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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的心中也充盈着对于军队的喜悦、赞美和骄傲。竟然收复了斯特拉斯堡！ 怎能不为之欢欣雀跃！ 这是1940年7月4日，一位德国公民写给自己同事私信中的段落。言为心声，情溢乎辞，修书者的感奋和信笔挥洒的情貌，不难想见。 是的，写信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享誉学林的大块文章的作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当其时，德国大军节节胜利，所向披靡，欧洲的浩劫悲剧与德意志民众的山呼海啸同时上演，小小寰球，凉热两分。迈内克们的血脉贲张，组织起德意志高烧不退的万千热源。 迈公1862年出生，1954年去世。漫漫93度春秋中，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共和国四个阶段。四种政体，逐一亲历，个人或许不幸，却为史家之幸。一生勤耕，叙史事而原世事，秉心史铸就国史；切身近观，问世道以见人心，以遐龄阅尽沧桑。创作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近代历史中的国家理性观念》、《历史主义的形成》等鸿篇巨制。1946年，二战甫歇，山河破碎，耄耋史家五内如焚，奋笔疾书，以《德国的浩劫》祭奠，一时传诵，让万千同胞心怀戚戚。痛定思痛，作者既为历史主义辩护，并为德意志精神鸣屈，由理述纳粹的来去而质问整个西方文化本身是否存有根本性病征，三百年纷纷扰扰的现代性自我呈现进程是否同时就是一部自戕的历史？！ 史界纷议，褒贬互见，作者因其思想力道，获尊德国文化的“幸存象征”，可谓善终。 上揭迈公信函所述之“欢欣雀跃”，今日读者触目或许惊心，而其实其来有自。实际上，早在 1938 年 4 月7日，纳粹吞并奥地利后几周，迈内克在给流亡中的哈约·霍尔博恩的信函中就说：“赢得了奥地利，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且实现了过往的愿望和理想。”1940 年 6 月 12 日，在给女婿卡尔·拉贝( CarlRabl)的信中，迈公再度写道：“作为为了凡尔赛和约而正在惩罚法国的巨大集体力量中的一分子，你现在有了重大的历史事情要去完成。我也对我们军队正在完成的事情充满了崇敬，那远远胜过了所有的预期。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建立起这样一支军队，这是第三帝国最伟大的积极成就。我毫无保留地认可这一点，但绝没有忘记那些发生过的消极的事情。” 迈公厌恶纳粹，也从不认同这个政权。实际上，1935年，迈公因此而被解除了《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职务，不少弟子亦且被迫流亡。老人虽然足不离国，拒绝流亡，可政治上仿佛置身异邦。但是，即便如此，若此史家，一代宗师，本当高自标立，卓绝同侪，不为流俗所囿，不料却津津于纳粹铁骑的驰骋，而“喜悦、赞美和骄傲”，乃至于“欢欣雀跃”。其言词，其心情，其观念，同时说明绝非简单径以“流俗”二字就能打发的，也不是他的信函之直白陈述即可尽诠者。实际上，其思其虑，在让我们为人类心灵的深邃曲奥而惊诧莫名的同时，还至少向后人透露了四大消息。 本文在现代国家成长和近世欧洲政治文化变迁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间政治语境下，紧扣现代德国的立国进程这一根本问题，经由省察迈内克的思想脉络、人身经历和价值选择，就其历史学家的邦国情思和作为国民的历史理性的纠葛，有关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的德势抗衡关系，以及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互动，展开思旅，以集中说明迈内克们之所以“欢欣雀跃”的复杂心理、错综学思和文化政治根源。 二、基于情思的迷思 家国情怀，本为人情之常，迈公内心，如同千万同胞，含藏着对于祖国最为深沉而炽烈的爱恋。此种情愫，置于德国 19世纪以还延续百年的立国进程之中，遭逢“一战”后割地赔款的屈辱，遂潜转为渴盼祖国复兴、追求民族强盛的国民愿景。“凡尔赛秩序”不是削弱，却似乎强化了这一愿景，而使得卧龙在田，蓄势待发而已。这是现代国民的美德和一邦成员的本意，深心大愿，无可厚非。但凡体认到自己是邦国成员，对于这一共同体心怀依恋，祸福与共，才是正心诚意，也是修齐之本。否则，反倒异常。“三心二意”、“离心离德”或者“同床异梦”，不仅说明邦国共同体未能有效招募忠诚成员，表明国家建构的失败，终究祸延子孥，而且，同时暴露了他们其实尚未达臻国民之境的游离处境，而这是身处列国体制之下，孤独个体的尴尬。一旦认同意识和认同危机遽现，它甚至会成为精神痛苦的源头，进而，引发行为失范和政治危机。“现代”的成就，特别是在历经十九世纪普遍的“举国武装”的近代欧洲历史语境下，正在于编织出“民族国家”这一巨无霸，并获秉国民忠诚的绝对正当性。经此辗转，人世间，除开通达天意的虔诚宗教信仰，我们还找不到比她更为炽烈、广大而沉厚的人类情感。因而，“收复”而非“攻占”，一词之异，道出的是长纾积怨、一吐屈辱的畅快淋漓，则迈公此时的豪迈与欣慰，或许，还夹杂着目睹眼面前的兴衰替亡油然而生的浩浩沧桑，定然如翻江倒海。十尺书斋，西风吹梦入江楼，香满枝南，人间惊早。浸淫国史，思越千古，此种情愫，迈公当较常人愈甚。不过，家国情怀不幸而政治化了，一如任凭人性全然交付于浮士德，乃至于“欢欣雀跃”之际全然忘却了他人的感受，触及常识底线，则邦国情思放纵而为毫无将心比心的仁忍恕道，以报复为指归，则难免祸福相倚，而吉凶端在时势矣！仅以“绝没有忘记那些发生过的消极的事情”曲饰而自慰以自卫，终究经不住拷问，也似乎挡不住静夜扪心的那一份惶惑。事后证明，如《德国的浩劫》所述，迈公是以“古典的德国精神”与纳粹狂潮的截然两分来安慰破碎的德意志心灵的，则其几陷迷思，争不脱的，原是那一份情缘，而成败萧何，夫复何言！ 说是“成败萧何”，是因为对于邦国家园的深沉爱恋，通常所谓的“邦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不仅激荡国民情怀和民族理想，而且，其为一种心性资源，也是激扬公民理想和启发宪政文化的内在动力。如同面对祖国的连绵苦难之不能自已，恰恰引发了民初士子们的反传统情绪，而为引进西学、再造文明推波助澜，迈公们的情思和迷思——如果在此使用“迷思”一词尚不算轻薄的话，说明公民理想原来脱胎自民族情怀，暗藏着邦国复兴的深心大愿。但是，问题在于，彼时彼地，德意志学人之“欢欣雀跃”，固然源自民族主义，一种深沉的家国爱恋，可却未能进行此番转圜，拙于以公民理想救济民族理想，未能用公民理性中和国家理性。相反，在一个放逐了魏玛共和的帝国梦都，“荣耀”和“强盛”的邦国理想单兵独进，施施然，嚣嚣然。如此这般，一份情缘，两样结果，过犹不及，迷思原来源于情思，东西南北，真是难为了多少人啊！ 为情所陷，端为常态，但有一类人，因为职业和志业所系，自当时常警怵，在不时提醒自己的同时也提示他人。这种人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 19世纪以还的俄国历史背景下，还是在欧洲通用的语境中，抑或在中文世界的理解看来，循名求实，“知识分子”均意味着此种担当，脱不了这份干系。“吾侪所学关天意”，夫子自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展示了一份自戕般的殉道意识。因而，看清其间的紧张，承担其间的张力，时刻警示自家当于豪情澎湃之际不忘勤挽理性之泉拂去人类心灵里的泥垢，实为职业所在，也是志业所系，因而，恰为天职，一份沉甸甸、恒具悲剧性质的人间嘱托。在古典希腊智慧看来，审慎是人类的美德，所述非无来由。由此，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就意味着认可了自家“知识公民”这一志业定位，一种专门为邦国(如果不说“人类”的话)看守精神家园的献祭行当。此为天职，非以“世俗时代”、“现代社会”一干饰辞所能打发。实际上，这也是大众期待，恰恰是现代劳动分工的必然。“上帝死了”，可“知识分子”依在，“读书人”还在，不过这么回事。它不是矫情，亦非矫然自诩，而是人世分工的必需，实因我们人类这一物种伟大而脆弱。承受得住，在此就业；否则，不要跻身于此，落个心闲。 德意志国民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身处多难之邦，情难自抑，可见本性本情为当下事件触及，天然流露。可正是这一份天然，却将知识公民的命定天职，挤压变形，失守于所当应然，离弃了理所当然，而使知识公民完全退守为“一般国民”，公民理性终究未能抵御浅表流俗的国民理想。——本来，较诸公民理想，甚至不妨说国民理想恰恰是一种更为庄敬崇高的精神，明白大公，醇雅深厚！ 因而，如为“一般国民”，此情可悯，他们不过是随诸性情而恪守本分。但是，迈公不一般，恰恰不一般，因而，便不可文饰了。其为历史学家，披览人世沧桑，洞悉“古典的德国精神”，应当明白政治与真理之间那份永恒存在的高度紧张，胡可为奠立于“意见”而非“真理”之政治所裹挟。 “意见”如流沙，风来雨去，辗转无形，不足以托付身心。“真理”若磐石，遗世独立，大音希声，晓谕我们恨爱情仇的背后尚有大是大非。如果说铁血首相俾斯麦大智大勇缔造了德意志帝国，成功赋予德意志一个宪制的政府形式，却“敲断了民族的脊梁”，就是说，空留下一整个未曾熏受政治教育的民族，却有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和无权无势的议会这种政治架构，那么，迈公一人失守，意味着精神的全盘崩溃，整个德国的道德瓦解，文化“幸存象征”也许成立，而精神自立难立，不打自招。——幸亏，德意志尚有雅斯贝斯这样的学人挺立。至此，呼应上文，落实和还原到一个情字，则无情不成人类，多情养育了人类，伪情让人类异化，滥情加害于人类矣！ 这样说，读者诸君想必已然察觉，未免太过简单化了。它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把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情结于事后还原为几个干巴巴的意识形态概念，或者，套用于枯燥的心理学名词而已。不过，自另一方面而言，虽说历史的表象和过程错综纠结，而真实的精神进程还可能真的就不过是几个观念在作祟呢！而此种观念之能深入人心，甚至展现出无比的“理论说服力”，恰恰在于它们迎应了特定的心理因素，满足了时势的需求。因而，问题遂转换为：对于迈公这样的伟大心智，此刻要问的是，情感和观念，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在近代德意志立国进程这一总体背景下，是如何交相呼应，有以然哉？！理性、历史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理性观念，究竟能否应付得了立国进程中的政治解释的重担？！是啊，情有异，变无形，闪闪烁烁，迷离朦胧，邦国现世中的我们，何以看透，如何拿捏？特别是当我们寄身其中的邦国情仇，忧乐之间，山光水色，总是牵动着我们的心弦一脉之际？它们积存在心，躲闪不掉，压抑不住，需要我们勇敢地用理性来接应，从而，做出明明白白的正面回应。本节开头就说，迈公如同千万同胞，内心含藏着对于祖国最为深沉而炽烈的爱恋。类型化一下，不妨说，此爱得谓国民之爱祖国，属于“国民之爱”。与之相对，置身邦国，每个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公民，较诸国民，它更具公共相关性，也更具政治反思意味，因之而有对于祖国的“公民之爱”。前者得谓“爱祖国”，无条件，一厢情愿，出乎自然，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后者始为“爱国”，有选择，讲条件，源自法权定位和自我政治反思，而且，是可以撤销、允许收回的。国民之爱祖国和公民之爱国，表象无异，而定位有别，自当留意。1980年代以还，数百万华人用脚投票，飘洋过海，另觅家园。虽然置身新国，而旧邦难忘，“一提起祖国就掉泪”。—朋友，这就叫“爱祖国”，不讲条件。可掉泪的主儿还是住在新国，因为他或者她认同新国的基础设施、环境条件、政法架构、精神价值乃至于审美情操，以及分享的体面甚至于尊严，钟情于“护照的人权汇率”(借用吴稼祥先生的一个表达)，纵然“想祖国想得要死，梦里都想哭了”，也依然生息在彼，劳作在彼，取舍在彼。其于新国，这不是别的，就叫“爱国”，一种公民输诚式的认同。 不过，此于常态常例，不无解释力，可要搬用这一罗马古典意义上的“爱国”与“爱祖国”来涵观迈公，未必迂腐，甚至同具一定解释力，却似乎远水不解近渴，或者，不免流于肤浅，又或，“跑题了”。 因为，说迈公的“欢欣雀跃”是“爱祖国”，却非一定出乎“爱国”，当然没错，可它对于我们揭示一位伟大学人的曲奥胸臆，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答案是有意义，但没有多少意义。说好听点，是在延续已有的结论；说不好听，不过是在重复正确的废话。毋宁，“历史之爱”与“政治之爱”，两相对举，更能切合迈公们的心思。换言之，迈公之“欢欣雀跃”，经由对于“德意志历史进程”的文化解绎，可能也是一种自我心理文饰，早已剥离具体政体，而笼统落归为对于德意志“民族文化复兴”之忱。经此一线牵连，有关希腊罗马文明的真正传人的历史记忆，下迄而至神圣罗马帝国的脉络，仿佛瞬间坐实。“斯特拉斯堡”固然是地名地域，如同头上有天一样确定无凿，但其意其义，又似乎不止于此。毋宁，它是某种历史时刻的象征，一种以空间坐标来表征的时间刻度。这个历史时刻不是别的，就是“帝国神话”道成肉身之际；或者，德意志文明的光华时刻。就此而言，“历史之爱”迹近于国民之“爱祖国”，但却多历史文化内涵，博奥深沉，理绪繁杂，非简单发乎自然。如果说“政治之爱”以政治认同和政治输诚为条件，指向当下具体政制，在标明政治立场的同时可能了无历史文化的寄念，那么，“历史之爱”基于人文，指向人文，塑育自人文，而人文寄身于历史。历史，正是历史，一种活生生的当下时间进程，让迈公仿佛看到了德意志的精神意像正在变成世界的具象。于他而言，此时此刻，历史理性找到了将自己现实化的当下切口，历史进程发现了甘愿为其冲锋陷阵的士兵，历史精神借助政治运动，包括其特殊形态的战争，而展示在世界面前。 这里，不妨转身看看吾国清末民初的情形。当其时，人们寄念于“民国”，蔚为一种政治之爱，但并非等于从此弃绝中华文明，因而，对于中华文明依然保有一份“历史之爱”。甚至于正因为此爱绵绵，翻身转径自新图强，略如前述。以投湖自尽的梁济为例，一身而兼二爱，爱愈深，而情愈烈，终至不支。观堂先生以一身而殉神州文明陆沉，情形类似。再具体而言，则辜汤生对于中国文明的正面阐释和对于皇太后的热切辩护，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历史之爱”。 时人不解，以政治上的落伍反动相讥，可谓隔靴搔痒，关公战秦琼。因而，迈公的一时“欢欣雀跃”，正如后来之创巨痛深，均源于此番对于德意志深切的“历史之爱”。在此，德意志当然不是纳粹政体，更非那个足智多谋、响应风从的疯子，毋宁，惶惶惑惑，而又真真切切，那个叫做德意志的一团文明意象也。他和它，都是这个叫做历史的产儿。 也就因此，迈公才会在《德国的浩劫》中为德意志精神鸣屈，并进而反思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特别是坚定否认英美的战争行径具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性： 我们不需要任何激进的再教育，以便再度有效地在西方文化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只有纳粹自大狂的反文化和假文化才必须加以彻底清除。然而，绝不能以一种缺乏内涵的空洞的世界主义来取代它的位置。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种在过去由各种最个性化的德国精神成就携手协作而形成的，并且在将来还会进一步发展的世界主义。我们期望并且相信，德国精神在它再度找回自身之后，依然需要在西方共同体内完成它特别的和不可替代的使命。 不难看出，迈公大鸣大放，杜鹃啼血，希望以一身而扶直德意志的精神脊梁，走的还是“历史文化”的致思进路。他在前述写给友人的信中欣然于“赢得了奥地利，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落笔的重点是“德国历史”，而历史与民族是一个生命整体。经此历史，“民族内在生命的净化”和“民族精神的淬砺提澌”，方始可能。岂止可能，这一历史文化所经营的民族政治实体，是人类所能有的最佳生存形态。用他的话来说，“在所有人类置身其中的大型生活圈中，再也没有比民族更能如此直接地适应于整个人类，如此强大地承载人类，如此忠实地反映完整的自然－ 精神本质，如此保留或者促进高级发展与成倍增加的个性”［1］( P.7)。经此缝缀，一种历史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投射，个体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的生命政治油然融合，催生出了那个叫做“历史之爱”的安琪儿。 “历史之爱”最为钟情之处是“古典的德国精神”，是俾斯麦之前的德意志精神，尤其是歌德所代表和洋溢着的精神气质。它才是真正的德意志立国之本，纳粹和那个疯子不过是截断历史后愣邦邦斜插进来的“一段弯路”。就如中国文明历经文武周孔而下迄程朱陆王，一脉流连，“文攻武卫”不过是愣邦邦斜插进来的“一段弯路”罢了，终将雨打风吹去。可惜，既然其所孜孜矻矻的是“德国的历史进程”，寻寻觅觅往前“推进”德国历史，欣欣然于武力征伐的“推进”，而历史跌宕起伏，不待人谋，原本常识，则“推进”就是反历史，正说明其所谓“德国历史”是理念上的、形而上的黑格尔式的历史，是政治意识期待视野中的观念预期。与其说它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意识，不如说是一种历史信念。此一历史信念所雇佣的历史方法无法排解价值和真理的内在悖论，虽有路德宗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宗教信念强撑，却终于以自我悖逆的方式而自我消解。一方面坚信历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并具有精神性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委身于一种有关未来时刻的观念预期，在保有德国式唯心主义的超越性之际，无异于彻底消解了历史的实在性。它同时进而说明，未经政治意识检视的历史意识，难免“书生意气”，特别是面对宏大的现实政治场景，当政治实力仿佛在为理念的“历史”开道之际，其之极易为幽冥“历史”所牵引而恰恰丧失了历史意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丧失了历史意识本当秉具的深切洞明、警怵惕厉的智识功能，而竟然反历史，好像也不是什么转不过来的弯子。因为，一旦容忍国家理性道德上形迹可疑的行为的必要性，“历史文化”又拒绝诉诸普世伦理法则，那么，只好转过身来再度求诸自家理念的“历史”本身，而这本身就是反历史的，也是非政治的。反过来，因果辗转，缺乏历史意识支撑的政治意识，因无纵深和比较，特别是疏于体贴深藏于历史之中的世道人心的恻隐，则于具备洞明穿透力量之际仿佛濡染丝丝戾气，既不见雍容宽大的雅正，也难有强毅力行、明辨是非之刚正。其间曲折，诚如美国已故法学家伯尔曼所言，“离开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历史就是盲目的。但是，离开历史，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也是空洞的。”［2］(P.286)迈内克与周作人，一样情怀，两种选择，均为此番“历史之爱”所误，似乎都一时陷入“盲目”。如果说周公之病在人文学人缺乏政治意识而又为此爱所牵缠之危乎殆哉，则迈公害在自觉选择了一种精神溃疡的政治意识。余下云云，不遑列论。 本来，历史为人类提供意义，获秉历史意识是人类的特征，从而，历史性成为人性。对于过往历史悲剧、人类一再自证的有限性，特别是对于人性的幽瞑谵妄的观察和洞悉，是历史意识启发人世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其衡估和制约政治意识的利器。由此，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毋宁，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审慎和基于警怵而来的最为深沉的爱与期待。而且，历史意识、历史理性和历史精神，凡此承载着复杂意像和多重寄托的心智结晶，因为总是牵连于时世和时势，常常为世事和世道所激发，终究而言，是时代的镜子。可是，倘若“历史之爱”在此为“政治之爱”所搅扰而不自知，则爱与期待依旧，可审慎与警怵荡然，历史意识所曾肯定的人类具有基于历史经验而“较好地”进行政治思考与和平共处这一自我改善的可能性，原本洋溢着关于人性和人生的光明心态，至此似乎变成了于回视自家往事中自陷狭隘的自怜自爱，乃至于自大自私。果如是，则邦国危难不远矣！ 三、邦国无道，则天下大乱 邦国恩怨，扯不清，理还乱，时艰势迫，治丝愈紊。但自凡人通识而言，凡事总要讲个公道，而公道自在人心。国际公法、国际道义和世界共和国等类设置与理念，服务于此，期有所成，正说明人心所向，人间须臾不可或缺公道。有此大致公道，日子才能过得下去，和平共处方始可能。它无法缔造万年福国，但可保人间安康。在此，权势国家与实力政治、蛮力政治虽为现代国际政治关系现实，而且，时见甚嚣尘上，却终非永久和平之道。否则，冤有头债有主，等到爆发那一天，无人能够幸免。此于迈公们的“欢欣雀跃”，可见一斑。 迈公们之“欢欣雀跃”，说明“一战”后的政治安排，特别是英法的掠夺性措置，所予德人的伤害和屈辱，既深且重，早已埋伏了招致全体身陷危殆的祸端。1923年，因为德国无法缴纳战争赔款，法国和比利时便悍然侵占了德国西部的富裕工业区，所予德人的当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殇，更加激化了德人对于“一战”后政治安排的反感。所谓的“凡尔赛和约”旨在羁縻强邻复原，在德人心中不啻一种强盗逻辑，至此完全失去了道义。反转过来，1871年法国战败后遭遇普鲁士勒索巨额赔偿，历史记忆平时潜隐不彰，一旦风吹草动，即刻苏醒，召唤出族群心灵深处的魔障，至此算是演绎出了恶恶相报的因果。这并不是说战争是纾解屈辱的唯一手段，亦非实现尊严政治的良策，更非意味着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正当手段。毋宁，它说明一旦既有的政治安排堵塞了一切政治解决的可能通道之后，受辱的心灵可能会以报复求偿宿怨，而任何报复都是一种抱负。———个体或者集体的抱负，总是能够为自己寻找到正当性的。此时此刻，军事手段就可能成为、再度成为唯一的选择。同样是在此时此刻，胜败双方，进退有据，不致将对手逼到无路可退之境，是不是也意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意思在内呢？否则，抱负顿成包袱，如同后来的东德和苏联修建柏林墙，阴阳两隔，其实是在判决自家体制死缓的同时，等于提前为自己掘墓。 的确，在近代西方历史语境下，真的不妨说战争造就了现代国家，国家源于战争并成长于酷烈战火，战争因而几乎成为欧洲国家的遗传密码。至少，此于 1945年为止的欧洲而言，允当的论。事实是，1871年之前的欧洲，连绵征战，自不待言，就是此后欧陆得享长期和平，迄至“一战”前夕，诸邦也是纷纷“举国武装”，恰恰洋溢着普遍、浓烈的军国主义，以致于1910年一名保加利亚将领不无自豪地宣称： “我们已成为全世界最穷兵黩武的国家”。 据称米拉波伯爵( Mirabeau) 曾经调侃：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相反，它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只是军队的驻扎地而已。就整个欧洲而言，军国主义是连同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一起登台的联体三胞胎，并终于引发了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狂潮。实际上，整个“漫长的十九世纪”，包括1871 年 －1914年欧洲本土相对平静之际，欧洲列强，无分英法德俄意奥，不仅相互倾扎，而且，都在全球作战，包括在殖民地进行残酷征伐，造成了普遍的好战风气和崇尚武力解决一切的思维，一种近代欧洲民族性格。其中，先发的英国，几乎无日不战，是整个十九世纪“最好斗成性的欧洲国家”。后起的德意志，极欲一展身手。只不过，后者赤裸蛮勇，隐压不住权势欲望，前者更加阴恶，也更加指向具体明确的利益目标。实利政治和实力政治两相匹合，构成了英人纵横天下的枢机。那边厢，今天德人回首往事，也多坦言，“整个社会的军事化”是老普鲁士的“恶习”或者“恶性”之一，而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开始，国家和社会体制悉数服从军队建设的需要，听命于追求权势国家的“国家理由”［3］(P.249)。此种情势，虽说“一战”后暂得遏制，欧洲得享二十年休战期，但根本性矛盾犹存，特别是战后由战胜国所确立的国际体系，不仅未能消弭冲突的根源，相反，适足以予以战败国，特别是德人，以强烈的成王败寇之感，而衷心不服，一心一意待机雪耻。是的，政治无能的后果总是以战争来收拾，战争的爆发反过来似乎印证了政治的无能，战争遂成为政治的延续，或者，政治的浩大葬礼。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以各参战帝国主义国家精疲力竭而终战，但是，曾经有助于约束欧洲各国、并终于促成1871 － 1914年间难得和平的精神价值和体制安排，却几乎推折殆尽。从此，人们似乎不再相信和平的种种承诺了，无论它是以何种美妙的嗓音来宣示的。对于战争的不祥预感，自感危机重重的急急惶惶，笼罩着欧洲各国。在分析了欧洲列强连环竞逐的险势危情后，就连看不上纳粹的斯宾格勒也于1933 年写道，“一个没有领袖和武器、贫困潦倒、破烂不堪的民族，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奢望苟且偷生，”［4］( P.49)实则反映了当时多数德意志知识心智的感受。因而，1918 年 11 月 11 日 11时的终战，与其说是终止了肆虐的暴力，不如说是“中场休息”，为的是让各自队员休养生息后再度下场拼杀。1922 年 11月，现代土耳其奠基人凯末尔告诫自己的同胞，主权总是通过“武力、实力和暴力”取得的，转用此话，只需将“主权”改为“胜利”，则“一战”结束，特别是战胜国毫无道义均衡的分赃体系，使得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对此笃信不疑。可能，在战败国一方，怪只怪自家的“武力、实力和暴力”不足以夺取胜利果实罢了。当其时，德国民众对于《凡尔赛条约》之嗤之以鼻，正为明证。知识阶层的隐忍，与其说是认错服输，息事宁人，不如说是卧薪尝胆式的磨砺生聚。迈公以《国家理性的观念》哀悼逝去的大战，却以更为厚重而深思熟虑的《历史主义的形成》为德意志招魂，至少是在文明成长的意义上讲述德意志精神的凯歌高奏，并竭尽所能地将这一历史故事上达于某种永恒秩序。讲述的前提是梳理，梳理的过程总是寄托着无限的愿景，则迈公的心境和心愿昭然若揭。在此情形下，作为大战的“产儿”，不仅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墨索里尼的“战斗的法西斯”，而且，还有广大民众对于这“三力”的更加广泛的坚信不移，而非和平主义的凯歌高奏。而这才是心腹之患，最为严重的精神溃疡。如果说对于战争之于国民品性的锻造和“共同体”的凝聚力的重要性的歌功颂德，在“一战”之前只是少数理论家的纸上风云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反而成了全欧洲的民众信仰，并在后来的法西斯运动和纳粹信条中获得了国家体制层面的积极回应。1919年，凯恩斯发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指出强加于德国的苛刻和平条款将会使胜败双方备受煎熬，反而可能殃及欧洲全体，可谓先见之明。迄至20 世纪30年代，这个被英国诗人 W． H． 奥登称为“虚伪堕落的十年”，暴力，政治暴力与军事暴力，吞噬了整个欧洲。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加剧了这股恶氛的传布速度和力度。总之，如此这般，“在和平中准备战争”［5］，无论是“一战”前后，还是后来的二十年和平期，诚如一位当代美国史家所言，道尽了此间情态。“忘战必忧，好战必亡”，两句话连起来读，才算完整，可那常常要等到“云散后，月斜时”，早已疮痍满目矣！ 话说回头。当其时，用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话来说，“一支货真价实的军队是唯一把公民像公民那样聚集起来的政治组织；只有在军队里，祖国养育的儿郎才能够团结一致。”反转过来，“国家用武装保卫公民是其不变的首要使命。”这是国家哲学，军国主义构成了它的核心价值之一，蔚为欧洲的普世价值。将近百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重复了特赖奇克的话，指认“国家造就战争，反之亦然”，揭示的正是这一西人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的精神内核。如此这般，就此时的欧洲而言，军旅生涯及其记忆成为千百万成年男子社会化的枢机，军队蔚为国民学校，社会反倒为军队所嵌入，甚至，听命于军需了。换言之，一个农民、工人或者小手工业者，经由军旅生涯转变成了国民，军事机构在训育国民和国民意识的自我组织过程中，变成了欧洲社会的中心。但是，军队作为一种“国家野兽般的力量”，用卡尔·施密特的话来说，主宰生死，决定兴灭，社会生活的常备军事化，从而，国民应征入伍、将自己变成杀戮工具成为一种国民义务，似乎也是一种受到鼓励的国民美德，均是以压抑日常平民生活、扭曲人性、抛弃一切价值判断为前提的。社会及其精神，在此压倒一切的“军事文化”氛围中，无力自卫，后来的历史证明，终至瘫痪。一种尚武、好勇、恃力的“军事爱国主义”，弥漫于欧洲。整个欧洲如同一个火药桶，蓄势待发。与“军事爱国主义”相呼应，似乎为战争而时刻准备着的“军事国家”(garrison state) 体制，主宰了国家的身心，凝结为一种国家品性，德、俄尤然。 “二战”后欧洲“平民国家”( civilian state)终于成为主导型国家形态的现实合理性，其实早已埋伏于此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之中。这一切，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不仅潜存于一般国民和国家记忆，当然，也存在于类如迈内克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心灵深处。——他同样是时代的产物，如同他所讴歌的历史总是历史的安琪儿而已。实际上，从谈论战争的文集《1914年德国的崛起》，到“二战”后刊行的《德国的浩劫》，迈公心绪前后接续，一直保持着某种发烧状态。时机一到，“集体无意识”发酵，顷刻爆发。“二战”后的欧洲，军事文化退烧，大洋对岸却继续保持高温，可能是因为担负起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责任，反倒愈趋于“军事国家”形态所致，至今未见消退。所以，才会有动不动嚷嚷“把他们炸回旧石器时代”的国民嚣张与武备冲动。 具体就德国而言，往深里说，其来有自。十九世纪，德国“温和自由派”的历史学家们虽然确认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因而，秉获伦理属性，也是正当的，但却明白国家的不完善性，甚至于罪恶性。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种邪恶至多属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黠”罢了。可能，在他们的理解中，正是经由这一吊诡，历史理性能够推导出一个更为完善和理性化的国家，不仅防遏其恶，更且转化其善，升腾其善。善其德，用其善，则善善而恶恶，善世可期矣。然而，也正是在此，他们将权力等同于国家，权力不仅仅是力量，而且是促进国家伦理之善的工具。——以一个天生具有邪恶特性的东西为具，而期求善果，能不危乎殆哉！
可近世人类就是在玩这个游戏，而且，一直在玩。吾国近世立国进程中“建制”与“立国”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期盼“强化行政”乃至寄托于具有铁的纪律的党团以组织起国家来的思路，似乎多少有它的影子。话题回到当年的德意志语境，由此，虽说他们尚未达到自己二十世纪同侪所抵达的理论阵地——后者视野的历史中只有争取种族与民族生存的绵绵斗争，毋宁，相信人的自由与幸福才是历史彼岸，但却坦然于为此不妨牺牲或者暂时牺牲个人。一个宏大愿景，总是能鼓荡人心，而将背后可能发生的人身涂炭屏蔽于阴影之中，是它们共同的认知误区，可能，也是一种理论的德性缺陷。历史早已证明，一旦理论之网在此敞开了缺口，则顺流而下，势将不可收拾。“理性的狡黠”将会蜕变为“权力的残忍”，而将历史的必然性及其伦理正当性，一同抛向人性的暗夜。这不，从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指认1799年雾月 18日的拿破仑政变之残酷与谎言达到了不可饶恕的程度，而“它的成功”却是其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辉煌的最为确凿无疑的证据，到“最后解决”方案出台，一如历史辩证法的铁的规律性与为了实现以及加速实现它们而致令无数人头滚滚也在所不惜，其间并无绝对无法跨越的天堑。毋宁，紧隔壁，一转身的事儿。 二战中迈公写作《回忆录》，对于彼时彼刻的激昂多所描述，直陈当其时，“我体验到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片断之一，它猛然间恢复了我对我们民族的深厚信心。”［7］(P.137)所谓德国心智以“1914”对恃于“1789”，一种文化和价值的比照，此为典型人身例证。如果说实现德国统一、创建民族国家是赋予观念以政治形式和法权结构的话，那么，对于它的成长过程的内在精神脉络的讲述，则是在为邦国提炼魂灵。很显然，迈公是以通灵者自居的，并且，身体力行的。就此而言，他是一个伟大的对话者，也是一位悲悯的布道者。“文化象征”之名与实，此为索引。究其心智资源，还是他的民族文化本位的历史观，就是说，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能放弃对于邦国具体观念的核心关切，必须保持与哲学精神的沟通。无此关切和沟通，史学不过是一种狭隘的手艺罢了。实际上，他也的确认为德国统一的历史就是一阙观念史的诗篇，经此立国进程，德国心智终于体认到普遍的观念只能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藉由个体性的、体制化的安排将自已有意义地呈现出来。因而，“现代德国”——不仅是一个“文化民族”(kulturnation) ，而且是一个“国家民族”( staatsnation)或者“政治民族”——的诞生史，就是“德国随后被组织成为一个在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反映了世界主义理想的政治体的故事。普鲁士 －德国民族国家在其赖以呈现的形式中不仅代表了一个政治成就，而且也是哲学真理的具体展现。”［8］( P.269)也就因此，迈公指认德国追求自主独立的再自然不过的努力，实为德国的命运，因为德国的欧洲地缘政治位置决定了她要么是权力真空，要么是一个强国。这可能是一个悲剧，但绝非什么错误。此种政治地理和历史社会学，证诸华夏古贤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反正相映，颇暗合矣！ 说来令人唏嘘，近世西人发明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组织起浩瀚的人间秩序形态和史所未见的广泛动员能力，与此同时，却将凶蛮、贪婪和组织化的极端集体自私一并释放出来，在全球范围内播散腥风血雨。17世纪以还欧洲的连绵战乱，两次世界性大战，以及日本有样学样之后来居上变本加厉为祸东亚，皆源于此。清儒赵翼撰著《廿二史札记》，论及基督教在中土传播，喟言“孔子集大成，立人极，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该备，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广。盖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区始能行习，粗者则殊俗异性皆得而范围之，故教之所被尤远也。试观古帝王所制礼乐刑政，亦只就伦常大端导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学，原不以概责庸众。”［9］(P. 274)转用此言，不妨说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并非“中州清淑”之地亦可领略而流行，恰为虽庸众亦可入门者也，遂横决天下矣！如果说当年任公揭橥“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兴亡有关，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或者，“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兴起有关”，尚需极深远历史视界的话，那么，近世西人发明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裹挟了包括鸦片战争以还中国在内的全部近世历史，包括台海风云、港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日领土之争、泰柬寺院之争、印巴领土之争等等，就不过是一个摆在眼面前的世事而已，正属于“教之所被尤远”的结果。——孽缘孽障，原是西力强袭、狂潮掠地的后遗症，一种大众后遗症。它们一拍屁股走了，却留下了让被征服人们独自品尝的苦果。话题收回来，放眼当下世界，这一战国性冲动，虽经连绵战乱消耗与和平愿景的抵消，却未见完全消褪，相反，却似乎时时蓄势待发呢！如此，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读书人”，其为“知识公民”，奚将何为耶？ 四、知识公民 事实是，置身具体历史情境之下，大势当前，载浮载沉，则理性蒙尘，良知羸弱，虽读书人而不能免。“德国的浩劫”，论因果，论过程，不是纳粹独唱，而是全民狂欢，由正剧而闹剧，终以悲剧收场。其后跌宕，不待人谋，“德国问题”延绵将近两百年，迄至1990 年 10 月 3 日两德和平一统方告解决。“德国问题”由此成为历史名词，一段用来缅怀和解剖的错综往事。菩萨畏因，凡俗畏果，今日回头省视，当其时，一如“反犹”、“排犹”进至于“屠犹”其实是欧洲诸邦的合唱，一种欧洲现象，纳粹们窜升历史政治舞台领唱高音，原有多个声部烘托。 时至今日，有哪个欧洲国家，不管是西教廷的老欧洲，还是东正教的新欧洲，敢于挺直腰杆说自己手上没有犹太人的鲜血。就像新大陆的拓殖，无分美洲和澳洲，没有一处不是以原住民的灭顶之灾为代价的，而开价的恰恰是自认种族优越的全体白人，无分智愚。不管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此关隘，他们一水儿的都是种族主义。说到德国的多声部，想一想吧，在一个三、四千万人口的国度，纳粹党员竟然高达八百五十余万！ 他们未必都赞成屠犹，甚至于不少站在对立面，但悉数裹挟其中，则无可申辩。其中，读书人没闲着。高校和文化机构的“纯洁化”运动，使得“纯种”日尔曼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清洗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早已脱不了干系。今日翻看海德格尔的校长就任演说，恍然于哲思之光无法穿透人间烟火，匹夫匹妇，将利益权衡有意无意间直接折换为道义取舍，更是只好随大流。朋友，一旦读书人弃守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随情恃性的鼓荡之下，高唱“时间开始了！”，那么，灾难就开始了。此间情形，诚如德国史家事后追述，若无学术精英们的热捧，奥地利瘪三希特勒何德何能，竟然位尊九五，纵横长达十二年之久，将一方水土领向沟壑。不奇怪嘛，那方水土上，一个“帝国神话”绵延百年民族心智，统揽人心，让“元首”与“知识分子”们心手相连。“无人像希特勒这样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神话，也没有人如同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对此神话曾经寄予了如此热情”［10］(P.19)。它再次说明，本当持守启蒙理性的民族心智，一旦放弃启蒙理性，为时势所裹挟，则祸莫大焉。说到底，“牺牲理知”(Opfer des Intellekts)是门徒之于先知、信徒之于教会的积极性宗教信仰特质，如马克斯·韦伯所论，却非知识分子的禀性。抑或，他们甚至无此权利，否则，即不属于这个共同体［11］( P.191 －192)。迈公的睿智与迷思，原是一个现代祭司集团的集体性失智、失守与迷思，或者，夸大其词，是我们大家共同之常态性沦于迷思；各族诸邦均曾有过类似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极难得能幸免。—世道崎岖，人类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失足！ 但是，这不是借口，更无法回避对于其深层原因的追究和一再追究。我们知道，“元首”或者“领袖”与“知识分子”们心手相连不是一家的故事，“时间开始了！ ”开始于神州时间，而后者为何放弃启蒙理性、完美实现了心智缴械，并且，是似乎经过自我认证后的“心悦诚服”，才是应予深究的对象，如果“启蒙理性”及其弃守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论题的话。因此，转进一层，抑或，此时此刻，整个民族心智尚且处于一种未曾启蒙的状态？这里，思想成长和精神发育的公共性，可能是一个较具解释力的参数。换言之，迈公们一时间的情感满足和认知失守，说明理性认知活动及其所表彰的“人类精神”，其常态展开和健全生长，非得以自由交谈和公共表达为条件，交谈和表达的过程就是将可能造成的蒙蔽因素减至最低的集体努力，经此甄别而后知所选择。由此，营造出公共领域，并以此公共领域来支撑。借用一个阿伦特式的判断，公共领域让生命具有真实性，并赋予世界以世界性，让生死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过程，摆脱了他们的单纯生物形态。在公民理性，特别是“知识公民”的存在论意义上，进入公共领域，获得公共存在性，我才能说，我活过一场。就此而言，爱情，不管是男女之爱，抑或爱国之情，它们其实是一种纯然私性的幸福，却因其涉及对方，永远必需并且必然涉及对方，而行进于公共领域，让人性丰满，催促人性成熟，赋予生物的人以政治存在的真实性。换言之，存在及其久暂性，需要我们见证才能显现。未经行动和实践的生活是非公共性的，也就是说此时此际不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因而，生命的存在及其存在性隐匿不彰，“我”同样不存在。我思故我在，存在因为我的实践性行动“思”而获得了存在性，如同光依靠自身的光线而昭然于天下。原来，仅就“知识分子们”而言，所谓思想成长和精神发育的公共性，在于经由“思”而表达出实践性，一种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而它们是现代条件下抵抗蒙蔽的必要条件。也就因此，精神隔绝和竭尽所能地屏蔽一切有利于营造公共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可能性，是一切现代极权体制的共同爱好。而现代社会体制下，知识生产和精神发育偏偏又特别仰仗这种公共性。由此，形成拉锯战，读书人往哪边拉，便至关重要。 因而，反转来看，至此，真正不朽的存在是那个叫做“思”的人类精神，一种公民行动。它的反面是“无思”、“失思”、“思”的停顿、畏葸或者瘫痪、休克。迈公们似乎一时间里放弃了思，弃守了一种让自己进入公共领域的行动，从而退守于情感慰藉的私性领域。或者说，因为思的领地遭到割据、侵占和毁灭，营造思的公共性不复存在，于是只好退守于较易获得显效的感性世界，让无需公共性亦可进行的感性活动在一种私性状态下奔涌，但却似乎是以思的方式在进行。然而，事实是，它们都是思的反动，结果是将主体和主题一并隐匿，甚至于对于眼面前的事实视而不见，或者，另作解释，而听随领袖之思起舞——一种迈公们仿佛经过思后而认定的真理。现实的权力政治恰好为此他们所同时体认到的真理开道，或者，说出了这个真理。有时候，这个真理可能叫做“历史进程”、“历史规律”或者“建国大业”、“民族事业”云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名词总是不难找到的。 据此，它似乎说明了阿伦特的“理性真理”或者“哲学真理”与“事实真理”的两分辩证法的有效性。在她眼中，看似确然无凿的事实和事件，较诸人脑创造的公理、理论、思想甚至最为狂野的猜想，反倒脆弱得多；它们发生在流变不居的俗世，而在人事沧桑变换的流淌中，没有什么比人类的心灵结构更加稳固和持久了。君不见，一旦事实真理丢失了，就没有什么理性努力能把它们找回来了，而永久性地丢失了，或者，忘却了。相较而言，欧几里德几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柏拉图的哲学，都有可能在时间长河中为张三李四所再度创造出来。也就因此，对于存在的解释就是揭示，而解释的多元性意味着所揭示的存在的确常常可能自相矛盾，从而，又否定了自家的存在性。此时此刻，“思”这一人类精神愈发豁显其独立不屈，向一切无思、迷思和失思宣战，同时，并考验着思的质感，拷问着思者的德性。换言之，任何思均不能无视“事实真理”，不能任凭思将此思之认知遮蔽，哪怕这是多么脆弱的、转瞬即逝的真实。因此，1920年代克莱蒙梭和一位魏玛共和国议员讨论“一战”爆发的罪责问题，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个棘手而又充满争议的问题”这一提问，他才坦然而皇然对答：“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说，是比利时入侵了德国！”正如两年后比利时和法国以战胜者的傲慢，悍然侵占了德国西部工业区鲁尔，同样是无法抹煞的“事实真理”，而将一切可能为此辩解的文饰之思抵到了墙脚。转用克莱蒙梭的话，则不论如何“欢欣雀跃”，它也无法将赤裸裸的侵略径改为“收复”，一如永远无法将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以“进入”这一轻描淡写而打马虎眼糊弄了事，新大陆的拓殖绝非“拓殖”二字的正面褒义所能一言以蔽之！否则，思无涯，性无疆，行无形，毫无底线，人类精神且非疯狂而后已！实际上，人类精神时常陷入此种疯狂，直至人世破产，归无梦，而后悔悟，独立咏苍茫，再重新起步。就是说，重新开始思的跋涉。 因此，此处的关键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无思”、“失思”、“思”的停顿或者休克。以此解释迈内克们当时的精神状态，并非全然无据，但却将他们等同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鹦鹉学舌般地作一种阿伦特式的诠释的同时，实际上也使我们这些后世的解释者们自身陷入了“无思”、“失思”或者“思”的停顿或者休克状况，至少，陷入了“怠思”、“懈思”和“浅思”的境地，虽然此刻我们追随的尚算一种较为不坏的思路。面对古今中西、大大小小的迈内克们的精神疮痍时，这是解释者无法感到心安理得的，如果他们不甘自家精神世界陷入无思或者失思状态并且对此时时保持警怵的话。是的，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迈内克这样的学人，与其说他一时间里放弃了思的职志，将自己交由时势浮沉，不如说，其思其虑依然脱不出情的制约。情的隐形和潜伏，哪怕迭遭理性有意识的排斥和打压，也难免曲折表述，甚至，愈见其强，辗转以求伸张。所以，本文第一节才有“基于情思的迷思”这一断语。但是，迈内克们不会轻易为情所缚，否则，他们和艾希曼们同样没有任何差别了，而事实上差别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巨大的。在此，我们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也许，“两情相悦，思无二致”，庶几乎可以解释清楚为何“欢欣雀跃”。就是说，除开“收复”这一行径伸展了潜伏既久的情绪，慰藉了长受压抑的情思而外，它所标示的思路，一种侵略性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立国之路，多少吻合了基于独特文化认知的历史主义的建国理路。至少，在工具论的意义上，它们所烘托出来并赖以寄身的国家主义，三因合一，为伸展此种历史主义理路提示了前景。如此，方能广受接应，乃至于心照不宣。阿伦特曾经引用康德的话说，一个人需要哲学来阻止恶，因为哲学就是对作为思想能力的理性的训练。可是，说来令人感伤，确信自己找到了历史规律，探知了主宰人间事务的真理，可能哺育出一种多元宽容的心性，明白世事无常而有常，道是有情却无情；也可能恰恰相反，造就的是一种极端专制主义的心智。—或者，说穿了，无限吊诡的是，真理，任何真理，本身都具有专制秉性，如同哲学家们常常内在地具有暴政倾向，作为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制衡重要机制的司法独立，却使得法官们不过是瞑暗大厅里的专制君主的化身罢了。真理本身越是公正显明、确凿无疑，则其排他性越强，对于其追随者的裹挟愈甚。而越是对于真理的确信不易，越是容易滑向偏执与狂信。这是人性的悖论？还是理性的悖论？ 无论是什么，它们都加剧了思的负担，让思本身时刻危乎殆哉！ 当年章学诚撰《湖北通志稿》，引用顾景星之言，大发感慨：“自古治乱，气运为之。气运者，即人心之习气为之也。其如江河之波，胶葛推移，而势不能自已；如寒暑之变，出蛰荣谢而物不自知。人心不厌不止，气运不极不返……然后知士大夫习气之祸，有不在宦官、权戚、官妾之下者矣。必待习气尽而人心厌而气运转，而天下事已不可为矣，岂不痛哉！”转引此言，以况当日德人之“习气”与“气运”，得谓允恰乎？ 话题收回来，要问： 其前见和奠基性的因素是什么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也没有毫无逻辑铺垫和历史文化催育的凭空确信呀！就本案而言，不是别的，其间一个隐曲，即所谓“1914 精神”与“1789精神”的对举，道尽了德意志近代历史的文明症结所在，构成了“德国问题”的枢机，也是理解诸如迈内克这样的日尔曼学人的触须，并进而牵扯到主宰晚近世界历史和人世政治生活的国家理性、民主政体及其根本缺陷、“德意志的独特道路”诸题。所谓“时代精神”(Zeitstill)与“民族风格”(Volksstil)这一近世德国语境下的二元并举的政治文化愿景，实即因此难题而发，并且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同情的理解。可能，这也是“德国问题”与“中国问题”的一大交汇之处，今日重温，莞尔复萧然矣。在此，不妨引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的直白行文，也是有关这一段历史的通识为解，并总结本节意旨： 德国的知识精英们以“1914 年精神”来回应“1789年精神”，用对秩序、规训和内向的歌颂来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眼中的西方是一种肤浅、物质的“文明”。他们更崇尚的是自诩为更高等、完美和深沉的德意志“文化”。他们拒绝多元的民主，崇尚强势的国家［10］(P. 217)［8］(P.3)。 这是一般性结论，并没有陈述“前见和奠基性的因素”，也不曾展示其“逻辑铺垫和历史文化的催育过程”，但却提示了一个重大的线索，那就是，至少在“1914精神”这一点上，迈内克们和“领袖”经由行动所表达的路径“思无二致”，找到了各自都能容忍的“重叠共识”，从而有最低限度的“两情相悦”。这不是无思，而是思后之果。而且，如同前揭氏著《1914年德国的崛起》所示，在他看来，“1914 精神”和“1813年解放战争的精神”在肯定民族的独特性生存和自由信念上一脉相承，而且，它们均源自这个孕育了康德精神和魏玛世界的伟大邦国的健全而有德性的古典传统。由此，一方面迈公面对纳粹的蛮力政治时拒绝认同其内政，另一方面，却又颂扬德国精神在那个疯子所推行的国家间政治中展现了国家理性的正常和正当诉求。浩劫是真实的，眼面前的，根源则在于西方理性主义、德国唯心主义观念的多多少少的悖谬和现代民主制的庸俗不堪，乃至于犹太人自身之欠缺判断力；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暴力倾向，启蒙时代以来欧洲整体上在个体的实在性与社会团结、精神与权力、文化与国家、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普世价值与文化独特性等各种张力关系中，严重失衡。 特别是民主制度为大众情绪所支配，严重限制了政治家们秉具国家理性行动的能力。—朋友，对于浩劫的反思竟以如此结论收场，则至少我们要问，他所说的究竟是“国家理性”还是“国家理由”？是何种内涵的“国家理性”或者“国家理由”？ 当他说“显然，国家必然作恶”，却又说 staatsrson是“民族行为的基本原理，国家的首要运动法则”时，当他说staatsr?son“要求一种冰冷的体温”时［12］( P.51、59、66)，究所何指，又是如何让他“欢欣雀跃”并对浩劫得出上述结论的呢？ 五、国家理性还是国家理由 在展开这一讨论之前，先有必要申说的是，前文以“两情相悦，思无二致”为解，还表现在国家理性之思与迈内克们之思，因着历史主义理路的牵引和民族精神创伤的粘合，不期然间之切合无间。而这须从民主体制的缺陷说起，也不得不牵扯到立国时段自由主义的无力自卫等“现代”症状。是的，民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在特定的立国时段，如德国“魏玛”之际和中国“民国”之初，民主无法满足“强盛”的国民愿景，甚至，连提供基本的政治秩序亦且虚弱乏力。在现实政治层面和一般民众愿景中，一个连基本秩序也无法保障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等于承认自家缺失正当性，其为一种奢侈品，至多，具有远景示范意义。同时，在国家间政治中，民主国家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取舍，竭尽伪善，并不因褒义、高调的“民主”就纯良如神。这是两百多年来的人世景象，本非深奥教义，而后发国族，如转型中的中国及其知识分子，对此不仅心知肚明，而且，提出体系化的理性应对，则需漫漫岁月。近世历史分布于列国体制中上演，迫使其心智考量无法跳出此一格局，一切因应均在此范围内兜圈子。因而，如何“做大做强”，不仅是殚思竭虑的出发点，而且，绑架了伦理思考，使得国家政治在逐步迈向“宪法政治－ 宪政文化”之际，国家间政治似乎了无长进，甚至愈见丛林乱象。德国人的焦虑，迈内克们的思旅，无法超脱此辙。 在此需将历史视野略略拉伸。在迈公“欢欣雀跃”的前后，其间三十来年的事实是，1899 年 月“海牙国际和平大会”大会刚刚落幕，三个月后英国人就发动了布尔战争，致使 1 万多名妇孺于集中营病饿交加，毙于非命；仅仅四年后，日俄这两个参会国竟然在中国境内大打出手，一决雌雄，胜败双方似乎均分享了荣辱背后的国家理性教诲； 1907年，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还在进行之中，德国宰相比洛一面指示德国代表签署协议，一面却在筹划入侵比利时； 1911年，意大利无端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北非省份，引爆巴尔干火药桶，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遍全球。凡此种种，特别是“一战”后英法对于德国的帝国主义式掠夺，将既有的国际体系摧毁殆尽，在压抑却反而催生了德意志的强烈民族主义反弹之际，让后起的德意志知识心灵有意识地别求他径，“破除迷信”，从而有所谓“德国独特道路”一说，于“看穿了”之后寄望于母邦强盛。——“落后就要挨打”，不只是中国的心灵屈辱和民族记忆。结果是，在国家间政治面相，“权势国家－权力政治”的国家理性之思，进一步发扬滋长，无以复加，直达“蛮力政治”的境地。如此，则国家哲学之思与迈内克们之思，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于心心相印中而心心相映，一拍即合。前者能做不能说，后者能说不能做，此刻，思想找到了自己的实践者，行动者彰显着思想的力量，并因为思想的武装而信誓旦旦，将伦理装配于战车。“言行一致”，终于促成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理论一旦掌握了行动，就威力无比。国家的身体和心思，“两情相悦，思无二致”，爆发力着实惊人。因而，迈公才会于《德国的浩劫》中虽说勉强，但却诚恳坦言： 人们常常都在反驳说，强权国家的和马基雅维理主义的思想并不限于德国，它或许只是我们(德国人)更经常在宣扬的，但并不是更强有力地在运用着的。这一点确实是不移的定论—然而恰好是它那种公开性和赤裸性，它那种原则上的尖锐性和自觉性，它那种不顾后果的乐趣以及它那种主要地是把实践的东西提高为某种世界观的倾向；这才是真正德国的东西，而且对未来也是危险的东西，如果这些最初只是在理论上所表达的思想一旦转化为当权者手中的武器的话。德国的强权国家的思想，其历史始于黑格尔，却在希特勒的身上体现了它的最恶劣的和最致命的应用高峰［13］(P. 24)。 换言之，德意志的思想和行为只是欧洲世界这一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却不幸——或者，不幸之一——为希特勒所强毅力行并恶性运用了，普遍的欧洲思想于此方水土之上将自己进行了扭曲性的现实化。这个普遍的欧洲思想不仅包括强权政治、面目不清的“马基雅维理主义”，而且还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庸俗的民主政治。就此而言，也仅就此而言，迈公反思是否三百年的近代欧洲文明存在着根本性病根，或者，“德国问题”是它的临床征象，一起个案，得无据乎！ 实际上，在同一本书中，迈公喟言： “我们今天必须重复地说： 西方民族的整个帝国主义运动就为西方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灾难创造了条件。”［13］(P.39)虽说其将德国的劫难及其缘由推延于西方的文明病症并不能推卸德国的罪责，但其上溯至流布于整个西方诸邦各族的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其他运动，还是颠扑不破之论，其他西方列强于此并不占据道义制高点，未尝无理。因为，其间有一个国家理性和国家理由的自我创世纪。 国家理性学思诞生于现代早期，驰骋欧西，既是因应地中海文明以降现代国家破茧而出的时需，为现代列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这一主权共同体接生，同时并塑育了现代国家的心性和心智，主宰了现代国家的行为方式。晚近四百年间，国家理性的一路猛进，迭经发展，渐次划分出“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两域，而各有理路，分头应对，个别措置，是其中饶有意味的一页。今日大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云云，稀松平常，究其源流，却是国家理性学思普及化后的产物呢！于前者，在内政一体化之际，历经两个世纪以上，最好的方面是渐次转向立宪民主，秉持公民理想，以自由立国。虽有程度和早晚之别，但欧西总体追求在此，不容讳言。迄至1990年代中后期，整个欧洲版图均为这一延绵将近三个世纪的事业所覆盖，终于悉数完成了民主转型。所谓现代文明及其引领优势，欧西占尽鳌头，实得益于此，而得意在此。在后者，则奉行国家自助体立场，为了达成所谓国家目的，甚至容许不择手段，“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围魏救赵”或者“祸水外引”，乃至于动不动叫嚣“把他们炸回旧石器时代”等等，不一而足。此为典型的“国家理由”，而非“国家理性”。百姓但看自己福祉，分沾国族荣光，至于手段正当与否或者义利之辨，多半睁眼闭眼。无限吊诡的是，所谓邦国的政治成熟，以及国民的政治忠诚，此为重要面相。 但是，也正是在此，对于国家间政治中的不当乃至不法的“国家理由”意义上的容忍，早晚会影响到内政的良性发展，最终意味着容忍主权和国家体制的彻底腐败，造成国家政治中民主政治的自我腐蚀，乃至于瓦解，建构优良政体的努力成为泡影。就是说，国家间政治上的道德犬儒主义之火，终将火烧连营，阻截国家政治的优良企望，从而，将国家政治大厦燃为灰烬。德国1933 年至 1945年的历史，可以为证。当其时，德国民众受惠于纳粹的外侵劫掠所带来的财富红利，分享着实在而虚幻的民族复兴荣光，似乎一雪耻辱，普天同庆。反过来，在国家政治方面，民主政体以选票为政权正当性的杠杆，同样存在问题，可能引发国家间政治方面的连锁反应。希特勒上台后开足军工，国民就业情势即刻好转，民众自然认同。战争初期，依恃从广大占领地的掠夺，国内供给充足，百姓更是山呼万岁。其间，1933年 －1939年的“雅利安化运动”，巧取豪夺，将浩瀚犹太人财产转移给非犹太德国国民，一场以强盗行径施行的财产再分配，对此全民分红式的种族运动，可曾有多少“纯种”雅利安国民表示过不堪？答案是没有多少人。相反，“利益均沾”的非犹国民，于此“分享了国家的荣光”，而放任了权力的强盗行径，实际上促使其为了获取并力保民众支持，向外开辟新的利益领地。战争似乎是最能攫取关注，也最能激发国民豪情的手段。藉由战争，行为得体、忠诚法律和注重美德的政治文化，让位于斗狠斗勇的暴力文化。因而，“和平，如果可能；战争，如果必要”，是延续至今对于政府拿捏战和取舍的一般国民心态。可能，民主政体之下，此情尤甚。 其间情形，正如一位当代德国历史学家所言：纳粹首脑并没有将德国人的大多数变成狂信者或者被说服的嗜权成性的人，而是更多地使他们成了受惠人。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进入到堆满黄金的墓穴中的感觉，感觉好像在不久的未来就能看到钞票满地一样。当国家在整体上变成了一部侵略机器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就变成了收益者和被动的受贿者，士兵就成了武装着的运送黄油的司机。当时的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估计其中 95%) 都从雅利安化中获益［14］( P. 27)。 而且，它不是零星自发的战场暴行，而是整个国家机器有组织的大规模统一行动，一项巨额的国家洗钱行径。包括匈牙利、捷克、波兰和其他诸多欧洲国家，也都曾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就德国来看，帝国经济部第三处专司此责。本来，这个处是1920 年为了履行《凡尔赛和约》而专设的，但在 1939 年至 1945 年期间，其职责倒转过来了。上述德国历史学家在理述这一机构时这样写道：“作为法国、比利时与英国债权的文职寄送人，这些当时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学会了征服、掠夺和勒索的初步伎俩。他们随后使用这些被动学来的伎俩对付它们的发明者，并运用德国人在行政方面的智慧使其变本加厉。他们将对抢掠的助纣为虐视为是对过去耻辱的索偿。”［14］(P.9)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凡尔赛秩序的帝国主义性质本身就是触发后来欧洲灾难的综合性因素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无庸讳言，否则又会出现一边倒式的历史解说，而那种战胜者的陈词滥调是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汲取教训的；二是正如作者所言，强调民族共同体之内的政治、社会平等和对外的差等，对于判定为劣等民族或者外来种族的犹太人之残酷无情与内政方面之充满阶级觉悟地施救弱者，构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的两个方面，正属于国家理性之“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两分的恶果也！ 至此，可以看出，“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两分的理路，等于将邪恶关在了这个门里，却又另开了一扇门，让受到遏阻的邪恶从那扇门堂皇进出，“来去自由”。这边厢，曾经将它们关在门里的人，却在为此而拍掌欢呼呢！但是，问题在于，还是在国家理性的意义上，倘若取消如此两分，除非所有国家都是瑞士，否则，邦国何以自处？要是连邦国生存都成问题，成天遭受强邻勒索，还有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国民将自己转化为公民，固然裨益于内政视野中优良政体的发育和成长，但是，缺乏国民理想的公民，难道不是幼稚而病弱的吗？或者，竟是无伦理的，也是自私自利、缺乏道德力量的吗？ 在此，同样依恃列国体制而生发的“国际正义”与“国际公民社会”有无制衡作用？康德式的“世界共和国”理想尚存人心？ 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呢？这些问题，不是自“德国问题”出现之后才出现的，也没有因为 1990 年10 月 3日“德国问题”的不复存在而取消了，更不会因为萨达姆们死了、小布什们下台了就消失了。恐怕，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亿万众生，还将长期为此而提心吊胆，甚至，弄不好，血流成河呢！而且，说到底，它反映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切现代国家的内在分裂状态，它可能表现为“德国人内心的分裂现象”，也许呈现为当今美国的极端“双重标准”，而根本原因还是发自一个国族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恰恰来自旨在制造安全和安全感的现代国家体制。1941年，战火正酣，一位德裔作家的反思颇见力道： 德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是使德国人无法享受生活、享受和谐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德国人的行为有时表现为兽性有时表现为奴性。这一点在《浮士德》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永不休止的不满足，不愉快，歌德只有借工作来平息。歌德一生中能平静地享受生活的日子很少，他享受到真正的和谐，严格说只是在他六十岁写了光辉的《西东诗集》的篇章之后［15］(P. 221)。 换言之，“现代国家”本身有问题，的的确确有问题。两三百年来，世界人类为此吃尽了苦头，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就此刻的论题而言，可以这样说，现代国家及其国家理性，自娘胎里就患上了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其间的巨大紧张，不仅推导着国家自寻生路，而且，一旦无解，则左冲右突，让暴力和恐怖逸出闸门。历史走向关口，不意却是死结，这时战争上场，暂时解结，说明政治无能，而作为集体宗派主义集团的国家，将人类分裂，才是真正的元凶。进而言之，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体和“麦卡锡时代”的出现，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堕落所招致的自我悖反，特别是它在国家间政治上的极度现实主义，对于他国(可能同样是一个民主政体) 和本国居民( 未必一定抱持坚定的国家认同)的双重伪善，可能，此为缘由所在。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下的为所欲为，道出的是传统权势国家及其实力政治的返祖现象，恰为国家理性中的“国家理由”部分太过凸显的结果。“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两分既是对此紧张的纾解之道，同时，每一次纾解无疑又在积累新的紧张，而将国家变成了战车。就是说，现代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共同体，日益不再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毋宁，一个利益共同体。国民与国家、公民与政体的联络，日益仰仗的是利益，而非伦理依归感，甚至部分排除了政治认同感。一方面，国民要求国家必须“做事”，担当起提供全方位满足的职能，国家因应于此，在权力的规模、调度的资源范围和行政的强度上，遂日见其大。权大自然缺乏自制，反过来引发了限权的呼声，也就是对于国家的德性之维的再度审视，而落实为对于何事当做、何事不当做的古典思考的一遍遍重温。另一方面，囿于民主政体对于选票的依赖，包括希特勒上台同样仰仗选票，国家对于其国民不再敢指手画脚，用诸如“献身”、“牺牲”一类理念来实施强制，相反，却以民生改善来拉拢国民，以政治理想来聚拢信众，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民生式的向心力导向实为腐化国民。假如无法兑现，只好诉诸“透支民生”；同样，政体对于公民无法指望基于共同政治理想和操守的感召，相反，却诉诸“透支自由”来赢取选票。万一都兑现不了，情急势危，则开战，不管外侵还是内战，都算是个较为不坏的选择。———国家理性的精神分裂，终于诉诸爆炸性的非常方式以求缓解。当然，在具体操作上，无论是国家及其权力主体，还是心心相映的写手们，都会诉诸美好词汇，当然不忘强调国家的伦理属性以唤起国民的内在热情。在此，如果说1930年代的“军事国家”体制对于伦理共同体属性的强调是一种恶为利用，那么，战后“平民国家”对于这一属性的疏远和稀释，更是将其直接推向功利托付者的位置，不仅未能彻底解决其精神分裂，相反，使得其潜伏期更长更隐蔽而已。或者，黄金变成了石油而已。而且，即便不见硝烟，不是还有什么金融战争、货币战争吗！究竟什么时候爆发，在哪个点上爆发，就看具体时势了。而时者，势也，平民国家的政客和威权国家的强人，无论是有为有守的政治家还是缺德无能的政客，也不管是权势有限的强人抑或威权无限的强人，从来都不缺识时务的本能，所以，这个世界才永远是多事之秋，和平不过是为战争积极进行筹备的中场休息而已！ 回到迈内克及其“欢欣雀跃”。迈公早年撰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不仅在于描述德意志如何从一个“文化民族”( kulturnation)成长为一个“国家民族”( staatsnation)，一种政治存在，而且，更在于重申并揭示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和文化信念，即每一个国族均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其外在形式反映的是它的个别化的但却是实在和永恒的观念。正是这一观念，使得文化民族成为“国家民族”，获得自己的政治存在。事实上，在他看来，如本文前揭史家所述，德国的统一就是这样一部观念史，实现了世界公民国度理想和基于特定历史文化的民族本位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协和一致。但是，也正是在此问题上，至少就智识层面而言，迈公犯有严重疏忽：无庸讳言，立国进程中的普鲁士和统一后的整个德意志都是一种自主的政治个体，其追寻自身利益并发展出超出其历史意识的特质，绝非权力和道德协调一致的历史主义乐观心情所能想象的。如同一切国家，它恒具冲决牢笼的潜势，为了私利的最大化，决不会任由一厢情愿的观念史的编排。实际的情形并非如他所论定的那样，在国家的功利和伦理、民族主义要求与个人自由的伸张之间，不存在什么根本性冲突。恰恰相反，其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而迈公普鲁士式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或者，一种观念史式的愿景——就是，只有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族内，自由才是有意义的，或者，也才具有此种可能。此种关于国家及其权力的乐观态度，至少自洪堡以降，形成了深厚的德意志传统，而当“二战”收束之际耳旁轰鸣着盟军投弹的滔天爆炸声浪之时，老人再如何深陷于“历史之爱”，也似乎无法不看到国家及其权力的深刻邪恶了！ 古往今来，实力政治力图挣脱普遍伦理观念，表明权力和精神之间的紧张并没有随着权力的自我解放而解决，相反，却一再重复，挥之不去。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家政治还是国家间政治的意义上，人类均迭遭劫难，说明这种紧张是永恒的，一不小心，就是颠覆性的。而且，战争的爆发及其空前、残酷的破坏力，表明权力和国家本身才是真正邪恶的力量。人类的自我组织能力发展到这一步，脱离了自身的控制力，遂成灾难。具体就现代早期的德国而言，在迈公体认，至少从十九世纪中叶以还，德国文化的大目标就是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构与精神建设的协调，从而，也是文化、国家与民族的内在统一，世界公民国度/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协和不悖［13］(P.15)。邦国不是别的，实为个人自由与道德理性、公共生活的需要和价值的神秘综合，此一综合只有置诸民族国家这一伟大的有机总体的宏伟历史进程之中，始望开花结果。但是，他同样难以否认，现代国家的权力意志和生命意志是如此坚韧而暴虐，无远弗界而自私自利，一旦拿到道德执照，将会无恶不作。此种综合、整合和协和不悖的努力，在德意志这一特定个案中，至少截止“二战”之际，终究付诸东流。藉由国家理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扩张，包括德国的历史主义在内，现代早期西方的历史观将实力政治理想化为某种更高的道德秩序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在将私生子合法化，而且，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政治伦理的闸门，任由政治的生命意志和权力意志兴风作浪，为所欲为。置身其云蒸霞蔚，面对其汹涌波涛，黎民百姓山呼海啸，是屡见不鲜的场景，并为铺就一条通向地狱的捷径预付了同意。——虽说迄至“二战”之际，现代国家差不多两百岁了，但无论在心智、心性还是在外在组织上，均有待完善。迄“一战”结束，迈公似乎看到了现代国家及其权力政治的悲剧性，如其夫子自道，“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悲惨而又最使人忧扰不安的事实：那个其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和扩展其他一切别的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体，却绝无可能转化为一个道德的建制”；而在人类林林总总的活动形式和创造活动中，所谓的“文化”时时刻刻均有沦入“物质自然”和“邪恶王国”的危险［12］( P. 64、65) ［8］( P.279)。但是，回转过头，他却寄望于重新阐释“国家理性”来消弭之，却终究敌不过“国家理由”，可谓悲怆！ 迈公梳理历史主义的脉络也好，阐释世界主义和国家理性的精神过程也罢，的的确确，旨在“追求一种非历史的理想，即尽可能最佳的国家。”［12］( P.238)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笃信者，他似乎并未有意识地一再提醒自己这样两件事：小而言之，国家理性是通过常常表现为国务活动家行为的国家行为来展现自身的，也就因此，区分国家行为或者国务活动家行为中的真正的国家理性成份，与基于统治者既得利益的考量，甚至政客的私志私欲，便是国家理性本身的重任，也是濡染着深沉政治意识的历史理性义不容辞之处。否则，只能说明其所谓国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历史理性之浮泛浅薄，空洞无力。因而，就另一面而言，制约统治者，如同制约国家，成为“国家理性”与国家所共享的历史前提。因为，国家理性不仅在于“国家”前史的心智努力，而且在于“建国”之后如何兑现“立国承诺”的道义指向和政治内涵。因此，国家理性终究讲述的是“为何要有国家”(理由) 与“国家应当为何”( 理性) 的二重禀赋。或者，二者之间再加上“如何才有( 应然的)国家”这一更具理性的手段性格。由此，国家理性提供的是从“为何要有国家”，到“如何才有国家”，而终归于“国家应当为何”的连续、绵密的致思进程。如果说“为何要有国家”与“如何才有国家”关涉治道，那么，“国家应当为何”则蔚为政道，它们合为一体才是完整的现代国家的心智和心性，一种阳刚坚卓、博大宏毅之国家精神人格，而共同讲述了民族国家创世历程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一致要求。 更重要的是，大而言之，毕竟，国家理性也好，国家理由也罢，它们均非终极理性或者“终极理由”( ultima ra-tio)，冥冥之中，另有终极理性或者终极理由存焉。它们才是生命意义的最终解释者，也是现实人生的是是非非的最高裁判者。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理性是并且永远是一种“转型正义”。历史理性也好，政治理想也罢，无虑乎此，寄情于彼，偏偏缺失了这一份庄敬与畏惧，则理性膨胀的背后其实是人性嚣张，后果难料矣！ 后果难料矣！ 六、结语 对于迈公的人生和学思，二十世纪英国大知识分子以赛亚·柏林的隔岸之论，充满同情，颇为允恰：他成长于普鲁士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并深受影响，价值(无论是对史学家还是对一般人而言)与客观事实和自然科学的结论的关系，不同观点和它们所体现的价值的相对性，民族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突，国家与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权利的对抗，运用力量，特别是战争手段的正当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方法明显的不相容及其对于政治和个人道德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他不仅以历史学家和历史方法研究者的身份，而且以一个德国人和普通人的身份来面对它们，终其一生，都为这些问题所苦。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未完全明确；他从不回避痛苦的话题； 他耐心地寻求答案； 他希望能有某个天才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解决或者消解这些问题，而他自己从不佯装获得了最终答案。 是啊，生逢乱世，千思遽发，万绪俱至，而志在寻思，则世象无穷，思无涯矣！迈公生逢其时，身当其中，无法避让，以一己之思为时代作证，苦乐荣损皆不由自己做主。然而，话说回头，前文曾说，迈内克们发自内心的欢呼，再次说明，“本当持守启蒙理性的民族心智，一旦放弃启蒙理性，为时势所裹挟，则祸莫大焉”，亦且同样毋庸讳言矣！毋宁，这里可以更为广谱地说，是放弃了“思”这一公民实践，具体而言，是知识公民们失守了慎思明辨、守护道义的天职，沦落入“无思”“无明”之态，同时，以自家之思武装了一种邪恶之思。至少，是容忍和让渡了一种邪思。时势者，当下也，实利也，世俗也，均非终极理由和终极理性。柏林强调迈公所面对的纠结，不仅需要以历史学家和历史方法研究者的身份来面对，而且，还要以“一个德国人和普通人的身份”来迎应，或者说，不自觉地将自己下移为、无法遏止地显现为“德国人和普通人”，任其情感和思绪于世事与时势中奔涌，正委婉道出了其思其虑之阴阳叠陈，异常政治时段人类理性之晦明交加。毕竟，个体尽管渺小，受控于环境，却保留着做出道德抉择的能力。甚至于，只有人类具有道德主权，也就是道德抉择的自由和责任。如此这般，历史评价不可回避。法语中相对主义所谓的“理解一切就是原宥一切”(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错在它视而不见人们做出抉择的可能性，不曾理解他们是如何运用以及为何运用自己的抉择自由的，并根据他们当时究竟有哪些真正可能的抉择这一标准来评价他们的行为。是的，人类容易受到那些许诺让他们卸下道义选择这副重担的乌托邦影响，可这不是借口，对于迈内克们，尤其没有这一借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斯和恩格斯在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时曾经写道：“当现实的世俗政权把手伸进基督教，并且开始利用它时，基督教当然就从此不再脱离世界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基督教才能把自己想象为世界的所有者。”［16］( P.206)转用此话，不妨说，当作为“德国人和普通人”的迈内克取代了作为“历史学家和历史方法研究者”的迈内克时，历史学家于获得自己的历史文化意识的同时，等于设定了自己的政治道德立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他似乎把握住了这个世界，却不再是迈内克了，毋宁，是他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它们混沌不清的混血儿。 —或者，他不是别人，的的确确，恰恰正是迈内克。可问题在于，苟非如此，如何自处？！ 倘若如此，则史有前鉴，后有来者，二十世纪目睹了人类一幕又一幕的荒唐错乱。“人为的辩证法”之祸害人间，横扫数十亿人头，较诸纳粹，不遑稍让，益且过之，不就是昨天的事，或者，今天的事吗？！“以前人之经验，启发后人之秉彝，惟史之功用最大”，如柳诒徵先生《国史要义》之“史德”篇所论，“则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御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矣。”［17］(P.96)而其德在思，好学深思之思，独立思考之思，往历史纵深处和人性隐微处思索之思，不肯放弃追思之思也。史德是良知，史识是良能，它们均本诸良知并养育和护持良知，戒慎戒惧，惟精惟一。本文由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说到邦国情思、公民立场和国家理性，思之永恒与吊诡，藉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得谓其思呼！抑或，凭此驰思，一己可得安身邦国矣？ 那么，二十一世纪呢？情思如缕，迷思不绝，可我们是须臾离不开情思的存在，因而，注定是会常常陷入迷思的物种。如同邦国是我们不得不栖身之所，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园，却真真实实是一切压迫的源头。但是，舍却此方水土，胡将系焉！却原来，秋风吹皱的是一池春水，奈何，奈何。 【注释】
［1］［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 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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