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1905年梁启超和家人，左一梁思成，右一梁思顺，右二梁思永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27年11月24日，梁启超给留学海外的孩子们写信：“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掉了一只肾，企盼能将宿病断根，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在往好处走，不过，却“还是睡不着的时候多”。他当然想念孩子们，也当然惦记着“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
1927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梁启超在痛感军阀之黑暗的同时，也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满怀疑惧：“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算什么！”
他让身边的孩子思达、思懿等休学一年，请人在家上课，期望他们的成长能免遭时局干扰，又叮嘱人在海外的孩子们，“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梁的9个子女，若按年龄划分，梁思顺年纪最大，出生于1893年；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出生于20世纪初，彼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双涛园群童”日后集体留学北美，成绩斐然；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均出生于1910年以后，梁启超在世时，他们年龄尚小，没有机会出国。
若按术业划分，思顺并未进过正规学校，而是随父亲接受“家教”；思成、思永、思庄受教于西方，所学大抵属文史科，文人气质浓厚；思达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而经济学这门学问要到他退休若干年后才登堂入室成为“显学”；思懿、思宁投奔革命；出生于1924年的思礼是梁氏第二代中如今惟一健在者，也是9位子女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子女归来
梁启超正妻李蕙仙和梁思成一家
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用流利的英语解释，他们1924年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这一年的3月，他们刚刚在温哥华举行了一场西式婚礼，婚后即遵父亲建议游历欧洲考察建筑。现在，他们正“满载着美国的体验”，急于回到国内“把它们付诸实践”。
和梁思成、林徽因一样，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的子女陆续归来。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受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梁思忠在留学子女中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他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被梁启超劝阻：“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来，就会抵不住。”思忠继续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回国，在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大学工作，后远嫁广东。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回到天津，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他们赴沈阳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的梁思成出任系主任，上课第一句话便是：“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九·一八”事变之前3年，东北局势相对稳定，梁思成及建筑系同仁利用这夹缝中的时间，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的去世，对梁家是一个沉重打击——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经济上的。“我们的生活基本是靠他的稿费，他去世以后，家境就下降了，顶多属于中等水平。”(梁思礼自述)17岁的梁思达没能按照原计划赴日本留学，他去读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梁思成与林徽因给父亲设计了墓碑，立于北京香山卧佛寺，这成了他们联袂设计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件作品。同年，他们的女儿出世，取名梁再冰，以纪念逝去的饮冰室主人。
1931年6月，梁思成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定居北总布胡同3号。
1932年淞沪抗战后不久，在前线的梁思忠便因患病贻误治疗去世，年仅25岁。这一年，四处奔走的梁思永也病倒于荒野，一度“性命几不保”，卧床两年才慢慢恢复。
北总布胡同3号成了京城著名沙龙
林徽因和儿女在一起
梁思成夫妇和朋友们在一起
当他们回到北平时，周末下午就会有朋友来聚。梁思成后来说，从美国回来至1937年，他有意识地避免与政治人物接触，故来客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讲起话来中英文交织。多数时候，林徽因不让女儿来打扰大人，但会让她出来叫叔叔阿姨伯父伯母，梁再冰现在还记得这些名字：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金岳霖、陶孟和、李济、叶公超……
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有时也来，长得非常秀丽。”
梁家的沙龙是“英国化”的，牛津剑桥的知识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学问的习惯，中国这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愿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以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发言，给大家讲一讲当前的政局。沙龙进行到了黄昏，就顺道接上饭局，有时去隔壁金岳霖家，主人管饭，众人笑称那里是“湖南饭店”，有时一块儿坐车去外面吃。“我特别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周培源这个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饭馆的车上写物理公式。”梁再冰笑着回忆。
常来北总布胡同3号的还有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侄女周念慈(梁思顺之女)，她们都在燕大念书，又往往带上一些女同学，这其中的龚澎，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韩素音则成为名扬海外的作家——30多年后，她以采访者的身份与梁思成再次见面，那是谁也不会料到的场合。
周念慈是如此喜欢她的舅舅和舅妈，以至于要夜不归宿，结果被梁思顺半夜接走，这位梁家的大姐临走时“还扔出最后的炸弹”：女儿在这里会染上激进的婚恋观念，有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这是影射比邻而居的金岳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进步，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学生运动，还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游行领袖，在得知自己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后，她跑到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连夜为她烫发，给她戴上耳环，涂脂抹粉，又为她换上旗袍，“进步学生”一夜间变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护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发掘；梁思庄被伤寒夺去了丈夫，带着年幼的吴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图书馆任职；梁思达研究生临近毕业，与同学赴各地考察当时正兴起的农村“合作运动”，在“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合作运动”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县，梁思达等考察后发表报告认为，此“合作化”名为“自愿”，实为“统制”，这无疑是对当局所树“典型”的一声棒喝。
1931年第三次发掘殷墟时，董作宾（左一）、梁思永（右一）、李济（左二）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右二）视察
抗战爆发
“屋顶”——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庄
梁思懿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忆，“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弹是飘下来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
林徽因和女儿在一起
抗战初期大家斗志昂扬，甚至带着点兴奋，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在长沙，梁林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梁再冰记得，有一次母亲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我父亲过来就哈哈大笑，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我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大概是11月，窗外开始有飞机掠过，梁思成兴奋得跑到阳台上去看，说没有警报，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说话间炸弹就下来了，“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像是飘下来的，看着好像是闪闪发光的一些银片。”梁再冰说。
等这些“银片”带着尖利的哨音落在地上燃起大火后，这一家人才反应过来要往屋外的防空壕跑。
他们的房子没有了，一家5口从玻璃渣和焦土中挖出家当，借住到张奚若家，随后离开长沙，经湘西、贵州向云南行进。
与此同时，梁思达一家随南京农本局内迁重庆，梁思永一家则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时年5岁，对于这段艰苦的旅程，她只记得在越南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邓波儿的洋娃娃，大哭非要买下不可，“后来实在没钱了，离开昆明去李庄前又卖了。”
到了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发肺炎，高烧40度。县城中并没有医院，梁思成从同车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女大夫，她在日本学的西医，但会开中药，按照她开的药方梁思成去抓药，“我记得还买一些中药的补药，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我母亲就完全退烧了。”
梁思成林徽因
不许女儿听汪精卫老婆演讲
1938年1月，甫抵昆明的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加重，背部剧烈疼痛，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
3个月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经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三校组成西南联大，“星期六朋友”又在这里重逢。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登门拜访梁思成夫妇，并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这可能是梁思成设计生涯中最委屈的一件作品，因经费不足，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
抗战前期云南主要流通货币是滇币，“我们刚到昆明时，1块法币可以换10块滇币，所以买东西很便宜，但是很快就涨起来了，涨得一塌糊涂。”梁再冰说。为了生活，林徽因要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课挣钟点费，而梁思永之妻李福曼，和联大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街边摆地摊变卖家中衣物以补贴家用。
梁再冰与梁从诫就读于昆明的恩光小学，再冰读四年级。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汪精卫的妻子，只是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听这次演讲，“当时我还跟他们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们又问我，除了我还有谁没去？我说我们班就我和张文朴(张奚若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1940年夏，日军施行“疲劳轰炸”，频繁骚扰昆明，梁从诫撰文回忆，“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是年冬，根据教育部指令，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记得，“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结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继病倒。
林徽因是老病复发，肺结核这次来得比往年更加凶猛，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盗汗不止，“李庄没有医院，她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梁再冰说。而梁思成尚滞留在陪都重庆。后来梁再冰才知道营造学社经费非常困难，父亲是去向教育部要拨款的，“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这一病，林徽因元气大伤，李庄5年基本是卧床度过，后来抗战胜利返回北平，身体也从未真正康复过。
不顾脊骨硬化，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燕京大学不再是安全的飞地，教职员工纷纷撤离燕园，日军禁止民众收听短波，挨家挨户查收音机，当时梁思庄与大姐梁思顺同住，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回忆，“查到我们家时，大姨用高级日语严厉地说：‘不许你们动我的无线电，不然我就把它砸烂！’”日本兵听到这日本宫廷语言，不知是何来头，只好作罢。不久，梁思庄带着吴荔明随燕大南迁，到了成都。
在天津，梁思礼高中毕业，王桂荃的好友丁大夫为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了全奖，王又费了很大力气凑足400美元给小儿子作为路费和其他开销。
在上海，梁思懿与美籍华侨张炜逊结婚，梁思礼参加了姐姐的婚礼，并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刚到美国半个月就爆发珍珠港事件，美日交战，梁思礼与国内失去一切联系。
在江苏，投奔新四军的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梁思达进入银行界，就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
仍是李庄条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儿，虽然行动不便，反倒不太疼了，于是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可是，在女儿梁再冰的讲述中，他们的工作褪去了那层浪漫的色彩：“他仍然酷爱画图，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母亲病情略微稳定后就开始阅读《史记》和《汉书》，以便协助父亲写作《中国建筑史》。”
吴荔明随母亲去李庄看望二舅三舅，发现二舅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就不得不把家长衣物拿去当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得到相当改善。
梁思成：“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唱国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陆续返回北平，“因为是从南方飞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北京脏极了，尘土飞扬，大家都蒙着纱巾。”梁柏有说。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鲁大学讲学，1947年6月，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电报，他立即动身返回北平。临行前，他将自己用英文所著的《图说中国建筑史》插图部分交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保管，手稿则全部带回。他准备做最后修订，再寄到美国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断绝联系，手稿再也没有寄出，要等到1984年，这些手稿才连同配图在美国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经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著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客人仍少不了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因梁思成在清华任教，又增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
1949年终于到来的时候，梁氏兄妹都是翘首以盼的。梁思永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军前进的消息；人在长沙的梁思达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梁忆冰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很小声地说“解放军又到哪儿哪儿了”；梁思成一度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进驻清华，但听到他们说“大学是念书的地方，军队不入驻”时，不禁大为感动。1950年，梁思庄带着吴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我祖父希望我们留在香港别走了，以后去美国。其实我妈妈西方习惯还有，再回美国生活完全没问题，但她没有答应……她当时还给她的好朋友写信，动员很多人回国，比如化学家傅鹰，她那时是真心的。”
在美国，梁思懿和梁思礼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要回国的学生都面临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进步学生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欢欣雀跃，广播中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学生们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块红布，中央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五星，在船上开了庆祝会。船抵香港后，部分学生转往台湾，梁思懿和梁思礼搭船北上天津，与家人团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一年，“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可为佐证，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第8天的会议后写的：
“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林徽因：“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
建国后头几年，梁氏兄妹都处在忙碌兴奋的状态中：梁思庄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西文编目；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还与陈占祥联合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自费刊印一百多份报送上去，希望勿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梁思达先在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来调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连卧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络绎不绝。
梁思懿随丈夫分配在山东，一度在齐鲁大学任女部主任，1951年给三姐梁思庄来信，讲述了新时代的气象：“燕京已经改为国立，这里的师生都很羡慕，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学习政治虽然是强迫与志愿结合，开始时，是强迫的意味多于志愿，现在从出席人的踊跃来看，二者已经近乎相等了。”
梁思宁也在山东，她丈夫章柯常年从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点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给梁思庄写信：“很早就听说三姐是一个很和蔼，长期从事燕京图书馆工作的人，在学识及为人上都很好，像你这样的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兴奋之余又带着苦恼，“他们最大的苦恼似乎是不能同有关方面领导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梁再冰说。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时，对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潮”(所谓“大屋顶”)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27日，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反思自己：“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这时的梁思成还只是困惑，并未被击垮。他的学生萧默说，记得有一次梁先生来到系馆，戴着宽边礼帽，我们一帮同学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先生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够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他们就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梁忆冰说。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五院(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梁思顺：“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梁忆冰说。红卫兵鞭打她时，这位与毛泽东同龄的老人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里。
1968年，梁忆冰下乡前去看望祖母王桂荃，走到西单手帕胡同，一拐弯就看见祖母家的窗户纸破了，在风中飘啊飘的，“我看她不在，把我给急的，到处找，后来才知道是被我堂叔接去了。那时她已经得了痔疮癌，起不来了。”这一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里，没有子女来向她告别。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一直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说，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在北大，梁思庄被抄家3次，因为她说过北大图书馆某领导“只会务虚不会务实”，为此做了无数检查。“有一次，红卫兵把学校的很多善本书线装书放在现在那个大讲堂门口烧，然后把我妈妈押去看。”吴荔明回忆，“红卫兵斗她，让她穿着旗袍拔草，我也只能远远地看着，非常害怕他们打她。”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整天拿着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她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他们什么是赤道，”吴荔明说，“这4个孩子最后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1969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宣读毛泽东圈阅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后来称之为“清华经验”)，这份文件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5种政策，其中第4条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在批了以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当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可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
从那天起到2月27日，“用处不大的”梁思成在日记本上没写过一个字。
当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1983年，梁思宁恢复党籍。早在1948年，她就因为是梁启超的女儿被开除出党。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北京重修永定门城楼。
梁思庄去世于1986年；梁思懿去世于1988年；梁思宁去世于2006年，她说，我要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梁思达去世于2001年，老人晚年喜欢看《国家地理》，喜欢看《猫和老鼠》，住在女儿梁忆冰家的时候，尽管腿脚不便，也总想做点事情，“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抢着要去收”。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感谢吴荔明、梁再冰、梁忆冰、梁柏有、周有斐、许维馨诸位老师接受访问；参考资料：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窦忠如《梁思成传》，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建筑师林徽因》，陈学勇《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梁启超家书》、《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