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真正的合作研究与挂名之间难以判断，所以相当一些学者会远离合作撰写、共同署名。我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人没有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样板戏，尤其是其中的三大经典：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许多人甚至能够非常准确地唱出三大样板戏中的每一个唱段。《沙家浜》一剧讲述的是新四军的十八个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斗敌的英雄事迹。剧中有一段唱腔是：“我们这十八个伤病员，要作泰山顶上的十八棵青松。”

我是1983年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届研究生的数量也正好是十八个人，分属于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专业。我把我们这十八个同学称为“十八棵青松”，其中还有两“棵”“女青松”。当然我们这十八个人绝不是“伤病员”（其中年纪大一些的，算是有“轻伤”，留下了无奈岁月所导致的伤痕）。我们仍属于文革后相对幸运的一代。人们都知道“西政”学生有特点，尤其是新三届的学生（77、78、79）更有特点，我们这“十八棵青松”亦是很有特点的十八人。这十八个人分别是：邱兴隆、何力、胡云腾、舒扬、全理其、张航、黎建飞、孔小红、赵万一、夏勇、陈忠林、夏道虎、吴家如、吴卫国、郭明忠、谭世贵、杜利，还有我（张卫平），一共十八人。其中法学博士十人，法学教授十一人，博士生导师七人，获得“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者三人。

光阴如剑，日月如梭。研究生毕业已经过了近二十个年头，每一棵青松都经过了无数次的风吹雨打。在经历数年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些同学，其中有的同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对这些同学有我的评价。因此，我“擅自”“组织”了一个只有一个人的“评奖委员会”，还“擅立”奖项，并“擅自”将各奖项以自己主观认可之理由颁发给了以下同学。

“最具传奇色彩奖”、“最具磨难奖”，获得者——邱兴隆博士。
此奖授予邱兴隆博士在社会上也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何力博士也是此奖的有力争夺者。在此，我保留他人异议，依然将此奖颁发给邱兴隆博士。
邱兴隆——毛泽东的老乡——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民家庭，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2年考上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研究生。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法学院刑法专业攻读博士，师从我国刑法学界之泰斗——高铭暄教授。
邱兴隆在考取刑法博士后，学术天赋崭露头角之时，突然放弃学业，下海经商。不久因错误受到刑事指控，被投进监狱。邱兴隆对刑罚学有深入研究，本科期间便与张卫平合作（其实我的作用就是提供日文资料）写出了探讨费尔巴哈刑罚思想的论文。后又与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职的许章润先生合作写出文革后我国第一部刑罚学专著。极其“难得”的是，邱不仅有理论，也亲自实践和感知了“刑罚”的滋味。毛主席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由于系错误追究，邱被释放，然后颠沛流离，四方飘泊，最终又被错误追究，再度入狱，但在狱中并未消极待毙，反而振作起来，重新研究刑法和刑罚理论，在狱中铸就“刑法理性三部曲”，以及描写狱中心绪的“黑字”系列自传体小说。
平反昭雪后，邱再次申请刑法博士学位，遂以优秀论文夺得博士学位桂冠，并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后又成为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省人大常委，2004年被评为第四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但最近又风云突变（2004年底）,毅然决然辞去法学院院长职务，变为一名律师。鉴于邱兴隆博士如此曲折、磨难之经历，故授予其“最具传奇色彩奖”和“最具磨难奖”。

获得提名奖的还有：何力博士、全理其博士、舒扬教授，张卫平教授。他们虽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代，上过山，下过乡，何力博士还曾当过兵、扛过枪。何力博士和全理其博士还于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属于正宗的“海归”。但上述人均未有过炼狱之磨难，更未有过“二进宫”，在日本留学期间虽也十分辛苦，但毕竟亦未经历过如此颠沛流离之生活，荣辱苦痛之巨大起伏，因此最终与此奖无缘。

我算是邱进入“西南政法”后，他第一批认识的人。在开学典礼中我们并肩而坐。记得“西政”没有正式的礼堂，开学典礼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举行。礼堂里也没有凳子，只能自带。这个临时搭建的棚子也成了我们上大课的大教室。这样的场景有点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或延安抗日大学。“我叫邱兴隆，湖南人，考分354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分数）。”因为只考五科，这样的成绩就已经不错了。我现在已记不得我们谈了什么，但邱却给我留下一些印象，虽然谈不上深刻——性子有些急。

“最具个性奖”获得者：邱兴隆博士。
“最具个性奖”颁奖辞：
邱兴隆博士在颇有发展势头之时，却毅然下海，未听众人苦口婆心之劝告。吃饭睡觉均不规律，饭盒当烟缸，白天与黑夜颠倒。不念“西政”“收留”之情，毅然“叛逃”他校，全然不顾田校长之感受；以“重金”拉走“西政”学术“干将”数人，导致“西政”人材“地震”。在成为法学院院长之后，又毅然辞去，干上讼师行当。刚被授予“十大青年法学家”称号，又突然翻身下海，将法学家“指标”“浪费”。正当世人遗憾之时，未写就几篇讼词，便又重返讲台，“浪子回头”成某名牌大学教授。总之，来回折腾，特立独行之个性彰显；故特将此奖颁给邱兴隆博士。但不鼓励其再接再厉。
此奖有力争夺者何力、黎建飞、孔小红、张卫平等，但终因个性不能与邱比肩，故而只能成为该奖提名人。上大学期间，我由于住在三班的寝室，邱是三班学生，因此与邱仍然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我还曾给他们班做过一次期末考试辅导。邱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执着精神，骨子里有一种好斗的狠劲儿。这种劲头一旦用在学习上，也是十分可怕的。我经常见到他端着饭盒的手上还夹着写有英语单词的卡片，吃一口饭，咕噜一个英语单词，估计发言不会准。这样的精神也必然把他推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又汇合了。
进入研究生阶段，邱变得更加醉心于刑法的学习和研究，开始尝试并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变为铅字。对于铅字，邱有一种狂热的爱恋，邱是我们研究生中最早在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的人。邱与许多青年人一样急于要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的作法与众不同，每发表一篇文章，他就将杂志寄给那些本专业的学术权威们。而我那时还舍不得花几个钱多买几本杂志寄给老前辈。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有投入一定有回报。长此以往，相信邱已经在刑法学界老前辈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邱有一种执着。他曾经在研究生快毕业时就曾发狠式地说过，我一定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果然，邱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生后不久就与周振想博士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文章。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就已经被视为展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圣坛，学者们均以能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为荣。

邱的行为没有什么规则，生活也很随便，无拘无束，似乎一辈子只作一件事，在研究生期间就是写东西。我们那时的研究生大都是在写作中学习，而不是在听课中学习，边写边学习，是在用中学，而不是学中用。我当时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当然要管发展新党员，要“吐故纳新”。至今为止（也将是我一生中），我仅介绍了一个人入党，这个人就是邱兴隆，就是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党组织。关于邱兴隆入党的问题，在党员会中很有争议（有的同学看得很准），因为他的言谈举止不是那样“规矩”，常有些“不正经”的言说，因而就有了不同意见。我的理由是，邱是个努力刻苦学习的同学，生活小节有些不注意，但不是主流，那时的人特别强调主流与非主流、本质与非本质。我估计他那时入党主要还是从一种虚荣心出发，并非作为一种资本，来对待加入党组织这一实际上极其严肃的问题。在几次磨难中，他就已经远离了组织。至今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恢复了组织关系。
对邱的评价因人而异，差别很大，很有争议。陈兴良教授作为我国知名的刑法学者，又是邱的师兄、同行，对邱的评价相当高，曾撰文专门评价过邱兴隆。我的师兄顾培东先生，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读法学，但获得了经济学教授的头衔，他对邱的评价也相当高：“邱仔”（邱穿牛仔裤更有“仔”的味道）具有相当大的学术潜力，将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学者。顾培东先生要夸奖一个人比中国足球队打败韩国队还要难，很少能够从顾的嘴里听到对一个人的好评，尤其是对同行的高评。邱在出狱后一时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顾二话没说给予了有力的资助。但也有人对邱持不同意见，对他颇有微词。当然即使持有微词的人对其学术研究能力也不予怀疑，只是对他的行为方式不予认同。邱是不是有点像著名明史学家美籍华人黄仁宇？我不知道，感觉有些同类。
邱是那种颇有个性的人。他的个性集中体现在坚持自己的想法，别人的立场和观念不予考虑，做事果断而不计后果。从他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披着齐肩长发，就可以看出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美术学院这样的老师倒是不少，法学界仅他一人。不少人对这一头披肩长发提出异议，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从背影看邱像是站在舞台上歇斯底里的电吉他手。尤其是他消瘦的身材，略有一些弯曲的站姿。邱是否就是法学界的一名“摇滚歌手”呢？我感觉他有些像崔健，用红布蒙着双眼，弹唱着“红旗下的蛋”或者“一无所有”。邱虽不算英俊，但他的这种个性往往更容易刺激女孩子。我记得在研究生期间，一位女性可能是因为邱的拒绝而喝下了一瓶白酒，最后被送到了医院。邱后来知道了此事，我不知邱的真实反应是什么，据说令人意外。
邱离开“西政”一事令我很吃惊，因为邱与我离开“西政”的情形有所不同。尽管我也是出走“西政”之人，并且是在得到好处以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认为的）。据说邱出狱后希望回到母校，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的田平安十分康慨地接纳了他，并且将其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邱当时甚至连讲师都不是）。但没有两、三年，邱还是以学校环境不合适为由执意要离开“西政”。我理解他在“西政”的环境，但他完全不考虑校领导的感受，是我有些不能理解的。如果是我，我是很难做到的。但邱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道理，别人总是无法理解。
邱是我国最早积极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之一。在刑法学方面，邱是相当自信的，因为他有亲身实践的独一无二的资本在身。在论及刑罚方面，恐怕没有谁比他更有发言权，他的杀手锏是：“你们做过牢吗？”正当邱在学术研究不断拓展之时（据我所知他已经准备去美国学习），突然又传出邱辞去湘大法学院院长，弃学做律师的消息。开始也很吃惊，但想想这就是邱兴隆，一个无拘无束的人，一个永远的怪人。在他身上，什么“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应当承认邱是一个有“争议”且“争议”很大的人物。

“最高智商奖”，授予何力博士。
授予该奖的理由是：能够轻松且准确无误地说出从广州到北京铁路线上四级小站的站名或依顺序轻松说出从日本九州到北海道所有小站的名字；高考地理分数97分。他本人认为应当是100分，有二道分值为一分的题，答案可选择；有一道题，参考答案有错误。从小学到中学，每科成绩未低于98分。“十八棵青松”中考研成绩名列榜首，曾获得北大百科全书知识竞赛优秀选手称号。该奖的竞争者相当多，几乎所有这“十八棵青松”均有实力争夺该奖项，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考评根据，故还是将此奖授予何力博士。广州大学副校长舒扬先生也建议将此项奖授予何力，其他同学尽管也认为自己应当获此奖项，但没有反对何力为获奖者。
关于智商（IQ）一直是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从1921年起，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在耶基斯根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编纂出一份庞杂的报告之后，智力测试就开始受到人们的攻击。攻击者认为智商方案测试的并不是天生的智商水平，而是后天对知识和文化的学习，因而对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有利，而对低层阶级和移民则产生偏见。智力问题所争议或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智力或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的或天生的。所谓智力的遗传性就是指人们之间智力差异有多少来自基因。关于智力或智商的遗传问题人们一直在争议。但没有人否认智力或智商具有先天的特性。今天，持“遗传信仰”的心理学家们将智商的遗传性定位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后天教养”说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智商的可遗传性应为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不是心理学家，但一个简单的现象告诉我们这一点，在一个班上同样的老师授课，学生以同样的时间学习，方法也一样，但其学习效果即成绩肯定存在着差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异的原因中遗传因素占多大的比例，但肯定存在，我对此是相信的。
何力与我曾是中学同学。在我印象当中，他的各门成绩平均应当是98分以上。关键不在于成绩好，而是何并不是一个用功的同学。这一点害了不少班上的同学，使人相信后天的努力是多余的。上课画小人，或与别的同学说话，常被老师点名，但老师又不忍心对他进行批评，通常是说：何力同学，请不要影响别人。何力的最大问题在于，和何力在一起玩的同学，往往成绩都不好。因为他总是玩，如果你要是和他一起玩，成绩必然下降，而他的成绩依然飘红。有的同学私下在讨论这小子是不是晚上12点以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在学习。
我相信遗传，他的几个哥哥也相当聪明，当然我也相信后天的教养。他爸爸是新华书店的经理，当时，书店工作人员的亲属看书很方便，可以将书带回家，书店里有塑料书皮，包着就可以了。我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依德说一个人的某些潜意识是由小时，甚至哺乳期的经历所导致的。也许何力的这种经历养成了从不买书的习惯。我的印象当中他似乎没有书架，即使到了复旦大学开始教学和研究。因为他的书少，所以根本用不着书架。他的说法是，图书馆这么多书，为什么要买呢？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的话，无疑是对所有出版商致命的打击。
何力能轻易说出广州到北京铁线上的车站站名，不是仅仅说出广州、韶关、郴州这样一些三级站以上的名字，而是所有车站。这是在他读初中的时候。地理是他的最爱。高考地理97分，他认为应当是一百分，之所以是97分，是因为参考答案有问题。正是因为他的智商相当高，虽然当兵已经几年，但仍然以绝对高分进入北大，他报考的专业是图书馆专业。他不买书，只在图书馆看书，这是否是他选择这一专业的唯一理由呢？虽未必是唯一的理由，但一定是重要的理由之一。最终何力未能如愿考取图书馆专业，而是进入了法律系。那时的人相当单纯，完全没有考虑专业与经济收入之间的联系。选择专业就是兴趣或特殊心理所致。
我在下乡时，凑巧与何力下乡的地方不远，可能相距也就是十里地左右。有时候他会到我小屋里聊聊天。一次何力和另外两个同学来到我的寒舍小坐，我得招待他们，于是大家动手做面皮。因为那时胃口大，所以煮得多，但没有更大的盛饭工具，只好用我的面盆，盛了一大盆放在地上，大家便呼呼地吃开了，当时的情景与养猪场没有多大差别。这个面盆也是既洗脸，又洗脚，当时还没有物质条件能够做到“手脚”分开。
可能是为了加入农村知青宣传队，他开始学拉二胡。大概几个星期后，我就听到了他拉的二胡独奏曲——“扬鞭催马送粮忙”，其实那时根本就不需要“扬鞭催马”，因为没有多少粮食，送公粮一点也不忙。倒是有一种“江河水”（悲凉的二胡独奏曲）的味道。那时在农村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一年四季吃上干饭，而不是三天两头老喝粥。何力后来成了一名野战军的战士，但并没有经常扛枪，而是拉小提琴。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何手中的民间乐器——二胡突然之间变成西洋乐器小提琴。何力学什么都快，但似乎忘得也快，读研究生时早已将“江河水”和“梁祝”忘得差不多了。
何博士的英语口语不能说很好，但单词量巨大，令人惊叹，如有生词请问此君。不过何没有能够去英语国家留学，最终去了完全不相干的日本。我和他在日本京都时，还骑着自行车在京都街上飞跑。何后来从京都大学转到关西学院大学，最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太聪明，因此他根本不在乎专业界线。研究生期间学外国法制史，京都大学期间跟随日本有名的民法学家北川善太郎学民法，后又转到关西学院学习国际关系，以后又转为何种专业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到复旦大学后，教授和研究的是国际经济法。原打算到清华，他说：你们清华法学院缺什么我就讲什么。
何在经济（钱）的问题上特别不同一般，我极少见到他的口袋里有钱，哪怕一分钱。问到为什么不带钱时，他会奇怪，带钱干吗？对他而言带钱真的没有用——不抽烟、不渴酒，不吃零食，不买书，几乎不买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由家里人（母亲或夫人）掌管。在日本没有见过他喝饮料。“自来水可直接饮用，为什么要喝饮料呢？”何力如是说。在我知道的范围内，他从未向任何人借过钱，当然，任何人也别想从他那儿借到钱。他对待花钱的心态对他的事业我认为有影响。早在1987年,何就写出了《欧洲共同体法研究》的书稿，大约有二十几万字，我印象中应当是当时中国内地第一本研究欧洲共同体法的专著。书完稿后，交给学校科研处，那时人们的心理是一种“公有制”心理，研究成果交给学校出版，出版补贴当然也要由学校承担。可能是学校没有钱，因此，此书的出版一直被搁置起来。我建议他自己掏钱，那时只需要1500元左右就能够出版（现在15000可能都不行），不过那时的1500元可能比现在的五万元甚至10万元都还要珍贵。我的看法是，有投入必有收获，肯定是有回报的，这是经济学的原理。
“搞研究、出成果，还要自己掏钱出版，哪有这个道理？”何力如是回答。这样，这本书的书稿现在可能还静静地躺在“西政”科研处的文件柜里，也有可能已经当废纸卖掉了。其时，如果此书出版了，单是奖金就应该不止1500元。而且此书会使他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大的名誉，会带来更大的无形资产。我的第一本专著就是自费出版的，花去了1500元，但我所得奖金就超过3000元，回报率200%。何力是否天生不擅长经济算计，这也是遗传所致吧？
何进入北大，成为季卫东的同学，也是季卫东很好的朋友，我通过何认识了季卫东。在我写硕士论文时，季卫东给我寄来了许多资料，我心里至今还十分感激季卫东先生，也要感谢我的老朋友何力先生。

“最具同情心奖”

此奖授予陈忠林博士。陈忠林当然也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最不愿抛头露面奖”，不过因为没有此奖项。
获奖者：陈忠林，重庆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几年后留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学院，获博士学位，国务院学科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任全国人民大会代表。
授奖词：在他人处于困难境地时，能够给予他人尽可能的帮助，最好地表现了人类所应当具有的同情心。在十八棵青松中虽然有不少有力竞争者，但均因为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与陈忠林博士如此深刻的同情心而被淘汰。具体事件是：当时的研究生宿舍是两人一间，四人一个套间。没有人愿意与邱兴隆“同居”，因为他的生活太没有规律，谁都怕，还随时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包括我，即使支部书记也不愿意。这时有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此人就是陈忠林。
陈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内向、沉默的人，喜欢下围棋。下围棋的人大多不太喜欢表现自己，可能是因为围棋对弈时人需要始终处于静静地思考状态之中。陈作为北大的本科生考到“西政”，与何力一样，完全是由于爱情的力量（相信现在不大会有北大的本科生考到“西政”，除了北大之外，没有多少选择）。对现时而言，爱情的力量在人们行为决策中的份量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
陈博士对任何事情都是很专一的，这种专一有时也表现出一种固执。陈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观念的，只要自己认定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他常与别人持不同意见，表现出一种北大传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他的研究领域算不上广泛，写的东西也算不上多，但他写的东西一定是该领域中最坚深的部分，是最基本的部分。我记得他的博士论文是《犯罪要件研究》，他认为在国内，人们对犯罪要件问题没有吃透，而他的论文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解决刑法学中这一“歌德巴赫猜想”级问题的钥匙。
陈的品格是同学们认可的，没有世俗的营销心理，没有贪图便宜的作为，一切都十分坦然，有点韩国棋圣——石佛李昌镐的意思。陈虽然也有“动一动”的念头，但最终没有能够跨出“西南政法”之门。后来他成为法律三系的主任，系改院，又成为院长，他自己坚持认为这些职务不是其坚守“阵地”的理由。

“最佳成功人士奖”，授予夏勇博士。
提名候选人资料：夏勇，湖北人士，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1982年留校执教，次年考取西南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后又考取北京大学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授奖词：夏勇博士以最短的时间，在学术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以其人权理论研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成为“西南政法”著名校友，且在各方面还有极大的上升空间。故将此奖授予夏勇博士。
夏勇是西南政法七八级的，七八级也是西南政法最优秀的一届，可以大胆地断言，前无史者，后无来者的一届。由于83年考研究生的大都是七九级的应届毕业生，与七八级不能相比。西南政法曾有这样的说法：“精七八，温七九，傻八零”。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相对论”的观点，即使是“温七九”，亦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傻八零”也有若干优秀人才。
尽管我觉得我也小有名气，但还是经常遇到学界有人不认识的。此时最令人气愤，居然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才知道，自己名气太小了，知名度仅限于民事诉讼法专业。以后，凡是遇到不认识我的人，我就会介绍说：“夏勇是我的同学”。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总要补上一句，是研究生时期的同学。谁都知道本科的同学是“最值钱”的，一到硕士，更不要说博士，“辈份”就完全乱了，本科低了好几个年级，在博士期间反而成了师兄，特别不开心。有的学生与自己的本科老师同为博士生，辈份就更乱了，愈加郁闷。
在圈内，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夏勇的。我向别人介绍，我是夏勇同学，有的人眼神中有一种我乃“神仙”的邻居似的。著名企业管理实务家，《水煮三国》（遗憾的是，据说此书有剽窃之嫌）的作者成君忆，在《水煮三国》一书成名后，又出版了《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所谓现在流行的励志类书籍，此书又登上排行榜，再次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此书中成君忆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神仙的邻居”。说美猴王比秦始皇的运气好，历尽千辛万苦之后，遇到了一位樵夫。美猴王把这个樵夫当成了神仙，然而此樵夫并没有像梁任所写《述异记》中“观棋柯烂”的樵夫——王质。美猴王遇到的这一个樵夫没有能够像王质那样成为神仙，而是成了神仙的邻居。神仙的邻居竟然是个凡人，真是耐人寻味。成君忆提出的问题是：“想想看，你是不是那个樵夫呢？”真是可怕的问题，也许你的邻居已经成为神仙，而自己却成了神仙的邻居。我想作为凡人的神仙的邻居与作为邻居的神仙的分化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完成的，没有一贯的努力，没有始终向上的追求，就有可能成为神仙的邻居，而你的邻居却已经成为神仙。在碰到陌生人时我们只能说我是神仙的邻居，以此安慰自己，但毕竟只是邻居而不是神仙。
不能说夏勇就是神仙，这有吹捧神化的嫌疑，虽然夏未必一定是神仙，但我肯定曾是他的邻居。卡耐基说过，成功的人，95%以上是有坚定目标的人。因为目标坚定，才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下去，最终做到铁棒磨成针。卡耐基的话肯定是对的，夏的成功就是卡耐基先生此语的具体事例。夏勇先生是一个有坚定目标的人，对于他而言，成功只是时间和实施的问题，就像中国乒乓球队要拿冠军一样。
夏勇的每一步选择都透着一种智慧和精算。虽然夏并不精通桥牌，但他具有桥牌高手一样的计算能力。相比起来，我选择民事诉讼法专业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误算，而夏勇选择的是外国法制史。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中青年法学家当中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出身外国法制史或外国法制思想史专业。贺卫芳、何勤华、高鸿均、梁志平等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如此。其中一个道理是中国法治的进程一定是向西方法治学习和模仿的过程，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思想史则给国人提供学习和模仿、了解西方法治和法治理论变动、发展的知识。研究外国法制史、思想史很自然地就站在了法学学科的前沿，很容易成为领军人物，至少也是一个排头兵。贺卫方也许不服气。如果不是他当年研究外国法制史，他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贺卫方。依我的观点，学习外国法制史、思想史、外国法学的人最容易成为法学界中的“神仙”，因为这些领域“仙气”最重，真气最足。人才成就是要讲究“气场”的，有些专业最容易成为这些“神仙”的邻居。
现在想来，夏勇的选择真是高瞻远瞩。这还不算，夏又跃龙门考上北大法理学博士，出身变得更为“高贵”，“中产阶级”身份已经基本摆脱，而且师从法理学界甚至法学界口碑极佳的学者——沈宗灵教授，出高徒的条件已经具备。进入法理学研究的更高层次，虽然“仙气”已经很重，但还不是人人能够成仙。夏此时再次显露桥牌高手的远瞻能力。
研究题目和方向——“人权”。这是相当大胆的选择，能够选择这样的题目，尤其显示了夏的智慧与胆略。人权问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当时许多人均认为人权研究无疑于学术研究中的雷区，研究人权等于“自杀”，千万碰不得。否则，即使不丧失生命，也会弄得缺胳膊少腿的。但正应了那句话——艺高人胆大。夏大胆切入这样敏感的话题，敢于踏入雷区。从人权概念入手，从史的角度，探究其本意所在，从中推论诸多结论，把中国人权的研究在理论上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敏感话题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正是如此，相应地更容易带来更大的社会效果。人权问题，西方关注，中国也应关注，中国有自己的解释，中国不能对人权没有看法，不能简单地说，你们说的人权我们不懂。我们也懂，但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事实上，夏勇的博士论文《人权的概念》一书一出，就使他获得极大的声誉，可以说是声名鹊起，我们感觉一夜之间他成了人权方面的理论权威，颇有“空降”的感觉。再见到夏勇博士，已经能够明显感觉他口鼻间有一股“仙气”。回头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夏勇若干年对外国法制史的精心研究，能有如此成就吗？神仙其实也是慢慢修炼而成的，邻居也是如此。如果我那时选择了外国法制史，我是否有可能成为“神仙”呢？也许有可能已少了一条腿了。我的体会还是那句话——“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名气越大的人，其书著每页的字数越少。一是因为字号大，二是行距宽。原本出版社要从成本考虑，每页字数越少，成本也就越高。如果名气够大，也就无所谓了。夏最近出版的一些书同样版型，字数已经比我们出的书要少200~300左右。
忽然听说，夏成了国家保密局局长，多少有些令人为之诧异。但我相信夏的判断，虽然他没有学过桥牌。

获“最佳成功人士奖”提名奖的有：胡云腾博士、谭世贵博士、舒扬教授
他们均在相应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例如：胡云腾博士，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83年考取西南政法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后又考取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博士研究生，师从刑法学界泰斗高铭暄教授。全国刑法研究会秘书长，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正厅级）。胡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颇有才华，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亦相当有能力，属于适合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双肩挑”的人物。其学术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相当的务实程度。但由于部门法所限，尽管其影响已经大大跨越其研究领域，但毕竟受到一些限制。最终建议授予提名奖。也望其能以之作为鼓励，再上一层楼。

“女青松”奖：同时授予班上仅有的两位女性：孔小红博士、张航教授（排名不分先后）。
孔小红，广西人，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83年考取该校法理专业研究生，师从卢云教授，1987年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是这一批“青松”当中第一个成为法学博士的“青松”，也是最早在法理学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女性。当其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如旭日东升之时，弃研下海，在商海中游曳。
张航，四川人，但与一般四川女孩在各方面均有所不同。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83年考取该校诉讼法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师从王洪俊老师。毕业后分配至四川大学，时任川大法律系副主任，后来随丈夫去了美国，据说已经完全脱离了法学这一行当。
授奖词：二位女性以其天天向上的精神十分优秀地完成了学业，并在工作事业充分体现女性自强不息的意志力的同时，又能在人生之中突显中国传统女性吃苦耐劳之美德。
据我们年级许多同学传言，本年级中最刻苦努力学习者当数上述二位。二位所在班上的同学也进一步证实的确如此。有同学说，晚上最后离开教室的学生当中一定有张航同学，甚至就只有她的身影。张在学校期间只有一件事——学习，学习再学习。
因为在本科时，不是一个班，因此不知道她是不是班干部，给人的感觉应当是学习委员。到了研究生阶段，也同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说话得体、稳重是她的基本特点，话不多，绝不像有些女孩子那样咄咄逼人，如果从政，一定是党的好干部，是一棵好苗子。只可惜去了美国。
有一次见到一位老教授，问我知道张在美国干什么吗？我回答不知道，老教授十分气愤地说，你知道吗，张在美国给一位老太太当保姆。一个中国的法学副教授，居然做这种事！后来我听说，张实际上在帮一美国老太太看房子，这样也就免了房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既陪了老太太聊天，彰显人文关怀，又能学习外语。在那个时代，出国哪有不打工挣钱的，并不管你在国内是什么，不可能像现在有的小孩，花着父母亲的银子在国外读书。
孔小红在我的印象中是单纯的人，虽是广西人，性格却有四川人的一面，嗓门也比较大，性格开朗。学习上也是“悬梁刺股”般忘命。一篇关于中国法理学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在《中国法学》上连载，使其学术影响亦有“空降”之感。尽管是与他人合作，但已经能感觉到她学术发展的恢宏前景。
一个人往往会在别人都认为应当继续沿着原来的轨迹前行时，自己却突然拐弯走向了另一条路。孔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种观念认为，她看破了学术红尘，愿意走更为实际的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对中国法制看得太深，而感知自己作为的无用，而放弃作为之努力。当然这两种观点的区别不并明显，或者说有内在联系。“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最刮目相看奖”：建议授予谭世贵博士。
获奖者：谭世贵博士，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83年考取该校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师从王洪俊教授。现任海南大学校长，获第四届“青年法学家”称号。
授奖理由：在本科和研究生以及工作早期绝对默默无闻，而今成为一校之长，且还有极大发展空间，着实令人刮目。连本科同班同学也会问：此人是谁？
谭世贵出身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最穷的山区和最穷的家庭（根据自传）。在学生期间，他常常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其实他是汉族。我们这个年级，同学之间年龄差异很大，他在班上应当是年龄最小的一层。可能是由于年龄小的原因，他很少表现，在他所在的班，没有人会认为他将来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在研究生期间也是如此，默默学习，也不大参与研究生们的激烈讨论，偶尔搭上两句，也只是为他人摇旗，提供一些可有可无的论据。看看谭现在的样子，我一直试图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寻找一点线索，一点能够说明令我们刮目相看这种状态生成的原因和理由，想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搜寻的结果，依然不是太清晰，但有一点，谭的勤勉和待人的平和应当不可置疑。
在他做了海大校长以后，我们在一块儿吃过很多次饭，从未见过他以公款买单，从未“彰显”过校长的派头。这样的人现在的确不多。有不少人一旦“翻身”便显现盛气凌人的样子，完全忘记了过去。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众所周知，重庆这个地方夏天似火炉，冬天也并不暖和，冬季细雨绵绵，阴凉潮湿，比北方的冰天雪地还难受。不知是谁的规定，南方不能装暖气设备，一直到现在人们也习惯于室内不装暖气设备。屋内屋外一样凉。好个谭世贵，冬天不穿毛衣，贴身一件背心，外面一件单衣过冬，棉衣自然就更不上身了。是否真的感觉不冷，则不得而知。谭一年四季也从不用热水洗澡，坚持冷水浴，即使在寒冬腊月。这一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是否可以说明他这一块钢铁是如此炼成了呢？是否与禅宗打坐的修炼有同样的功效呢？据说，在没有当校长时，谭作律师从来是骑自行车办案。为此，谭获得海口市优秀律师称号。
我们班上有许多人后来都非常有成就，在行政方面也做得不差，例如现为广州大学副校长的舒扬教授，但与谭不同的是，舒在本科期间就已经颇有影响，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文笔也好生得了，龙飞凤舞后辈传诵，说出话来，余音绕梁。一见面，你能就感觉他是个才子，点子多得不得了，如果将其放入“海”中，一定是个点子大王。舒也极负夸张能力。一次，到我家随便坐坐。我当时住在学校一间原来农民自建房子里，其中有一间可能有十七、八平米，舒逢人便说，张卫平的房子好宽哟，可以打羽毛球（公正地讲，单就打这一点，再小也可以，不过想想，羽毛球场地有多大，舒将其夸大了多少倍），从此可以看出，舒的确是具有文学天赋。他现在走到这一步，完全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因此，对其不能用“刮目相看”一词。
谭世贵不同，单从相貌气质风度上看就有令人刮目的巨大转变，从现在的外形气质绝对很难与那时的谭联系在一起，此“谭”已非彼“谭”。教研室开会学习，谭始终坐在角落，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即使说话也是小得几乎听不见。现在好家伙，西服领带，鼻梁上一副金丝眼镜，随时洋溢着既自信又谦和的微笑。但有一点依然没有变，即使冬天到北京，也绝不穿大衣或羽绒服之类的东西，在海南就更不需要了。
再如全理其博士，也是极其聪明的人。本科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83年考取“西政”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利用一次短暂的在日学习的机会，把在日的几个月的学生生活变成了十几年，甚至是永远。没有人像他这么有胆识，这样精明过人，在日本成功地完成了博士学业，要知道在日本获得法学博士是非常之难。全在几年前突然又杀将回国，在社科院法学所作了研究员，后感不适，又突然杀回日本，在某大学供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非常满足自得，并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毅然而然地抛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国期间，曾就中国刑法修改及刑法理论发表过论文，刑法业内人士不得不叹服全博士理论功底之深厚，长城城墙转拐处不能比之。不过全现今的表现亦不能用“刮目相看”加以形容，因在人们的预期之中。“最刮目相看奖”应当与他无缘。如果说“最聪明奖”，相信全博士与舒博士均是最有力的争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