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他的世界的，是一片难以想象的宁静。
　　早在几年前，他就因为失聪，听力严重受损，连基本的交流，都不得不借助纸笔。三年前，非典肆虐京城前几天，笔者和搭档江宏景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就是这种状况，我只能把问题都工整地写在纸上给他看，正因为如此，我才把采访稿的副标题写成了“纸笔人生”。好在那个时候，他还能上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外界联系。如今不是这样了，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据大夫说是脑萎缩，一天睡觉的时间几乎超过了二十个小时。枕头旁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他爱人准备的交流用的小纸片，只是这些纸片也很久不用了，如同他一样安安静静地躺着。
　　唉，这就是现在的王名扬。
　　一：大器晚成亦英雄
　　还有半年，就是他九十大寿。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放马南山享清福的年龄，尤其在中国，大多数学者早在这十多年前，就能够把知识换成了地位，在政、商、学各界竖立起高不可攀坚不可摧的山头，从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通过这种方式，感受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尊严。
　　而对于王名扬来说，他恐怕没有这种机会，——费尽一生心血所构思的“行政法五部曲”中，《中国行政法》已经不可能写出，《比较行政法》亦仅仅留下前四章内容而不可能写完。或许正因为这种“进行时”的状态，使得他永远“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把别人用来建立“山头”的野心，拿来作为与时间赛跑的雄心。
　　王名扬之所以没有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我们可以看看奠定他在学界地位的是这么几本书：《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其中，最早的《英国行政法》于198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时，他已经71岁高龄；《法国行政法》于1988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已经72岁；及至《美国行政法》1995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时，他已经79岁。人啊，不服老是不行的，他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包括已经写了四章的《比较行政法》。毕竟英雄气短，上苍居然真的就没有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令人扼腕叹息。
　　好在上苍还算公平。没有给王名扬更多的时间，去写完《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实现他“行政法五部曲”的梦想，无疑是一大遗憾；但换个角度看，仅仅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一个中国行政法学界的“王名扬时代”已经毫无争议地形成。王名扬拿作品证明了自己。据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在《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统计，仅仅在1998年至2002年间，王名扬的著作五年合计引证高达494次，这其中著作引证就达491次，在整个中国法学界排名第八位。如果这一点，还不能说明王名扬学术著作的价值的话，那么朱苏力统计的另一项数据，则使得王名扬的学术价值凸现了：“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中，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达到194篇；不仅如此，在“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前20名的清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率达到104篇。个中三昧，值得深思。
　　就现在中国法学著作的生产速度，如果单单数量上来说，王名扬的这三本著作很快就会被表面看起来更新、更全面、更权威的学术成果湮没。奇怪的是，王名扬的这些著作却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
　　我想起了在五六十年代，被人揭发出来的王名扬的“反动言论”：在1959年10月29日北京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王名扬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造成了许多人虚伪的现象，只要数量，不要质量，这样虚假现象出现很多。”这之后不就的11月28日座谈会上，王名扬又指出，“多快好省，要求又多又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两个东西不能结合。比如写科学论文，东抄抄，西抄抄，写十篇也没用；如写一篇有创造性的论文，这时就要取好的。”—— 就这一点，我们不难探知王名扬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些作品；也凭借这一点，我们也该对王名扬表现出一点敬意：在那个年代，敢说出常识的人不多。
二：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
　　王名扬之所以大器晚成，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王名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着代表性的。简单地归责于任何一方面，恐怕都会失之偏颇。
　　1948年，王名扬考取了国民政府最后一届公费留学资助，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去留学之前，他更多的兴趣在国际法方面，1940年从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时，学士学位论文就写的是《敌国人民的地位》，这篇论文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奖励。及至1943年从中央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时，硕士论文依然是这方面的，题为《事务官中立问题的研讨》。就这点令很多人纳闷，大家都以为王名扬在法国学的还是国际法，殊不知在那里他却成为行政法门下学子。 1958年回国时，给北京政法学院填报的自我简介“工作的可能范围”一栏，王名扬自述：“资产阶级行政法、法学理论、国际法，可以一面准备一面工作；资产阶级民法、刑法及宪法，略加准备即可工作；资产阶级商法，准备后即可工作。”我们不能不叹服于王名扬知识体系的广博，在“隔行如隔山”的法学世界，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1949年之后，海外对刚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猜疑与恐惧。刚刚到法国不久的王名扬，就和同在巴黎的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星五学会”，在每周的星期五聚会，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刚开始时王名扬对此并不甚积极，一直到后来被推举为“星五学会”的主席，才积极组织了几次活动。尽管“星五学会”很快就解散了，但是王名扬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却未尝停止。他不光在学习之余担任《侨报》的编辑，甚至在1954年 5月9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主动给周恩来写信，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美关系提出建议，在周恩来回国时，再次致信就内政问题提出建议。
　　当然，这并不是王名扬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他和共产党人最早接触，可以追溯到1938年左右。王名扬进入武汉大学不久，即爆发了“七七事变”，武汉面临失陷危机，武大亦积极准备迁往内地。正好这时华北抗战部队来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名参加，作为学生政工人员来到山西灵石一代。国民党部队举办了一个政工干部训练班，王名扬由于是所在部队学生政工人员中唯一的大学生，且在先期举行的演讲选拔赛中获得第一名，被派往朱德、卫立煌领导部队师部接受培训。临行前，部队上级找他谈话，“你在学生队里，知识程度高一点，所以我们派你去，如果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来我就枪毙你。”在训练班，王名扬学会了组织民众、宣传技巧和对敌宣传等。一次大家围成一圈，在草地上摆“龙门阵”，王名扬问朱德：中国怎样才能统一？朱德告诉他，“中国要想统一，就要摆‘龙门阵'，完全是民主作风。除民主以外，没有统一的方法。”培训结束回到原来部队后，王名扬等学生因对部队上级极为不满，就在未发一分钱路费的情况下离开部队，辗转来到已经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继续学业。
　　王名扬正式下定决心回国是在1956年。王名扬自述：“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其时“海外人士对无产阶级专政谈虎色变”，“国内在海湾大力宣传留学生回国运动，周总理谈话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如果确定不适应可再出去，因此回国决心完全定下来。”
　　1958年王名扬才回国。回国前，王名扬“稍做准备，以便更好地适应”形势。在回国的途中，王名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希望对于苏联有个初步的接触，“回国以后，希望取得一个机会去苏联工作，一方面增进俄文，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了解更深刻一点。”只是回国后，王名扬并没有机会再去苏联，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
后来的事实显示，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这个培养“枪杆子、刀把子”的学校对于王名扬并没有给予多少可以研究学术的空间。王名扬到来后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呢？我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在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也正是因为如此，王名扬才有意无意地总给人留下“反动”言论，除了上文中引述过的之外，还有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我一向同情，不过我始终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惧怕无产阶级专政”，“自从胡风事件发生以后，海外许多知识分子引为警惕，像胡风这样与共产党有渊源而且左倾的人尚有问题，其它人就不必说了”等等。
　　王名扬的这些言论，今天我们看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当时却给他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压力。我看到一份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党支部于 1960年11月21日列举的王名扬“极其反动”的几大“罪状”：“一，回国后从未主动交待其国内外社会关系；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抗、抵触；三，对各种运动抵触不满，对政治十分抵触；四，听资本主义国家广播，可能是美国之音，而且听时将门关上，有人找他也不开门；五、差不多每天吃晚饭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十一点才回来；六、对工资待遇级别不满；七、对党的各项措施均不满意；八、暑假中有紧急翻译任务，领导叫他参加，他说暑假是他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事实上，这些指责究竟是否有道理我们自可以人心度之，即便在六十年代，王名扬依然翻译了凯尔森的《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这本书直到2004 年，才被列入许章润、舒国滢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只是这些终究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组织会让他去北京外贸学院教法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名扬会被下放到河南固始、息县去劳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王名扬终究大器晚成。
　　三：斯人独憔悴
　　中国政法大学03级本科生陈靖在读本科生中，不多的见过王名扬先生的学生之一。在她的笔下，王名扬是这样的：“王老先生早已吃过了午饭，牺牲了午睡的时间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苍白脸上洋溢着的慈祥的笑容，使我们很不忍心去看他头上前些天跌伤的包扎和那件陈旧毛衣上斑驳的血迹。”也正是这段文字，使我产生了再去看看王老先生的冲动。
　　三年前我第一次采访王老先生时，我们的话题更多的围绕他的住房问题展开。至今，我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采访笔记，关于住房问题，王老先生吃力地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身体不好，需要亲人照顾。我女儿在北京工作，愿来照顾我，但是我要替她安排住处，她一家三口需要二居室住房一套。我现在的住处只有二间，不能容纳她们，我请求学校和经贸大学交换住房一套，因为我自调回政法大学以后，学校始终没有对我分配房屋，我是法大退休教授，学校有责任对我分配房屋。学校说已在望京区买到一套房屋准备和经贸大学交换，但是学校始终没有把望京区的房屋交给经贸大学，所以经贸大学不肯把房屋分给我，我希望学校迅速把望京区的房交给经贸大学，以便完成交换房屋这件事，不要一拖再拖下去了。”这是我们那次采访王老先生写下的最多也最为连贯的一段话，八十七岁的老人尚且为住房而“请求学校”，实在让人寒心。据说房屋的事情在04年已经解决，未知其详。
　　唉，这就是王名扬。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
　　墙角的电脑被防尘罩严严实实地盖着，显然许久没有人用了，他们都那么安静，他们的世界安安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