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

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老还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挽回上亿美元损失

　　韩德培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利用自己的学识，他为我国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联邦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多达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一道，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特别喜欢和学生交流

　　韩老特别喜欢和学生们一起交流。每次都是在保姆“强令”下，交流才结束。老先生每次都特别舍不得他的学生离开，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走出门。2007年6月，三位学生要出国做访问学者。

　　临行前，去看望老先生，时间约好在下午2时30分，他们下午2时刚过就到了韩老家楼下。准备按门铃时，门突然自动弹开。保姆说，老先生那天没有午休，一直在阳台上等他们。每个月，博士生们都要去看望他一次；每次学生离开，韩老都是依依不舍。

　　养身养心得长寿

　　生活有规律，恐怕是韩老先生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每天有3件事必做：练气功、在室内走上几百步、看看书读读报。数十年如一日。前两者是养身，后者则是养心。走进韩老先生的家里，迎面扑来的就是书香。几个大书柜装满了各种书。韩德培爱书、爱看书、爱藏书。

　　辞世之前的牵挂

　　“还有几个博士生的论文没有答辩”、“法学院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在他辞世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韩老反复唠叨着这几句话。尽管是90多岁的高龄，但近几年来韩老还一直坚持带博士生，2007年他带了4个，2008年他带了3个。尽管小病时时有，但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很好。他喜欢亲自指导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