13 Transnatl L.＆Contemp. Probs. 537 (2003)，pp. 538-539].
{6}在比较法研究中并无须特别提及葡萄牙法，参见[德]K反耐裉亍房舜模骸侗冉戏ㄗ苈邸罚ズ旱洹⒚捉 ⒏吆杈⒑匚婪揭耄沙霭嫔�2003年版；[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7}参见[葡] M6uio Jfdio de Ahneida Costa:《葡萄牙法律史》，唐晓晴译，澳门大学法学院2004年版，第338-348页。
{8}同注7引书。
{9}米健等：《澳门法律》，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1 -4页。
{10}参见乔素玲：“清代澳门中葡司法冲突”，《暨南学报》2002年第4期，第71页。
{11}参见[葡]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澳门基金会199年版，第41 -45页。
{12}之所以称葡萄牙对澳门事实上实施“殖民统治”，是因为葡萄牙自认为对澳门实施的是“殖民统治”，而中国政府不承认澳门在国际法上属于“殖民地”。
{13}同注9引书。
{14}同注9引书。
{15}邓伟平：“过渡时期澳门法院的现状及其走向”，《行政》第8册第28期（1995年第2期），第440页。
{16}赵燕芳：“澳门法律本地化之回顾与前瞻”，载《行政》第5册，第17/18期（1992年第3/4期），第837页；〔葡〕Antonio Aresta,“澳门的政权及葡语状况（1770-1968)”,载《行政》第8册，第27期（1995年第1期），第170页。
{17}同注9引书。
{18}同注1引文，第414页。
{19}同注11引书。
{20}同注2引书，第20、27、32 -34页。
{21}参见钱贤良：“助理检察长韦高度：我很享受在澳门生活”，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26日。
{22}同注2引书。
{23}此可以参见终审法院案件编号5/2008裁判书（审判日期2009年1月21日）、终审法院案件编号56/2008裁判书（审判日期2009年1月21日）、终审法院案件编号54/2008裁判书（审判日期2009年1月21日）、中级法院案件编号2/2009/R裁判书（裁判日期2009年4月30日），该等判决书均载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官方网站。
{24}〔美〕马丁稲犯甓。骸斗烧苎А罚牒１跻耄榈�1987年版，第208 - 227页。
{25}[英]罗格房堤啬诙骸斗伞⑽幕蜕缁幔荷缁崂砺凼右爸械姆晒勰睢贰�(Roger Cotterrell, Law, Culture andSociety: Legal Ideas in the Mirror of Social Theory(Law, justice, and power)，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 Co,2006, pp.84-86.）。
{26}〔美〕巴尔巴拉费蠲飞骸暗胤阶刺械姆纱丛欤悍此即笾诜晌幕保亍兑撤善诳�1989年第98期。[Barbara Yngvesson, “Inventing Law in Local Settings: Rethinking Popular Legal Culture ”，98 Yale L. J. 1689(1989)．]。
{27}金国平：“葡语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载《行政》第16卷，第61期（2003年第3期），第855页。
{28}黎祖智：“澳门的葡萄牙语言和文化及其推广机构的现状与未来”，载《行政》第8卷第4期（总第30期),1995年12月，第922页。
{29}同注11引书，第49 -59页。
{30}[葡] Eduardo Nascimento Cabrita:“法律翻译—保障澳门法律-政治自治之核心工具及遵守联合声明之必要条件”，载《行政》第5卷第2期（总第16期）,1992年8月，第534页。
{31}同注30引文，第535页。
{32}同注15引文。
{33}以上数据来源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总体结果》。
{34}以上数据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澳门资料》(2009年），第16页。
{41}澳门律师公会主席华年达在2008司法年度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这一点，但其认为澳门法制无须因应这些境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而改革。
{4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区发展政策”课题组：“均衡发展—欧盟区域政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践”，载《国际贸易》2002年第6期。
{43}丁晓正、胡正荣：“葡萄牙媒体产业的集中历程及其特征与启示”，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第107页。
{44}〔葡〕安东尼奥房妓顾平托：“民主转型与葡萄牙的去殖民化”，载斯图尔特防桶５�-琼斯、安东尼奥房妓顾平托编：《最后的帝国：葡萄牙去殖民化三十年》。[Antonio Costa Pinto,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Portugal'sDecolonization”，in Stewart Lloyd-Jones and Anto? nio Costa Pinto( eds.），The Last Empire: Thirty Yearsof Portuguese Decolonization, Bristol, UK: Intellect, 2003， pp. 17-35.]
{45}同注1引文，第418页。
{35}同注34引书。
{36}在此，本文在描述澳门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利益相关者中，使用“居民”这一简便的称呼，系采国际税法中“居民”和“非居民”的定义，涵盖自然人和法人，如大陆居民、台湾居民、美国居民等。
{37}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对外贸易统计》2000年至2008年各年之十二号刊。
{38}同注37引书。
{39}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直接投资统计》2001年－2007年。
{40}同注39引书。
{46}〔澳〕德波纳凡埽骸斗敕伞贰＃―eborah Cao, Translating Law (Topics in translation, 33)，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pp.7-35.）。
{47}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办公室对香港律政司咨询的答复，参见香港律政司：《翻译法院判词》（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CB(2)2566/02-03(01）号文件）。
{48}进而言之，澳门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律翻译”观，还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该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 正式语文”-—该条原意讲的是中文是主要语文，葡文是辅助性语文，但是现行澳门司法当局的法律翻译观点和实践却将中文与葡文的优先劣后顺序完全颠倒。参见王禹：“再论中文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正式语文”，载《澳门日报》2005年6月5日。
{49}同注3引书，第196页。
{50}同注3引书，第183-191页。
{51}关于凯尔森和霍菲尔德的法律分析范畴，本文作者已经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参见谢耿亮：《无效合同行为的法律后果之实证分析》（博士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第24 -41页。
{52}[德]茨威格特、克茨：注6引书，第47页。
{53}[美]R仿蹩硕骸氨冉戏ǖ墓δ芊椒ā保豈防陈菲肽啵骸杜＝虮冉戏ㄊ植帷贰�(R Michaels, “TheFunctional Method of Comparative Law', in M Reimann and R Zimmermann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6，pp. 345-347.）。
{54}参见〔美〕阿兰肺稚骸胺梢浦灿肱分匏椒ā保亍侗冉戏ǖ缱悠诳返�4.4期。(A.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and European Private Law, in Vol 4.4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December 2000).
{55}同［瑞典］安德斯贩鸶窨寺蓿�5引文第540页。
{56}[美]默顿稪坊粑模骸睹拦ǖ谋淝ǎ�1780-1860)。 (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80-1860 (Studies in legal histor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7, 59.）。
{57}而且必须提及的是，葡萄牙现在虽然已经不能采用直接的方式“显性控制”澳门的运作，但通过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以及掌握这种专业法律文化的葡籍法官和检察官的作用，且透过《澳门民法典》第七条第四项之规定—“法院之裁判对任何公共实体及私人实体均具有强制性，且优于任何当局之决定”，葡萄牙完全可能对澳门实施间接的“隐性控制”，从而损害澳门的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