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学界所谓的“欧盟民法典草案”之完整版本（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Full Edition）提交至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该版本在2007年底提交的法条版（Interim Edition）基础上，对前七编一般规定（General Provisions）、合同与其它法律行为（Contracts and other juridical acts）、债权（Oblig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rights）、有名合同及产生的权利义务（Specific contracts 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them）、无因管理（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损害他人的非合同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不当得利（Unjustified enrichment）及前言部分进行了修改，同时也起草了后三编物权法的条款，即物权的取得与丧失（Acquisition and loss of ownership of goods）、动产担保所有权（Proprietary security rights in movable assets）及信托法（Trust）的内容。
物权作为传统民法体系中最主要的权利之一，成为各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对于弥补市场失灵和提高经济效率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 一部较为完备的民法典，必然要对物权作出具体的规定。欧盟民法典草案是对欧盟成员国私法共有原则的陈述，是一部可以反映现代私法发展方向的民法典，对欧盟及其各成员国今后的立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2] 同时欧盟民法典草案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民法典的出台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作者将对草案后三编物权法之立法背景、结构、特点进行阐述及简要的评论。
一、立法背景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盟通过多项指令对私法进行统一。欧盟私法统一的发展最初始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随后逐步扩展到合同法、公司法等领域。[3] 民法典草案的出台是欧盟私法统一的集中体现。但是过去二十多年间，欧盟私法统一的范围仍然主要集中于合同法当中，对物权法的统一相当有限。[4]
欧盟对私法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指令（directive）、条约（treaty）、规则（regulation）和建议（recommendation)，其中对物权法的统一主要体现于三项“指令”（Directive）和一部规则（Regulation）当中。[5] 1993年颁布的《关于退回来自成员国地域的非法文物指令》[6]（Directive on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Unlawfully Removed from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State）促使各成员国都按照该指令所规定的程序和条件退回非法文物。虽然该项指令涉及的范围非常狭小，但是也触动了各国物权法的规定。指令规定了退回非法文物优于对第三方的保护，也就涉及对物的占有者的保护问题，属于物权法所调整的范围；[7] 2000年颁布的《对抗商业交易中延迟付款指令》[8]（Directive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第四条和《破产规则》[9]（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46/2000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第七条所有权保留（retention of title）的规定也触动了欧盟物权法统一的命脉。这两项规定都强制性的迫使“所有权保留”在各成员国中都得到认可，以及依照成员国本国法律规定所获得的所有权保留在其它成员国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10] 2002年《金融抵押安排指令》 [11]（Directive on Financial Collateral Arrangements）也集中的协调了各成员国在对金融抵押中的多样性规则，迫使各成员国改革现有的物权种类，或者说是接收新的物权种类。[12] 从以上三项指令和一部规则不难看出，相比于合同法来说，欧盟对物权法的统一相当分散、片面、缺乏内部的协调统一，其具体规则仅仅是分散地体现于一些指令和规则当中。[13]
然而，在欧盟“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构建的过程当中，与物权法紧密联系的抵押信贷市场的多样性规则逐渐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各成员国物权法的较大差异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也日益明显，客观上促使欧盟不得不在该领域逐步进行规则的统一。[14] 2003年3月欧盟委员会成立“抵押贷款论坛小组”（Forum Group on Mortgage Credit），旨在充分研究统一欧盟各成员国抵押市场的阻力，为今后抵押市场的统一提出可行性建议。该小组于2004年11月公布了一份含有48项抵押市场统一建议的报告，其中相当一部分建议得到了来自工商业和消费业界代表的广泛支持。[15] 2005年8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绿皮书（Green Paper）的形式对抵押贷款论坛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回复，[16] 并且发表了进一步统一欧盟抵押市场的预算报告。由于私法与经济的天然融合性，以上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促进了欧盟对物权法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融合，而其中对动产抵押法律规则的统一则主要以德国和瑞士抵押法为基础。[17]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对消费者的保护客观上也推动了物权法统一的进程。欧盟委员会所颁布的《房屋贷款行为准则》[18] 旨在保障消费者在欧盟境内的房屋贷款都能获得透明和充分的信息以促进跨国竞争。虽然该准则并非像指令等文件一样具体强制约束力，但是该指导性文件也表明了欧盟在房屋抵押贷款时的立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物权法所调整的内容有所融合，客观上促进了学界对统一物权法的深入研究。与抵押贷款相一致的“欧盟土地信息服务”（European Land Information Service）的建立为境内的消费者提供了欧盟各国土地和财产登记信息，旨在减少跨国抵押贷款信息的不流畅给经济繁荣带来的阻力，以推动欧盟各国间资本的进一步流通。[19] 可以说，欧盟对抵押贷款采取的种种措施都证明出物权法与抵押信贷市场的规范存在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多样化的物权法则成为欧盟“单一市场”构建中的绊脚石，“单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都必须解决抵押信贷的多样化市场。自由经济的发展和建立客观上都要求对各国物权法的进一步研究和融合。[20]
1、必要性
为响应欧盟政治上对私法进一步统一的号召，推动欧盟单一市场经济的构建，“欧盟民法典研究小组”（Study Group on a European Civil Code）和“欧盟现行私法研究小组”（Research Group on Existing EC Private Law or Acquis Group）于2008年底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共同参照框架草案》（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学界所谓的“欧盟民法典草案”，后三编则是调整物权法的内容。其中最后一编的信托法，根据欧盟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观点，也属于物权法的一部分。[21] 然而，民法典草案对物权法的介入有违欧盟构建《共同参照框架》的初衷，也与《欧共体条约》第295条所规定的不损害各成员国关于财产所有权体系的规则相抵触。但是物权法的统一是欧盟单一市场经济构建的客观需求，是欧盟私法统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财产权这项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体现。
（1）、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由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发展而来，1992年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明确了欧盟是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为基础，构建“单一市场”或者“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区域化组织。消除内部市场中货物（goods）、人员（persons）、服务（services）和资本（capital）自由流通的阻碍是其主要任务之一。正如条约所述：“[欧盟]特别应当致力于通过创建没有内部边境的区域，通过加强经济与社会的凝聚和建立经济繁荣的共同体，包括最终根据本条约的规则建立单一的流通货币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22] 该条款被列为欧盟所追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有学者提出欧洲统一最根本的基础和动力则是围绕着“经济宪法”（economic constitution）而展开。[23]
对“经济宪法”而言，商业交易的自由是其构建的重要源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则是主要动力。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物权法是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的基本性法律，它的完善是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石。商业交易的自由在物权法领域则体现为所有权的自由行使。欧盟的建立以构建“单一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而物权法与经济的天然联系决定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必然要触动物权法的领域。[24]
同时，在“单一市场”构建的过程当中，货物交易的安全保障、信贷担保的繁荣是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而对物权收益的分配制度也是商业交易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5] 欧盟各成员国对该领域法律规则的多样化成为阻碍“单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主要障碍。物权法作为具有规范商业交易中抵押、信贷、财产利益分配功能的法律，与欧盟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26] 二十世纪下叶以来，人们对物权的认识并不仅限于保障市场和交易安全的层面上，物权更多的被理解为经济行为中的一个重要机制，一套完善的物权法律制度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27] 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所有的社会当中，不论是原古还是现代，物权都是帮助决定经济效率之社会科技的一个重要部分。”[28]
也有多数学者认为，欧盟所追求的人员、货物、服务、资本自由流通的主要目标中，物权法与资本的自由流通息息相关，多样性物权法规则必然阻碍各成员国间资本的自由流通。[29] 因此，无论是从欧盟建立的基础与目标来说，“经济”都是其主要动力。物权法与经济的天然联系决定了欧盟经济的最终繁荣必然要对物权法领域的规则进行规范和统一。
（2）、统一私法的必然结果
“私法”（private law）是调整私人间经济和社会生活关系的一套重要法律，与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息息相关。过去欧盟私法统一中所谓的“私法”通常指大陆法系国家的债权法（law of obligations）。[30] 由于债权法与商业交易的更紧密联系，致使物权法一直被排除在私法之外，而欧盟私法的统一也极少涉及到物权法领域。[3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盟私法的统一成为欧洲法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一部统一民法典的出台则成为多数法学家的梦想。然而，欧盟对私法的统一集中体现于合同法领域当中，很少涉及物权法。随着私法统一步伐的加快，物权法作为与债权法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基本性法律，成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2]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还是现代社会的荷兰民法典都将物权法视为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3] 而一部统一欧盟民法典的梦想，注定要包含着对物权法领域的调整，否则则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欧盟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的颁布成为欧盟合同法统一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欧盟统一合同法的发展已经提升到了一个飞跃性阶段。然而，由于合同法与物权法在部分领域的相互融合性，导致了要达到合同法上的真正统一，必然要对该部分内容进行协调，而这部分内容的协调又涉及到物权法的内容。[34] 例如，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所有权转让合同，不仅涉及到债权法调整的内容，也更多的依赖于物权法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法与物权法的明显界限在现代私法领域已逐渐被吞噬。欧盟合同法要达到一个完全的统一，必然要触及物权法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言：“合同法的协调不可必免的致使特定部分物权法的统一。”[35]
因此，私法的进一步统一使欧盟不得不对物权法领域进行介入，对合同法的协调也必然导致对与物权法相融那部分的统一。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物权法的协调也可以说是欧盟私法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3）、基本人权的重要保障
“每个自然人和法人都被赋予了安宁的行使着自己的[财产]所有权。除了公共利益和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人可以剥夺他的[财产]所有权。”[36] 正如《欧盟人权与基本自由保护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所述，财产所有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它的保护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各国法律对基本人权保护的充分与否。[37] 17、18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从自然法角度出发，将财产权视为每个人来源于自然的基本权利，正如1787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述：“没有人…非经法律正当程序可以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权利；没有正当的补偿，也不能够将私人财产用于公共事业。”[38] 该修正案的表述将财产与生命、自由上升到同一层面。不仅美国法中有此类表述，法国人权宣言也是如此，其中第17条规定：“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需求，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39]
然而，19、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理念受到了一些冲击。1917年以来，私有财产制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受到了废止。历经二次世纪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对财产权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概念有某些融合。[40] 但是，“财产权”始终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项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得到进一步诠释和实行。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欧盟的建立虽以“经济宪法”为核心，但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具有宪法性的地位，不可动摇。尤其是近年来，对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逐渐成为欧盟所追求的另一重要价值观。[41]
2007年颁布的《欧盟人权宪章》（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进一步深化了人的基本权利在欧盟社会的宪法性地位。其中第17条财产权的条款充分保障了合法财产的占有、支配、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欧盟对私法的统一，在直接满足构建“单一市场”需求的目的之外，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团结（Solidarity）。这项目标在随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欧盟对物权法的统一正是对具有宪法性地位的人权保障的更具体表现。人们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与生俱来，理应得到法律的保障。然而，在欧盟一些成员国里，尤其是东欧的一些国家，法律对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不充分削弱了人权保障在欧盟的整体地位。[42] 因此，通过对物权法的逐步统一，在客观上有利于推动其成员国进一步对人的财产权的保障，从而对提升欧盟人权保障的理念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因此，欧盟由最初的不干涉物权法，到近年来逐渐对物权法领域的统一，充分表明物权法与经济发展、人权保障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物权法的统一，则意味着进一步扫清“单一市场”构建中来自私法多样性的阻碍，也暗含着欧盟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2、阻力
过去二十多年间，欧盟对私法的统一并非一帆风顺。是否有权力来对私法的一般规则进行统一、如何进行统一等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43] 对物权法而言，这些争论则主要来自于物权法统一的法理基础；成员国间对物权法的规定差异明显，欧盟是否可以和能够达到物权法的真正统一；以及对于不动产，如土地的规定，更多的涉及到成员国的公共政策，物权法的统一是否会影响到成员国的公共利益等等问题成为争讨的焦点。
（1）、法理基础
欧盟对物权法领域介入较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来自于《欧共体条约》第295条的阻碍，该条规定：“本条约不得损害各成员国财产所有权的规则体系”。可以说，对该条款做扩大解释的话，欧盟不得对各成员国物权法进行介入。[44] 由于该条的存在，导致了过去二十多年间欧盟对物权法统一这个问题研究和介入甚少。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物权法的统一逐渐被提上议程。《欧共体条约》第295条仍然成为阻碍物权法统一的拦路虎。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物权的保护属于对人基本权利保护的范畴，各成员国人权保护标准的不一致客观上应当促使欧盟对该领域进行介入。部分学者认为，当经济发展与人权保护相护冲突时，欧盟应本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对社会经济和生活进行协调。同时，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Treaty of Maastricht）以及随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Amsterdam Treaty）、《尼斯条约》（The Nice Treaty）和《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都对过去的《欧共体条约》作出过修改，对人权的保障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更广阔的高度。[45] 欧盟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以构建“单一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组织，对人权的保障、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繁荣成为近年来欧盟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观。财产所有权的保障即是如此，欧盟可以依据该组织建立的目标和价值观为基础来对物权法进行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尼斯条约》和《欧盟人权宪章》的签署将人权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至高点，这也无形中为物权法的统一提供了法理基础。然而，从欧盟私法近年来统一的举措来看，“市场与效率”成为行动的指南。在私法统一的早期时候，欧盟是否有权利来颁布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成为争论的焦点。依据《欧共体条约》，欧盟只能争对阻碍“单一市场”经济构建的特定私法进行协调，没有权力来统一私法的一般规则。但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欧盟近年来逐渐对私法的一般规则也进行了统一。欧盟民法典草案的构建则是如此，远远超出了欧盟的权限范围。但是，其权力的超出也是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考虑，因此也得到了欧盟社会的广泛支持。由此可见，对物权法的统一也是如此，虽然《欧共体条约》第295条明确表明了欧盟不得损害各成员国的财产所有权法律体系，但出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欧盟也将一如继往的超出私法统一的权限，而对这部分法律进行调整。
（2）、多样化
相比起债权法而言，物权法在各国本土化特点更加明显。[46] 这些差异除了根植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外，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别也使各国的物权法规则越加不同。如对于不动产的土地制度，东欧一些国家仍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而否定私有制的存在；但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47] 这些差异都使得物权法的统一很难进行到一个欧盟层面上的协调。除外部因素外，各国在物权法概念中的差异也明显较大。例如，在对待“物”的含义上，德国法中的“物”仅只有形资产（corporeal assets），并不包括“权利”（rights）的含义。[48] 而葡萄牙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的“物”不仅包括了有形与无形资产，也包括了对物所享有的权利。[49] 法国、比利时国家中的“物”（bien）也是如此，同样包括了所延伸出来的财产权（patrimonial rights）。[50] 可见，欧盟各成员国对于物权法中最基本概念的定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欧盟对于物权法的统一，首先要推动的则是建立一套明确的概念术语体系。只有在这套共同的术语体系基础之上，才可以进一步对物权法的规则进行协调。然而，相比于合同法而言，物权法概念体系的建立更为复杂。这些概念不仅仅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不一致，很多时候，如动产的担保物权，涉及到的规定存在于很多法律条文当中，时常出现各成员国内部的法律规则对这些概念的解释都相互冲突的情形。再者，过去二十多年间，合同法的统一研究成为学界的议题，在这些研究与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大家所认可的和共同追求的合同法术语。而物权法则全然不同，以往由于《欧共体条约》第295条的阻碍，学界对物权法统一的研究甚少，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历程，致使现实中很难构建这套统一的物权法术语体系。
同时，不同的社会环境、对法律的不同理解都导致了各成员国对相同问题处理方法的多样化。例如，在物权合同当中，法国法规定当合同判定无效时，通过合同所转移的财产应当归还给对方。[51] 而德国法恰恰相反，债权合同的无效并不当然的导致物权的无效，当事人只能通过其它诉讼再将物权转移过来。[52] 而欧盟物权法的统一，必然要涉及到对这些明显差异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显得不合时宜。因此说，欧盟对于物权法的统一相比于债权法而言，难度更大。
（3）、公共政策
欧盟对于私法的协调，也受到了自身权力的制约，并非能够毫无限制的对法律进行统一。依据国家主权至高无尚原则，国家之上并不能有其它形式的主权。[53] 欧盟的权力是其成员国依据本国法律的法定程序而赋予或者说是转让出的一部分权力。欧盟只能在各国转让出的那部分权力范围之内行使其职责。根据《欧共体条约》，欧盟对法律的统一并不能损害各成员国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然而，物权法与公共利益和政策息息相关。[54] 如上所述，各国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待土地或财产的私有制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些不同都涉及到国家政治最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就导致了欧盟对待物权法的统一这个问题上更加艰难。
但是从目前欧盟民法典草案而言，起草组对待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草案后三编只是将一般性的共同规则进行了陈述，并未对根本性的差异进行协调。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欧盟若要达到一个完全的“单一市场”状态，必然要构建一部比较完整的私法规则。各成员国物权法的明显差异也将成为阻碍欧盟“单一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欧盟合同法统一的经验来看，未来的欧盟物权法发展中，对于这些差异明显的规则，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仍然应当采用一定的形式进行协调。
因此说，过去二十多年间，由于各国对待物权的规则上差异明显，同时物权更多的涉及到各成员国的公共政策和利益，欧盟私法的统一主要集中于债权法领域，欧盟对物权法领域的统一甚少。但是，出于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对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近年来，欧盟也逐渐也加快了对物权法的协调，这也是统一私法发展的必要结果。
二、结构
2008年底提交至欧盟委员会的民法典草案完整版本，后三编主要调整物权法的内容。该草案全名为《欧盟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共同参照框架草案的完整版本》（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Full Outline Edition）。草案的前七编依据过去一年中欧盟学界的批判和建议做出了一定的修改。在前言的介绍当中，起草组也修改和补充了草案的原则、根本原则和所追求目标等内容。可以说，这套民法典草案相比于2007年提交的临时性版本而言，更为科学和完整。对于后三编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第八编：物权的取得与丧失（Acquisition and loss of ownership of goods）。该编内容包括一般规则（General provisions）、基于转让人的权利或授权之所有权转让(Transfer of ownership based on the transferor’s right or authority)、善意取得所有权（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ownership）、通过持续占有取得所有权（Acquisition of ownership by continuous possession）、所有权的取得（Acquisition of ownership）、加工、聚合及混合（Production, combination and commingling）、所有权和占有的保护（Protection of ownership and protection of possession）、返还原物的其它问题（Consequential questions on restitution of goods）。
第九编：动产担保所有权（Proprietary security rights in movable assets）。该编内容包括一般规则（General rules）、创设与范围（Creation and coverage）、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Effectiveness as against third persons）、优先权（Priority）、默示规则（Predefault rules）、终止（Termination）、违约和执行（Default and enforcement）。
第十编：信托法（Trust）。包括根本规则（Fundamental provisions）、信托设立（Constitution of trusts）、信托基金（Trust fund）、信托条款及无效（Trust terms and invalidity）、托管人决策与权力（Trustee decision-making and powers）、受托人及信托辅助之权利与义务（Obligations and rights of trustees and trust auxiliaries）、未履行的救济（Remedies for non-performance）、受托人或信托辅助人之变更（Change of trustees or trust auxiliary）、信托的终止与变更及权利受益人的转让（Termination and variation of trusts and transfer of rights to benefit）、与第三方的关联（Relations to third parties）。
后三编仍然沿用前七编的结构与格式，整部民法典以编（Book）、章（Chapter）、节（Section）、分节（Sub-section）、条（Article）和分篇（Part）为单位而构建起来。其中前七篇修改后的内容分别为：
第一编：一般规定（General Provisions）。包括草案的适用范围（Intended field of application），对各术语的定义（Definitions）、时间起算的标准（Computation of time）、对草案条款的解释规则（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对储如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消费者、商业等概念的定义。其中对对术语的多数定规定于附件（Annex）当中。
第二编：合同与其它法律行为（Contracts and other juridical acts）。包括一般条款（General provisions）、非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合同缔约前义务（Marketing and pre-contractual duties）、合同的成立（Formation）、撤销（Right of withdrawal）、代理（Representation）、有效性（Grounds of invalidity）、解释（Interpretation）、合同内容和效力（Contents and effects of contracts）。
第三编：债和相应的权利（Oblig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rights）。该编共分为七章，分别为：一般规定（General）、履行（Performance）、不履行的救济（Remedies for non-performance）、多数债权人与债务人（Plurality of debtors and creditors）、当事人的变更（Chang of parties）、抵销与合并（Set-off and merger）、时效（Prescription）。
第四编：有名合同及产生的权利义务（Specific contracts 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them）。该编以“部分”（Part）为单位将合同的种类区分开来，共包括七类有名合同：
1、 买卖合同（Sales）：该部分包括六章：适用范围及一般条款（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卖方的权利（Obligations of the seller）、买方的权利（Obligations of the buyer）、救济（Remedies）、风险的转移（Passing of risk）、消费物品的保证（Consumer goods guarantees）。
2、 租赁合同（Lease of goods）：包括范围及一般条款（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租赁期限（Lease period）、出租人的义务（Obligations of the lessor）、承租人的救济：普通规则的变更（Remedies of the lessee: modifications of normal rules）、承租人的义务（Obligations of the lessee）、出租人的救济（Remedies of the lessor）、新出租人与转租（New parties and sublease）。
3、 服务合同（Services）：前两章分别为一般条款（General provisions）和服务合同的一般规则（Rules applying to service contracts in general）；后六章规定了服务合同中的六种更具体的有名合同：建筑（Construction）、加工承揽（Processing）、仓储（Storage）、设计（Design）、信息和咨询（Information and advice）、医疗（Treatment）。
4、 委托合同（Mandate contracts）：包括一般规则（General provisions）、被代理人主要义务（Main obligations of the principal）、代理人的履行（Performance by the agent）、被代理人的委托及委托合同的更改（Directions and changes）、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通知解除合同（Termination by notice other than non-performance）、合同解释的其它条款（Other provisions on termination）。
5、 商业代理、特许、分销合同（Commercial agency, franchise and distributorship）：包括一般条款（General provisions）、一般规则（Rules applying to all contracts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part）、商业代理（Commercial agency）、特许经销（Franchise）、分销（Distributorship）。
6、 借贷合同（Loan contracts）：包括范围（Scope）、出租方的主要义务（Main obligations of the lender）、借用人的主要义务（Main obligation of the borrower）、利息（Interest）、借贷的目的（Purpose of the credit）、借用人的合同解除和早期偿还（Termination by the borrower and early repayment）。
7、 人身担保（Personal security）：包括普通规则（Common rules）、非独立担保人（Dependent personal security）、独立担保人（Independent personal security）、对于消费者的特别保证规则（Special rules for personal security of consumers）。
8、 赠与（Donation）：包括适用范围和一般规则（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成立与有效性（Formation and validity）、义务与救济（Obligations and remedies）、捐赠人的撤回（Revocation by the donor）。
第五编：无因管理（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包括适用范围（Scope of application）、管理人义务（Duties of intervener）、管理人权利和职权（Rights and authority of intervener）。
第六编：损害他人的非合同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包括根本原则（Fundamental provisions）、法律相关性损害（Legally relevant damage）、归责（Accountability）、因果关系（Causation）、抗辩（Defenses）、救济（Remedies）、补充规则（Ancillary rules）。
第七编：不当得利（Unjustified enrichment）：包括基本规则（General）、不当之时（when enrichment unjustified）、得利与不利（Enrichment and disadvantage）、归责（Attribution）、得利的返还（Reversal of enrichment）、抗辩（Defenses）、与其它法律规则的联系（Relation to other legal rules）。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民法典草案也就是“共同参照框架草案”，与欧盟在官方文件中所要求的“共同参照框架”（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并非完全吻合。欧盟所要求的“共同参照框架”仅仅是对合同法的示范规则和术语定义进行的一个汇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欧盟私法的进一步统一，仅为今后欧盟统一民法典或者其它形式统一中的部分内容。[55] 然而，起草小组远远超出了欧盟的要求，将整部民法典的内容全部起草完毕。尤其是后三编对物权法起草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欧盟于2003年提出的计划。因此，最后这部民法典草案会被采用多少、如何采用等问题，目前仍处于未知状态。[56] 但是起草组对于该草案的追求则是希望欧盟赋予其可由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效力。[57]
三、特点
后三编物权法的编篡相比起欧盟各成员国民法典来说，由于欧盟权力的制约和对各成员国法律的尊重，该草案对物权法调整的范围极其有限，并未涉及到不动产的法律规则。因此，对该部分的评论不能以对待各国民法典的视角来评价，应从欧盟私法的现实与发展角度出发，本文作者认为后三编物权法的内容虽然只是对一些共有规则的简单陈述，但是也体现出现代物权法的一些重要特色。该部分将围绕民法典草案物权编所体现出的禁锢性、扩展性和前沿性特点进行阐述。
（1）、禁锢性
与合同法相比，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物权法定原则（Numerus clausus）。该原则主要指物权的类型和内容均来源于法律的规定，禁止任何人创设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种类和内容，所有人均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对物的权利。[58] 在一定程定上可以说这是与私法中所倡导的“意思自治”（Party autonomy）理念相互冲突的原则。私法的重要特点在于他的任意性，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来设定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合同法即是如此，它赋予了当事人较大的意思自治权，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合同的订立方、自由的设立合同的条款、自由的创设合同的种类等等。只要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合同就享有着允分的自由权。而物权法则全然不同，当事人的自治权受到了较大的约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物权种类和内容范围内创设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欧盟民法典草案是一部反映现代私法发展方向的私法规则的重述，草案的合同法部分充分遵循了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合同的自由被视为该草案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除非法律有正当理由外，当事人对合同享有的自由权不受任何其它因素的制约。草案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保证了该理念的执行。物权法部分也是如此，当事人被充分赋予了灵活和有效的规则来转移自己的财产。然而，由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天然禁锢性，当事的“意思自治”原则相比于合同法来说，如同鸟笼中的自由。例如，当事人并非能够自设条款来规定所有权的获得、转让和丧失，也并非能够对储如“占有”、“所有权”等概念进行权利和义务上的变更。欧盟民法典草案第八编对物权的取得与丧失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当事人只能在该编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由于物权法本身的禁锢性所致，欧盟民法典草案的物权编并非能突破该特有的属性。然而，起草组在遵循该属性的同时，也尽可能多的赋予当事人更多的自治权。这点在第九编的担保所有权与第十编的信托法中尤为突出。第九编中，起草组突破各成员国传统的物权法规定，为当事人的非占有性担保（Non-possessory security）提供了更为广阔空间。该编中第2：103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行规定，通过合同创设的担保权并不要求担保物权人对抵押财产的占有。同样在第十编的信托法当中，草案也借鉴了目前较为先进的一些规则，尽可能多的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自由权。
值得一提的是，私法中最根本原则之一的“意思自治”，其实就是指当事人在私法中的自由权。该原则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著名法学家杜摩林（Dumoulin）提出。[59] 14至16世纪的法国封建割据严重，各省立法极不一致，习惯法主导地位。[60] 而地中海沿岸与亚、非、南欧的一些国家商业交易频繁，各地习惯法适用上的冲突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工商法发展的重要因素。[61] 为顺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杜摩林提出了应当依据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来调整其纠纷。该理论受到了商人的欢迎，被称之为“意思自治”学说。而后逐渐发展到私法的其它领域，十八、十九世纪在私法中则更多的表现为“合同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原则。然而，现代法学家对于意思自治与自由的关系有二种主流方法论：
第一种是从“垂直”（vertical）角度出发，产生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意思自治”是“自由”的基础，因为自治来源于人的理性，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它的存在为引导人们达到自治、理性的生活创造出前提条件。也就是在该条件中，当事人被赋予了自由权，能够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创设出权利和义务。因此，该观点认为“自治”是“自由”的基础。此种观点在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Freedom）、查里斯·氟来德（Charles Fried）的《合同与允诺》（Contract as promise）等书中都有所阐述；[62] 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有学者提出自由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工作自由、商业自由等内容。在这项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当事人被赋予了民事行为的自治权，正如合同法是私法的基础一样，合同自由被认为是意思自治的基础。
与这种“垂直”角度来分析自治与自由关系相对立的是“水平”（horizontal）视角的阐述。也有学者提出，“意思自治”与“自由”不存在相互间根本基础的关系，两者其实都是“理性自由观”（liberty）的表现形式。[63] 从传统法哲学角度出发，“理性自由”的理念赋予了所有人自愿的选择承担义务的能力，在具体不同的法律中则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如在合同法中则表现为合同的自由；在物权法上则表现为当事人可以放弃行使物权的自由；在国际私法领域则表现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合同的准据法等等。通过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意思自治”与“自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欧盟民法典草案对待此关系上，可以说选择了“自由”是“自治”基础的形式，或者说是并未注意到两者的关系。在前言的论述中，起草组将“自由”（freedom）列为草案所追求的核心心目标之一，[64] 但是对“自由”在“物权法”的具体论述中，又出现了“意思自治的限制范围”（Limited scope for party autonomy）。[65] 或许也可以说起草组也未注意到此问题，将“自由”与“意思自治”的概念相互等同起来。
（2）、开放性
“诚实信用”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规则。该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中的“诚信诉讼”（bonae fidei），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严法诉讼”（iudicia stricti iuris）。[66] 在后者当中，法官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式（formula）对案件进行审判，对合同的解释也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字面表述进行；而在前者当中，法官则被赋予了衡平裁量（equitable discretion）的权力对案件进行判决，其审判的标准则是为了达到公平及合理的目的。[67] 古罗马法中的“要式口约”（stipulation）属于“严法诉讼”；“诺成合同”（consensual contracts）则属于“诚信诉讼”。是否需要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式”是严法诉讼与诚信诉讼的重要区分点。[68]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Cicero）将监护（tutelis）、合伙（societatibus）、信托（fiduciis）、委托（mandatis）、买卖合同（emptio venditio）、租赁合同（mutuum）等民事关系归纳到“诚信诉讼”的范畴。[69] 此种归纳的种类，直到后来的盖尤斯（Gaius）及优士大帝（Justinian）的国法大全也未能超出其范围。[70] 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法（Canon law）和后来的现代商人法（lex mercatoria）对此原则要求更加严格，所引申出的“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在中世纪的教会法中成为道德要求的最高准则。它要求所有人的话一旦说出，即受到道德上的约束。[71] 该原则也成为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理念。
现代私法将“诚实信用”原则提升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高度，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等等都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延伸。《欧盟合同法原则》即是如此，充分体现出了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将“诚实信用”列为当事人所要遵循的最根本原则。[72] 欧盟民法典草案合同法编则继承了该原则，将“诚实信用”视为草案合同法中的“最高准则”
草案物权法编在继承传统禁锢性特点的同时，也顺应现代私法的发展要求，将“诚实信用”原则定为整部草案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除了在前言和总则部分将该原则列为当事人不能排除适用的原则之外，草案在信托法中第6：101条又将“诚实信用”原则列为保管人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而“诚实信用”虽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倡导的最高准则，但是由于此概念与社会伦理道德等因素相互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对它作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同时，“诚实信用”原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的改变。例如，英国法缺少“诚实信用”的土壤，对于该原则极少适用；而大陆法系国家虽然适用范围更为广泛，但是各国的适用范围和对此概念的解释则全然不同。例如，法国物权法当中，“诚实信用”仅限于对有形资产的处理之上，而荷兰民法典也包括了对无形资产的处理。[73] 欧盟民法典草案虽将该原则引入，但是毫无疑问的说，该原则具有天然的极不确定和可任意拓展的特性，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得到不同的诠释。诚实信用与欧盟物权法草案的融合充分彰显出现代物权法开放性的特点。
（3）、前沿性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信托业务的发达成为促进经济繁荣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普通法系国家来说，信托业务最早见于中世纪的英格兰，历经漫长岁月在英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机构了解甚少。[74] 如英国学者巴克兰德（Buckland）所言：“我们在罗马法中找不到信托组织”。[75]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罗马法中的fiducia制度与英美法和现代意义中的“信托”（trust）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虽然两者从起源到发展都毫无必然的联系。[76] “信托”（trust）一词起源于丹麦语的trost，而近代私法如法国法中的fiducie则起源于拉丁语的fiducia。[77] 在发展历程中，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它机构的功能已经部分取代了信托业务，所以英国法中的信托比大陆法系国家的fiducie适用范围更广。[78] 同时，普通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是以物权法为基础，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合同法为基础。[79] 但是从表面上看来，两者也具有着一些相同的特性。[80]
信托制度在法律关系中集中体现于三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英国，具体机制是：资产所有人（feoffor）将所属的财产所有权转让给管理人全部或部分使用，管理人（feoffee）为收益人（cestui que）使用该财产。当管理人没有合理的使用该财产时，收益人可以起诉至法院。[81] 法官则会根据衡平原则而作出更倾向于收益人的判决。该机制可以说是信托制度的最早雏形。但是由于这种机制通常可以达到避免封建税收（feudal tax）债务之目的，所以十六世纪英国的立法禁止了该机制的使用。[82] 然而，英国的衡平法院仍然对信托关系中收益人的利益进行认可。[83]
随着十九世纪以来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托机构作为财产的便捷管理、为收益人创造担保利益等等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信托法也与此同时得到更加明显的拓展。[84] 然而，由于信托法中的双重所有权和财产权与大陆法系传统物权法体系中的单一所有权和财产权，即一物一权，相互冲突，导致信托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未能得到更深入的发展。[85] 1985年《海牙信托法律的适用和认可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Trusts and on their recognition）促使了信托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更加广阔的拓展。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国政府于1992年2月20日向议会（Parliament）提交了融入信托体制的官方草案，但是由于普通法系国家信托机制的引入会使法国现有体系得到更加复杂的改变，该草案并未得到讨论。1996年为解决财产信托中逃避遗产税（inheritance tax）的问题，法国政府向议会重新提交了一份新的草案，该草案提出了只有法人有权设立信托业务的建议。草案近年来得到了议会的重视。值得重复的是，大陆法系并未完全没有信托法的踪迹，其它一些法律规则在角色和作用上其实已经与英国法中的信托法有所重合，只是所用的名称或方式不同而已。如荷兰民法典就采用了非占有性担保的规则来达到信托法调整的效果。[86]
由上所述，信托法在欧盟当中根植于普通法系国家，在十九世纪以后得到充分发展。该体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制度有所冲突，但是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欧盟“单一市场”构建的需要，信托制度逐渐被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随之而建立起了一些调整该机制的法律规则。信托制度不仅在法国逐渐建立，在日本、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87] 但是由于信托法主要发展于近代私法体系中，各成员国民法典很少涉及该项法律规则。欧盟民法典草案则全然不同，融入了信托法制度，第十编则是信托法编。可见，起草组正努力适用经济发展的需求，试图构建一部能够适应未来欧盟经济发展的一套私法体系，也彰显出法典前沿性的特色。
四、评论
欧盟民法典草案突破《欧共体条约》第295条的阻碍，2008年底提交至欧盟委员会的草案完中规定了后三编物权法的内容。这些内容相比较于各成员国民法典关于物权法的规定而言犹如沧海一粟。但是起草组突破过去欧盟私法统一发展的阻碍，将物权法内容纳入进草案，为今后欧盟物权法的进一步统一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1、 进步性
欧盟民法典草案是对欧盟现有私法共同规则的重述，其中物权法的统一虽然较之于合同法而言，其研究现状与立法都还未达到可以颁布统一规则的阶段，但是该草案也初步的对欧盟现有物权法规则进行了呈现，对未来物权法的统一有着重要意义。
（1）、物权法统一的基础
如前所述，欧盟突破了《欧共体条约》第295条的阻碍，对物权法领域的一些规则初步进行了融合。民法典草案后三编即是如此。但是整部草案只涉及对动产所有权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由于各成员国间物权制度与政体等因素密切相联，对不动产的法律规定，如土地制度，直接涉及各国的公共政策。但是为了“单一市场”经济的构建，各国对物权（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的多样化规则都将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必将导致对物权法的进一步融合。“欧盟土地信息服务”的建立正是如此，充分说明了各国土地制度信息的不畅通给欧盟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然而，与合同法统一不同的是，由于过去受到《欧共体条约》中的不得损害各国财产体系的限制，欧盟学界对物权法的统一研究甚少。一部成熟的法律制度需要在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才能出台，缺乏学界对物权法统一的理论研究，很难短时间内构建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物权法统一规则。
然而，欧盟民法典起草小组仍然突破了《欧共体条约》的限制，后三编对物权法内容进行了初步的统一。虽然后三编所述规则的科学性、成熟性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是毫无疑问，后三编对物权法统一的规则将成为欧盟未来物权法进一步统一的基础。值得重复的是，正如起草组在前言中所述：“[一部满足政治要求的]共同参照框架并不当然的需要与具有学术意义的共同参照框架草案在覆盖范围和内容上一致。”[88] 可见，最后欧盟是否会通过该草案的原则，或者以何种形式来最终采用等问题仍然处于未知状态。但是草案后三编物权法的内容从学术意义上来说都将促进欧盟物权法统一的进一步研究，也将为未来欧盟物权法的统一奠定基础。
（2）、共有原则的重述
欧盟民法典草案是一部反映欧盟多数成员国私法发展方向的法典，是一套对欧盟各成员国普通接受和共同享有规则的重述。其中的物权法编也是如此，虽然欧盟各国物权法传统、制度和体系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在这些表面差异之下，还是存在着一些相似或者说是各成员国共同享有的原则。也就是在这些共有原则的基础之上，欧盟才能对物权法进行统一，通过小范围共有原则的重述，扩展到大范围规则的融合。
A、 信息公开原则
在传统的大陆民法体系中，债权与物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相对权（relative rights）与绝对权（absolute rights）的区分，或者说是对人权（personal rights）与对世权（rights against the world）的划分。所谓的对人权是指一个特定的人争对一个或多个特定其它人的权利，如债权就属于对人权，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对世权则是指对抗其它所有人的权利，如物权，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向其它所有侵犯其权利的人提出损害赔偿。物权法强烈对世权的天然属性客观上要求财产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信息的公开成为各国物权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欧盟各成员国对于不动产和较高价值的动产都作出规定，需要在法律所规定的机构进行登记。该制度在一些成员国中也已经适用到了飞机、轮船等设施当中。而对于大部分动产而言，占有（possession）则是信息公开的一个标志。[89]
信息公开原则不仅在传统的大陆法系物权法中占重要地位，在普通法系国家也是如此。对于物权的转移，两大法系对于不动产均要求进行登记。而登记制度则是信息公开与透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大部分国家当中，动产物权的转让已“登记”为生效要件。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各成员国对于物权合同生效规定差异明显。法国民法中，以当事人的“意愿”为物权合同生效的要件；德国法则以物的转移为合同生效的标准；奥地利民法采用的是意愿与转移相结合的原则；而英国法中，1979年颁布的《货物买卖法》（Sale of Goods Act）遵循了“意愿论”的规定，但是对于土地的转移，则另需履行特写的程序。[90]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英国法而言，除了普通法的规定外，“衡平”原则很多时候对法官的判决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物权法当中，有时候依据普通法原则，财产的转移并未生效，但是依据“衡平”原则的话，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判决结果。[91] 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中的两大法系对物权法的体系分类也有明显的不是，如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将物权分为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而普通法系则分为土地法、信托法、私人财产法等等。两大法系虽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成员国物权法虽然也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各成员国的物权法规则在对世权上面都是普遍接受的，由此演绎出的信息公开制度成为欧盟各国的共有原则。欧盟民法典草案即是如此，将信息公开原则写入了物权编当中。第八编中的1：102条就作出了充分尊重各成员国法律对财产所有权及物权转移登记制度的规定。
B. 物权法定原则
如上所述，物权的种类与内容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的创设。物的所有人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对抗其它所有侵犯的第三人而主张损害赔偿。该原则可以说是各国物权法的一项核心基本原则，不仅被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普通法系国家也是如此。只是各国对物权法类型、内容的限制程度不同。葡萄牙民法典第1306条及荷兰新民法典第三编的3：81条都明确的采用了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92] 同样，英国法虽未使用物权法定的拉丁文字体，但是学界对该原则也已经普遍接受。[93]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普通法国家对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更加宽松。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物权的种类与内容都在成文法条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不能超出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普通法系国家则是依据法官的判决为依据，较之大陆法系更加灵活。在出现新的物权种类与内容时，只需法官在判决中开创先例即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普通法系对此原则的限定更加宽松和自由。
物权法定原则对于保障交易的安全、减少交易的成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意思自治对物权法的影响逐渐扩大，也有学者提出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所提倡的意思自治原则背道而驰。允许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创设物权种类和内容的呼声也逐渐扩大。19世纪，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就曾作出判决，认定民法典对“所有权”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概述，双方当事人享有着创设新物权的自由。[94] 但是与债权法不同的是，物权法中当事人创设出来的物权需要来抗所有的第三人，这就必然的促使当事人所创设的种类和内容都应当坚持信息公开原则。若允许当事人自由的创设物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同时也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障。因此，本文作者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是由物权的天然属性而来，应当继续坚持。
综上所述，欧盟各成员国对物权法的差异明显，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共有原则。民法典草案则是在这些共有原则基础之上开始重述。因此说，欧盟民法典草案物权法编是欧盟物权法进一步统一的基础，也就是有从这些共有原则的重述开始，物权法的统一才能进一步扩展到其它领域。
2、 不足
欧盟民法典草案的物权编突破了《欧共体条约》不损害各国财产体系的规定，将物权法内容进行了融合。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草案的先进意义。然而，该物权编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该部分将从概念的模糊与调整范围的局限来分析草案物权编的不足之处。
（1）、概念的模糊
欧盟民法典草案是根据2003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行动方案”（Action Plan）[95] 而来。在该方案中，欧盟提出的构建一套《共同参照框架》（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的计划得到了学界的响应。但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初衷，该参照框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套共同的欧盟合同法规则和术语。[96] 其中的“术语”可谓是该参照框架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因为只有在一套共同的术语基础之上，欧盟私法的统一才可以得到进一步讨论。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欧盟学界因为缺乏一套共同的私法术语，同时由于各成员国语言的多样化，时常出现讨论时所争论和描述的对象不一致。例如，各成员国对“物”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实践和经验都使得欧盟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共同的私法术语体系，在此基础之上，私法的进一步统一才有可能得到较大的促进。起草组充分意识到建立术语的必要性，草案的附录中专门对私法所涉及的概念作出了定义。物权法也是如此，要达到物权法广泛的融合，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多数学者都认可和接受的物权法术语。草案第八编第一章第二节，专门对所有权（ownership）等概念作出了定义。附录也是如此，将草案所涉概念的定义作了一个汇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其进步性。然而，草案对作出定义的术语范围仍然较小，很多时常出现的术语，储如对proprietary rights等概念都未作出具体的定义。这就导致出该份草案后三编物权法内容在今后欧盟物权法统一中很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发展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该草案虽 然用英语所起草，但是起草组成员大部分都来自非英语国家，英语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第二或第三外语。并非能够像使用本国语言一样那么得心应手，这就导致了该民法典草案语言上也时常出现语法、概念、翻译的不准确，与民法典所要求的严谨精神相差甚远。
（2）、调整范围的局限
欧盟民法典草案第八编的1：101条规定了物权的取得与丧失不适用于通过继承法、公司法等获得的物权，也不适用于不动产物权。这些规定都导致了该民法典草案并不能像各成员国民法典那样完备。然而，过去欧盟私法发展的经验都证明“单一市场”的构建需要私法上广泛的融合。由于权力的局限性，欧盟并不能像成员国那样颁布一部统一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民法典；同时也由于不能损害各成员国公共利益和政策的规定，欧盟对私法的统一有着较大的制约性。这就导致了家庭法、继承法等等被排除在欧盟私法统一之外；在物权法领域则表现为不动产物权的不介入。但是，在“单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下，欧盟私法若需进一步统一，必然要对物权法进行全面的融合。欧盟由过去的对财产体系不干预到近年来的逐渐融合，由不涉及不动产到近年来的“欧盟土地信息服务”机制的建立等等都深刻地说明了物权法在“单一市场”经济构建中的巨大作用。欧盟民法典草案只涉及到对动产物权的调整，并未对不动产物权进行介入，虽与欧盟权利的受制约及不动产物权与各成员国政体、公共利益、国家政策联系密切等因素有关，但是不动产始终是物权法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是私法领域的一个重要部门。这就决定了未来欧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对物权法进行全面统一。因此，欧盟民法典草案对物权法统一范围的狭隘也导致该草案在未来“单一市场”的构建当中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五、展望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欧盟私法的统一成为学界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统一民法典的出台成为多数学者的梦想。然而，由于合同法与商业交易的更紧密联系，欧盟私法的统一更多集中于合同法的融合之上。而对物权法的统一则体现于三项指令及一项规则当中。可见，相比于合同法而言，物权法的统一如同沧海一粟。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欧盟私法的广泛统一成为当前的必然趋势。物权作为传统民法体系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成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发展与私法的广泛统一客观上要求欧盟对物权法的融合。
近年来，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一直成为现代私法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财产权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项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民法典草案突破了《欧共体条约》不损害各成员国财产体系的阻碍，将物权法的统一纳入到草案的范围之内。可以说该草案是一部较为先进的民法典草案。其中的物权法编充分的体现了欧盟各成员国物权法体系的共同原则，如信息公开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的重述；同时草案也融入了现代物权法的最新发展成果，如信托法的统一等等。可以说，该物权法编是一部较为先进的物权法草案，体现了现代私法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欧盟在私法的统一上并不能损害各成员国的公共政策，且应当充分尊重各国多元的法律文化等因素，该草案对物权法的统一仍然非常有限。这就注定了草案并不能够满足未来欧盟经济发展的需求。值得重复的是，欧盟民法典草案虽然提交至欧盟委员会，但是最后是否会被采纳、以何种形式赋予其效力等等问题，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付俊伟，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
Jan Smits，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Ugo Mattei & Andrea Pradi, Property rights: a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 in the global era, Donatella Porrini & Giovanni Battista Ramello, Property Rights Dynamics: A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 Routledge publisher, 2007, pp. 41-45.
[2]Martijn W. Hesselink, The Politics of a European Civil Cod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6, pp. 3-5.
[3]Ewoud Hondius, European Private Law- Survey 2000-2002, European Review of Private Law, Vol. 10, 2002, pp. 865-871.
[4]Horst Eidenmuller, Florian Faust, Hans Christoph Grigoleit, Nils Jansen, Gerhard Wagner, Reinhard Zimmermann, The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s for European Private Law: Policy Choices and Codification Problems, Modern Law Review, vol. 71, 2008, pp. 505-508.
[5]K.Lenaerts & K. Gutman, Federal Common Law in European Un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6, pp. 56-59/
[6]Council Directive 93/7/EEC of 15 March 2993 on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unlawfully removed from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State.
[7]Bram Akkermans, The Principle of Numerus Clausus in European Property Law, Intersentia, 2008, pp. 501-502.
[8]Directive 2000/3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June 2000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9]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46/2000 of 29 May 2000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10]Bram Akkermans, The Principle of Numerus Clausus in European Property Law, Intersentia, 2008, p. 501.
[11]Directive 2002/4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ne 2002 on Financial Collateral Arrangements.
[12]Bram Akkermans, The Principle of Numerus Clausus in European Property Law, Intersentia, 2008, p. 501.
[13]U. Drobnig & H.J.Snijders & E.J.Zippro, Divergences of Property Law: an obstacle to the internal market, Munich: Sellier, 2006, pp. 13-18.
[14]Gerard McCormack, The CFR and Credit Securities – 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Antoni Vaquer, European Private Law Beyond the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Europa Law Publishing, 2008, 99-105.
[15]The Integration of the EU Mortgage Credit Markets, Report by the Forum Group on Mortgage Credit, 2004.
[16]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Green Paper on Mortgage Credit in the EU Eurosystem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COM (2005) 327), 1 December 2005.
[17]Mortgage Credit Forum Group, Green paper on Mortgage Credit in the EU (COM/2005/0327 final).
[18]European Agreement on a Voluntary Code Conduct on Pre-contractual Information for Home Loans.
[19]Stefan Gustafsson & Agnieszka Drewniak, EULIS-Cross Border Land Information in Europe, 2008, pp. 2-4.
[20]Sjef van Erp, Comparative Property Law, Mathias Reimann & Reinhard Zimmerman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46.
[21]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Succession and Wills (2005/2148), Recommendation 9.
[22]“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which is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n area without internal frontiers, through the strengthen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ultimately including a single curren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Article B,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29 July, 1992.
[23]Manfred E. Streit & Werner Mussler,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rom Rome to Maastricht,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1994, pp. 319-353.
[24]Sjef Van Erp, J.H.M. van Erp, European and national property law: osmosis or growing antagonism?, Europa Law Publishing, 2006, 1-3.
[25]Ulrich Drobnig, Henk J. Snijders, Erik-Jan Zippro, Divergences of Property Law, an Obstacle to the Internal Market?,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6, pp. 3-5.
[26]Ugo Mattei, Basic principles of property law: a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introduction, Greenwood Publishing, 2000, pp. 1-15.
[27]Donatella Porrini & Giovanni B. Ramello, Property rights dynamics: current issues in law and economics, Donatella Porrini & Giovanni Battista Ramello, Property Rights Dynamics: A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07,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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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rticle 17,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1789.
[40]Camilo Basilio Schutte, The European Fundamental Right of Property: Article 1 of Protocol No. 1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ts Origins, Its Workings, and Its Impact on the National Legal Order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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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Christian von Bar & Ulrich Drobnig, The Interaction of Contract Law and Tort and Property Law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4, pp. 3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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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Isabel Gonzalez Pacanowska, Carlos Diez Soto, Contract and Transfer of Property, Antoni Vaquer, European Private Law Beyond the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Essays in Honour of Reinhard Zimmermann, Europa Law Publishing, 2008, pp. 18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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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irective 2000/3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June 2000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9]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46/2000 of 29 May 2000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10] Bram Akkermans, The Principle of Numerus Clausus in European Property Law, Intersentia, 2008, p.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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