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杨曦光（杨小凯）先生的第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1975年7月，我19岁的那一年，因言论和文字问题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投到岳阳建新农场三大队“劳改”。

　　监房内外的人和善地望着我。一个高高大大、长相十分英俊的大哥站起来，将自己刚坐过的椅子搬到我的面前，非常热情地说：“来，坐吧。”我问他的尊姓大名，他可能怕我听不懂他的长沙话，就从床边拿下一本书，指着书上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我睁着幼稚的眼睛望着他：“杨曦光。”

　　他帮我将铺位开好，将毛巾晾到一排毛巾中间。一会儿，监狱开下午饭了，他将他桶里的水倒在一个脸盆里，叫我洗了脸再吃饭。其他的人给我找来碗和筷子。吃饭时，我谈着我最简单的所谓“政治案子”，还用郴州的地方话背诵我所写的所谓的“反动诗词”，逗得全监房的人哈哈大笑。

　　可是，我却见杨曦光没有笑，他脸上显出忧郁的神色，也许是相同的遭遇吧，他是因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捕判刑的。

　　监房中，为备巡查，夜晚不准熄灯，这反而使热爱读书学习的人感到方便。杨曦光的铺位就在我的上方，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感到上铺有些响动。有一次，我被响动弄醒了，起来往上铺一看，只见杨曦光在灯光下刷刷地书写什么。我笑着轻轻地说：“杨曦光，你还没有睡?”他却笑着轻轻问道：“是不是我床上的响声让你睡不好?”我赶快说：“不是，不是，这点响声根本不影响我睡觉。这么热的天气，您要注意休息呀!”他笑了笑，约我到大坪上乘凉。他告诉我，他在偷偷学习英语。我奇怪地问：“学英语，还要偷偷地学?”他说我刚来，不知道劳改队的情况，管理人员经常抄走监房中的英语书籍和英语教科书，说犯人学英语、看英语书的都是想“里通外国”，都是“崇洋媚外”。

　　我问他：“劳改队管得这么紧，你怎么还学?”他却笑着说：“你想一想，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能不学?”他说的这句话，让我感悟到中国未来时代对知识需求的必然性，深深地烙入了我的心中，我因此发奋读书学习。

　　我开始学的是数学和历史，从高中到大学的数学课本都是杨曦光借给我的。我写信要父亲寄来了《中国通史》，杨曦光给我找来了外国历史。我认真地学着，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杨曦光和那些教授们。

　　杨曦光总是很热心地和我一道解题，谈论中外历史。他的记忆力很好，我每次谈到一些很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他都好像了如指掌，而且跟我讲令我信服的独特见解。我往往被他的见解影响着，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学习。

　　1975年10月左右，我搬到上铺，和杨曦光的铺位连在一块，这是难友们对我的照顾，因为上铺有电灯便于夜晚请教、读书。那时候，我已将高中的数学复习完了，进入了大学数学的学习。

　　我在杨曦光的辅导下按部就班地学习，在知识的海洋中，我感到快慰，产生五彩缤纷的灵感，经常提出一些数学的应用问题，他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对我讲，他想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并给我演示用一些数学方法解释经济的等式，使我大开眼界。当他讲到这种研究的应用前景时，我高兴地说，他以后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看到了他为社会谋求福利的广阔胸怀。

　　我和杨曦光作比，总感到自己的知识差得太远，所以，我有时候把《高等数学》带到棉花地里偷偷地学习，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杨曦光。我们经常在地里演算应用题，有时没纸了，就用棉花秆划着大地演算。

　　1976年8月，杨曦光被调到基建组，我被调到菜园组。我们虽然不再在一个监房了，但是，我们的来往仍然密切。他经常来看我做的大学数学题，并给我修改，有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一同请教那些一同坐牢的教授们。

　　作为忠实的学生，我总想听他谈论一些政治问题和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他谈得很具科学性和哲理性。他渐渐成了我们这些难友的轴心，对我们发出志向、知识、事业引力的能量。那时候，我真的把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1976年春节那天，我特意邀他和我们老乡一块过春节。我趁着酒兴硬要在场的每一个人唱一支歌。杨曦光第一个唱了：“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他那拥有充分男人气质的深厚的歌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可是，30年后，身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杨曦光（杨小凯）在真正拥有了明亮的天空、正值事业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被可恨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在心中痛苦地呼喊：“老天!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再见一面!”老天无声落泪，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百年之后，天堂见!”

　　摘自《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参见“本刊8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