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谨识：感谢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慨惠机缘，得就先父吴经熊博士略缀数语。然而，蘸墨伊始，鬼使神差，先慈李德兰（友悌）的种种回忆顿时俱涌笔尖。思前想后，决定一并写出。它促使我意识到母亲在扶助父亲成就其一生中的不尽劳作。因此，倘若读者发现一篇关于先父的传文居然笔涉先母，谅必理解此乃吴氏子嗣情溢于中（余排行十三，也是最末一位），若非将先母一并叙述，则于心不安。多谢包涵！

　　对于少小时光和父母的记忆，历历如在梦中，而一丝一缕，若隐若现，恍兮惶兮。长久以来，自然而然的，它们于潜移默化中抚育我成人，而与此岸的尘世之我融会一体，早化为活的生命。这正是我们发育成人的氤氲之所。

　　为人之父，父亲并非完美，肯定通不过“理想的父亲”这一试金石的检测，尤其是在今日，其标准乃是要求父母们——特别是父亲——要么谆谆蔼蔼、无微不至，要么参予儿女们的一切事项。但是，凡此种种，举例来说，在儿童游乐场的棒球比赛中逗哄十岁孺子高兴，势必违忤父亲的天性。我本人也从无这一期待。肯定的，假如看到他身着中式传统丝质蓝色长衫，与其他父母彼此伸手击掌喝采，我会觉得不自在的。事实上，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就从来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来看过我打球，有些甚至根本就不曾意识到我正投身于各项体育。——于我，这却无妨，因为他们的缺席将我从倘若他们为我狂呼加油或者皱眉蹙额地死盯着我，而使我可能承受的压力下解脱了出来。

　　在我们这个平和的人家，要不是我们的母亲具有处理永无尽头的家务，更不用说任何大家庭特有的人格冲突和危机的朴实无华的天生智慧，灾难或者准确地说混乱，必定降临。虽然母亲幼时从未受过任何正式教育的惠益，但却获得了最佳的传统方式的哺育，而习得了这一切。各种教益赋予她常识和适应的天分。在年轻的共和国的早期奋斗岁月里，在中国的宁波，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新娘，她一开始就展示出了这份才能。特别是1949年至1951年在夏威夷，1951年至1959年在新泽西，在我们家这些短暂的海外飘泊岁月里，妈妈的才能排上了大用场。1959年，癌症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她圣洁的一生，仅仅享寿60。

　　母亲不识字，却按照自己的职责要求，为家庭、朋友甚至陌生人，包括肉贩、杂货商和面包师等邻人，作出了道义和精神力量的典范。邻居之中，许多人是难得讲出一句简单英文的移民。这一不便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包括母亲在内，他们具有超越言词的美妙的自然情感，彼此理解。

　　本性朴实自然而充满幽默，她容忍着我们这许多孩子气的胡闹。更具同情心的兄姐们知道无休无止的家务是如何让她精疲力竭，于是将笑声带入她的生活，让妈妈也轻松愉快一些。我不记得母亲对于我们的淘气和胡闹曾经稍有忽视；相反，不论在做什么事，她总是立刻停下来，温语相向，呵护有加，经常鼓励着我们越发嬉闹一团。不过，谦和的本性加上总是牢记自己身为母亲，她习惯于用一只手或者两只手捂住嘴，掩住笑，以这种方式作出回应。

　　然而，当一起观看我们最为喜爱的情景喜剧“我爱露西”， 一部在早期电视时代非常流行的喜剧时，她并非总是这样一味明显地随和迁就。坐在后排，几乎无法听清什么对话，每当其中的一个角色表演让人忍俊不禁的搞笑剧情而触发她的幻想时，那一刻她总是忘情凝神。三姐Terry，我们一群孩子中的捣蛋鬼，就会把头朝后转向她，用我们的宁波土话顽皮地说：“妈妈，你笑什么？这并不是那么好笑呀！”对此，她总是咯咯笑得更欢。

　　作为妻子，母亲奉献了一切，但却难能充任父亲的副手。然而，如其职责之要求，身为一位受过良好教养、知情懂礼的女性，她自然懂得何时应当、何时不当作声。一句话，她知道如何保持家中安宁，恬静而周全地做到了这一点，为自己的爱人从事学术工作提供了合适的氛围。当父亲这位智识者全身心沉浸于捕捉道家经典的妙谛之时，妈妈作为女主人，则不声不响、里里外外地做着似乎毫无回报的家务。情形好像是，稍予体察，竟或不假人力，她自己就发见了“无为”这一道家关于成就事业，即便是浩繁志业的著名理念。如果日常家务确曾让她烦忧，她却在我们面前将这些感情遮掩得严严实实。

　　对我来说，很难想象，假如母亲曾经上过学，那么，她那“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妙天成的艺术将会获得怎样的修炼。多少年来，有时我又想，她要是获得了一些良好的正式教育，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一般，说不定会变得爱管闲事、是是非非，或者满腹自以为是的奇思异想，而这极可能将她那浑然天成的安详和谐变得刻板僵硬，或者冷漠地令人不快。

至于家务，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超然事外的中国文人，除了一贯按时付清一切帐单，除非情势必得需他亲为，他难得干预。这并不是说他毫不关心或者满不在乎，他只是相信大部分这类纷纷扰扰会自生自灭，确乎无需为此自寻烦恼。除非受到较为严格的儒家律典的召唤，否则，他多半预取一种道家的不干涉态度，绝不杞人忧天。

我们兄妹初踏美国土地之时，多半还是幼儿或少年，惴惴希望这位中国的老夫子更多地象一位典型的西方父亲那样行事。我猜，倘若他曾经试过，那一定是一幅极为滑稽的漫画景象。这不是说他从未尝试过作一个这样的父亲，只是他的天性和所受教养与我们视为常态的为父之道恰恰背道而驰。作为住家周围数里唯一的一户亚洲人家，毫不奇怪，他是我们所知的父亲中最为与众不同的。

　　然而，尽管他醒着的时候，除了上课，几乎都在读书和写作，可不论何时去找他，我发现他总是温蔼可亲。1950年代，我还是个小孩，记得他性情温和，虽然有几次脾气不好，而这对几个小点的儿女来说可能是极为可怕的。要是心中蓄育怒火，他会在愤怒吞噬掉自己之前就充分自律而制怒。他为此而享有声誉。他的怒火会渐渐消散，在随后家中诵经祈祷之时，他会为此追悔莫及，静静地请求家庭和天主原谅。——我们是天主教徒，自从1940年代在香港以来，诵经祈祷几乎是晚餐祷礼后的日课。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怀着对于天主的虔信之心感悟到了父亲谦恭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一谦恭的世界驱策着他的灵魂，超越一切，此时此刻，按照自然之本性，也启示着我，而舍此则无心灵生活之本身。

　　父亲总是自己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不过，无论他对于自己是如何地严词相向，我从不记得他曾经达到病态兮兮、自爱自怜地自我谴责的地步，尤其是在他人到中年之后。我也不记得他曾经尖刻地批评过他人。这不是说在他的作品中，他对美国人或者他挚爱的中国的同胞们全然肯定。对于自己移居的这个国家，事实上早在他1919年踏上密执安大学校园那一时刻，他就认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似乎只念兹在兹于物质利益；对于中国和生为他那一代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一个他思虑着作出生命中的转折的阶段——写道，“精神必定备受煎熬”。他比拟活在中国就如同是在进行着一场永无止息的生死之间的搏斗。他说，中国“正在瞬息万变，有时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永难踏上坚实的大地。”接着，他以更加动情而饱含幻灭的笔调写道：

　　无边的幻觉破灭了，不尽的泡沫爆没了，对于一切的新异，吾心早已麻木，唯怀戒惧。东风与西风，南风和北风，一齐袭来，彷佛将我撕裂。偶像纷塌，委地成烬，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童心之我嚣嚣于新主已至，而讽世之我却置疑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超越东西方》序言，页5）

　　在他的青年时期，他的内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动荡和文化纷扰的写照，对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归安宁，这发生在香港那一年的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将我从我自己拯救了出来”（《超越东西方》，页137）。

　　有一件事使他和家人定居美国，就是那里更加安宁，以及普通人之间的和睦善意。如此这般，在他的有生之年，我们感到他在内心深处，智性、心理和精神上，至少在我与他共同生活的二十来年时光里，平和而怡然。当他说话和办事时，其言其行，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的庄重与局限，似乎悉予表达；与此同时，他虔信的神的恩典引领着他的生活方向。

　　皈依之后，父亲的生命萦系于一种简朴而深邃的宗教信仰，而不再只是存活于文人雅士的日常过从之间，尤其是不限于亚洲的土壤。他的内心洋溢着的一派真纯，或许我们要说是一种孩子般的稚拙，与他那深受温良教化的心灵，好像矛盾，但却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其结果便是心灵与思想相互化育，蔚为大观。

　　1946年12月，父亲受命为派驻梵蒂冈教廷大使。此后不久，1949年，毛的革命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在西方顿失维系。既无安全的避难之所可得回归，他决定将家庭分散几处，把年龄大些的几个子女分别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学校，带上四个最小的孩子往檀香山。天赐机缘，那里的夏威夷大学校长邀其客座。他在那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却奉献甚多，不是教授法律，而是讲授比较神学和关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课程。1951年9月，家人大都渐渐团聚于新泽西，父亲于是到那里的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重操法学教鞭。

　　在夏威夷，父亲之所以能够开设这些课程，就在于早先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已将《诗篇》和《新约》译为文言，而将《道德经》和甚多古诗译为英文。而且，他并已在东西方哲学、宗教和诗歌等纷繁领域，多有著述。同样是在夏威夷，《超越东西方》，他的自传问世了，并最为畅销。也是在夏威夷，他第一次认识了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博士（Dr. D. T. Suzuki），他当时也在那里任教，家父关于禅宗和亚洲思想的兴味，盖源自他深切的影响。在西东大学，他教授了十年的法律，然后，从六十年代直至1968年退休，他在那里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洲哲学和诗歌，以此最终安顿了自己。

退休使父亲回到了台湾，他的老朋友，也是前任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博士，邀家父去他创立的中国文化学院（现在的中国文化大学），担任名誉校长和哲学研究所博士课程班主任。他一直在此任上，直至1986年去世。他在中国时即著述甚众，在美国将近二十年（1949－1968），似乎更为多产。人们惊讶地看到，在自己的祖国，年纪轻轻，他就已然以一位国际性的法学家和学者名世；在他移居的国家，他可能怎么也不会预见到自己会留下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丰硕的作品。

　　在西方，他似乎蒙受米达斯（Midas）的神宠，笔锋所至，从基督神学到禅宗教义，每一项成就都反映出思想与精神的成熟圆融，而这通常需要经年教化始成。从《超越东西方》到《禅宗的黄金时代》，向读者展现了浸注其间的非凡的洞见灼识。后者不仅在理叙中国唐代禅宗的历史，更且因其乃为一部条分缕析、卓具深度的作品，而被视为一座里程碑。他研讨了迄未获得检视的为现代性所辖制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各种西方社会里，心灵为科技所桎梏，并紧紧锁系于对于心灵的束缚更甚于解放的逻辑的思考方式。

　　的确，他的作品有时不免于风格上的缺陷。然而，相比于跃然纸上、激动心灵，如同星火闪耀的启示，风格上的缺陷便无足轻重了。毋宁，读者将会讶异于他的学识通达，阅读广博，研究浩瀚，而深为震撼。身为一介书生，他的阅读广泛，从一切必读的法学大部头，到但丁、莎士比亚和爱默生，从四书、不朽的道家经典，到基督神学、十字架的圣约翰（St. John of the Cross）和利雪的圣泰蕾兹（Ste. Therese of Lisieux）。

　　假如我们试图思索他是如何能够汲取其所涉及的一切的，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其原因就在于他并不认为自己与源自他可能称之为自然智慧的任何传统或者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什么隔膜。一旦他洞悉于此，在他看来，知识、人类智慧和哲学的本性均不过神的预示，通达神的自然阶梯。对于他的心灵来说，万物均在神的秩序之中，凡为于人真实而良善之物，即不可能异在于人类，永恒的道或者上帝，“众妙之妙”，他视为一切知识的源泉。

　　倘若将先父著述的精髓，特别是那些关乎哲学和心灵主题的作一概括，人们可能会说它们涵蕴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而不断趋于一种更为宏大的综合。他懂得，智识者应将凝聚于理念的真理铭记于心，它要求至真，对于个体既往生命的反省。——或许，我们最好将“火的洗礼”（baptism of fire）径述为将生命化为抽象的概念，只要它们尚未融入并销蚀了心，它们就将依然保持其抽象特性。对父亲而言，只要这些理念在法律、心理学、道德、哲学或者精神上有其渊源，这都无所谓，因为他眼中的一切真实的理念均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经验和神之中，早已经彼此交融互摄。

　　还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已显现出某种执着的献身精神，这使他日后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他十三岁时得知自己比孔子还早两年就有志于学，他感到欣喜若狂。不过，不是对于学习本身的热爱，毋宁内在的智慧，作为冥冥之中的导引者，永远引领着他对于知识和学问明辨之，慎察之。这一取径之所以似乎有效，全在于他意识到生命本身的神圣性是不可能仅仅经由智识生命一途即可体察到的。

　　在阅读东西方的奥秘经典时，他一早便发现其中的原创性的智慧（primordial wisdom），这一智慧是这些经典的渊源，为一切理念奠立了基础，但却是一种无法经由智识一途把握和获得的智慧。舍此智慧，他发现，则无法防止此在的生命和理念编织的世界之轰然坍塌。对于思想的客体尽可以进行永恒的讨论，但此“众妙之妙”，一切理念的渊源和真实的至一，却永远无法言说，也无法理谕。

　　对他来说，一切传统，东方的与西方的，均有其妙谛所在，但他最终却在基督教中，尤其是在简单质朴然而不平凡的基督的生命和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中，找到了最为深邃而悠远的沉积和表达。曾有一次，他对我谈起他对基督的一个妙思，即他发现“福音”中的生命如此离奇而真实有据，以至于不可能不是真实的，即便是最为伟大的小说家也不可能凭空想象或者捏造出来，因而只能以如此平白、质朴而谦恭的散文将它写出来。职是之故，他揣摩，虽然诸“福音”的篇幅比不上某些聪颖之士有关基督的真实性的著述中的一个长长的脚注，但必有其神圣的渊源。直至今日，距他说这件事大约已过了四十年，我于此依然深怀敬畏。我听到过无数关于基督和福音的想法，但没有什么能够像他这样的平静叙说所表达的不凡情感，如此打动我的心。

　　父亲乃天生虔信之人。或许，下述阿尔弗德·诺斯·怀特海，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兼哲学家的话，充分阐明了宗教和宗教意识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担当的深远作用。凡此阐说意深旨远，家父想必同样会说它们几乎完美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思：

　　宗教意识及其持续不懈的传布史，是我们保持乐观主义的一个根据。除此之外，人类生活不过短暂欢愉的吉光片羽，它映照着漫漫苦痛与悲哀，一堆倏忽无常的此在经验的零碎而已。（《科学与现代世界》）

　　在自己完全不曾意识到的情形下，父亲从一种文化和传统自然而然、圆融无碍地进入了另一种文化和传统，这一事实本身即反映出其心灵深嵌于东、西方思想之中。他的这一情形本身活生生地证明，所有的知识——东方的与西方的，科学的与宗教的，理性的与直觉的，习常的与神秘的，人类的与神性的，世俗的与神圣的——都不过是追寻上帝、重归上帝温暖胸怀这一真正家园的持续奋斗。因此，毫不奇怪，他的哲学认识论被驱导向前，而最后泊定在深沉而永久的宗教信仰之中。

　　他必定极为认同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修女，也是他最为喜爱的圣者，阿维拉的圣特雷莎（St. Teresa of Avila），她在《至善之道》（The Way of Perfection）中说：“你向往上帝，你就能找到上帝”，这正映证了基督自己的话：“追寻，你就能找到；敲门，门就会为你打开。”在不断递进的发现自己的上帝的过程中，沐浴于圣光，人类的知识终于获得奇幻无比的庄严。

　　对于父亲来说，至真的知识最终必得超越于其所由来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固然重要，不过，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它的原初的起端，他竭诚追索的是渐渐哺育出各自思想体系的原初的知识源泉和知识的生成机制。只有耽于沉思、富于智慧的男女，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精神之中的人，才能够从他们所知的源自这一源头并回应于这一源头的知识系统，探得这一无名或者无以名状的源头的深妙，而不论它是永恒的道还是基督的神秘面庞。真正的和谐，而非人类的创造物，也是一切“理解而非真正理解”的神秘主义者所懵懂不明的，乃是一种呈现于前、但却无法把握和无以名状的精神，人类的理智懂得，它驱迫着人类精神为了自己而追寻超越。

　　如此，我们可以这样作结，人们在家父所有的作品中几乎都能发现，舍此则他可能不过一介凡夫的品质，就是他的洋溢恣肆的神秘气质（pervasive mystical strain），一种不可抗拒地驱迫他在思想的所有领域追寻更为广博而深刻的综合与和谐的倾向。甚至是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法学家，受命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这一繁复使命，他也试图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实用主义法律理念，与理想主义的施塔姆勒的新康德主义理念融为一体，施塔姆勒是他的伟大的德国导师，家父1920年代初期留学柏林的时候受教于他。

　　在检视他的生命和作品时——我发现它们是不可分离的——我知道父亲坚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读者将《超越东西方》草草翻阅后就会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经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只引领着他的手，事实上，他感到是伟大的仁慈和对于上帝的同情，引导他进入上帝神圣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仅仅是他发现了上帝，而且是上帝发现了他。——上帝不是发现的对象，否则就是亵神。这也表达了他深深的谦卑。

　　在阅读和沉思他的一生时，我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动：尽管在各方面他都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与他的诸多同胞不同，父亲既不相信命运或者机会，亦非如同上个世纪早期的“五四运动”以还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般，绝然相信理性主义，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不同于西方的大多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基本上将上帝视为父亲——有时候甚至是一位不可亲近、相当权威主义的父亲，家父可能由于其特异的心理特性，其所预期、追寻和找到的上帝却是一位充满爱意、同情心和宽大仁慈的母亲。

　　他找到的关于上帝可能确乎秉具如此女性气质的主要线索，可以追溯至释、道的资料中，特别是在关于道乃“天地源头”的“神秘女性”这一描述当中。此处不遑辩释这一有趣的疑问，但应予指出的是，近年来有些学者研读父亲迻为文言的《诗篇》，得出结论说他对于希伯莱语耶和华（Yahweh）——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彻底、不折不扣的男性——的解读，是极为新颖的锐见，透彻阐明了其女性位格甚于男性，因而，是一个更具人性、为普通的信众和读者所接近的神。这仅仅是一个虔信的教徒的观点，还是他灵思焕发，指认耶和华既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所看到的“受难的仆人”，同时并为不朽的《诗篇》第23首的主角，“善良的牧羊人”的形象。 如果一切都不是，它至少强烈地提示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所看到的以基督为名的上帝理念的变迁。

　　我最后想说的是，身为人子，我从父亲那里所获得的是无法计数的，我只希望他帮助浸入我心智中的理念有一天将饱满圆熟，终成善果。我想，个人而言，这可能是我作为儿子和学生，所能给予的最为珍贵的回馈。生为他的子嗣，他给予了我们兄弟姐妹和我最为让人妒羡的机会，而呼吸于曾经养育了他、同样崇高的宇宙精神之中。这真是无上的荣光。然而，我还想，如果他不是我的父亲，但若天赐机缘，我只要能够亲炙他的著述，肯定同样悠深的、言辞掩映着的生命，我便能够同样蒙宠而接触到他的生命和渊博的思想，探索他那永不枯竭的鲜活智慧的宝库。

　　我要毫不犹豫地对我的文化同胞们说，家父睿智而温煦的著述，将会给每一个中国人以不可抑制的欣悦和欢喜，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国这片圣地之上，曾经走来一位光华照人的温良书生，人中之龙；他的一生充满了意味深长的教益和教训，我们这些中材之人自当追步不懈。他不仅引导着我们通过复兴和重建我们自家的生活和社会，而奋力复兴我们惨遭蹂躏的古典传统，而且，他的永恒的乐观精神和不死的信仰启示着我们，即便是在这一苦难的人世，在我们每个人之中，倘若我们将视界放宽，心胸拓远，思想深植，那么，人性和人的尊严依然真纯天然、蔚能得救，

　　请允许我以家父在Interior Carmel 中的话来为此简略的传文作结。这些富于启示的思想简扼地概括了他丰富多彩的一生，而他的一生完美地立基于自然与教养（nature and grace）之间、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积极互动，凡此最终看来不是隔绝的，毋宁源自同一神圣源泉：

　　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Divine Essence），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的精神生命是一个不息的旅程，开始于当下，而在天国找到完满的善终。

　　吴树德

　　2004年4月12日

　　于台湾台北阳名山之中国文化大学

　　时值父母结婚八十八周年

（许章润 译）

* 原文为英文，题为Gentle Dragon。吴经熊先生英文名为John C. H. Wu，吴夫人英文教名为Teresa Li Wu，吴树德先生英文名John Wu, Jr.。——译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