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的概念
（一）协议的概念
合同是协议，理解合同，必须先理解协议。
所谓协议，又称合意，指各行为人的表示一致，可分两类：1．契合关系：表示人只有双方，互为表示对象，表示的内容契合，即须相对方以特定行为配合方能实现，双方均接受相对方的表示，允诺以特定行为配合相对方实现其目的。2.平行关系：表示人为多方（含双方），组成特定团体，表示内容相同，形成决议、章程。
无需相对方接受的表示，相对方如表示“接受”，形成的不是协议，而是伪协议。伪协议不是合同，协议也未必是合同。合同、非合同协议、伪协议有什么区别，学界不见讨论，实际上未真正区分，导致一些误解，如：主张合同成立可不生效；保证关系、抵押关系是合同关系；债务转让“合同”经债权人同意生效等等。严格区分合同与非合同协议、伪协议，是正确理解合同的前提。
合同类型甚多，为表述方便，有必要先区分狭义合同与广义合同，对立性合同与平行性合同，诺成合同与非诺成合同。
（二）狭义合同与广义合同
合同通常发生债权（含身份性债权，变更债权可视为发生债权的特殊形式），但也可以发生其他效力：1．终止双方合同债权，如终止合同之合同，单方之债务免除不在其列。2.发生其他财产权利，包括物权和知识产权：前者为物权合同，如拟制交付合同发生物权；后者为准物权合同，如知识产权转让合同发生知识产权。发生债权以外财产权利的合同，也可发生债权，如动产质押合同（非动产质押允诺协议）：质权人取得质权，也发生保管质物，以及债权消灭后返还质物的债务。发生债权的合同为狭义合同。终止双方合同债权的合同，或发生其他财产权利的合同，为广义合同。狭义合同存在履行问题。广义合同如不同时发生债权，不存在履行问题。
如果合同内容是终止原合同双方之合同债权，合同成立后，双方合同债权消灭，缔约人之间不再是特定人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互以相对方为不特定人的关系，缔约人的合同义务成为不特定人的义务，即不作为。民法之义务指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特定人义务称债务。合同义务是特定人义务，表现为特定行为，通常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但合同义务之不作为是不为指定行为，而不特定人义务之不作为是不为妨碍行为。前者属债务，后者非债务。需要指出，终止合同之合同成立后，合同之不作为义务名义上是合同义务，实际上并非不为指定行为，而是不为妨碍行为，即并非特定人义务，而是不特定人义务。在法理上，此处之合同义务就是维持缔约人之间的非合同状态，任何一方不得请求相对方履行原合同义务。此类合同以终止原合同关系为合同效力，以履行不特定人义务为合同的履行内容，因此是一种表面上必须履行而实质上无须履行的合同。在逻辑上，终止原合同的合同成立后，只要不撤销，效力将持续（当然并非永久）存在。但实际上，合同所生效力正是终止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成立就是合同的终止，合同的生效就是合同的消灭。此类合同是一种瞬时合同。
绝对权义务人是不特定人。广义合同如仅发生其他财产权利而不发生债权，其他财产权利之义务人是不特定人，发生不作为义务，但不发生合同义务，即特定行为义务。如买卖过程中标的物之交付为物权合同，价款之交付亦为物权合同，均属广义合同。我国主流观点认为，买卖合同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买卖过程中的交付非物权合同，理由是交付不含效果意思，非法律行为。实际上，买卖合同并非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而是保证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如无相反表示，应推定交付含即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效果意思。民法之法律行为是有民事效力，含效果意思之行为。 [1]合同行为包括订约行为和履约行为，前者包括要约和承诺，后者包括给付和受领。要约、承诺、给付、受领，均具备法律行为要件，均为法律行为。通说视要约和承诺为一个行为，给付和受领为一个行为，否认要约、承诺、给付、受领为法律行为，不符合事实，也不能正确认识行为效力。据此，买卖过程中之交付是法律行为组合，既构成履约过程，也构成物权合同。标的物所有权依约移转后，出卖人与买受人就标的物归属发生绝对关系，出卖人对标的物发生不特定人义务，无合同义务。价款所有权依约移转后，出卖人与买受人就价款归属亦发生绝对关系，买受人对价款发生不特定人义务，无合同义务。此类广义合同无须履行，也是瞬时合同。民法学有所谓后合同，即担保已完成之给付符合本合同允诺而发生之合同。后合同义务通常表现为允诺之售后服务，如无偿或有偿之维修、保养。后合同非本合同之组成部分，只是与本合同写在同一份合同书上，或者说，双方同时达成本合同与后合同。
广义合同如既发生其他财产权利，也发生债权，其他财产权利之相对人发生不特定人义务，债权之相对人发生特定人义务，即合同义务。如动产质押合同，质押人就质权为质权人之不特定人；质权人就质押人之债权为质押人之特定人。此类合同中，不特定人义务不存在履行问题，特定人义务存在履行问题。此类合同非瞬时合同。
（三）对立性合同与平行性合同
狭义合同可分两类：1．对立性合同，缔约人只有双方，意思表示契合，双方权利义务互相对立，一方权利即相对方义务，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此为狭义合同的一般形式。
对立性合同通常是两个互为对价之债的组合，每个债都是一个民事关系，但通说视对立性合同为一个民事关系。《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效力不区分要约效力与承诺效力，实际上也视对立性合同为单数民事关系。这是混淆合同与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立性合同当事人只有双方，不存在三方以上主体之对立性合同。合同书可有三方署名，如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但并非三方主体共同订立一个合同，实际上包含两组民事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借贷关系，债权人与保证人的保证关系，只是写在同一份合同书上。又如，仓单质押监管合同通常由存货人、保管人、银行三方署名，通说认为由三方共同订立，其实也是两个民事关系：1．存货人与银行的质押关系。2.存货人与保管人的保管关系。两个关系写在同一份合同书上。对立性合同缔约人一方可为复数，但一方之复数主体与相对方不发生平行性合同关系。
2.平行性合同，缔约人为多方（含双方），意思表示相同，形成决议、章程，享有同向权利，承担同向义务，如合伙合同、股东决议、小区物业业主公约。此为狭义合同的特殊形式。但平行性合同任一缔约人对其他缔约人或其代理人享有相关事项告知请求权，其他缔约人或其代理人承担告知义务。因此平行性合同任一缔约人与其他缔约人亦可分别视为合同一方，构成对立性合同。如平行性合同缔约人为双方，这一性质尤为明显。在这一意义上，平行性合同蕴含对立性合同。因此，协议亦可界定为：互相契合之各方表示，包括：（1）各方表示仅契合而不同，可称狭义契合关系。（2）各方表示不仅契合，而且相同，此即平行关系，可称广义契合关系。传统民法中，对立性合同称契约，平行性合同称合同。现代民法中，契约与合同已无区别，对立性合同称双方民事关系，平行性合同称多方民事关系，但两个主体也可发生平行性合同关系。
合同之意思表示无论契合还是相同，均反映缔约人的共同选择，表现为缔约人的协议。协议性是合同最明显的特征，合同的本质属性，无协议即无合同。
（四）诺成合同与非诺成合同
从是否以移转标的物占有为合同成立要件的角度，民法合同理论将合同分为诺成合同和要物合同：前者不移转标的物占有即可成立；后者不移转标的物占有不能成立，又称实践合同。
所谓诺成合同以移转标的物占有为合同成立要件，只是一种现象，或者说表现形式，其实质在于此类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含交叉要约和同时表示，下同）。
从合同的不同成立程序的角度，合同可分诺成合同和非诺成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的合同为诺成合同，包括狭义合同中无须交付标的物即可成立之合同，以及广义合同中终止双方合同债权的合同；不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的合同为非诺成合同，包括狭义合同之要物合同，即不交付标的物不能成立的合同，以及广义合同之物权合同和准物权合同。在法理上，诺成合同的相对概念不是要物合同，而是非诺成合同，要物合同只是非诺成合同的一种类型。因此，以是否移转标的物占有为合同成立要件之分类标准，只适用狭义合同，不适用广义合同。传统的合同成立理论实际上建立在诺成合同的基础上，以要约和承诺为合同成立之必要程序，不能适用广义合同。
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民事主体可以为自己设定义务，不能为自己设定权利。民事主体为自己设定债务，即允诺为特定行为。此债务如不为交换，无须相对方配合，双方不发生契合关系。如为交换，必须相对方配合，发生契合关系。合同双方终止各自合同债权，其实是双方交换免除债务之允诺，发生契合关系。
民法之要约是请求与相对方发生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此处之合同关系即契合关系。所谓要约，其实就是旨在交换之允诺。民法之承诺是接受要约之意思表示，也是旨在交换之允诺。合同双方之交换代价称对价。对价不等于等价，不为可为之事，为可不为之事，即对自己自由之任何自主限制，均可构成对价。
在法理上，有息借贷关系属有偿使用出借人财产之法律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租赁性质。但有息借贷使用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交付后属借用人财产，故有息借贷关系非租赁关系。租赁合同属诺成合同，传统的有息借贷合同属要物合同，但信贷合同属诺成合同，此类区别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观念。除传统有息借贷合同外，对价关系必须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因此，合同成立可不以要约和承诺为必要程序，但发生债权，或终止双方债权的合同，必须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此类合同有重大意义，须单独命名，民法学所谓诺成合同，实即此类合同。
通说称诺成合同为“一诺即成”的合同， 2]此说需要澄清。此处之“诺”，只能理解为允诺，即承诺为特定行为。允诺可发生法律效力，也可不发生法律效力；可包含对价，也可不包含对价。作为诺成合同组成部分之允诺，必须发生法律效力，并包含对价。当事人双方均为允诺，但均无法律效力，不发生合同关系，如下文例1至例5。一方允诺有法律效力，相对方无表示—如保证允诺关系；或虽有表示，不构成允诺—如履行承担“协议”；或虽构成允诺，无法律效力—如债务转让“协议”；或虽有法律效力，不构成对价关系—如反要约；均不发生合同关系。
根据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对价交换关系均受保护，发生合同关系。因此，构成合法对价关系之两个允诺即为要约和承诺。可以推论，无对价之允诺不构成要约或承诺。诺成合同其实是两个合法允诺的交换协议。除诺成合同，以及传统有息借贷合同，其余合同均不发生对价关系。因此，诺成合同即对价合同，或者说为交换而成立之合同，例外是传统的有息借贷合同。
（五）如何理解《合同法》之合同
《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对此需要说明：
1．前文指出，诺成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其他合同之成立无要约和承诺过程。因此，《合同法》规定之合同，实际上仅为诺成合同。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法律中非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如结婚和两愿离婚（婚姻法第20条）、遗赠扶养协议（继承法第31条）等均不称为合同……因此，我国民法所谓合同，仅指债权合同，属于狭义概念。” [3]诚然，婚姻、收养、遗赠扶养等协议，《合同法》未作规定，通称协议而不称合同，原因在于此类协议有人身属性，并非此类协议不能成为合同。
2.合同是协议，意味着缔约人各方在协议关系内意思表示资格平等，这是协议的本质属性。特定人之间如意思表示资格不平等，构成服从关系，不存在协议问题。因此，合同关系必然是平等关系。此处之平等关系指各缔约人在合同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与各缔约人在合同关系外的法律地位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缔约人在合同关系外的法律地位可能不平等，但在合同关系内法律地位平等。因此，合同缔约人不限于私法主体。国家是公法主体，与公民、法人法律地位不平等。但国家可为民事行为，如发行国债，此时与相对人法律地位平等，发生合同关系。可以推论，所谓行政合同概念不能成立。
3．合同关系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之调整是重申民法规定之稀缺资源归属，确认当事人之民事权利义务。因此，民事关系既是民法的调整对象，也是民法的调整结果。有学者认为，民事关系经法律调整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不能成立。 [4]合同反映缔约人意志。所谓合同设立民事关系，就是缔约人追求发生新民事关系。所谓合同变更民事关系，可视为缔约人设立变更后的民事关系。所谓合同终止民事关系，可视为缔约人设立终止后的民事关系，即互为不特定人的关系。因此，合同其实就是追求发生新民事关系的协议。
4.此处之“设立新民事关系”，是“旨在设立新民事关系”，还是“设立了新民事关系”？答案应是后者。各方达成“旨在设立新民事关系”的协议，而实际上未发生新的民事关系，无法律意义，无须法律另行规定。因此，合同就是协议各方追求发生新的民事关系，并发生了所追求的民事关系的协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协议，这一协议导致缔约人之间发生新的民事关系，新的民事关系是缔约人的共同追求。因此，合同的要件可概括为：1．当事人达成协议；2.发生法律效力；3．其效力反映当事人法律上的追求。至于协议是否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是否发生权利，是否发生债权，是否构成对价，是否只有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对立，并无必然要求。合同可界定为：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在文字意义上，此界定符合《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合同法》第13条与第2条第1款冲突。伪协议不是协议，当然不是合同；不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无论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还是发生不符合缔约人意志的法律效力的协议，仅是协议，不是合同。
可见，合同仅是某一类协议。民事生活中，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形式，也是交易的基本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各类协议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民法需要合同或者契约概念，正是为了表示此类协议，以区别其它协议。
需要指出，在法理上，合同、契约只存在于民事领域。传统法学有所谓“公法上的契约”、“社会契约”、“政治契约”等概念，其实均非契约，而是政治领域之协议。传统理论不注意区分协议与契约，如西方法学著作中：Contractus（拉丁文）、Contrat（法文）、Contractto（意大利文）、Contract（英文）、Vertrag（德文），既表示协议，又表示契约。卢梭所著《Le Contrat Social》，中文译为《社会契约论》，其实此处之Contrat，并非契约，而是协议，似可译为《社会协议论》。契约是法律确认之协议，违反契约可诉诸法律。而政治协议是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产物，通常即表现为法律。违反政治协议无法诉诸法律，如不能重新达成协议，只能诉诸实力。因此，民事契约与政治协议之根本区别不在于适用领域不同，而在于两者与法律的关系不同。用不同概念区分可诉诸法律的协议与作为法律形式的协议，有助于正确理解合同概念。
二、合同之成立与生效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关系之误解
1．我国相关立法与通说
本文之合同定义——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与通说直接冲突。
《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76条规定：“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或者解除。” [5]
《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46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失效。”
根据以上规定，通说认为：附生效条件或期限的合同，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前，合同成立，但不生效。
2.大陆法系相关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158条第1款规定：“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其系于条件的效力，于条件成就时生效。”第160条第1款规定：“附有停止条件的权利人，在条件成否未定的期间，如因相对人的过失致使附有条件的权利失效或受损害，在条件成就时，得向相对人要求赔偿损害。”第161条第1款规定：“1.处分附有停止条件的标的物的人，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对此标的物所为的其他处分，以致在条件成就时，使系于条件的效果成为无效或受损害者，其他处分为无效。2.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依靠强制执行或假扣押的方法或由破产管理人所为的处分，亦同。”第163条规定：“在为法律行为时，对法律行为的效力附以始期或终期者，在附有始期的情形，准用第158条、第160条、第161条关于停止条件的规定
根据《德国民法典》上述规定，附停止条件和始期的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不发生“系于条件（或期限）的效力”，但发生了其他效力。萨维尼等学者认为，此效力非停止法律行为效力之发生，乃停止法律行为之履行。 [6]当代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称其为“即时效力”。 [7]
《法国民法典》第1181条规定：“附停止条件之债，或者以将来未定的事件为条件，或者实际上虽已发生但尚未为当事人所知的事件为条件。在第一种情形，债务非于事件发生后，不得履行之。……”第1185条规定：“期限不同于条件，并不停止债的效力，而只延迟债的履行期。”据此，附停止条件或始期的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均已发生债的关系，即已生效，只是不得请求履行。
《日本民法典》第127条第1款规定：“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起，发生效力。”第135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为附始期间，不得于期限届至前，请求履行该法律行为。”所谓“不得于期限届止前请求履行”，以存在债的关系为前提。据此，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前不生效。而附始期的法律行为，始期届至前已生效。
各国对附款法律行为的规定虽然存在区别，但在各国的规定中，所谓附款法律行为，均指附款要约行为与承诺行为的组合。所谓附款法律行为效力，均包含附款要约行为和承诺行为的效力。
3．民法之“生效”概念
需要指出，民法之“生效”，并非发生法律效力之简称，而是表示行为人实现效果意思。因此，只有法律行为（以及准法律行为）才有生效与不生效之区别。合同是一类民事关系，本来不存在生效问题。所谓合同生效，其实是合同行为生效。合同包括狭义合同和广义合同。所谓狭义合同生效，其实指订立合同的行为生效。所谓广义合同生效，其实指处分行为生效。诺成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要约生效，承诺未必生效；承诺生效，要约必然生效。因此，诺成合同生效实为承诺生效。
4.负担行为之效果意思与法律效力
民法之法律行为指有民事效力，含效果意思的行为。 [8]所谓效果意思，就是追求实现私法效果—变动民事关系的意思。法律行为只有两个要件：1．有民事效力；2.含效果意思。前文指出，民事主体可以为自己设定义务，不能为自己设定权利。法律行为可分为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处分行为的效果意思是变动行为对象上之权利；负担行为的效果意思是为他人设定权利，而不是为行为人设定权利—后一法律后果不是该法律行为之效力，而是相对人行为之效力，但通常误解为行为人行为之效力，以为附款实现--包括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附款法律行为人可请求相对人履行。
负担法律行为人实现之效果意思包括：1．给付期未到来，变更民事关系，相对人可请求维持变更后之民事关系，为维持请求效力，简称维持效力；2．给付期到来，相对人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为给付请求效力，简称给付效力。标的合法、可能之要约到达相对人前，法律许可行为人追求实现效果意思，称行为有效；但不变更现有民事关系，即行为不生效；到达相对人后，变更现有民事关系，即行为生效，受约人可请求要约人不得撤销要约，如撤销须补偿受约人为承诺所作支出；合同成立后给付期到来，发生给付效力，承诺人可请求要约人依约给付。如标的不法、不能，法律禁止行为人追求实现效果意思，称行为无效。附款要约并不例外，只是附款要约所允诺行为的效力受附款限制。当然，承诺给付期到来，要约人也可请求承诺人依约给付，但这是承诺效力，非要约效力。
因此，如行为合法，附款法律行为在相对人知悉或应该知悉后，生效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发生维持效力（即拉伦茨所谓“即时效力”），具体表现为：在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不得变更或撤销行为；不得恶意促使或阻挠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这一效力之发生是确定的，《合同法教程》和《民法总论》称效力发生与否尚不确定（见前引文），不能成立。附款法律行为如附条件，条件成就发生给付确认效力（即《德国民法典》所谓“系于条件之效力”），表现为确认当事人双方的给付关系：如条件成就与给付期到来同时，发生给付效力，相对人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如条件成就与给付期到来不同时，尚不发生给付效力，相对人须在给付期到来后方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附款法律行为如附始期，始期届至即发生给付效力，相对人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在某种意义上，给付确认效力亦属维持效力。给付关系确认前之效力是给付可能关系之维持效力，可称给付可能效力；给付关系确认后之效力是给付必然关系之维持效力，可称给付确认效力。因此，无论是否附款，法律行为生效后，给付期前发生维持效力，给付期后发生给付效力；如附条件，条件成就前维持给付可能关系；条件成就后维持给付必然关系。给付可能效力、给付确认效力、给付请求效力，三者虽有区别，但都变更了现有民事关系，实现了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附款法律行为发生给付确认效力或给付请求效力固然是生效，发生给付可能效力也是生效。法律行为附款对法律行为人所允诺之特定行为效力的限制，仅适用于法律行为的给付确认效力和给付请求效力，不适用于法律行为的给付可能效力。
5．区分不同之“生效”
不难发现，所谓合同“生效条件”之“生效”，是要约发生给付确认效力；如以条件成就为给付期限，同时发生给付请求效力。所谓合同“生效期限”之“生效”，是要约发生给付请求效力。两种“生效”均不表示合同开始发生效力—合同早已发生效力。而所谓合同生效，是承诺发生效力，也就是合同发生效力。因此，合同“生效条件”之“生效”，“生效期限”之“生效”，与合同生效之“生效”，含义不同，应作区别。为避免混淆，合同之“生效条件”宜称“停止条件”，“生效期限”宜称“始期”。在文字意义上，《合同法》第45、46条与第2、8条冲突。
6.合同自生效起成立
在法理上，所谓合同成立，不能理解为缔约人双方达成协议，而应理解为协议具有合同性质。而所谓合同性质，就是协议内容为法律所确认，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在实质上，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一个意思，只是前者偏从过程的角度表述，后者偏从结果的角度表述。如果说，《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尚有成立而未生效的类型，如遗嘱行为，那么，合同成立就表示合同生效，甚至可以说，合同生效是合同成立的唯一标志。因此，合同并非成立后生效，而是自生效起成立—当然，确切地说，应该是协议生效后成为合同。这意味着合同并非先成立后生效，而是先生效后成立。附停止条件或始期之合同于承诺生效时生效，并非于要约所附停止条件成就或所附始期届至生效。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合同有现实的法律效力。
7.《合同法》相关规定之冲突
《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条无例外规定。
《合同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前引《合同法》第45条：“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46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失效。”显然，第45条，第46条，均是第44条第1款的例外规定。
据此，合同成立即发生法律约束力无例外，合同成立即生效有例外。结论只能是：合同发生法律约束力与合同生效是不同概念。这是重大误解，也是割裂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重要原因。法律是以全部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行为规范，法律效力就是法律约束力。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未必就是行为生效，如事实行为均发生法律效力，但不存在生效问题。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也未必就是协议生效，如违法协议均发生法律效力，但不能生效。而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就是合同行为生效，合同生效，没有例外。
《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这意味着《合同法》以合同行为之效力作为判断协议是否具有合同性质之根据，符合法理。实际上，诺成合同是要约和承诺的行为组合，合同关系中不存在要约和承诺以外的第三种行为。所谓合同效力无非要约效力和承诺效力。所谓合同生效无非要约生效和承诺生效。要约与承诺均生效而合同不生效，实难理解。承诺生效以要约生效为前提，因此承诺生效就是合同生效，结论只能是合同自生效起成立。前引《合同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合同成立，即协议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所谓合同自成立生效，意味着协议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起发生法律效力，不仅文义重复，而且因果倒置。《合同法》第25条与第44条第1款冲突。第44条第1款似可表述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达成协议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就效力问题可对法律行为与合同作一比较：法律行为是含效果意思的行为，存在效力问题，即可否实现效果意思，是否实现效果意思，可作有效、无效、生效、不生效、效力待定等评价。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之协议，以生效即实现效果意思（不能等同于合同目的）为前提，对合同作无效、不生效、效力待定等评价均违反逻辑。通说所谓“合同无效”，“合同不生效”，“合同效力待定”，实为协议无效，协议不生效，协议效力待定。当然，合同也存在效力问题，但不是可否或是否实现效果意思，而是实现什么效果意思；或者说，不是效力的有无问题，而是效力的内容问题；即：履行期未到，合同发生维持请求效力；履行期已到，合同发生给付请求效力。附停止条件合同效力包括给付可能效力（给付可能关系维持效力），给付确认效力（给付必然关系维持效力），给付请求效力。可见，虽然法律行为与合同均存在效力问题，但性质完全不同。
（二）特殊合同之生效时间
1．约定生效时间之合同
合同可约定生效时间。通说认为，约定生效时间的合同，生效时间到来前合同成立但不生效。这是误解。
合同如约定生效时间，合同条款实际上分成两部分：（1）合同具体内容条款；（2）生效时间条款。两部分条款生效时间不同：合同具体内容条款自生效时间到来生效。生效时间条款自双方签字生效。如：协议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10日生效。协议内容应于签字后10日生效，但“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10日生效”这一条款，自双方签字生效。这意味着，所谓合同约定之生效时间，其实是合同具体内容之生效时间，并非合同签字之生效时间。因此，合同文本应自双方签字生效。
2.经法定程序生效之合同
《合同法》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据此，经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批准、登记前，似应理解为虽成立而不生效。其实，此类“合同”批准、登记前，“合同”具体内容并不生效，当事人希望订立之“合同”也不成立；但当事人双方如有请求批准或办理登记的合意，可能发生法律约束力。在法理上，发生所追求法律约束力之合意即为合同。不过此类关系中批准、登记前之约束力是承担请求批准或请求办理登记之义务，并非待批准或登记之内容。此类协议签字后，一方如无正当理由拒绝请求批准或登记，视为违约。
3．婚前和离婚财产合同
通说认为，婚姻双方婚前之财产协议，结婚前成立，结婚后生效，结婚是婚前财产协议生效之停止条件；协议离婚之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前成立，离婚后生效，离婚是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生效之停止条件。据此，附停止条件之合同，条件成就生效。通说似是而非。
婚前财产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如相对方与自己结婚，按协议处分财产。婚姻行为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不得强制。婚前财产协议成立后，当事人一方拒绝与另一方结婚，不是违约，当然也不能请求其履行婚前财产协议。但婚前财产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单方变更婚前财产协议；任何一方与相对方结婚，相对方均可请求其履行婚前财产协议。此即婚前财产协议之法律效力，发生于双方合意时，属维持效力。
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如双方协议离婚，相对方可按协议分割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成立后，当事人一方如拒绝办理离婚登记，不是违约，当然也不能请求其履行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另一方提起诉讼离婚，如判决离婚，也不能请求其履行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但任何一方与相对方协议离婚，相对方均可请求其履行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此即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之法律效力，发生于双方合意时，亦属维持效力。
三、非合同协议法理分析
前文指出，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因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发生不符合缔约人意志的法律效力的协议，均非合同。非合同协议可分类如下：
（一）无法律效力协议
1．情谊行为关系
例1.甲上班时向同事乙表示，下班后请乙看电影，乙接受邀请。
2.游戏行为关系
例2．甲在单位聚餐会上向乙表示，如乙能连喝三杯白酒，他绕桌子爬一圈，乙表示同意。
3．施惠请求关系
例3．甲请求乙施舍若干元，乙表示同意。
4.要物行为允诺关系
例4．甲向乙表示，在特定期限内，愿以特定价格委托乙保管行李，乙表示同意。
5．赠与允诺关系
例5．甲向乙表示，愿赠与乙某物，乙表示愿意接受赠与。
试作分析：前文指出，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例1属社交场合之情谊关系，例2属社交场合之游戏关系，法律均不介入，行为人之表示无法律效力，不发生合同关系。
例3中，甲之表示不变动甲与乙的法律关系，无法律效力，非民法请求权之请求，亦非民法之要约。民法请求权是债权权能，有法律之威慑力，如无瑕疵，债务人不得对抗。民法要约到达相对人生效，无意定或法定事由，不得撤销。乙之表示亦无法律效力。甲乙双方不发生合同关系。
例4中，甲乙达成在特定期限内以特定价格保留行李之协议，但委托保管行李属民法要物行为，委托人将标的物交付相对人前，双方不发生合同关系，甲之委托不构成要约，乙之同意不构成承诺。
需要指出，虽然要物行为允诺协议不是合同，双方允诺不构成要约或承诺，但如含对价，交付标的物后，双方允诺发生法律效力，视为要约或承诺。例4中，交付标的物后，甲之委托发生要约效力，乙之同意发生承诺效力。
例5中，甲之表示无法律效力，乙之表示亦无法律效力，双方不发生合同关系。
关于赠与关系，立法或规定为要物合同，或规定为诺成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据此，赠与关系为要物合同。《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据此，赠与合同只需受赠允诺人允诺接受赠与，无须移转标的物占有，即可成立，属诺成合同。既是合同，应发生法律效力。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据此，通说认为赠与允诺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其赠与允诺无法律效力。受赠允诺人之受赠允诺亦无法律效力。此类关系不发生债权债务，非合同关系，称赠与合同名不副实。第186条第1款与第185条冲突。严格地说，民事主体为赠与允诺而不交付标的物，应称赠与允诺人，非赠与人；民事主体允诺接受赠与而未受领标的物，应称受赠允诺人，非受赠人；双方关系为赠与允诺关系，非赠与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赠与允诺协议关系非合同关系。
赠与允诺协议不移转标的物占有，也不移转标的物所有权。赠与允诺协议成立后，赠与允诺人仍为标的物所有人，可处分标的物。受赠允诺人非标的物所有人，不能处分标的物，当然不能强制法院执行标的物。这是赠与允诺协议不能强制执行之法理根据。但赠与允诺人不兑现允诺，是否需要补偿受赠允诺人的“损失”呢？
从上文介绍可知，赠与关系无论规定为诺成合同还是要物合同，赠与允诺人不兑现允诺，均无需补偿给付。这反映了在赠与允诺关系上，不同规定的立法者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念：赠与允诺人不兑现允诺，并不造成受赠允诺人损失，不存在补偿损失问题，强制赠与允诺人补偿违反民法公平原则。可见，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违背法理。
《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义务是法律范畴，有强制力。道德无强制力，“道德义务”概念不成立。通说称公益性赠与为捐赠。
通常称帮助他人之行为为公益行为。在法理上，帮助他人之行为似可分为两类：帮助对象为特定人，为广义公益行为；帮助对象为不特定人，为狭义公益行为。所谓捐赠行为，应指狭义公益性赠与。赠与允诺可分两类：1．非狭义公益性赠与允诺，相对人为特定人。2.狭义公益性赠与允诺，即捐赠允诺，又有两种情况：（1）相对人为特定范围的不特定人，如孤儿、灾民、失学儿童、癌症病人等。（2）相对人为公益单位，如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上为特定人，但受益人不特定，法理上可视为相对人不特定。
赠与行为与受赠行为是相对概念，各以相对方成立为自己成立之前提。捐赠允诺相对人如为不特定自然人，不存在拒绝接受赠与的问题，受托转交捐赠财产之慈善机构也不能拒绝接受捐赠。捐赠允诺相对人如为公益单位，无法定事由不能拒绝接受赠与。因此，捐赠允诺人实际上可强制缔约。此强制缔约权最终源于捐赠之狭义公益性质。捐赠允诺并非要约，但为平衡双方法律地位，无法定事由不能撤销。
一般赠与允诺相对人为特定人，可拒绝接受赠与，允诺人无优势法律地位，允诺亦不构成要约，应不发生法律效力，但赠与协议经过公证除外。
可见，赠与允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理根据是狭义之公益性，表现为相对人不特定，不存在拒绝接受赠与的问题；或者，相对人形式上特定，实质上不特定，无法定事由不能拒绝接受赠与；赠与允诺人可强制缔约。
民法有诚信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简称。所谓“诚实”，就是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行为人应承担因表意不真实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所谓“信用”，就是生效意思表示必须履行，行为人应承担因不履行生效表意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诚实”与“信用”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诚信原则只适用意定性民事关系，不适用法定性民事关系，并非民法的一般原则。通说称诚信原则为民法的“帝王条款”。所谓帝王条款，只能理解为最高原则，用以指称诚信原则并不确切。
现实生活有时会发生一些立法时无法预见和无法周延的情况，民法为此制定了专门的调整原则，包括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公平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均属保底规定，适用范围自然不能非常明确。无论学理上分析具体的民事关系，还是司法实践上调整具体的民事关系，总是在适用范围相对明确的民法基本原则难以适用的情况下，才考虑适用包括诚信原则在内的适用范围相对不明确的基本原则。因此，诚信原则和其他保底规定均属补充规定。称一条补充规定为“帝王条款”，根据不足。如因人们在生活中都应该诚实信用而推论诚信原则是民法的普遍原则，那是想当然。
从例1至例5可知，民法虽规定诚信原则，并不等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换言之，诚信原则之适用是有门槛的：有些情况，民法不允许行为人“说话不算数”；有些情况，民法允许行为人“说话不算数”。如用民法原理表示就是：行为人有些表示生效，有些表示不生效。门槛的高度取决于立法者和法官的价值观念。
（二）标的不法协议
例6．自然人甲向自然人乙表示，愿以特定价格向乙购买毒品若干，乙表示同意。
试作分析：合同之标的，即合同双方之共同目的，也就是双方意思表示契合之处，例6中即移转若干毒品所有权。标的不法，即行为人追求违法，表现为侵害公共秩序，包括国家权利、不特定人权利、公序良俗。法律不能推定国家或不特定人可能许可侵害自己的权利，因此法律必然禁止违法。法律的直接表现就是禁止违法。
违法协议缔约人须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因此，此类协议有法律效力，但并非缔约人追求之法律效力。此类协议禁止生效，不是合同。可见，发生非行为人追求的法律效力之协议非合同。
法律行为如不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而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称脱法行为。如以借贷形式确认赌债。法律禁止脱法行为，脱法行为协议标的违法，不构成合同。至于行为是否脱法，即是否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只能由法官依法决定。
（三）标的不能协议
例7．甲向乙表示，愿以特定价格委托乙制造永动机，乙表示同意。
试作分析：所谓标的“不能”，指违反客观规律，如买卖已灭失之特定物，承揽超越人力之事。学界对法律行为标的不能分类甚多：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本文称“事实不能”为“不能”，“法律不能”为“不法”。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属本文之“不能”，“嗣后不能”非本文之“不能”。3．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通说所谓“客观不能”，指不应由行为人承担后果，如不可抗力；所谓“主观不能”，指应由行为人承担后果，如因病违约。通说对主客观之分类与主客观本义有出入。通说之“客观不能”属本文之“不能”，“主观不能”非本文之“不能”。4.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永久不能”属本文之“不能”，“一时不能”非本文之“不能”。5．全部不能与一部不能。“全部不能”属本文之“不能”；“一部不能”者，“不能”部分无效。故本文之“标的不能”，指“事实不能”、“自始不能”、“客观不能”、“永久不能”、“全部不能”；“一部不能”者，“不能”部分无效。
法律并非一概禁止行为人为标的“不能”行为，如寻求已灭失之特定物，制造永动机，但禁止就“不能”标的设定权利义务。这意味着创设此类“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不能追求实现效果意思，属无效法律行为。在广义上讲，就“不能”标的设定权利义务，可视为侵害公序良俗。
通说有“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提法，《合同法》即有“合同无效”之规定（第52条）。通说不区分法律行为有效与生效，无效与不生效。作为民法范畴，法律行为有效、无效、生效、不生效，并非其文字意义，而有特定含义。法律行为有效表示法律许可行为人追求实现效果意思，法律行为生效表示行为人实现效果意思；法律行为无效表示法律禁止行为人追求实现效果意思，法律行为不生效表示行为人未实现效果意思。所谓“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提法均不规范，标的不法、不能的协议可称无效协议，或协议无效。
需要指出，标的之表述如不规范，可能发生不必要分歧，如例8。
例8．甲向乙表示，愿以特定价格向乙转让甲出借于丙的手表的返还请求权，以转让手表所有权，乙表示同意。
试作分析：此即指示交付。所谓“返还”，就是恢复原状；指示交付中，只能指恢复占有或占有请求权。显然，指示交付协议生效存在一个前提：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前，占有标的物或享有标的物给付请求权。然而不存在上述前提，这意味着指示交付转让之权利并非返还请求权。
指示交付中，指示人对标的物享有之返还请求权，属特定物给付请求权。特定物给付请求权可能因物权或占有妨碍而发生，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可能因其他原因而发生，如买受人之标的物给付请求权。两类请求权内容相同，但后者与请求权人取得请求权前之权利状态无关，具体地说。请求权人取得请求权前，是否标的物权利人，或合法占有标的物，在所不问；前者即物上请求权，含返还请求权，与请求权人取得请求权前之权利状态有关，具体地说，请求权人取得请求权前，必须是标的物权利人，或合法占有标的物。指示交付转让的仅是请求第三人给付特定物的行为资格，并非请求第三人返还特定物的行为资格，属物上请求权以外之特定物给付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是因物权或占有权源妨碍而派生之权利。物权或占有权源不移转，物上请求权不能移转；物权或占有权源移转后，如受妨碍，物上请求权当然派生，无需另外移转。指示交付中，标的物给付请求权转让前，指示人享有物上请求权；标的物给付请求权转让后，交付相对人因享有标的物给付请求权而取得标的物物权，因享有标的物物权而发生物上请求权。但权利发生与权利转让存在区别，交付相对人之物上请求权非转让取得。这意味着物上请求权可移转不可转让。民法转让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法律行为组合，不仅反映变动后果，而且反映变动程序。民法移转不以法律行为为要件，只反映变动后果，不反映变动程序。转让只是移转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当事人双方法律行为组合的移转。唐人有句描述晋代王谢府第成为唐代百姓居所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表现后果，不表现过程，即属移转而非转让。将指示交付过程概括为转让物上请求权，违反事实和法理。因此，严格地说，物上请求权转让协议应属标的不能。 [9]
四、伪协议法理分析
无需相对方接受的表示，如相对方表示“接受”，形成的不是协议，而是伪协议，可分两类：
（一）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
1．设定无对价债权之“协议”
（1）保证“合同”
①区分权利设定与权利转让
例 9．甲向乙表示，愿做乙的债务人丙的保证人，甲表示同意。
试作分析：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此处之缔约人，包括合同双方。换言之，合同反映了合同双方的意志，是双方的意思表示。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双方意思表示的肯定。如“协议”中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此类意志无需相对方接受，此类“协议”是伪协议，此类“合同”是伪合同。
在法理上，转让权利以相对人接受转让为前提，双方必须协议，发生合同关系。为他人设定权利，双方是否必须协议呢？
人身权不可为他人设定。财产权中，债权可为他人设定，所谓要约，即行为人为自己设定债务，为受约人设定债权。物权中，所有权不得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均可为他人设定。知识产权中，法律无用益性知识产权规定；担保性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质权，可归入担保物权。
民事主体为相对人设定债权，即允诺为特定行为，含不作为，有约束力，无须相对人同意。允诺给付特定价值而无约束力，并非设定债权，如赠与允诺。
如民事主体设定的债权有对价，意味着设定人希望相对人接受自己的意思表示，设定人之允诺构成要约；相对人接受要约之允诺亦有法律效力，构成承诺；双方之协议构成合同。如民事主体设定之债权无对价，意味着设定人无需相对人接受自己的表示，设定人之允诺不构成要约，如保证关系；相对人的允诺无法律效力，不构成承诺；双方的“协议”是伪协议、伪合同。严格地说，所谓“设定无对价债权之协议”是伪概念。然而，如相对人向无对价债权设定人表示“不同意”或“不接受”，此类表示有法律效力，但并非拒绝承诺，而应视为放弃债权。
民事主体为他人设定物权，是许可相对人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期间内，行使设定人物权的特定权能，设定人允诺自己不作为，即不为妨碍行为，有法律效力，通常无须相对人同意，但有时此类许可以移转物的占有为前提，如动产质押以移转标的物占有为成立要件，票据质押以移转质权凭证为成立要件，而转让占有必须双方合意，此属例外。
当然，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通常有对价，意味着设定人希望相对人接受自己的意思表示，设定人此类允诺有法律效力，构成要约；相对人接受要约之允诺亦有法律效力，构成承诺；双方之协议构成合同。但不能推论设定人之物权设定行为须相对人同意，其实是设定人以设定物权为对价之交换行为须相对人配合。
民事主客体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民法的支配是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只服从法律，可对抗任何人意志。如：土地所有权人使用自己的土地，只须根据法律，可对抗任何人意志，属土地支配关系。土地使用权人使用自己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只需根据法律，可对抗所有权人意志，亦属土地支配关系。只能在对象上实现他人许可自己实现的意志非民法的支配。如承租人使用所租土地，不得违背出租人意志，属依约使用，但可在合同内对抗出租人，不是对土地之支配，不以土地为客体，非土地之物权。借用人使用所借土地，不得违背出借人意志，亦属依约使用，但对出借人无合同对抗性，亦非对土地之支配，不以土地为客体，非土地之物权。在法理上，承租人、借用人使用土地，均视为对行为人自己人身的支配。
因此，民法的许可关系包括多种权利关系：
财产关系。包括两种：其一，许可相对人不完全支配许可人之权利客体，发生他物权关系：其中，许可相对人使用性支配许可人之权利客体，发生用益物权关系；许可相对人处分性支配许可人的权利客体，发生担保物权关系。其二，许可相对人非支配性使用许可人的权利客体，有偿使用构成租赁关系，发生合同内对抗性；无偿使用构成借用关系，不发生对抗性。
人身关系：即许可相对人在特定领域、特定期间，非支配性使用自己的人身要素，如姓名、名称、肖像、隐私等，有偿使用发生合同内对抗性，无偿使用不发生对抗性；许可使用姓名可构成民事代理的授权，许可使用隐私通常构成许可披露隐私。许可使用他人人身要素，被许可人不得支配许可人的人身要素，不以许可人人身要素为客体，不发生对许可人人身要素的人身权，法理上均视为被许可人对自己人身的支配。当然，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人身要素，相对人也无须表示，不构成合同。如有对价，双方的协议构成合同。但不能推论许可使用自己的人身要素行为须相对人同意，其实是许可人以此为对价的交换行为须相对人配合。
因此，转让权利发生合同关系；除以移转物的占有为成立要件的质押关系外，设定权利均是单方允诺：保证关系是保证人向相对人允诺作为，债权人无须表示，非协议关系、合同关系。用益物权关系，抵押关系，是所有权人或第三人向相对人允诺不作为，相对人无须表示，非协议关系、合同关系。至于法律规定之他物权设定程序，未必反映此类设定的单方行为性质，不能否定此类设定实质上是一种许可行为。如立法规定，为他人设定不动产他物权，行为相对人必须在权利登记簿上签字，该签字的法律意义不是“同意”或“接受”，其实是知情；如拒绝签字，法理上应视为发生相当于涂销登记的法律效力，下文将作分析。
②广义授权行为概念
在法学理论上，代理曾被认为系基于委任、雇佣、合伙、承揽等契约而发生，代理权的授予只是这些契约的外部关系。1958年第四十二届德国法学家年会上，Hans Dolle教授在其著名演讲《法学上之发现》中指出：“Jhering首先阐明代理权与委任的区别，Laband则强调两个法律现象彼此间的独立性。” [10]Hans Dolle教授在演讲中，把Laband的理论置于法学上各发现之首。学术界称Laband的理论为“法学上的一大发现”。 [11]
Hans Dolle教授在文中指出：“我所指的是Laband于1866年在《商事法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所论述的‘代理权授予及其基础关系之区别’。简言之，也就是代理权授予及委任的区别。” [12]
发现授权行为与委任的区别，与“发现”授权行为与委任“彼此间的独立性”，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实际上，后者是不可能“发现”的。法律行为效力之间的关系由法律规定。因此，如果存在委任与授权两个行为，授权行为是否独立于委任行为，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不可能被法学家“发现”。法律行为的独立性问题是价值问题，非事实问题。Laband真正发现的，是代理之授权乃单方行为，代理之授权关系非协议关系、合同关系。
民法学中，广义的授权行为即许可行为—许可他人行使自己的权利。通常所谓的授权行为指民事代理之授权，即许可他人行使自己的姓名权，为狭义的授权行为。用益物权和抵押权设定是许可他人行使自己的部分物权权能，可归入广义的授权行为。代理之授权无须登记；而根据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物权设定登记生效；两者存在区别。但任何授权关系均非协议关系，合同关系。民法学界接受Laband的理论，承认代理授权不发生合同关系，但认为用益物权和抵押权之设定发生合同关系，实际上没有完全理解授权关系，反映了现有授权理论的不彻底性。
例9中，甲的表示是为乙设定对丙的债权的保证债权，有法律效力，无须乙的同意，属允诺，无对价，非要约。乙的“同意”无法律效力，非允诺，非承诺。当然，如乙向甲表示“不同意”或“不接受”，应视为乙放弃保证债权。甲与乙的“协议”是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无须相对方接受，是伪协议，伪合同。
（2）无对价履行承担“合同”
例10．甲向乙表示，愿意承担乙的债务，乙表示同意。
（3）无对价债务承担“合同”
例11．甲向乙表示，愿意承担乙的债务人丙的债务，乙表示同意。
①债务转让质疑
试作分析：《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1条（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债务人订立契约）的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订立契约承担其债务者，非经债权人承认，对于债权人不生效力。”据此，债务可通过合同转让。所谓债务转让合同经债权人同意生效，只能理解为合同效力待定。通说视债权转让行为为处分行为，准物权行为，推论“债务转让合同”亦属准物权行为。 [13]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0条（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债权人订立契约）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订立契约承担债务人之债务者，其债务于契约成立时，移转于该第三人。”
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选择资格，如无人身属性，可以转让。债权如无特殊规定，当然可以转让。义务是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是否可以转让呢？
通说认为：“第三人与债务人订立的债务承担协议，性质上属于债务人对其债务的处分。债务为义务之一种，而义务不得由义务人随意处分，为民法的一大原则。但债务之所以与一般义务不同，就在于它仅对特定之人存在。债务人的债务，乃是相对于特定债权人享有的的债权而存在。因此，债务人的债务得因债权人的免除意思而免除。同理，债务人对其债务的处分，如经债权人同意亦可有效，而且也只有经债权人同意方才有效。” [14]
从义务人是不特定人还是特定人的角度，义务可分为不特定人义务与特定人义务。转让义务是承担人受领转让人义务。转让不特定人义务没有意义。特定人义务即债务。所谓义务转让，均指债务转让。主张义务不可转让，例外是债务可转让，是一种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方式，实质上就是主张义务可以转让。
法律上的转让是一种合同关系。债务转让的后果只能是债务人消灭债务，受让人承担债务。如果说债务人消灭债务须债权人同意，那么，受让人承担债务无须债权人同意。从债务人消灭债务须债权人同意，推论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合同须经债权人同意生效，根据不足。
所谓债务人消灭债务须债权人同意，其实就是如无法定事由或约定事由，债务只能由债权人免除。而债务一旦免除，也不存在债务转让问题。因此，所谓债务转让须债权人同意，其中的合理内容就是债务免除须债权人同意，或者说，只有债权人可免除债务人债务。
在法理上，所谓“债务转让”过程，包含以下行为：
第一，第三人向债务人允诺，愿意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人之债务，通称履行承担。如无对价，第（1）行为无须债务人接受，不构成要约，自允诺到达债务人生效，债务人可请求允诺人按允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人之“同意”不构成承诺。第三人与债务人之“协议”是伪协议，伪合同。如有对价，第（1）行为须债务人接受，构成要约；债务人之同意构成承诺；双方的协议构成合同，无须债权人同意即生效：债务人可请求允诺人按允诺向债权人清偿，允诺人可请求债务人给付对价。但该合同不是转让债务的合同，而是包含对价之向第三人给付合同。这意味着，并非第三人替代债务人履行债务须债务人同意，而是第三人以替代债务人履行债务为对价，与债务人特定行为之交换行为须债务人配合。可见，无论有无对价，第三人替代债务人履行债务均无需债务人同意。
第二，第三人向债权人允诺：愿意清偿债务人之债务，通称债务承担。但广义的债务承担也包括履行承担，如前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1条即为：“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债务人订立契约”。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0条（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债权人订立契约）规定：“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契约承担债务人之债务者，其债务于契约成立时，移转于该第三人。”“立法理由”认为：“债务之承担，因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契约而生效力，其债务人是否承诺及知悉，均非所问。第三人既与债权人订立承担契约，则债务人之债务，即于契约成立时移转于第三人，从而第三人成为新债务人，旧债务人即可免其责任。”此说实际上认为，不仅债务人可转让自己之债务，债权人亦可转让债务人之债务。
第三人向债权人所表示愿意清偿债务人债务之允诺，如无对价，无需债权人接受，不构成要约，到达债权人生效，债权人可请求允诺人按允诺清偿。债权人的“同意”不构成承诺。第三人与债权人的“协议”是伪协议，伪合同。第三人允诺如有对价（免除债务人债务），需债权人接受，构成要约，到达债权人生效，债权人可请求允诺人按允诺清偿。债权人之同意构成承诺，到达允诺人生效，允诺人可请求债权人按承诺给付（免除债务人债务）。第三人与债权人的协议构成合同，但并非债务移转合同，而是包含对价之向第三人给付（向债务人为免除表示）合同。这意味着，并非第三人承担债务人之债务须债权人同意，而是第三人以承担债务人之债务为对价，与债权人免除行为之交换行为须债务人配合。可见，无论有无对价，第三人允诺承担债务均无需债权人同意。
债务的免除有两种立法：或为契约行为，或为单方行为，均须债权人向债务人表示免除意思，债权人向第三人表示免除意思不发生免除效力。虽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0条规定，第三人与债权人之债务承担“合同”可将债务人债务“移转”至第三人，但第343条（免除之效力）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表示免除其债务之意思者，债之关系消灭。”据此，无论有无对价，债权人对第三人之债务免除表示均不发生免除效力，债务人之债务不能“移转于该第三人”。
第三，债权人向债务人允诺，免除债务，到达债务人生效，债务人免除债务。
在法理上，上述第一允诺是第三人为债务人设定之无对价或有对价之债权，债务人可无对价或有对价请求允诺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第二允诺是第三人向债权人设定之无对价或有对价的债权，债权人可无对价或有对价请求允诺人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第三允诺是除法定或约定事由外债务人债务消灭的必要程序。严格地说，第（1）行为非债务移转必要程序。可见，上述债务移转过程表面上是经债权人同意的债务转让“合同”，实际上是上述三个允诺，本质上是第二、三个允诺。这意味着债务不可转让，但可移转。
当然，经第二、三个允诺移转的债务移转前后并非绝对同一：移转前的债务如有担保，移转后消灭。移转前债务人如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移转后消灭。确切地说，此处之债务移转是原债务人债务消灭，新债务人债务发生。通说不注意区分转让与移转，上述“债务转让合同”经债权人同意生效之观点及其表现。前文所谓指示交付是转让标的物物上请求权之观点，亦属同一性质错误。当然，债务与物上请求权不可转让的原因不同。物上请求权可移转不可转让的原因前文已作分析，此处不赘述。债务不可转让的原因在于：除法律规定外，义务设定自主，属单方法律行为，无需他人同意。这意味着民法转让的标的可以是权利，不能是义务。
民法给付行为是相对于受领行为之概念，给付行为须受领行为配合方能完成，构成交付。交付如侵害第三人权利，由受害人决定行为（实际上是给付行为和受领行为）效力：受害人接受行为后果，行为生效；受害人拒绝行为后果，行为不生效。通说将履行承担行为分为并存和免责两类：前者债务人不免除债务，行为生效；后者债务人免除全部或部分债务，效力待定。履行承担是第三人向债务人允诺承担债务，确切地说，是履行承担允诺行为，无论允诺承担全部债务还是部分债务，均非交付行为，不发生免除效力，不侵害债权，无须债权人决定行为效力，非效力待定行为；债权人也不发生对承担的之债权。履行承担行为可分为全部承担和部分承担，不能分为并存承担和免责承担。如因通说主张债权转让是准物权行为， [15]推论“债务转让”亦属准物权行为，则混淆了权利与义务。
②债权人签字之履行承担“合同”效力
如债权人在债务人与第三人之履行承担“合同”上签字，效力如何？
第一，如履行承担“合同”由债务人和第三人共同交付债权人，或债务人和第三人共同委托他人交付债权人，或债权人当债务人与第三人面签字，视为：（1）第三人向债权人为债务承担表示；（2）债权人向债务人为债务免除表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债消灭，债权人与第三人之债发生。或者说，债务人之债务移转（非转让）至第三人。
第二，如履行承担“合同”由第三人交付债权人，法理上视第三人为债务人之代理人，效力同债务人与第三人共同交付。
第三，如履行承担“合同”由债务人交付债权人，债权人签字视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为债务免除表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债消灭；但债权人与第三人之债不发生。可见，第三人向债权人交付履行承担“合同”，视为第三人向债权人为债务承担表示。债务人向债权人交付履行承担“合同”，对第三人不生效力。无论履行承担“合同”是否由债务人交付债权人，债权人是否当债务人面在履行承担“合同”上签字，债权人在履行承担“合同”上的签字，均应视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为债务免除表示。
经债权人签字之履行承担“合同”，不能视为债务人、第三人、债权人三方订立的“合同”。该“合同书”上，第三人签字表示：第三人向债务人表示承担债务人的债务，无须债务人“接受”、“同意”；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承担债务人债务，无须债权人“接受”、“同意”。债权人签字表示债权人免除债务人债务，无须债务人“接受”、“同意”。债务人签字无法律效力。因此，该“合同书”实际上是三个单方允诺。
第三人的履行承担允诺，债务承担允诺，对第三人有无强制力？法理上，履行承担允诺、债务承担允诺，均与赠与允诺不同：赠与允诺人不兑现允诺，相对人无实际损失，故赠与允诺不应发生强制力。而履行承担允诺人不兑现允诺，债务人通常发生债务不履行后果；债务承担允诺人不兑现允诺，债权通常不实现。因此，履行承担允诺与债务承担允诺应发生强制力。
③合同转让质疑
通说认为，经相对人同意，合同可以转让。从上文可知，合同转让之说不成立。所谓合同转让，其实是转让人以所转让合同相对人免除自己合同债务为条件，向第三人转让合同债权；第三人受领合同债权，并向所转让合同相对人表示承担转让人合同债务。因此，虽然合同转让行为通常表现为转让人与受让人订立转让合同，所转让合同相对人在转让合同上签字，但在法理上，转让合同包括下列行为：第一，合同债务承担允诺行为：受让人向所转让合同相对人允诺承担转让人在所转让合同中的合同债务；第二，合同债务免除允诺行为：所转让合同相对人允诺免除转让人在所转让合同中的合同债务；第三，合同债权转让行为：转让人与受让人订立所转让合同合同债权的转让协议。第一、二行为均为单方允诺；第三行为是转让人与受让人的合同行为。
④买卖不破租赁法理分析
通说认为，罗马法规定买卖破除租赁，坚持了债的相对性。近代民法规定买卖不破租赁，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在法理上，出租人因享有标的物所有权，享有租赁合同债权；转让标的物所有权，合同债权随之转让，合同债务不能转让，但是否当然移转？买卖破除租赁，意味着出租人如转让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仅受领标的物所有权和合同债权，不承担合同债务，可请求承租人排除对标的物之占有；出卖人合同债务不免除，承租人可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后果。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租赁合同关系不终止，买受人与承租人之间不发生租赁合同关系。买卖不破租赁，意味着出租人如转让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受领标的物所有权和合同债权，并推定：第一，买受人向承租人允诺承担租赁合同债务，买受人与承租人之间发生租赁合同关系。第二，承租人免除出租人租赁合同债务，出租人与承租人之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可见，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过程，法理上是原租赁合同终止，新租赁合同发生的过程，不能视为债的相对性的突破。当然，出租人转让标的物所有权，也不是合同转让。
据此，例10、11中，甲与乙的“协议”均是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无须相对方接受，是伪协议，伪合同。严格地说，如无对价，“履行承担协议”、“债务承担协议”均是伪概念。
2．即时设定用益物权的“协议”
例12．甲无偿为乙登记甲名下的A地块特定期间使用权，乙表示同意。试作分析：例12中，甲的表示（登记）有法律效力，无须乙的“同意”。乙的“同意”无法律效力。甲与乙的“协议”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是伪协议，伪合同。严格地说，所谓“即时设定用益物权的协议”是伪概念。
例13．甲有偿为乙登记甲名下的A地块特定期间使用权，乙表示同意。试作分析：例13中，甲实际上有两个表示：（1）愿以登记为对价，交换乙的特定行为，通常是给付价金；（2）为登记行为。第（1）表示有法律效力，乙同意后方可交换，构成要约；乙的同意亦有法律效力，构成承诺；甲与乙的协议构成合同。第（2）表示有法律效力，无须乙的“同意”；乙的“同意”无法律效力；甲与乙的“协议”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是伪协议，伪合同。可见，在形式上，乙的同意包括同意交换和“同意”甲为登记行为；在实质上，乙的同意仅是同意交换，甲为登记行为无须乙“同意”。
3．即时设定抵押权之“协议”
例14．甲在自己名下的A房上为乙登记抵押权，乙表示“同意”。试作分析：例14中，甲的表示（登记）有法律效力，无须乙的“同意”；乙的“同意”无法律效力。甲与乙的“协议”仅一方意志发生法律效力，是伪协议，伪合同。严格地说，所谓“即时设定抵押权的协议”是伪概念。
担保行为反映担保人与债权人之关系，不存在对价问题，属无偿行为。如担保人为债务人，不存在发生有偿担保问题。如担保人为第三人，第三人为债务人担保，可能有对价，须第三人与债务人达成协议，发生合同关系；但无须债权人同意。
4.强加利益质疑
许可债权人单方免除债务，许可单方为他人设定财产权，是否会导致许可将利益强加他人呢？
（1）关于债务免除
债权是法律规定的稀缺资源归属关系破坏后的救济资格。债权人明示接受这一破坏，即放弃债权。放弃债权即免除债务，罗马法规定为契约行为（通说视契约为单数法律行为），法、德、瑞士等国从之； [16]日、俄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单方行为。 [17]《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的通知送达债务人时，发生债的消灭，但是，被通知的债务人在适当期间内不愿接受该意思表示的不在此限。”据此，免除行为效力未定，实质上属契约行为，只是推定债务人不拒绝为同意表示。有学者主张，免除不宜明确规定为契约行为，可仿《德国民法典》第333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69条规定：“债务人表示不欲享受免除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有免除之表示。” [18]此仿制规定实同《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条。我国《合同法》第105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据此免除应视为单方行为。周柑教授主张免除为契约行为，理由是：“免除债务在多数情况下为债务人所乐意，但也有债务人不愿消灭债务的情况，如有的人不愿受让之惠，特别对特定的人；又如学徒工为了学艺，就不愿其工作的义务被免除。” [19]学徒必须为雇主工作，也必须通过工作才能学艺。学徒的工作包含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不许学徒工作不仅免除了学徒的义务，也侵害了学徒的权利，非此处讨论的免除行为。
在法理上，免除应该如何规定，根据只能是：①免除是否侵害债务人利益？如侵害，应不生效。显然，免除不侵害债务人利益。②免除是否可能导致将特定利益强加于债务人，违背债务人意志？如可能，应不生效。免除只是允许债务人不为特定行为，并不禁止被免除人为特定行为。免除人身性债务，如赔礼道歉，被免除人不直接发生利益。免除财产性债务，被免除人可发生利益，如拒绝接受利益，仍可清偿。该给付系被免除人之真实意思表示，免除人受领不构成不当得利，被免除人不得以债已消灭而请求返还。如免除人拒绝受领，应许可被免除人通过提存而清偿，构成非债给付。因此，免除实际上不能将意志强加于债务人。
规定免除为契约行为，存在以下问题：①无实际意义，因债权人可通过不行使债权而达到免除的目的。②限制债权人处分债权，法理上根据不足。③债权人为免除表示后，债是否存在不确定，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
有学者主张免除发生自然债的效力。 [20]此言本身成立，问题在于，通说视自然债为债的一种形式，据此，免除后债仍存在。自然债无强制效力，属人情债，非法律债。免除应为单方行为，法律效力实际上同自然债。
史尚宽先生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以免除为单独行为，然亦非不承认免除契约之成立。例如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由债务人支付一万五千元债权中之二千元完毕后，即抛弃其余额债权。债务人不实行二千元支付时，则债权人得解除上述契约，而请求全额之支付。盖此时债权系因契约而抛弃，其因契约抛弃之债权，得因契约之解除而回复原状也（日本昭和四年三月廿六日大判、我妻民法教材四八二页）”。[21]此例之免除行为实为附“解除条件”法律行为，以债务人履行义务为条件，但无须债务人同意即可生效，形式上为契约行为，实质上属单方行为。法律行为可附条件，但对价不构成条件。此例条件属对价，非附条件法律行为之条件。在法理上，只要规定免除为单方行为，免除即无须债务人之意思表示，任何免除“契约”实际上均非契约，无须契约形式。
（2）关于单方设定财产权
单方设定的财产权包括债权、抵押权、用益物权。债权、抵押权，如不行使，实际上不表现为利益，无偿为他人设定债权、抵押权，难以强加利益。为他人无偿设定用益物权，有两种情况：①适用登记生效主义，本来只须设定人登记，无须相对人签字，相对人可能不知情，违背相对人意志。为避免强加利益，法律可规定此类行为须相对人签字，但相对人签字的法理意义是表示知情，并非表示“同意”或“接受”。相对人拒绝签字，法理上不应视为拒绝接受权利，而应视为放弃权利，即前文所谓发生相当于涂销登记的效力。②适用登记对抗主义，如不登记，必须通知相对人，相对人如不愿享有所设定权利，可以通过不行使标的权利而拒绝利益（不是拒绝接受标的权利），也不能强加利益；如登记，适用上述登记生效主义之分析。可见，许可单方设定用益物权也不能强加利益。
（二）双方意志均无法律效力的“协议”
1．允诺设定抵押权的“协议”
例15．甲向乙表示，愿将自己名下的A房所有权抵押于乙，以担保乙对自己的债权，乙表示同意。
例16．甲向乙表示，愿将自己名下的A房所有权抵押于乙，以担保乙对丙的债权，乙表示同意。
2.允诺设定质权的“协议”
例17．甲向乙表示，愿将自己的手表质押于为乙，以担保乙对自己的债权，乙表示同意。
例18．甲向乙表示，愿将自己的手表质押于为乙，以担保乙对丙的债权，乙表示同意。
试作分析：例15、16、17、18中，甲之行为均是允诺为乙设定担保物权，无须乙的接受。甲与乙的“协议”均是伪协议，伪合同。
既然甲之行为均是允诺设定担保物权，并非即时设定担保物权，甲之行为不发生物权。但是否发生债权呢？即是否为乙设定了债权呢？
（1）抵押关系
我国《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担保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包括：①无地上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②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③林木，④航空器、船舶、车辆，⑤企业的设备或其他动产。
前文指出，即时设定抵押权“协议”不是合同，《担保法》第41条表述并不准确。而且，合同关系即债的关系，登记合同就是登记债权，但债权反映特定人之间的关系，无须公示。如立法规定，特定合同必须登记，如商品房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均非为了公示，而是为了管理。条文所谓“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准确含义应为抵押权自登记之日起发生，具体地说，抵押人以登记行为，表示即时为债权人设定抵押权之效果意思，登记行为即时发生物权效力，即发生抵押权。可以推论，抵押权发生前，抵押允诺人不因抵押允诺与债权人发生债的关系，不发生对债权人的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未经抵押登记，抵押允诺人之意思表示不发生物权效力，但发生债权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与《担保法》第41条明显冲突，司法解释修改了法律，司法解释者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担保法>司法解释》起草者，最高法院民二庭承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对《担保法》第41条“富有突破性”。[22]
最高法院民二庭为自己“富有突破性”的“解释”作了辩解：“我们认为：对《担保法》的此项规定（按：指第41条）应做正确的理解：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指的是抵押合同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即抵押权成立。在登记之前抵押合同并非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除非违反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而只是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即设立抵押权。”[23]
这一辩解不能成立。前文指出，民法之“生效”并非发生法律效力的简称，而是表示行为人实现效果意思。抵押人在整个抵押过程中有两个表示：①向债权人允诺，在自己的特定财产上为债权人设定抵押权；②为债权人登记自己的特定财产抵押权。第二个表示即时发生法律效力，即设定抵押权，没有异议。第一个表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担保法》第41条明文规定：“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据此，抵押人的全部效果意思就是以登记行为为债权人即时设定抵押权，无任何其他效果意思，第一个表示不发生法律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认为第一个表示对抵押人发生约束力，只是不发生抵押权，显然属于曲解，没有根据。
（2）质押关系
《担保法》第64条第2款：“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据此，质押人以交付质物，表示即时为债权人设定质权之效果意思，即时发生物权效力，即为债权人设定质权。可以推论，质押允诺人交付质物前，不因质押允诺与债权人发生债的关系，不发生对债权人的债务。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6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移交质物的，因此给质权人造成损失的，出质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质物交付质权人前，质押人之意思表示不发生物权效力，但发生债权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6条与《担保法》第64条第2款明显冲突，司法解释又修改了法律，司法解释者又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
质押人在整个质押过程中有两个表示：①向债权人允诺，在自己的特定财产上为债权人设定质权；②向债权人交付质物，为债权人即时设定质权。第二个表示即时发生法律效力，即设定质权，没有异议。第一个表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担保法》第64条第2款明文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据此，质押人的全部效果意思就是以交付质物为债权人即时设定质权，无任何其他效果意思，第一个表示不发生法律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认为第一个表示对质押人发生债权效力，显然属于曲解，没有根据。
传统民法学认为，质押合同为要物合同，即质物移转占有前，协议双方不发生合同关系。《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质物移转占有前，协议双方已发生合同关系，修改了传统理论，但该《司法解释》起草者仍认为：“质押合同为实践合同。”[24]这是对实践合同的曲解。有理由认为，为了修改《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起草者不仅曲解了《担保法》，而且曲解了实践合同。在法理上，为设定质权，在质物移转占有前，无须债权人表示，不可能发生合同关系。
（3）大陆法系物权担保“合同”的效力
大陆法系中，不动产抵押允诺的效力是不同的。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抵押允诺发生物权效力，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效力不统一：
《德国民法典》第873条（因协议和登记而取得）：“1．为了让与土地使用权，为了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为了让与此种权利或对此种权利更设定其他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应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对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将权利变更登人土地登记簿册。2.在登记前，权利人和相对人仅在以公证证书证明双方意思表示时，或向土地登记所交付或递呈意思表示时，或权利人已将符合土地登记法规规定的登记许可，交付于相对人时，始受协议的拘束。”据此，抵押物登记前，如不符合第2款规定的条件，不动产抵押允诺不发生效力。此处之效力是债权效力。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不动产抵押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存在相关判例（1981年台上453）:“不动产抵押权设定，固应以书面为之。但当事人约定设定不动产抵押权之债权契约，并非要式行为。若双方就其设定已互相同意，则同意设定抵押权一方，自应负使他方取得该抵押权之义务。又口头约定设定抵押权时，若为有偿行为，当不因债务人以后为履行义务，补订书面抵押权设定契约及办理抵押权设定登记，而使原有偿之抵押权设定行为变为无偿行为。原审所持相反见解，尚有未合。”可见，判例确认不动产抵押允诺发生债权效力；即使口头表示，也有法律效力。但该判例之一审持相反见解。
（4）物保允诺不应发生债权
应该承认，根据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和动产物权交付生效主义，不动产抵押行为，质押行为，与买卖行为、用益物权让与行为，有共同之处：除当事人意思表示外，还必须完成一个变动物权的特定行为。物权变动前，出卖人、用益物权出让人、不动产所有人，物上担保人，仍享有物权，可合法处分标的物或物权。但这不妨碍买卖协议、用益物权让与协议发生债权效力。一些学者因此认为，不动产抵押允诺“协议”、质押允诺“协议”发生债权效力理所当然；物权行为（梁慧星教授称物权变动或处分行为[25]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不仅适用于买卖行为，用益物权让与行为，也应适用于动产抵押以外的物权担保行为。梁慧星教授主持制定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即在其第310条（抵押合同）[理由]中认为：“按照本法关于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当然应明确区别抵押合同的生效和抵押权的设定。”[26]
然而，上述相似只是表面现象。有偿转让所有权或用益物权之允诺含对价，构成要约或承诺；而物权担保允诺不含对价，不构成要约或承诺，并且无法强制执行；由此发生根本区别。
在法理上，履约应视为移转一价值。合同债务人之缔约表示其实是为两个允诺：①允诺向相对人为特定行为；②允诺如不履行第一允诺，将给付特定数额财产。如合同无第二允诺，应推定缔约人允诺补偿因不履行第一允诺而未移转之价值，以及未移转价值于违约期间之孳息，补偿价值最终表现为货币形式。因此，缔约人第一允诺不仅是表示将为允诺之特定行为，而且是保证为允诺之特定行为，保证方式是：如不履行第一允诺，可请求履行第二允诺。在法理上，作为性特定行为无法强制执行，补偿特定数额货币可以强制执行。因此，合同的强制性不在于强制履行，而在于强制补偿。我国《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第107条），法理根据不足。
民事主体如允诺为他人设定担保物权，但最终没有设定，不是物权担保人，而是物权担保允诺人，包括抵押允诺人或质押允诺人。物权担保允诺人表示之真实意思仅是：允诺为相对人设定担保物权。该允诺不仅没有即时设定物权；因无对价，无须相对人配合，也不构成要约，不能推定存在第二允诺；允诺人不兑现允诺不构成违约，不适用违约规定。物保允诺人既然允诺设定担保物权，债权人当然可请求物保允诺人兑现允诺，但难以强制执行。
如抵押允诺人拒不办理登记，法律可否强制允诺人登记？前文指出，作为性特定行为无法强制执行。在法理上，此时抵押允诺人仍是抵押物所有人，相对人不能直接支配抵押物，当然也不能请求法院强制登记抵押物。能否规定须以他物替代登记？当然不能，抵押允诺人允诺登记之财产，相对人尚无权强制登记，何况抵押允诺人未允诺登记的财产。我国《担保法》第51条规定：“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抵押物价值减少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恢复抵押物的价值，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当的担保。”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0条规定：“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恢复原状或提供担保遭到拒绝时，抵押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提前行使抵押权。”可见，以他物替代登记或担保不能强制。根本原因在于：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不享有物权，抵押权人对抵押人抵押物以外的其他财产不享有物权，均不能直接支配。
如质押允诺人拒不交付质物，法律可否强制交付？前文指出，作为性特定行为不能强制执行。在法理上，此时质押允诺人仍是质物所有人，相对人不能直接支配质物，当然也不能请求法院强制移转质物占有。如质物已转让、遗失、灭失，或质押给第三人，同样不能规定须以他物替代。
因此，相对人请求物保允诺人兑现允诺的请求无威慑力，非债权权能。这意味着物保允诺人并未为自己设定任何债务。物保允诺相对人不因物保允诺发生任何权利。物保允诺不变动任何民事关系，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物保允诺是物保允诺行为，非物保行为。物保允诺人是物保允诺人，非物保人；应承担物保允诺后果，不应承担物保后果，而物保允诺后果无法强制执行，无法律意义。通说认为，物保允诺人不设定担保物权，违反诚信原则，应“赔偿”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这是对诚信原则的机械理解，不能成立。
保证行为亦非要约，不兑现保证也不构成违约。但保证人表示之真实意思是：如债务人不清偿或不能清偿债务，保证人清偿债务。保证是允诺附条件无偿给付特定数额货币。物保允诺不构成物保，保证允诺构成保证。保证人应承担保证允诺后果。请求物保允诺人兑现物保允诺不能强制执行，请求保证人给付特定数额货币可以强制执行。
可将保证允诺与赠与允诺作一比较：两者存在共性：均允诺无偿给付财产，均不构成要约，不兑现允诺均不构成违约，不应适用违约规定。但两者存在区别：①赠与允诺通常是赠与特定物，不能强制。保证允诺是补偿特定数额货币，可以强制。②赠与允诺人不兑现允诺，受赠允诺人无损失，不存在是否补偿受赠允诺人损失的问题；保证允诺人不兑现允诺，债权人有损失，存在是否补偿债权人损失的问题。在法理上，保证允诺人之注意义务应高于赠与允诺人，赠与允诺不应为受赠允诺人设定债权，保证允诺应为债权人设定债权。
规定物保允诺人意思表示发生债权，如物保允诺人就是债务人，此类规定没有任何意义；如物保允诺人是第三人，物保允诺人实际上成为标的物价值内的保证人，物保成了人保，增加了债权人风险。而且，此类规定容易使债权人以为，自己已取得请求物保允诺人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物保允诺人之意思表示担保了担保物权的发生，担保物权发生后又可担保合同债权，导致未经抵押登记或交付质物，就交付贷款。而实际上，如担保允诺人所为允诺是保证，相对人未必放贷。
民法需要担保物权，不是为了一般地以担保人财产担保债权，而是为了赋予债权人在担保人特定财产范围内优先受偿的资格。为此，债权人或可占有标的物（动产质权、留置权），或可冻结标的财产权（权利质押），或可保全标的物（抵押权），条件成就并可处分特定财产，或行使标的财产权，以区别无优先受偿资格，不能占有或保全担保人财产，不能冻结担保人财产权的保证制度。为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严格区分担保物权与保证债权，真正发挥担保物权的效用，减少债权人风险，不应承认披着担保物权外衣的保证行为，而应以交付为动产质押允诺人意思表示生效要件，以登记为不动产抵押允诺人意思表示生效要件。
因此，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不应普遍适用于通过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只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物保允诺不发生相对法律关系，不应发生债权效力。
据此，例15、16、17、18中，甲之表示均无需相对方接受，均不能强制执行，均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乙之“同意”均不发生法律效力。前文例1至例5，双方之表示无法律效力，不构成合同，但构成协议，是真协议、伪合同；而例15至例18，双方之表示不构成合同，也不构成协议，是伪协议、伪合同。严格地说，所谓“允诺设定担保物权之协议”是伪概念。
《担保法》规定，适用登记生效主义的抵押允诺关系，“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第41条）动产“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第64条）视上述抵押允诺关系、质押允诺关系为合同，是对协议和合同的误解；但否定此类允诺关系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实际上反映了立法者的认识：物保允诺无法强制执行。这一认识符合事实，但司法解释作了修改。
传统理论有不真正合同概念，通常指债务免除关系。上文指出，债务免除有不同规定，如为契约行为，即合同关系；如为单方行为，非合同关系。无论哪一种，均非本文之非合同协议、伪协议。
英美法有单方合同概念，指受约方以履行为承诺，亦非本文之非合同协议、伪协议。
前文指出：传统合同理论有诺成合同概念，表示不经交付即可成立之合同。在法理上，诺成合同是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之合同，构成对价关系；其他合同之成立，包括要物合同、物权合同、准物权合同，均无要约和承诺过程，除传统有息借贷外，亦不含对价。英美法之合同仅指诺成合同，要约和承诺是合同成立之必要程序，法理上视为两个有法律效力之允诺，对价为合同成立要件。在抽象程度上，英美法合同不及大陆法合同，大陆法合同理论不受英美法上述合同理论之约束。然而，英美法上述合同理论实际上主张：非允诺之表示，非对价之允诺，不构成要约或承诺。这一认识符合法理，但为大陆法合同理论所忽视。
综上，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不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无论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还是发生不符合缔约人意志的法律效力的协议，均非合同。无需相对方接受的表示，或有法律效力，如设定无对价债权（包括保证、无对价履行承担、无对价债务承担），即时设定用益物权，即时设定抵押权；或不应有法律效力，如允诺设定担保物权；此类表示如为相对方“接受”，形成伪协议。连协议都不是，当然不是合同。严格区分合同与非合同协议、伪协议，是正确理解合同概念的前提。通说主张合同成立可不生效；保证关系、抵押关系是合同关系；债务转让“合同”经债权人同意生效；均不成立。原因在于或者混淆了合同与协议，或者混淆了真协议与伪协议，或者既混淆了合同与协议，又混淆了真协议与伪协议。
注释:
[1]《民法通则》的“民事法律行为”表示合法法律行为，非民法中的法律行为。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3]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4]参见金平主编：《民法学教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4页。
[5]此处法律行为之“解除”似应理解为撤销，“解除”的对象是关系，非行为。
[6]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7][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页。
[8]《民法通则》之“民事法律行为”表示合法法律行为，非民法中的法律行为。
[9]在法理上，物上请求权是请求物权或占有权源妨碍人排除妨碍的权利，反映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债权，但本文不讨论物上请求权性质。
[10]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1]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12]参见前引 [10]，王泽鉴书，第4-5页。
[13]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5页。
[14]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5]在法理上，债权转让属债权行为，非准物权行为，参见拙著《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章《权利之表征性》第二节《关于债权转让》，本文不作讨论。
[16]《法国民法典》第1282条、1283条、1285条，《德国民法典》第397条，《瑞士债法典》第115条。
[17]《日本民法典》第519条，《俄罗斯民法典》第415条，我国台湾《民法典》第343条。
[18]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9页。《德国民法典》第333条规定：“第三人对立约人拒绝因契约而取得的权利时，视为自始未取得其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9条第3款规定：“第三人对于当事人之一方表示不欲享受其契约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取得其利益。”
[19]周相：《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8页。
[20] [21]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第829页。
[22]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担保法新释新解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页。
[23]前引 [22]，李国光主编书，第579页。
[24]同上书，第867页。
[25]梁教授在其所著《民法总论》一书中说：“须注意的是，中国民法思想不采用德国民法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理论，学者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规定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其中所称物权变动，是指物权变动的事实，非指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即所谓物权行为。例如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土地使用权设立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典权设立合同。系对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人债权合同，将物权变动作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效力。”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26]梁慧星主持：《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310条（抵押合同）[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