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语》--“君子坦荡荡。”

该说说我的那副挽联了。其中的一些背景故事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因为林老师一向不谈自己，尤其不谈那些伤心事，那些不公正的待遇和难以忍受的屈辱，但我敢保证故事是真实的，如果有些出入那只是叙述的细节，属于笔者的责任。

林老师的所谓“台湾问题”，老西政职工无人不知。他自己在《杨主任，安息吧！》一文中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谈到这个问题，但具体细节一字未说。最近由弟子们公开的《记我和朱老在台北的交往》一文，使世人第一次知晓他于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求学期间参加中共的“台湾工作组”的经过和从事学运的具体情况，但只字未提他回大陆后长达36年中因所谓“台湾问题”而遭受的种种不白之冤。

林师的“台湾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经生成了，因此而在1958年毕业时，远远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此后，随着“左”的思想的愈演愈烈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提升，这个原本是光荣参加革命但一时缺乏证人的问题被向妖魔化的方向越放越大，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被设想成潜回大陆长期隐藏的“台湾特务”。西政是政法类院校，属绝密专业，按党校性质办学，这种定性和定位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不难想象，在全国的政治大气候下，在政法专业这种校内环境中，背着“台湾问题”的他是一种什么处境。林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苏联专家任教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班，到西政后因“台湾问题”失去教法律专业课的资格，先还让他到“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研室”，再放到“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最后清除到“语文教研室”。总之是离法律政策课程越来越远。

正是在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语文教研室，他遇到了他后来称之为“老领导”、“结下了笃厚的友谊”的“老友”杨景凡先生。杨师因为川东地下党问题加上常常秉公直言犯忌而受到过错误的党内处分，1960年代初撤销处分后先后叫他到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语文教研室任主任。

在我进入西政之初，还常能听到“你们杨主任就是太爱才了”的话。1950—60年代，在知识分子和大、中、小学中普遍提倡走“又红又专”道路，我这样年龄的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如果某人的专业成绩好，或专业知识和技能好，但家庭出身不是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或本人不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就会被说成走“白专道路”。可想而知，才华横溢的青年林向荣不划入“白专”行列才怪呢。可偏偏这个“杨主任”，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他对“红与专”有自己的判断。在他领导过的教研室和正领导着的语文教研室，恰恰由于“左”的政治运动的结果而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他给予他们高度关爱、信任，并放手使用。这就是杨师以“爱才”闻名西政的由来。不过，当时的这一评价，仍带有偏爱“专”不注重“红”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革”狂潮来了。杨主任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据说他“重用”的有“×、×、林、×”“四大金刚”，这“林”，就是林向荣。“台湾问题”加上杨某的“小集团”问题，那可是“罪上加罪”。减轻“罪责”的路子不是没有，那就是写大字报“揭露”杨景凡的“罪行”，与杨“划清界线”。林向荣没有这样干。他的君子人格正是在这种时刻才显现出来，他绝不可能做“以怨报德”的事。结果可想而知，他也进了“牛棚”，白天被人押着从事重体力劳动，晚上看守果园，不给喘息的时间。不用说，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会上冠冕堂皇宣布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往往有“积极分子”点火煽情，有“勇敢分子”动拳头，林老师没有少挨打。他想不通的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同学竟也出手打他。“他是了解我的，怎么下这么重的手？！”面对非人性的疯狂和暴戾，他悲凉得只有冷眉相对。林老师始终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平生不会说脏话，不会骂人，他不是那种能横眉怒目回敬对方的人，他选择的只是沉默，只是冷眉。

西政的“牛棚”在北碚北温泉对面的山上，地处嘉陵江的北岸，小地名叫西山坪，本是一个劳改农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条件十分艰苦。2006年秋，我和爱人陪我的师母周宇琳老师去北碚缙云山散散心，顺路进了北温泉公园，同行的还有他们的三女杨甸匀女士。师母遥望北岸的西山坪，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杨师关在那个“牛棚”里经受的种种苦难，不禁老泪纵横，甸匀师妹讲述着自己如何一次次冒险渡江沿着羊肠小道爬上山去偷偷给父亲送衣送烟的情景。那是一个度日如年的岁月！

林向荣老师比别人更孤单，他连冒险送东西的亲人都没有。他的妻儿远在几千里外老家。熬到农历除夕，人们总算可以回家过个年了。尽管物质匮乏，一般人的年过得相当清贫，但能与亲人团聚就是最大的慰籍。林老师连这点慰籍也享受不到。本来就孤身一人，如今身处“政治异己”境地，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普通百姓到至穷的程度，也就是冷锅冷灶，揭不开锅。林老师当年连冷锅冷灶都没有，只有一副碗筷，顿顿靠食堂度日。大年初一，是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的日子。那年初一早上，食堂照例煮了汤圆，职工定量供应，打饭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轮到林老师打饭了，窗内甩出一句冷冷的话：“没有你的！”他木然退出队伍，没有眼泪，没有表情，没有言语，更没有乞求，依然是沉默，依然是冷眉一双，一双冷眉。那一天，中华民族的大年初一，他紧闭房门，不吃不喝，不，是没得吃也没得喝，整整一天。

五、《论语》--“君子不忧不惧。”

前些天，“中国法律文化网”上挂出了林向荣先生在1980年代初写的几篇论文，其中有《如何看待资产阶极的“三权分立”》、《法制一词含义的初步探讨》等。在这些文章中，他辨正“法制”，讴歌法治，主张“全面正确地评价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

《如何看待资产阶极的“三权分立”》一文是西政法史教研室第二任主任孙守煌先生与他的合著。文中 提出应“恰当地肯定三权分立的历史进步性”、“如实地说明三权分立在管理上的科学性”。认为，“战后三十多年来，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原则重新获得了活力”，因此，“用三四十年前出现的事情硬套今天的现实，甚至摘用经典作家百年前的话，来论证三权分立原则的没落和消亡，这是一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指出要汲取过去一个时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要高度集中，重人治，轻法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教训，明确主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分权与制衡的管理原则在实践中提供的经验”。最后写道：“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同时，也应当实行严格的分权原则。集中便于指导，分权有利于制约。”

文章发表不久，理论界、教育界接连开展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称之为“运动”的“活动”，关于法治的讨论刹车了，“人权”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三权分立”问题更成为禁区。在西政的内部，在学校领导层的有些人看来，他们这篇文章够得上“自由化”的代表作，并以这个调子向上作了报送，反“自由化”的动员大会上不指名地点了这篇文章。在“活动”的开始阶段，学校作相关部署时甚至强调，连讲课的讲义也要清查。似乎又一次思想整肃降临了。那段时日，教研室召开例会时气氛凝重，不知这些“活动”的下一步如何发展，难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就此打住？！“文革”的余悸又回到了教师们的心头。

无私方能无畏。关键时刻才能见到这种品格。老主任景凡师，文章的作者孙守煌先生、林向荣先生等给我们一种波澜不惊、镇静自若的神态，他们在教研室会上依然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或许是久经“运动”考验的他们面对这点微澜根本不在话下，或许是丰富的阅历和睿智告诉他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逆转。果然，中央领导及时制止了这些“活动”的扩大化。

我的挽联中下联的头两句就以上述故事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