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65号芮沐先生的居所

走进北大，我到处打听燕南园在哪里，居然有不少同学摇头。难道他们都是刚入学的新生？在我这个没有在北大念过书的人心目中，燕南园实在是一块知识的圣地，作为北大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的。这里住过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学家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王力、美学家朱光潜……都是举世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但大师们的身影，已经逐渐远去，而我今天还可以去采访一位与他们同时代的法学泰斗、已经98岁高龄的芮沐先生，实在是一件幸事。

芮沐先生是我国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创始人，也是民法大家。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九十年代还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在我国乃至世界法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代杰出的法学教育家。

芮沐先生的夫人姓周，也已经88岁。她说，芮老前年有一次看书入了迷，忍着小便不愿释卷，直到忍不住的时候才跑向卫生间，结果摔了一跤，此后就离不开拐杖了。但出现在我眼前的芮老，精神依然矍铄，笑眯眯地看着我，很硬朗的样子，说他七十、八十，也还是有人信的。

之前通电话的时候，我曾提起要一些照片，芮夫人就把几本厚厚的影集抱出来，让我尽情挑。一张芮老年轻时的照片映入眼帘，我不由得惊叫起来：“这么帅啊！”芮夫人笑了：“是啊是啊，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叫帅，叫作英俊。”

法律救国的早年梦想

照片上年轻的芮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饱满的额头下略微瘦削的脸庞，眉宇间蕴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他还显得有点洋气，是吧？”我问。“是，是，可能跟他小时候念过教会学校，年轻时又出国留学有关。”芮夫人说。

芮沐先生190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南翔镇，祖籍浙江吴兴。父亲是纸商，兄妹八人，他的童年是在上海租界度过的。在法租界的浦东小学上小学，又到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念书，后来又转学到法国的圣房记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参加教会活动，念赞美诗，芮沐也因此掌握了英语和法语。1927年中学毕业后，芮沐选择到震旦大学学法律。

促使芮沐立志学法律，有两件事。一是他的二哥小时踢足球的时候，被菲律宾人拿着棍棒打残了，下颌被打掉。后来他在上海街头给人劝架，又被莫名其妙地打死，而他的死没有任何人负责，更不要说惩办凶手。当时上海租界极为混乱，黑道猖獗，天天都有无辜者惨遭杀害而无处申冤，这促使芮沐决心学好法律保护像二哥一样的中国人。

二是他对当时租界的“会审公廨”深恶痛绝。会审公廨是英美两国在租界内成立的一个法庭，审理除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侨民为被告人以外的一切案件，实质上是一个列强的联合法庭，最后的审判不是凭是非曲直，而是凭各国的实力。而中国人到了这样的法庭，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只有受屈辱受迫害的份儿。眼前的现实，使芮沐萌发了“法律救国”的思想，他要学好法律，帮苦难的中国人打赢官司。

震旦大学的法律课程设置完全按照法国的法律系统，四年学下来，芮沐熟悉了法国的法律体系，外语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31年，芮沐到法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又去了德国。那时的芮沐思想活跃，曾想在德国的马克思学院就读，后来希特勒上台，马克思学院被关闭，他只好去法兰克福读博士。

博士毕业后，1939年芮沐回到中国，先后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和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学贯中西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第一代是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的五十多岁的老学者；第二代是以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为代表的四十上下的中年精英；第三代则是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为代表的三十多岁的“少壮派”。芮沐是属于费孝通、钱钟书这一代，都是刚刚留学归来的精英人物，个个满腹经纶，人人满腔抱负。而芮沐与费孝通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也是这时候开始的。

当时在法律系，芮沐因为课余还兼任律师，因此收入颇丰，令人羡慕。他年轻时喜欢运动，踢足球、游泳、骑马、击剑，样样精通，再加上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是女孩子心中的标准“骑士”。也就是在西南联大，他与芮夫人结为伉俪，从此不离不弃，长相厮守，直到今天。

出访东欧诸国

在西南联大，芮沐才华横溢，本该鸿鹄展翅，飞向学术高峰。但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统治日趋反动腐朽，并将屠刀挥向了当时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1945年“一二一”惨案在西南联大发生，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血气方刚的芮沐义愤填膺，在课堂上公开抨击国民党的黑暗残暴，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当时许多人劝他在课堂上不要讲，他不予理会。一位在校的美籍教师与他交好，对他说，中国这么黑暗，你又身处险境，不如去美国，我帮你介绍。

带着对国事的深深失望，芮沐偕妻子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起了访问学者，他们的大女儿也在美国出生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但北平还在傅作义手中，只是已经被重重包围。在美国过着殷实生活的芮沐，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希望，热血沸腾的他决定立即回国，迎接解放。当时妻儿无法与他同行，他却等不及了，对妻子说，再晚了就迎接不了解放了！硬是撇下妻儿，一个人先回到了北平。

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芮沐一回来，就投入到学潮中。解放前夕，一位叫孟宪功的同学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芮沐决定作为律师替他辩护。当时芮夫人也已经回到他身边，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许多同事也劝他不要去。他却义无返顾，面对国民党特刑厅的威胁恐吓，正义凛然地为学生辩护，痛斥国民党特务。因为在知识界的地位，国民党特务一时也不敢把他怎样。直到解放军终于进城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诞生后，芮沐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教授。当时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高校法学教学体系，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因此芮沐多次去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讲学访问，也由此精通了俄语。我挑选的第二张照片，是1954年在布拉格他陪同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当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会见外国同行的情景。张志让当时奉命参与筹备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到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与外国法律学者们广泛交流，征求意见。当时虽然带着翻译，但碰到专业的法律术语，翻译总是“卡壳”，芮沐就成了张志让身边须臾不可少的人。他的翻译总是那么及时、准确、精湛，深得张志让的信任。后来张志让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提出要芮沐随行。他说，有了一个芮沐，走遍欧洲都不怕。

首提经济法之概念

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五六十年代几乎就是照搬照抄苏联，而到了“文革”的特殊时期，则被破坏殆尽。在“文革”中，芮沐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一度搬出燕南园，搬到一个狭小逼仄的地方。但芮沐在那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下，丝毫没有放弃他的法学研究，屋子里到处堆的都是书，客人来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下脚。

“文革”之后，芮沐和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迎来了新生。1978年邓小平访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了代表团，在副院长宦乡的率领下，到美国考察访问，推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我挑选的第三张照片，是1979年4月22日，代表团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与哥大校长William McGill等人在劳氏纪念图书馆（Low Library）前的合影，其中左五为费孝通，左六为芮沐，右三为钱钟书，右五为宦乡。费孝通与芮沐亲密地站在一起，两人交谊甚深，这次芮沐能够参加代表团，也是费孝通积极推荐的结果。

费孝通与芮沐的友谊，早在西南联大就开始了，后来的几十年中，两人只要在同一个城市，几乎每周都要走动。芮沐佩服费孝通的博学广闻，学术目光深邃，而费孝通则对芮沐的外语天赋惊叹不已。芮沐精通英、法、德、俄、日这几门外语，也会东欧的一些小语种，尤其是精通拉丁文，是北大拉丁文的number one（第一）。拉丁文的基础是中学时在教会学校打下的，后来他一直勤学不辍，功底非凡。在北大，外语系的教授来找芮沐请教辞典上没有的单词，一度也很盛行。

这次访问，在美国引起轰动，费孝通和钱钟书经常被单独请去作各种演讲，更加蜚声中外。特别是钱钟书，在国内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因为这次访问而再度引起世界关注。而芮沐，因为他严谨的“法律”性格，因为他一贯谨慎低调的做人原则，没有那么吃香。但回国后，芮沐发现他的学术研究环境开始有了很大改变。这次访问，无疑对他后来提议建立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起了巨大作用。

回国后，芮沐第一个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芮沐一直在民法领域下功夫。总结几十年的经验，他认为，刚解放的时候，废除了旧中国的民法全书，引进了苏联的法律系统，使得民法的起草没有基础，非常艰难。可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等人，在邓小平同志当时极力号召“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法”是一条可行之路。虽然当时已经制定了“企业法”和“合同法”，还有“民法通则”，但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远远不适应的，应该搞出一部“经济法”。

当时芮沐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重视，也赢得了许多法律专家学者的响应。在北大，先后成立起了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都担任第一任所长。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已经70高龄的他，亲自给本科生甚至前来学习的临时学员们上课，其草创之艰难，今天的学人们实在难以想象。

许多人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芮沐老教授，骑一辆嘎嘎作响的破自行车，在校园中奔波。学生的宿舍，他一趟一趟地跑，完全没有70高龄的老专家的架子。甚至到90高龄，也能经常见到他在人行横道上顶着烈日避让着车辆前行，目的地还是学生宿舍。作为老师，他对待学生的一片赤诚，不知道令多少学人感动不已。

与老布什的交谈

我挑出来的第四张照片，是1983年在美国，芮沐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在交谈的场面。本想详细打听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但芮老与芮夫人都语焉不详，也许有些话牵涉机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老布什是个中国通，1974年曾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身份偕夫人芭芭拉到中国，在中国长驻多年。在会谈中，他讲起自己两次见过毛主席，一次是1974年陪同基辛格国务卿去见的，一次是1975年陪同前来访华的美国总统福特。老布什还说，他的儿子小布什，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1975年的夏天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像父亲一样，骑自行车逛遍了整个北京城。

会谈最后的时候，老布什说，他一生最喜欢吃的食品，就是北京烤鸭，一提起来就要流口水呢。当时宾主都哈哈大笑起来。

自创立国际经济法后，芮沐先生出国访问和教学的机会很多。创立国际经济法这门学科，也是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随着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国际贸易日益增多，贸易争端也日趋激烈，极需这方面的法律人才。后来进行WTO谈判和现在在WTO工作的中国专家学者，许多都是芮沐当年的弟子。芮沐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的国际经济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世纪的年轮

芮沐先生今年已经98岁高龄，而按照中国古代的年龄算法，人一出生就一岁，过了年就两岁，那么芮沐先生也可以称作是“百岁老人”了。一个世纪，匆匆走过，芮沐先生留下的，是精彩而深刻的足印。从欧式教育的重视条文的学养，到立足国情深入实际的实践精神；从纯粹理论的法学研究，到联系政治贯通经济的实干研究；从西方的各种流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芮沐先生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真理，同时也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直到2000年，也就是92岁高龄，他仍然在带博士研究生。我挑出的第五张照片是芮沐先生2000年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议的情景（见题图）。直到今天，他还每天都要阅读和思考，并没有放下著书立说的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面对仍然谈笑风生的芮沐先生，我想，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妻子在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上班，所以我委托她，把从芮夫人那里取来的照片还回去。妻子完成任务临告别的时候，忽然被芮沐先生叫住了。妻子以为还有什么事，芮沐先生却问了这么一句：“他是记者，每天到处跑，你是怎么抓住他的？”

妻子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告诉我，我想，看来芮沐先生的脑子还是转得很快的呀，对周围的事物，也是观察得很敏锐的。由此我想到他长寿的秘诀，与这种乐观幽默的性情是分不开的。他一辈子做人都很低调，从不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你即使遍翻图书馆的资料，再上网苦苦搜寻，也很难找到他为自己写下的片言只语。而在采访中我也分明感觉到，一旦谈到当年“委屈”过自己的人和事，他就会来上一句“我忘了”。我想，保持这种心态的人，自然是应该长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