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政治发展也开始步入了关键期，这个时期被称之为“战略机遇期”。{1}在国际政治中，中国要谨慎地处理和平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力量重新整合，其间不排除发生局部的冲突和较量；在国内政治中，中国要用民主法制的手段来协调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利益分歧。在这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台湾问题成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密切相关，台湾问题需要放在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中来审视；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与中国循序渐进地实现政治转型密切相关，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不仅是基于时势的手段选择，而且关乎中国未来政制的建构，关乎中国文明的复兴。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思想事件，不仅涉及到统一与分裂的内政问题和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的国际问题，也涉及到中华文明能否在未来复兴的人类前途问题。这其实是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因此思考台湾问题首先要从思考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入手。
一、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困境
中国进入现代以来所经历的国家转型无疑给公民自由开辟了广阔空间，每个人的自由创造使古老的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今天，我们不仅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形成了独特的“北京模式”，而且在推动宪政、法治和民主的道路上，正从事着人类前所未有的事业：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这与其说是历史对中华文明的挑战和考验，不如说历史赐予我们这个民族的机会。
然而，与每个人生机勃勃的自由创造力形成对照的是，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走完西方历史上经历了一千多年现代化历程。公平问题、道德问题、腐败问题、教育问题、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这些成堆的问题将个人自由转化为尖锐的社会冲突：贫富冲突、官民冲突、地区差异、城乡差别等等，这些矛盾固然需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通过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加以规范和调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表面矛盾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深层的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众多人口与有限资源之间矛盾。“孙志刚事件”表面上是收容制度的不合理，而实际上隐含着过剩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接二连三的煤矿事故表面上是地方官员或矿主漠视矿工生命，实际上隐含着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能作为一个简单的政策或者制度来思考，而必须放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来思考。
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视角：即通过资源的市场配置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过剩的劳动力可以通过人口自由流动来缓解，而资源匮乏也自然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解决。但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思路却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扼杀了，在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制中，资本和物质资源可以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资源却不能自由流动。这意味着我们众多的劳动人口必须被困在这块资源困乏的土地上，我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争取引进外资，而不能输出劳动力。无论西方经济学家编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掩盖一个普通人的常识，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的限制，当中国人怀着追求自由的理想，试图离开穷乡僻壤的恶劣生存环境闯世界，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偷渡客”的命运。有人可能抱怨中国人口太多，但人口多并不是罪过，每个人都有生存并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中国人口众多并不能成为他们在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前丧失权利的理由。
尽管某些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通过资源的流动来替代，可是，当我们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时，会遇到日本的阻挠；要购买中亚的石油时，美国的势力开始控制那里的国家；当你想从非洲进口石油时，漫长的运输线上随时出现的航母让你的自由交易成为泡影。自由交易必须由法律来保证，可谁的法律能保证这样的自由交易呢？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构成强制？我们看到的典型例证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服从西方世界的政治安排，它就要面临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用国家暴力的强制消灭了自由贸易。
正是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这就是构成国际秩序的主权力量。自由主义者不喜欢主权，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选择自由生存和自由创造的权利受到了大使馆签证处、移民局、海关及其背后的法庭、监狱、军队等等这些国家主权力量的强制。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消灭国家和主权，不能形成每个人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开放社会”或“天下大同”，那么，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自由只能降格为“公民自由”，即以政治共同体或者国家作为前提条件的公民自由。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不是采取鸵鸟政策仇视主权，而是认真地面对主权并引导主权。自由主义的鼻祖霍布斯把自由的个体编制在“利维坦”这样的强大主权中，而用主权来对抗主权，构成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今天，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权利不仅受到各种内部制约，而且受到外部强制，外部强制往往会加剧内部矛盾。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市场受到其他主权国家不合理的限制，中国人的自由追求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事实上，194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走向计划经济乃至集体化道路，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密不可分。自由的人民必须以强大的国家主权为前提，以遏制其他主权的霸权，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保证经济的增长，从而为解决内部矛盾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家主权不是外来强加的力量，而恰恰是个人自由的产物，它来自每个人身上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意志，它是人民主权的法律表现。国家主权不过是每个人实现自由的工具，国家主权的伸张也正是公民自由的伸张，公民自由和国家主权构成现代性的两翼。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家主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透过国家主权来实现其自由。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困境在于释放出公民自由的同时，国家却无力满足其自由。今天，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世界各地，我们的生产原料依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我们与全球的关系越紧密，也越需要国家主权来保护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的供给链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范围，台湾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自由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首先是国家保护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不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夺，因此，国家强大是保证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国家强大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中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孟德斯鸠把国家的政体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托克维尔探索美国民主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其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
中华文明的孕育和成熟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东部、南部广阔的大海和西部高山峻岭为东亚大陆上的文明发育提供了安全屏障，唯一的不足是北部开阔的高原。国家分裂或朝代灭亡也大都来自北方势力的入侵，长城由此成为构筑帝国安全的最后屏障，成为国家安全的象征。不过也正是来自北方不断侵入才刺激着文明的成长。这种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比分”的历史循环论，也促进了民族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得中华文明对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古典中国政治追求的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主义，只有“天下”和“文明”的观点，而没有狭隘的国家或民族观点，以至于白鲁恂（Lucian W.Pye）说，“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入侵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安全观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理屏障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降低了。曾经作为安全屏障的东南沿海变成了最不安全的敞开大门，中国边疆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成了老黄历，中国人面临的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危机，而且是文明被摧毁、种族被消灭的危机。西方世界以“民族国家”的姿态战胜了“文明国家”，从此，中国经历了从“文明国家”向“民族国家”的痛苦转型。
正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才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掀起了内部革命。中国人对外争取国权也就自然变成了对内争取人权。人权与国权、个人自由和国家主权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也是其建构国际政治秩序的历史。“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建构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压迫、追求公民自由的历史。“五四”一代人把“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因为国家独立是个人自由的保证，个人自由是国家独立的动力。公民自由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和国就奠基在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之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台湾与大陆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1949年之后，两岸关系也一直处于国际法上的“内战状态”，究竟通过和平还是战争来解决，取决于两岸政治局势的发展。
民族国家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回应国际秩序的政治努力，因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包括台湾问题，也必须放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才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始终面临北方的苏联和东部的美日同盟的威胁。在苏美争霸的局面下，我们建国初期与苏联结盟，也包含了对北方安全的考虑，而中国的这种选择必然被美国看作是敌人，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基于“封锁中国”的战略考虑，把台湾纳入到其在中国东部构筑的“包围链”之中。在这样的国际安全环境中，中国自由经济的外部环境受到限制，为了保证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资本和原材料供应，计划经济模式逐步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当苏联试图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时，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甚至不惜与苏联兵戎相见。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此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当掉裤子也要搞原子弹”，陈毅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代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心声。为了这种不受外国支配的自由，一代中国人为了子孙后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都与美苏全面封锁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三线建设这些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看不到这样的恶劣外部环境就无法理解国内利益冲突的根源。这样的安全战略无疑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为我们营造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为了对付苏联的全球霸权，1972年美国与中国建交，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东部沿海的封锁开始解除，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从东南沿海开始，吸收外来资本和出口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海峡两岸进入了良性互动阶段，经济贸易持续增长。然而，苏联解体使得中国北部边疆获得相对安全之际，随之而来的美国全球霸权不仅将其势力扩展到中亚，威胁中国的西北边疆，而且重新将台湾作为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支点，强化其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尽管美国目前的全球战略依然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台湾无疑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重心所在。
三、国际秩序和中国政治中的台湾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没有成为明清帝国苦心经营的重点。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海外的广阔世界成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国家安全概念从本土延伸到全球，随之台湾在中国领土中的战略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既是保护中国的能源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的重要屏障，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支点。
活跃在美国政界的汉学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指出，一旦台湾不再以独立实体存在，东亚的权力平衡亦会跟着改变，日本会减低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信赖，菲律宾、越南也将会重新考虑对中国的看法。当然，他给美国政府提供的政策建议就是肢解中国，支持台湾独立。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甚至假想了一场台海战争引发亚洲战争最终摧毁中国。
美国的战略学家们已经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无比的地图。{2}国际政治斗争表面上是不同国家之间争夺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争夺话语领导权，最终争夺文明支配权。在文明冲突中，每一个文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才能维持这种文明的力量。在儒教文明传统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国家，但在儒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变成了世界强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若与中日结盟，美国的势力必将退出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支配，但基于双方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利益冲突，除非中国对日本取得决定性优势，日本必然“恃洋自重”，与美国结盟以对抗中国。而中日在东亚的竞争中，台湾无疑是一个关键性要素。若中国实现了统一，在地缘政治上占据了整个东亚的战略高地，且依然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并与东盟、朝鲜和韩国形成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明智的选择只能是“脱欧入亚”，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都恢复到儒教文明传统之中。若美国的势力退出东亚，则其对南亚和波斯湾的霸权也随之减弱，儒教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足够的空间来全面复兴，世界可能形成北美集团、欧洲集团、俄罗斯中亚集团、东亚集团和南亚集团的共治局面。反之，如果美国或日本控制着台湾，中国崛起就如同笼中雄狮，难有作为，儒教文明的复兴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中国要复兴传统文明，就必须取得在东亚的政治领导权，要取得东亚的政治领导权，就必须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反过来，中国要实现台湾统一，就要取得东亚的政治领导权，要取得东亚的政治领导权，就必须重建传统文明在东亚的影响力。台湾问题涉及到两种文明力量在亚洲的较量，其结果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从国际法上看，台湾无疑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实现与台湾的统一还必须从中国的内政来思考。台湾问题缘起于1945年国共两党的争夺政治统治权的内战，这种内战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它实际上是中国从“文明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两种现代性路向的不同抉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陆对社会主义的不断扬弃，两岸的在现代性路向上的分歧逐渐缩小。台湾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民主化曾经被人们作为成功的典范昭示着中国的未来，因为如何实现稳定的宪政民主转型一直是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转型中面临的难题，台湾的成就被看作是中华民族和传统文明的骄傲。此时，若台湾当局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推动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来实现国家统一，中国的政制无疑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和未来。遗憾的是，台湾当局把政治民主化的动力转化为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统独之争，变成促使国家分裂的力量，以至于和平统一渐行渐远，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历史机遇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命运会赐福于伟大的政治家，而不会光顾政治小丑。民主化在台湾政治小丑的拙劣表演中暴露出其最为脆弱的一面，也暴露出现代性最阴暗的一面：即民主化成为挑起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文化矛盾的诱因，也成为国家和民族分裂的正当化理由，台湾分裂势力正在运用文化手段改造台湾人的思想，从人心上把台湾分裂出去，以实现彻底的政治分裂。国家主权和文化统一性处于危机之中。
在这危急之秋，中国大陆必须以最大的坚韧和意志挑起国家统一的重任，把它看作是“天降大任”的命运考验，并以文明复兴的政治抱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来实现国家统一。既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台湾问题，也要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待台湾问题。在防止分裂的同时，必须采取新思维，探讨统一的途径。就国际局势看，台湾的分裂趋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战略究竟是维持全球霸权，还是主导和协调多级体系。从目前美国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全球战略看，美国正试图维持和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在肢解苏联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稳定了整个欧洲，并通过反恐战争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伊斯兰地区以及周边的中亚地区，而在东亚问题与中国处于合作状态。如果美国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成功，并解决了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比如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美国的战略重心有肯定会转移到东亚。布什总统连任后的一系列动作，尤其是美日同盟的深化，已经预示着这种发展的可能。届时，不排除美国在东部台湾问题和西部边疆问题上同时向中国发难。从国内局势看，台湾的分裂势力也由于去年“立法院”选举的失利而得到一定的遏制，而《反分裂国家法》又为台独势力划定了底线；国民党领导人成功访问大陆为两岸和平的前途增添了希望。在这有限的时空里，中国必须根据时势的变化，在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之间作出深思熟虑的政治抉择。
四、战争与和平：文明持久战
在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往往要通过一两次标志性的战争胜利获得自我认同和世界承认，也有大国在兴起的过程中因为战争而最终走向彻底崩溃。大国的和平崛起，除了政治领导人的高超政治智慧，还需要历史的机遇。在成功与失败、德性与命运的背后，往往体现出文明兴衰的必然。因此，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战争，必须紧紧地把握和驾驭战争，必须对战争有深思熟虑的考虑，既要避免因为战争而迈向崩溃，又要把握利用战争迅速崛起的时机，更要在有能力争取不战而胜，和平崛起。在这种深思熟虑的政治决断过程中，不仅要对国际利益格局有一个清醒的考虑，而且要对国家实力的对比有一个清醒地认识，不仅要对战争的目的、性质、影响和后果有一个清醒地考虑，而且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来达到战争要实现的目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仅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迫不得已才使用的危险手段，如果战争是必要的，那必须是必然的，必须是服务于既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套崛起的整体战略，没有对实现战略目标的坚韧耐性，任何对战争的轻率考虑都是危险的。
在今天的局势中，我们必须把战争作为实现台湾统一的必要组成部分来思考，把战争作为政治的必要手段和可能途径来思考。这样的考虑恰恰是整个国家大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大战略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没有台湾的统一，这个大战略无法实现，而为了实现这个大战略，当前的战略就是紧紧抓住本世纪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种战略机遇期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因此，无论是国家的大战略，还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战略步骤，都必须把战争考虑在内。这既包括充分准备战争，也包括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只有认真对待战争，真正准备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战争，缔造和平，或者通过一次代价有限的战争，缔造持久和平。这种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植根于无法改变的人性，因为只有以野心才能遏制野心，才能保持政治的平衡。
目前的台海局势之所以如此危险，就在于整个东亚的政治实力处于不平衡的对抗之中，美日同盟在东亚试图以压倒性优势遏制中国的崛起，台湾不过是其实现霸权野心的筹码。这种遏制若发展为战争，那不仅是一场令人痛心的内战，而是一场让人忧心的区域性国际冲突，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很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冲突。若在这场冲突中我们遭到失利，其结果不仅是国家分裂、政制崩溃，民族和文明的复兴也可能遥遥无期。这场战争太关键，太重要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谁，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台独危险越严重，实现台湾统一的任务也就越迫切，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就越大；战争的后果越严重，就越要认真对待真正战争，尽力防止台独，避免战争。避免一次失败的战争，和发动一次胜利战争一样，都需要非凡的政治远见。当年的清政府轻率地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甲午海战，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而1951年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奠定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同样是着眼于朝鲜半岛，同样是与强国的战争，在失败与胜利的背后，不仅有国际局势的不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同，还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国民政治意志的不同。政治家若不考虑此三者，则不可以妄言战争。
当年，面对日本侵华的局势，中国处于“战难和亦不易”（胡兰诚语）的局面，诚如陈布雷所曰：“以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也政府之罪也。”战争不是目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避免亡国，只能是既战又不战，蒋介石的思路是“以空间换时间”，毛泽东则曰“持久战”，二者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但是解决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根据时势和实力把握了战与不战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战争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幼稚的和平主义和胆怯的投降主义，反对单纯的经济主义，以为战争会破坏经济发展，而看不到国家安全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但也要反对不顾实力的冒险主义和不考虑时机的盲动主义，防止把战争变成目的，变成不计后果的豪赌。这两种倾向都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幼稚表现，前者缺乏政治意志，后者缺乏政治理性。而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在坚强的政治意志和生命顽强的政治本能与冷峻的政治克制和深思熟虑的政治计算之间保持平衡，必须为崇高的政治原则而理性地选择合适可行的工具，必须意识到战争不过是可能的工具之一，它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战略。
今天的台海局势似乎还没有发展到当年的危急关头，但已处在“战难和亦不易”的局面中，而且这将会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困境，而我们的思路依然是“以空间换时间”，依然坚持的是“持久战”。当然，这里所说的“持久战”不是单纯军事战争，而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人展开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持久战争，这是一场“文明的持久战”。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绝不参与军备竞赛，实际上依然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路，即让出政治和军事的空间，埋头搞经济建设，换取战略机遇期的宝贵时间。台湾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持久战”的思路中来思考，若能维持“台湾不独，大陆不武”且两岸实现经济文化互动，就为我们赢得增强国家实力的宝贵时间。我们目前虽然处于弱势，但已经挺过了十九世纪的殖民战争和二十世纪的冷战的危险期，度过了清末以来的战略防御阶段，稳住了脚跟，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有所作为”，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采取积极稳健的攻势，甚至在局部领域以攻为守，积极扩大根据地，积小胜为大胜，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在这场全面的“文明持久战”中，军事战争无疑是其组成部分，也是最危险的部分，尤其要考虑“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的危险，因为民众总容易被空洞的大道理所鼓动，而政治家必须考虑战争的后果，必须时刻牢记：实现统一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文明复兴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在战略机遇期内，若台独势力在美日的支持下悍然宣布独立，把中国逼到死角里，战争还是和平？这依然需要对时势、实力和战争的后果进行冷静全面的评估，不能被冲动的民意牵着鼻子走，更也不能抱一丝的侥幸和幻想，把战争当作不负责任的赌博。若此战不可避免，须有不怕“打碎坛坛罐罐”的坚强意志，只有这种“鱼死网破”的决心和意志，才有可能遏制战争或赢得胜利。如果这是一场“以战而亡其国”的战争，则必须避免这样的战争，寻求其他的统一思路。因此，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要由有承担的政治家们做出审慎决断，都要服从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这个大战略。
五、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战略
从“文明持久战”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崛起不过意味着我们开始进入相持阶断，只有文明的复兴才是战略反攻阶段。而本世纪前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开始迈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改变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若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治稳定，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实力远超日本，亦接近美国，军事实力也会大大增强。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冲突，美国会退出对东亚的影响，承认并鼓励中国在亚洲取得政治领导权，并与中国在国际上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由此为国家统一和文明复兴奠定政治基础。而悲观主义者认为，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联合欧盟发起全面肢解中国的战略，策动台湾独立，中美关系将全面恶化，中国经济会出现衰退，国内社会矛盾被激化，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全面战争的结局可能毁灭台湾，重创日本，肢解中国，拖垮美国，而欧洲、俄国和印度得到全面的复兴。如果我们把两种未来图景加以对照，那么，中国在这二十年中的发展战略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蓝图，即努力争取乐观主义者提供的光明前景，而避免悲观主义者描述的悲惨命运，必须励精图治，制定一整套完整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战略，争取一个“前途光明的中国”。
第一，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克制。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战略克制，包括避免与美国、甚至日本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支持美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的主导权来换取美国在东亚问题上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是经济战略上的克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缩小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可以避免因能源紧张、和产品销售与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利益上的激烈冲突。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战略克制决不是战略退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克制的、现实主义的、有条件的进攻方式，是一种积小胜为大胜的小步递进战略，通过积极建立根据地来巩固增强势力的战略。在当年的国共内战中，共产党采取让出江南、进军东北的策略，在东北又采取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都是这种战略克制的典型实例。今天，我们必须把这种战略战术运用到国际政治中。
第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在拉美、非洲、中亚和中东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巩固在东亚的地位，并建立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合作性制度性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联合国和在“第三世界”中的传统优势，在第三世界中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以形成对美国的必要制约；另一方面要采取睦邻友好政策，有选择性地与某些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同盟关系，通过各种制度性机制构筑防止冲突的缓冲地带，比如充分利用“六国机制”，正面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统一；利用“9+3”机制协调维护东盟的稳定和繁荣；通过“上海组织”增进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合作；利用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促进印巴和解，以低调的姿态成为亚洲事实上的核心国家，使美国被迫尊重中国在亚洲的政治领导权。
第三，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要善于把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优势，而且最终必须要转化成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优势，发挥“软权力”的作用。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优势，而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劣势，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由此要有意识地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亚洲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强化亚洲国家处理亚洲事务的政治认同，鼓励和支持日本“脱欧入亚”，重新把日本融入到亚洲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要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政治民主化对西方文明释放出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消除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发展路向的疑虑，以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和合作者的姿态而崛起。
第四，整个对外战略的根基还在于对内战略，对内战略必须与对外战略协调一致，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恶化，从根本上说，只有国家内部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对外实现国家安全。在经济上，必须最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国家经济和军事战略进行知识产权创新，同时必须平衡城乡的地区发展差异，缩小收入差距造成的阶级矛盾；在政治上，必须积极主动地回应现代民主化的挑战，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针，探索执政党在民主体制下的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建立现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法治和宪政建设，探索新型民主化道路；在文化上，必须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此凝聚人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自由思想作为中国文明的有机组成，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复兴和重建中国文明。
第五，必须充分认识两岸隔绝造成的文化和人心上的隔阂以及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运用新思维，走渐进统一的道路。《反分裂国家法》为台湾的统一划定了底线，但是如何实现统一，依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需要发挥政治的想象力。国民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使得国共合作开始取得初步的成效，它会对台湾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必须真正把台湾作为地方的内政问题，积极影响台湾政治，在台湾选举中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统一问题上要按照渐进统一的思路，进行大胆想象和制度创新。在这方面，“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回归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范例。对于统一台湾更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构想，不仅可以讨论联邦制的统一模式，而且可以构想回到1945年的政治基础上，由国共两党主导重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
如果我们能对外采取战略克制、合作性制度建设和文化统合的国际战略，对内采取协调发展和渐进统一国内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就在眼前，文明的复兴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事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冷静的应对，但也必须清楚我们面临的困难，未雨惆缪，着眼长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六、台湾问题对大陆知识界的挑战
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一直是心口上隐隐的痛。台湾目前的分治状态和分裂趋势，不仅构成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损害，而更重要是对中国人的尊严和意义的伤害。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访问美国之前，就台湾问题借用了林肯的一段话，“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这些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每一个家庭，它一定会被触动，它一旦被我们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奏出联邦的大合唱。”台湾问题在每个中国人心灵中奏响的是文明的大合唱。台湾对于中国人的伤痛在于文明屈辱的记忆，因为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就是在于人不是一个虚无的存在，而是一个有文明赋予意义的存在。历史从来不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意义的载体，是培育主体意识的土壤，是所有价值、伦理和正当性的来源。历史决不是对过去的记载，而是对现在的见证，历史就是文明，是关于永恒存在的哲学。捍卫历史，就是捍卫人的存在，这是一场关系到成为主人还是沦为奴隶的生死之战，这是一场来自本能的为生存而战，哲学的目的就是为这场战争进行最高的辩护。台湾问题的痛就在于对中国人的存在、对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根据、对中国文明构成了全面的挑战。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主要处在胡适到殷海光的自由主义话语的潜在支配之中，这种话语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民主化运动而成为主流，自由与专制成为其思想轴心，与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主流话语遥相呼应，只不过大陆思想界在自由与专制的话语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源于“五四”的启蒙话语背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入九十年代，台湾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哲学革命，市民社会与本土化成为思想界的支配话语，这也迅速影响了大陆的知识界，引发市民社会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例外论。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台湾的哲学革命向更极端的方向发展，本土化引发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性问题，族性问题终于和“想象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成为台独运动的哲学辩护。作为中国人生存依据的历史与文明被撕裂，作为中国统一的哲学根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息息相关的思想互动，终于因残酷的政治现实第一次在哲学上决裂了，因为中国不是符号想象的虚假建构，也不是法律技术建构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历史和文明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也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中国人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是包含了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哲学主体。一句话，由历史文明塑造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具有文明上的意义和价值，它包含了哲学上的真理性和道德上的绝对性。台独势力通过撕裂历史、虚构历史来为台湾独立辩护，实际上是在摧毁历史，摧毁文明，最终摧毁每一个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根据。因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中国人存在的哲学根据是什么？这是国际法不能解答的，也不是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后果能解答的，更不是战争能解答的。
面对台独势力的哲学挑战，大陆知识界乃至整个华人思想界突然陷入了“失语症”，丧失了哲学上回应的能力，这并不是大陆知识界第一次在涉及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丧失发言权，这种“失语症”凸现了这20多年来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状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对台湾独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中国人或者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认同的是“世界公民”，说到底就是认同西方世界的公民，或者美国公民。在这些人看来，只要人们过得自由，做什么人都可以，只不过这些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什么是自由。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反对收回香港，九十年代要做“一夜美国人”，最近又提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没有打过鸭绿江推翻新中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其次，知识的学科化使得知识分子都关心专业领域的问题，台湾问题因此被专业化，变成台湾问题专家思考的问题，而看不到台湾问题的牵涉到中国面临的自由、主权和文明等现代性问题。而在专业领域中，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最薄弱的，它在大学院系了差不多被行政管理科学所取代，缺乏对政治哲学关注和思考。至于我们的哲学家们差不多都变成了学院派的哲学教授，无力思考台湾问题给中国人的生存提出的哲学挑战。
最后，在上述背景下，那些真正关心台湾问题并热切捍卫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哲学辩护上的理论困难，因为自由派已经垄断了自由、人权和文化认同等等现代性的正当话语，任何理论上的反思都会被扣上不名誉的政治帽子。如果坚持13亿中国人来决定台湾的命运，就会被批评鼓励“多数暴政”的专制主义；如果主张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会被指责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如果强调民族的统一性，会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如果强调传统文化的意义，则被指责为保守主义。因此，如果不能克服学科的界限，无法在理论上反思整个现代性话语，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地位就难以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就难以获得正当性，台湾统一问题就难以给予哲学上的最高辩护。
七、历史与现代性重建
从上述大陆知识界的基本格局，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自己生存意义丧失了辩护的能力。究其原因在于大陆知识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片面理解，对自由问题的单向度的理解，把人的自由理解为没有历史和文化的存在，理解为无根的存在，由此国家、历史和文化统统看作是约束自由的传统权威而摧毁，人由此成为赤裸裸的欲望主体。然而，一个无根据的欲望主体怎么可能建立起国家并服从政治权威的统治呢？这个欲望的主体随时可以摧毁这个国家，因为国家和政治权威本身并没有权威，个体的自主性才是最高的权威。这种单向度的自由主义思路导致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自由公民的真正根基在于历史文化之中。托克维尔正是在卢梭的立场上，探讨现代民主的意义。
由此来看，“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处于悖论状态之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主张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否定支撑自由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至于否定了中国人的生存伦理，把中国人变成了纯粹的无根的欲望主体，自由被等于单纯欲望的满足，而没有任何伦理上的生存意义，这就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被经济自由主义话语垄断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困难不仅在于如何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满足每个自由人的欲望，而且在于符合恢复传统文化，给中国人的生存赋予哲学意义，使中国人的生存具有伦理上的尊严感和自豪感。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政治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每刻不断在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再次被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摧毁，而今天除了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这种生存根基的摧毁每次都是通过对历史以及历史中所确立起来的伦理德性的解构完成的。“五四”以来，我们把中国历史描绘成封建的、专制的、吃人的历史，儒家伦理因此被摧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再次用同样的手法解构我们的共产主义历史及共产主义伦理；相反，我们不断要神话西方的历史，试图把中国的历史纳入到西方的历史中，让中国人在西方历史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并按照西方人的伦理生活，就像被过继到别人家的孩子，中国人因此无所适从，过得很不开心，既找不到自己的生存意义，也不知追求怎样的伦理生活，完全丧失主人意识，茫然若失，不知所措，这就是福山强调的“历史终结”的政治意含。
因此，要回应台湾问题提出的哲学挑战，就必须重建历史在现代性中的重要地位，把历史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把历史与德性的培养和伦理生活联系起来，更全面完整地理解自由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捍卫中国历史和文明对于中国人的自由生活的重要意义，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根据。因此，未来中国的思想界，历史问题必然会重新成为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因为中国人的生存信念和伦理生活不是任何宗教给定的，而是老祖宗给定的。当我们的知识界按照西方现代学科的标准来理解历史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问题。
把历史作为哲学来思考，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来思考，既不是书院中的学理反思，也不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努力，而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基础。当我们的知识分子丧失生存本能的时候，这种生存本能在民众中间以粗野的方式表达出来，“礼失求诸野”，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人民大众中找回自己的生存意志。“五四”以来不断的文明驯化，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迷恋于“最后的贵族”，变得太文明了，已经丧失了纯朴的自然天性，丧失了健康的生命力量。今天，只有返回到人民大众中间，返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返回到政治共同体之中，知识分子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硕壮的生命力，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依据。
八、学术与政治
台湾问题作为民众、政治家与学人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台湾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因为国家统一将奠定文明复兴的政治基础，会使中国政治从被迫防御中解放出来，变得自信、开放和从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因此获得更广阔的空间，为文明的复兴提供了政治动力，为中国文化奠定主体地位，使得中国在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逐步恢复到“文明国家”的传统中。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统一台湾，台湾的重建必然意味着中国政治的重建，这种政治重建不仅涉及到如何重建中央与台湾的关系，而且涉及如何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克服地方分裂，通过大众民主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这都涉及到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道路选择问题。这些现实问题给所有的华人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思想上的挑战，而最根本的挑战在于：随着国家统一和崛起，我们准备如何建构国际政治秩序？我们准备怎样的伦理德性为人类承担责任？我们除了给世界提供产品和市场之外，还能提供怎样的思想文化、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未来图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为了让中国人尽最大可能发挥自由创造力，而且要承担其对其他国家与人民的责任，要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榜样，说到底，伦理生活的重建才是文明复兴的依归。文明复兴的使命就是要给全人类的伦理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普遍性答案，这无疑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台湾问题既要放在文明冲突的政治图景中来理解，也要放在文明复兴和伦理生活重建的哲学图景中来理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伦理冲动，政治统一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文明复兴目前似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且很容易走向极端保守主义。其实，文明复兴必须回答现代性提出的挑战，必须回应西方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挑战。如当年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中国已为世界之中国，中华文明的复兴必须要在文化思想上整合多元成分，创造一种崭新的现代中国文明，这意味这一文明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这意味着中国学人必须以开阔的心胸看待自己以往的文明成就以及世界文明成就，更必须摈弃各式各样的桎梏和教条，包括种种“洋教条”和“古教条”，特别要防止一种对“洋教条”和“古教条”屈膝膜拜的奴隶心态，中国学人因此首先必须树立当代中国文明创造的自我意识，面向未来以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复兴我们的文明。
而就现实情形来说，两岸的中国学人首先应当克服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敌视状态，必须摆脱“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与“专制”之类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标签所造成的狭隘心态，破除画地为牢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中国学人长期的政治化已经妨碍了真正严肃长远地思考问题，限制了思考中国政治和中国文明未来的眼界，窒息了思考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创造力。为此，中国学人必须要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要从“历史终结”意识中解放出来，要从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正心诚意地从正面来树立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体意识，思考如何面对现代性冲击而重建伦理生活。唯有这种伦理生活的重建，中国文明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学人才能为人类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
回过头来看，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缺乏一套文明的力量来施加文化影响力，以争取人心的统一。因为中华文明处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文化只能吸收西方文化，还难以形成自身的文化创造力。这种文化停滞的局面与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形成错位。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这种僵局，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家与学人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这既需要彼此在韦伯所谓“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寻找平衡，也需要彼此在面向文明复兴的未来上相互支援，更需要他们共同建立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信心。重任当头，所有的中国学人必须以深刻的文明关怀和艰苦的学术努力，超越各种现成的教条，超越地域、党派的私利，为中国人提供关于文明未来的图景；而中国的政治家也必须以承担历史使命的责任感，把政治力量转化为一种文明的力量。
在文明复兴的意义上看，台湾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既是中国文明复兴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中国文明复兴之成败的核心关键所在。今日之中国既需要承担文明复兴使命的伟大政治家，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文明复兴的基石，把繁荣文化思想作为复兴文明的首要任务；今日之中国也需要承担文明复兴的伟大学人，把当代中国史和世界历史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来思考，把现实的政治力量作为迈向文明未来的支柱来对待。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学人必须以一身钢筋铁骨，共同担当现代中国艰苦卓绝的命运，以坚强的意志和恢弘的气魄进行不懈的创造。我们深信，台湾问题解决之时，也将是古老中国重新成为屹立于世界的强大国家和伟大文明之日，也是中国人重新尝试为人类生活提供伦理榜样的开始！
注释：
{1}“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是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抓住历史机遇，从1990年到1993年，他分别在不同的场合9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最完整的一次是在
{2}美国国际战略学家库普乾认为，“要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大战略，就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事关紧要的不是地理特征——海洋、高山、河流或，或者甚至国家疆界。相反，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先是将可能最终因发展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呆在哪里，而且环在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潘忠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29页。当然，在库普乾的世界地图中，对美国真正的挑战是欧盟的兴起，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