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祥瑞先生去世已经6年多了。一直想写一点怀念的文字，但每一次提起笔又放下，总觉得力不从心。逝者已去，归于浩淼永恒，后来者说什么都毫无意义，因为前面还有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
　　
刘大生在一篇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的文章里写道：“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段话对于了解龚祥瑞先生、读过《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的人们而言，什么问题也没有，人们心中都有一杆准确无比的称——什么人什么分量、一清二楚、决不会搞错。可是对于其他人，就会导致严重误解，误以为龚祥瑞先生也是刘大生文章里列举的绝大多数无足轻重法学家中的一员。为此，我必须趁今天的闲暇写出有关龚祥瑞先生的片断记忆。明天是不确定的，难免将有更重大的活要干，难免要把手上的笔扔到角落去。
　　
人们渴望不朽、企图上升的强烈意愿完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一切乌托邦、一切信仰狂、一切邪教得以蔓延泛滥的根本原因。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除了袁红兵以外（这是另外的层次、另外的境界、甚至是另外的时空的问题，天壤之别，这里无法讲清楚），依照目前的修为，那些所谓的法学家绝大多数乌七八糟，根本不能与龚祥瑞先生相比，又有什么必要划分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一眨眼间就身与名俱灭了。有人会说：那可都是些名声响叮当的大人物、大教授。但教授在中国恐怕有一百万，你数得过来么？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我在穷乡僻壤谋生度日，有一天偶然从当时的《中国法制报》（即现在的《法制日报》）上看到龚祥瑞先生与陈国尧的对话，其中引用了阿克顿大大有名的话：“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好象老先生还特别补充一句：这是万世不变的真理。我大为折服，立即给“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先生”寄了一封信，表示要报考他的研究生，为以后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一周左右，我得到答复：首先，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推进依赖于广大人们的实践而不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理论；第二，自己老了，不招研究生，偶尔在法律系和政治学系开几门课；现在社会上皮包公司满天飞，大学（包括北大清华）也完全一样，到处都是皮包教授，还是不报考研究生为好，否则，你没有考上会很失望，考上以后肯定更加失望。
　　
那时，我年轻、满腔热血，自然听不进先生的金玉良言。
　　
1990年10月的一天，从俄文楼上完课后，我们三五个同学与他一起到未名湖边散步。在热烈的争论声中，龚祥瑞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对于专制、独裁、暴政，无可奈何时服从，可能时抵制，时机成熟坚决推翻！”这样大意相近的一段话，我在《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里读到过，但由这个平常胆小怕事、谨慎万分的老先生语重深长亲口说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据中国古人云，人世间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从立德上看，龚祥瑞先生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他有普通平常人的德行、弱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曾被别人严重伤害，也曾严重伤害他人。他的恩师钱端升先生就被他深深伤害，钱端升先生一直到临死之前才肯原谅他。而且，他拒绝忏悔。
　　
就立功来说，龚祥瑞先生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有些作为。比如：他与蒋经国先生换帖拜把、做过蒋经国先生的副教务长、中华民国文官考试官员，等等，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的事业都不足以让我们的后代子孙记得他。
　　
至于立言，我不敢说龚祥瑞先生一定能够不朽。但是，我可以断言：有13亿或者15亿人的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出一本比《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更好的宪法学教科书。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聪明绝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公费留学考试前夕，钱端升先生对大名鼎鼎的王铁崖讲：你不要跟龚祥瑞去竞争，你考不过他的。），还因为有些身手不凡的人协助过他（包括姜明安、李克强等）。
　　
更重要的是，龚祥瑞先生用最后二十余年的生命岁月，与无限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关注中国进步发展的人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老先生家中做过客。
　　
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里有了如此非凡的经历，难道不足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