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法学部分”披露的引证数据虽然真实，但由于分组不当，并不能准确反映法学现状。不论是引证分析期刊还是作者来判断中国法学研究的现状，都应当根据中国法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多项评价指标综合权衡；通过恰当的分组，如将作者项分组为作者和译者、独立撰稿人和主编等，来保证引证数据有可信的证明能力，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较准确反映法学期刊和法学者的真实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法学引证 期刊影响因子 作者 主编制 同行评议

2007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暨CSSCI发布单位，依据CSSCI数据库编写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影响力报告》）。或许是出版社出于营销造势的需要，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程度，[1]要远远超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从一个法学研究者的身份来阅读《影响力报告》及其法学部分，我发现现有数据虽然真实，但由于分组不当，[2]因而数据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法学现状，一些地方甚至违背法学常识。鉴于《影响力报告》已经对法学领域乃至公共领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为了避免进一步误导读者，也是为了给《影响力报告》的修改提出建言，本文试图做一番厘清的工作，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运用引证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法学现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就法学界而言，苏力在2003年就以CSSCI数据为主要文本撰写“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3]强调了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引证的必要性、可能性，并从引证数据分析中国法学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基本格局。尽管时隔5年，引证数据已经不能完全说明中国法学的变化，但该文对引证数据进行分组解释至今仍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如果说苏力的分析还局限于中国法学内部的评价的话，成凡则从中国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的引证来分析中国法学现状。他认为中国法学在相当程度上自我封闭，对外部学科知识的吸收并不够。[4]本文借鉴上述两位做法，根据《影响力报告》以及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法学期刊和法学者的引证来说明中国法学现状。[5]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引证包括CSSCI数据库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尽管可以排除自我引证，但是却无法有效排除反面引证（negative citations）、互惠引证（recipocal citations）等；此外，还存在着比较独立的可能影响结果评估的干扰效应，例如，“专业效应”、“装饰效应”等。[6]因此，对于学术规范正在建立的中国法学研究而言，引证特别是没有严格界分的引证数据的证明能力是值得怀疑的。

一、法学期刊的引证问题

期刊特别是法学期刊以及它们所发表的法学论文情况，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法学研究的实际水平。大致而言，判断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有很多指标，例如，刊物的退稿率、内稿率（即期刊主办单位的人员发表论文的比率）、刊物的流通率（包括发行的覆盖范围）、论文的摘转率，等等。但目前国际通行的重要指标是引证，包括引证次数和引证率（影响因子）。

《影响力报告》给出了2000-2004年法学论文引证次数最多的前45种期刊。人们可能较为关心国内各个法学期刊在其中的排名，例如，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期刊排名固然具有重要，这份名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我注意到，这份名单前20种引证期刊中竟然没有1种外文期刊，前45种引证期刊中也只有5种外文期刊。如表1所示，这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同属社会科学的学科相比，数量是最少的。[7]由于外文期刊往往刊登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问题，而且要比外文著作更能够反映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因此，不难推测，中国法学就整体而言，不仅对外部学科知识比较排斥，实际上对外文期刊所刊登的前沿问题也缺少“关注自觉”。[8]

如果就评价期刊的方法而言，我认为《影响力报告》的法学部分也存在着种种偏差。《影响力报告》评价期刊的主要指标有四项：期刊被引证总数、（他引）影响因子、影响广度、半衰期。而在CSSCI来源期刊排名中，只采用期刊被引证总数、（他引）影响因子两项指标，其权重分别为0.2和0.8。[9]很显然，影响因子在CSSCI评价体系中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该刊前2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刊统计当年前2年发表论文总数）是国际通行特别是衡量自然科学期刊

学术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SCI），也逐渐成为衡量社会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SSCI）。强调影响因子有诸多好处，例如，对于期刊而言，如果影响因子被纳入考核，刊物为了保持和提高影响因子，等于在制度上能够激励编辑重视作者论文的创新性，从而形成作者和杂志的良性互动。[10]但是通行的影响因子指标能否直接用来套用中国的社会科学期刊包括法学期刊，从而较为准确地反映这些期刊在现阶段的学术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包括法学期刊的学术规范传统包括引证传统刚刚建立，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学术引证传统建立时间越短，统计的可靠性就越差。在这样一个学术引证传统建立初期阶段，通过引证来分析作者、期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一部分作者和期刊而言，有可能失真。

其次，以2年来计算中国法学期刊影响因子可能并不合适。国际自然科学期刊以2年来计算影响因子是因为其审稿程序规范，发表论文周期短。而相当多的中国法学期刊审稿程序并不严格，容易导致发表论文的周期相当长，这是中国实际情况。因此，2年的算法可能未必真实反映各个法学期刊的水平，特别是对于某些期刊而言，3年或3年以上可能是引证高峰。

第三，或许是更重要的，看重影响因子虽有鼓励杂志提高发表论文质量的效果，同时也势必鼓励杂志倾向于发表长篇大论的作品。自然科学论文一般较短，重在得出新的实验结果或研究结论，而社会科学论文特别是中国的法学论文，不少看重论证过程，相对轻视结论，喜好较长篇幅。这样，假定被引总次数不变的情况下，文章篇幅越长，意味着发表论文总数就可能会越低，影响因子就会提高。如果将影响因子作为衡量中国法学期刊高低的最重要指标，既有可能激励法学期刊发表质量高的论文，因为质量越高，被引证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同时，期刊在保证质量前提下，也乐见那些质量高的论文篇幅越长，长到足以减少期刊发表论文总数，这样有助于提高影响因子。实际上，过于强调影响因子，也有可能导致期刊不愿意发表那些质量很高但却不太可能被引证的论文。例如，总体而言，民商法论文比法律史、国际公法的论文更容易被引证，同等条件下，单个期刊更愿意发表民商法论文，而不是法律史、国际公法的论文。[11]

过于强调影响因子，最后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各法学期刊内容的同质化。鼓励倾向于发表最容易被引证的法学学科论文，而排斥其他法学学科论文；倾向于发表深度论文，而排斥发表其他类型的文章，从而失去各法学期刊特色和定位。以《法学》为例，《法学》不仅是2007年以前全国唯一的法学专业月刊，发文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期刊特色是“短平快、麻辣烫”，重在迅速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其文章类型多样，例如，时评、批评与争鸣、案例分析，篇幅都不会太长。那些栏目及文章的内容往往会对学界有相当影响力，但较之专业论文被引证的可能性又不大。由此，带来的难题就是，类似于《法学》这样的有自己办刊特色的期刊，要不要更改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办刊风格以适应过度看重影响因子的评价标准？[12]

这其实就是过度注重单一评价指标对期刊发展带来的问题。CSSCI仅将引证指标区分为期刊被引总数和影响因子两组并赋予不同权重（0.2和0.8），实际上不能满足用户对期刊进行评价的要求，不能准确反映在中国学术规范建立之初期刊实际的学术影响力。如果操作不当，它甚至有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其始作俑者所不愿看到的的负面影响。有鉴于单一引证评价带来的种种弊端，相信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会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通过对不同评价指标赋予合理的权重系数，从而得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期刊影响力综合排名。

例如，目前国内最早的文科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是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其核心期刊的选定是通过试验和征求专家意见（同行评议），选定各指标权重得出综合排名。其筛选指标及其权重分别为：被索量（0.200）、被摘量（0.2500）、被引量（0.200）、它引量（0.200）、被摘率（0.050）、影响因子（0.050）、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0.050），并综合专家意见。而选聘核心期刊评审专家的程序，“首先向社会各界广泛收集学科专家信息（具有正高职称），共收集11014位专家的信息，其中6125位专家有电子信箱。接着向有电子信箱地址的专家发出邀请参加核心期刊评审的征聘信，请应聘专家登陆“核心期刊专家评审网站”进行专家认证，并选择评审学科（每位专家最多可选择3个学科），结果有2321位专家应聘，这些专家来自1220个单位。课题组再从应聘的专家中随机选聘各学科核心期刊的评审专家，最后共有1871位专家登录评审网站，参加了本版核心期刊的专家评审工作。”[13]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也建立了一套针对中国文科研究实际的测定核心期刊的步骤。他们认为，通过统计某学科期刊论文的各项量化指标来测定期刊的“论文产出率”和“学术影响力”，是认定核心期刊最基本和最成熟的方法。《要览》的研制选用强制判定法（权重系数 ）分别得出3种、4种和5种评价指标的不同权重值。例如，在《要览》的分学科研制报告中，“学科总被引”、“学科影响因子2001”和“期刊总被引”这3种评价指标各自的系数加权值分别是0.4118、0.4706和0.1176，它们之间的重要性显然是不同的。这样初步得出综合评价值，然后再送专家评审，专家评审结果和综合值作系数加权运算，系数分别为0.2和0.8，然后其运算结果再参照“即年影响因子”、“学科载文量”、“学科他引量”和“文摘率”评价因素的运算结果作调整。[14]

如果比较三家对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评价，就可以得到如表2所列前10种法学期刊的排名。如前所述，中国社科院的法学核心期刊排序，是将引证指标细分为“学科总被引”、“学科影响因子2001”和“期刊总被引”三组，并赋予不同权重（0.4118、0.4706和0.1176）得出综合值，又通过专家评审和综合值作系数加权运算（系数分别为0.2和0.8）从而得出最终排名。而南京大学（CSSCI）法学来源期刊排序则是将引证仅区分为期刊被引总数和影响因子两组并赋予不同权重（0.2和0.8），从而得出最终排名。与中国社科院相比，南京大学对为何赋予这样的（0.2和0.8）权重并没有给出理由，并且在引证排名出来之后是否赋予专家打分的权重，从而得出最后的名单，从现有公布的资料来看，这些都不清楚。两相比较，可能中国社科院的评价体系更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与CSSCI来源期刊的公布相比，2007年12月28日同时公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08-2009）更令人相当费解。从现有公布内容来看，CSSCI来源集刊与来源期刊的评审方法并不相同，而是采取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量指标主要依据集刊被引总次数、2005-2006两年影响因子（二者权重为2:8），定性评价主要根据学科专家意见。定量与定性的权重为6:4。[16]由此，公布的法学集刊有15种。但公布的信息只有综合排名，并没有被引总次数、影响因子、专家意见打分。而我根据CSSCI数据库，也只检索到各个法学集刊在1998-2006年被引总次数。尽管其他数据不全，但还是能够推断出一些结论。例如，从被引总次数来看，前15种法学集刊最多的是229次，最少是2次，前者是后者的114.5倍。由于决定影响因子大小的另一个系数即集刊发文总数，各个集刊在发文总数上的差别并无太大悬殊，因此，被引总次数更直接决定着影响因子的高低。[17]

或许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已经意识到集刊采用定量的引证指标的局限性，于是将定性的权重上升至0.4，引证权重只占0.6。但即使如此，对于被引总次数只有2次或数次的集刊进入CSSCI法学来源集刊，还是让人觉得相当奇怪，是刻意放水？还是有其他考虑？或许是孤陋寡闻，但如果不进行公开的信息披露和严格筛选程序，[18]这份名单将直接影响到CSSCI的公信力。

CSSCI来源集刊（2008-2009）法学部分名单（如表3）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目前法学类集刊引证最多的《民商法论丛》（328次）却由于没有申请而被变相拒之门外；在列名单中有的集刊已经停刊，例如许章润主编的《清华法学》；有的两年以来已经没有出版新的集刊；而《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原本系期刊，现在改列入集刊后，如果原先期刊的引证数也算，将在法学集刊中占据先天优势。

二、法学者的引证问题

引证即使是批评性引证[20]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影响力报告》中“2000－2004年法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51位作者”亦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甚至这份名单被部分媒体增列醒目的标题——“谁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法学家”。[21]我认为，从统计学来看，这份名单由于分组不当而弱化了其本应有的解释力。

第一，在我看来，论文引证作者的排名与作者本人是否具有学术水平，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性。法学论文引证也不例外。例如，CSSCI中各类学科总引证次数最多的五个人是马克思、邓小平、毛泽东、鲁迅、列宁。这五人均具有政治色彩，其中三人为政治领袖。这些属于权威引证，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反映出来的可能是作者作品对中国学术研究的政治影响力。

第二，对论文引证作者的统计应该分组为“作者”和“译者”。例如，在“2000－2004年法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51位作者”这份名单（位于《影响力报告》第15章“法学”，由李友根撰写）中，邓正来排名第1位，但他绝大多数的引证次数是以译者身份出现的。例如，他所翻译的《法理学 法哲学及法律方法》引证次数是所有法学翻译作品排序第一（否则，他早期的合作翻译者姬敬武似乎也可以挤进排名前51名）。奇怪的是，《影响力报告》第15章“法学”的排名（“2000－2004年法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51位作者”），与该书第1章“引论”（由苏新宁撰写）的总排名（“2000-2004年在CSSCI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125人”）并不一致，明显自相矛盾。[22]如果按照总排名，王利明总排名第37位，是总排名中法学类作者的第1位。而总排名中却没有邓正来，相反出现的是，《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作者博登海默（734次）。而在CSSCI数据库2000-2004年的统计数据中，邓正来的总引证次数是2112次，[23]其中，翻译著作计1811次，翻译论文计33次，而自己独立撰写的图书、汇编和期刊论文等被引证的次数只有268次左右。[24]

区分译者和作者并非是要争谁是法学界的龙头老大。实际上，分组之后可以看到，在中国法学界引证最多的外文法学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当初不是美国法学界的主流，如今在美国法学界早就没有人去关注。而这样的法学著作竟然位列被引证法学著作第一位，不禁让人感叹，中国法学界对国外法学研究动态关注的实际程度。

第三，即使是对论文引证“作者”的统计，也应当分组为“独立撰稿人”、“主编”乃至“合著者”。[25]例如，从表4也可以看到，邓正来主编（主持翻译）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188次）等书籍的引证次数也相当高。不过，更能够说明分组必要性的是图1的数据。在张文显的著作2000-2004年他引数900次（不包括期刊论文和汇编）中，引证最多的是其主编的《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3次），其次是其专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78次）。[26]但如果再加上05、06年被引次数，观察年度引证数据变化，就发现其主编的《法理学》教材2000-2006年被引证次数（382次）的增幅远高于其专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291次）。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内这一增幅会继续维持下去。尽管这只是个案，但可以推断的是，在中国法学研究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主编教材特别是国家级教材在法学引证上要占据更多优势。尽管主编的贡献不容忽视，但也不能以替代被引证内容的实际撰稿人的引证次数来作为对主编努力的肯定，否则构成引证的不平等；而且，这对于极少主编或参与编写教材的学者而言，也构成评价的不平等。[27]因此，不妨单列主编教材排名名单。

第四，除了对“专著”和“教材”进行分组以外，可能还需要对引证“论文”和引证“著作（图书）”进行分组统计。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引证论文要远比引证著作（图书）重要。这是因为论文反映的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专著也多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因此，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如果引证图书多于引证论文，可能是有着特殊原因。例如，从现有数据来看，老一代法学者被引证次数，多是他们的著作特别是他们主编的教材。那些教材和著作在中国法学恢复和发展初期曾发挥巨大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已经很少写论文，而学术活跃的中青年作者更倾向于发表论文。如苏力所言，“成就较早的学者一般都更有可能主编教科书、出版专著，而成就较晚的学者相比而言这种机遇会少一些；这就迫使他们会更多地在论文上同前一辈（学术的而不是年龄的）学者竞争，并且事实上在学界有较大影响”。[28]

可以说，引证作者的“论文”似乎更可能反映出作者的学术创造力和实力，因此有必要与“著作”的统计分开。然而到如今，苏力这一代的学者通过“论文”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学术影响力，[29]但对于再晚一代的年轻学者而言，旨在通过发表论文实现学术影响力恐怕困难重重，要面临更强的学术竞争甚至不平等竞争。至少部分的原因是，苏力这一代学者仍然保持着较为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他们或许还要占据论文市场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苏力对后辈年轻学者的告诫：“说到底，你们必须用你们的努力、用你们的学术精品把我们打败。我们既是同事也是对手。我们不会主动让路，我们不会乖乖下台，我们不会轻易缴械……”。[30]

三、小结

本文尽管挑了这么多的毛病，或许也有片面之处，但是，片面的好处在于能够激发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实际上，随着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和学术规范的不断发展，《影响力报告》暨CSSCI的准确程度会更高，因而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也会越来越重要。本文意在强调的是，不论是通过统计期刊还是作者来判断中国法学研究的现状，都应当根据中国法学研究及个人的实际情况，多指标综合权衡，分组越恰当，就越能够保证引证数据的可信性。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反映期刊和作者的学术影响力。但无论如何，CSSCI只是学术评价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能迷信。[31] 因为更好的学术评价体系，未必意味着更好的学术产出。更何况，中国学术界包括法学界现状其实很类似于布迪厄的一项研究结论。他在分析20世纪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知识分子时指出：是他们在学界所占有的当前位置，他们想改变或维持这一位置的试图，决定着他们的一切政治与学术的表现。[32]在这个意义上，要区分学术与学术政治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