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意见》采用了“指导意见+案例”点面结合方式，列入近年来七大典型案例，相较于以往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有很大不同，具有形式创新性。 

正当防卫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具有正当化的道德基础。特别是正当防卫通过刑法制度化之后，逐渐成为法律体系中一项将侵害行为正当化的重要制度。正当防卫免予刑责的制度设计自古就存在且源远流长，成为中外刑事法的通例。正确适用正当防卫，不仅有利于保护法益，而且有利于倡导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治理氛围。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但因为对防卫限度把握过严，以至于实践中制度设计的目的难以实现。针对这一问题，1997年刑法又增设了特殊防卫制度，即明确对于严重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可以无限制防卫，造成侵害人伤亡的，不构成防卫过当。同时，将“超过必要限度”改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即便如此，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的适用与把握仍然偏保守，认定率偏低。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认定的畏缩使正当防卫条款逐渐沦为“僵尸条款”。

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3日，“两高一部”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旗帜鲜明的明确“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态度，以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问题。《意见》对正当防卫适用的总体要求、具体适用和工作要求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和规范指引，试图通过司法政策的干预，实现对司法实践的纠偏，即扭转正当防卫适用中在观念、技术、标准限度上对立法的偏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见》在具体表现形式上采用了“指导意见+案例”这样“点面结合”的方式。这样既能实现政策文件之指引，又兼具案例的示范，列入近年来的七大典型案例，注重典型性和个案指引，相较于以往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有很大不同，具有形式创新性。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正当防卫受案外因素影响而无法正常认定，且认定率过低，适用较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观上观念的桎梏。受到“死者为大”“伤者可辜”的观念影响，从伤亡结果出发，倒推受害人防卫行为时的瑕疵过错，以事后冷静理性的判断替代防卫行为发生时的紧迫情境。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不仅对防卫人过于苛责，也使正当防卫制度的规范本身没有得到正确、严谨的适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以牺牲法治、违背正义为代价进行“和稀泥”，传递出一种错误的信号。

第二，客观上情况的复杂。司法者需要综合研究防卫行为发生时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问题，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在限度问题的把握上，需要司法工作人员熟悉案情、把握全案关键证据并且拥有丰富生活经验和可靠的专业水平。

《意见》其实并未放松立法对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针对心怀主观恶意的防卫挑拨、超出必要限度的轻伤害重反击、滥用防卫权以及防卫过当标准，都体现了严谨的态度。但是，《意见》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对于过去一直存在争议的正当防卫适用对象和范围的领域，明确了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等特殊对象以及共同实施侵害的多人皆可实行防卫。又如，对财产侵害行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这使得正当防卫适用的范围明显得以扩张。有些暴力程度相对较低、人身危险性不强的财产性犯罪如盗窃、抢夺、诈骗被识破的情况下，为了挽回财产可以使用防卫措施。再如，《意见》将防卫时间进一步予以延长，只要不法侵害还未彻底结束，还处在一个风险可能继续的过程之中，就可以继续防卫。对于防卫人主观上的误判瑕疵不过于苛责。这些都极大增强了防卫者维护权利的信心，也体现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价值追求。

良法是善治的保障，善治是良法的目的。通过政策指导和案例示范，不仅实现了正当防卫制度的规范化运行，使得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重新回到正轨上，而且使得法治得以昭彰，善治得以体现，取得法律、政治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一，《意见》的出台是民主性和专业性的统一，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法律制度的需求和期盼。两高一部在《意见》起草中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一线办案机关人员、人民群众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最终修改完善。这种广开言路征求意见、通过多方面多层级的沟通、协调，修正完善司法适用的路径体现了善治。

第二，《意见》伸张了社会正义，维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善治。正当防卫的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保障公民权利，为人民群众人身财产的保护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持与保障，而且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侵害行为作斗争，这是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综合治理、平安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个制度用好了，对于社会治理意义重大。《意见》通过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纠偏，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了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