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得知林向荣老师仙逝时，我在山东曲阜，心底不由涌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悲凉。“西政从此永远失去了一位君子！一位君子教授！一个真正的人！”我默念着。

记得是9月12日，中秋前，我去给他拜节，老人家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看电视直播的奥运节目—观看体育竞赛节目是他离休后的最爱，听说我进屋了，连忙迎出来。他喘得比以前凶，可能是痰咳不出来，但精神也还不算差。我向林师母田老师建议，得用吸痰机把痰吸出来。怕他累着，说了一会话，告诉他我过几天要出差，过节时就不来了，祝他中秋节、国庆节快乐，就告辞出来。他还是老规矩，坚持送我出门。我心想，一冬一夏他都挺过来了，这个秋天是没问题的。没想到这样快……

林老师在癌症的病痛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差不多是在自己的家中度过的。他既不愿意给家人增添精神忧伤，始终以健康人的姿态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也不愿意给爱戴他的弟子们增添任何负担，始终以长者的慈爱情怀抚慰后生的牵挂；更不愿意给所在单位的领导们增添丝毫麻烦，始终以学者的豁达和尊严坦然直面人世百态。所幸的是，林老师算得上是健康地走过了生命的旅程，在这次病魔缠身之前，他从未住过医院，从未打过点滴。在查出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不住医院，在进行必要的医疗处理之后，他便回到家中疗养。林老师绝非倔强固执，亦非厌世恶生，他是珍爱生命的，尽管自己烟瘾很大，但还是遵医嘱戒了烟。他基于理智的淡定、超然与达观，给家人和弟子们以莫大的心理安慰，甚至让家人和弟子们怀抱着他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希望。可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总是要回去的，在这条铁则面前，英雄豪杰与贩夫走卒一律平等。但与自己亲近的人、自己敬重的人一下子走了，还是难过这一关。况且我出差在外，满心期待着回去再看望他，我还正打听买吸痰机的事呢，如今见最后一面都不可能了，心中不免由帐然而遗憾而愧疚。

从西南政法学院到西南政法大学，我在这里学习、工作已近30个年头，自感最可宝贵的是获得了知遇之恩的师长，其中最亲近的有两位，一位是业师杨景凡教授，另一位就是林向荣教授。盖棺论定，我在杨师的挽联中称他是“西政一人”。何谓“一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在西政无人可替代的人！林师呢？其实我心中早有一词，他是“西政君子”！“君子”古来已有，然不多，当今士林，堪称“君子”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林师当之无愧。回来后才知道，林师的及门弟子王人博在悼词中誉乃师为“仁人”，深感一点灵犀相通。孔子曰：君子“仁以为己任”，孟子云：“君子以仁存心”。君子必定是“仁人”。人博君见到我时说：“以‘西政君子’论定，真懂林老师！”

我的挽联即以此为主题词拟出：

上联：大丈夫不受嗟食，冷眉暴戾，为国家民族，含冤忍辱，尽忠尽义，集古今君子之德；

下联：法学家心系法治，笑对艰险，唯教书育人，鞠躬尽瘁，正己正人，收桃李天下之功！

横批：西政君子

我知道这副挽联并不工整，匆促中又改不好，当时正在“2008.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研讨会上，就便向临座的国内外学者征求意见，请他们指教。他们听了我对林向荣老师的简单介绍后个个唏嘘不已，表示钦佩，并说挽联倒不见得非要工对，意对即可。于是用手机短信发出，请同教研室的林门弟子杨丽英制成挽联悬挂。

现在想来，下联头三字用“老教师”或许更好，当初用“法学家”是想凸现他的法学教授身份。

二、《论语》--“君子成人之美。”

1979年，西南政法学院首次招考研究生。我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有位同事很热心，说可以找一位西政的老师帮我打听一下。没想到找的竟是林向荣老师，不过，见面前也并不知道是他。大概是春夏之际的一个上午，我去了西政，在一栋红砖砌成的叫“实验楼”(后来划归了四川外语学院)的门外，林老师在迎候我们，很热情，带我去的人把我介绍给他后，他就引我进楼到了教研室的办公室。我谈了自己想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并说想请教一些复习备考方面的问题。估计是已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我的大致情况，他很明确地欢迎我报考，认为我条件不错。接着就把我带到铁路西右边一排平房的中间一屋内，那就是杨师景凡先生的家。路上，林老师说：“其实，考研究生就是考平时的水平！”还说复习备考的事也可以直接“问问杨主任”。这是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杨主任”这一称呼。这以后二十二年中，我都跟着他一起称景凡师为“杨主任”，其他老师也都这样叫。至于为什么大家要这样称呼景凡师，林老师在悼念景凡师的文章《杨主任，安息吧》中已有说明，它不是一种官称，而是体现一种亲切和敬重。

这是我初识林向荣老师。我隐隐感到，我们之间的师生缘分来了！确切地说，他是我这艘飘泊已久找不到目标的小船驶入西政、驶入法史专业的领水人。我是跨专业报考，他当时那几句实实在在不带修饰的话足以令我有如冬日里沐浴三春晖，平添一股信念。很多年以后，一位同教研室的老师告诉我，那年考完后，杨景凡先生批阅我的答卷时，林老师也在场，他仔细看了我的卷子，建议说：“嗯！不错！可以打优。”他和杨师一起圆了我的这个缘！

进入西政后，我就经常能得到林老师的指导和教诲了。这里随拾二、三例。

我们研究生修的课程，平时有作业，结束时，一般是要求写一篇论文交给课任老师作为考试或考查的成绩依据。林老师对我说，应当把平时作业、考试考查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把作业和考试考查当作学术研究来做，使其成为可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我的第一篇法律史论文《〈法经〉和李悝的政治法律思想》1* 就是在考试论文的基础上在他的鼓励下根据张警先生的批阅意见改出来的。

西政复办之初缺教师，杨景凡先生和教研室考虑到我大学毕业后有12年的工作经历，又当过6年的中专教师，经教务处同意和院长批准，让我给78级讲一部分“中国法律思想史”。其实，这也是杨师带我们的一招：“逼”上讲台。78级同学阅历丰富，富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求知欲极强，对教学要求高。我听说有些教师就遭受过“敲碗”的待遇2* ，其时我读研二，还不是大学教师，怕78级不接受，怕砸锅。那时规矩很严，开课教师都要在教研室试讲。我试讲后，林老师说：“可以，就这样讲。”他在78级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不知道他事先是否对部分同学作过一些工作，让他们接受我。记得第一堂课下来，他就当看景凡师的面说：“我看是站住了。同学说，到底是北大出来的。”我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一大半。这以后，心理放松了些，讲台上也放开了些，课堂效果也出来了些。可以说，我第一次上大学讲台，是杨师“逼”的，也是林老师“扶”的。

1982年5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在西政率先进行。由于西政没有获得“法律思想史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得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申请。这样一来，毕业论文答辩成了学位论文答辩的预演，很严格，很正规，场面也很大，蛮吓人的。张警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林老师是答辩委员。他们提的问题很专业，我论文中的不足之处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接受他们的考问，真正受益无穷。我在论文中认为，孔子反对晋刑鼎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不是反对法，而是反对乱立法，反对立一个坏礼的乱法。答辩中，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不少时间。最后林老师说的话我至今清楚记得：“这是一桩历史大事，一个陈案，当然不是一篇论文能说清楚的。如果你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法制史就要改写。”这是肯定我的探索，鼓励我继续探索。这样的话在答辩会上说，又出自他之口，具有结论作用。我当时心里真的很热，实实在在体察到他的那份关爱。此后，我循着林老师的指引，继续进行晋刑鼎问题的研究，连续写了几篇论文，以完善自己的观点。

三、《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

林老师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但从外表看，他衣着随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什么穿什么”，常常穿着不合时宜的衣衫，给人一种“得道高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他对饭菜也不讲究，没有特别的嗜好，只要烟不缺，中、晚两餐有酒即可。他的完美追究，只体现是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时达到了“苛求”的地步，一字一句都不会放过，对直接指导的学生是如此，对自己更是这样。因此，他始终保持那样一种“自强不息”、永无止境的学术精神。

林老师的课讲得精彩是有口皆碑的。他不但法学功底扎实，学养博厚，而且治学严谨，下笔谨慎，备课认真。西政复办招生之初，教学、科研、生活条件极差，百废待兴。他与家人两地分居20多年，尚未解决，一个人住在“实验楼”三楼的一处小房间里。三楼就是顶楼，冬天极冷而夏天极热，特别是三伏天，在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顶楼活是一个热蒸笼。那年头，人们不知空调为何物，连电扇也是奢侈品。林老师承担78级的《外国法制史》课程，没有教材，时间又紧，他赶写讲义真的到了没日没夜的程度。大暑天，他把小桌子搬到楼道里，脱得只剩下短裤，一手摇着大蒲扇，一手挥汗疾笔。这幅情景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我在学校研究生部工作时，有的专业的研究生反映说，从本科到硕士生阶段到博士生阶段，似乎听的还是这些课，还是这些内容。如何开设硕士生课程和博士生课程，以满足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要求，在那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林老师一开始就注意区分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他决不会把给本科生讲课的讲义用来应付研究生。他给研究生开出了日本、英美、法德等国别法制史，开出了西方法学史。这时候虽然不必打光膀子摇大蒲扇写讲义了，但他的备课仍然那样一丝不苟。听他课的学生都有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当作知识和智慧的大餐来享用。后来，我也侧身于研究生指导教师行列，我对自己带的研究生有条硬性规定：林向荣老师上的课，必须完整听一门。这些年轻学子们反馈给我的是，受益匪浅。这一点，也可以从前两日他们得知林老去世后写的唁电唁函中读出来3* 。

不止一个学子问过我，象林老师这样学富五车、深懂中西法律和法学的教授怎么会没有一本自己的专著。说实话，我很难回答。他曾指导、鼓励我们写论文写专著，他曾一字一句地校改学生们的译稿，主编了诸如《大陆法系》等一系列译、专著，但他自己除了编教材、写讲义和少量的几篇论文外，没有出版专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存在着出书难的现实问题，出书要去求人、要自己掏钱、还要返销回来自己去卖书等等，林老师是不肖于去出这种书的。当时我们也劝过他写书，因为有校友在出版社工作，出他的书，不是难事。但他怕麻烦我们，不认可。到1996年，学校定了一个资助和奖励教师出版学术著作的计划，并委托我具体负责这件事。我兴冲冲地跑到林老师家，希望他把《西方法学史》的稿子整理一下，列入第一批出版目录中去。我说，这是学校发展的需要，不会麻烦任何个人，你只需交一个书稿，其他都不用操心了。他当时同意了。没想到过不久，他就告诉我不干了，没有说什么原因，也没有给我留下商量的余地。我尊敬他，只能尊重他的决定。我想，总还会有机会。但不久后，我调离学校，这事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如果按现在的高校教师聘任和管理制度，他可能会评不上教授，他可能会因完不成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发稿任务而完不成工作量被扣去绩效工资，甚至被解聘。在把高级人才当作“物”一样“定量管理”的制度下，象林向荣老师，还有比他更年长的杨景凡老师等就难免这样的遭遇。这真正是中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悲哀！几千年来未有的斯文扫地的悲哀！！幸好他们年长，早早地离休了，接着一一谢世了，逃过了此劫，免受了此辱。他的学生们—主要是留在高校教书的学生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果还有敢象林向荣老师那样不写书，那就一辈子当讲师去吧！这完全是事实，不是推测，跟前就有一个，他就是林门弟子卢云豹。那天送林老师的骨灰上山后，王人博深情地说：“林门弟子中，最像林老师的还是卢云豹。”卢老师的课已讲到几乎与乃师同样精彩的水平了，在西政本科生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就是太把写书当回事，过于惜墨如金，结果可想而知，年过40，还是讲师一个。最近学校把“外国法制史”降为任意选修课了，卢老师讲课的优势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至少是“用武之地”有限，听说他的教学工作量就完不成，要扣绩效工资。顺便说一句，法科大学不是法律职业培训班，“外国法制史”应列入本科必修课程。任何一个懂得法学教育的管理者，都不会反对这一点。

走笔至此，禁不住想说几句题外话。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史学科是叫得响的。在杨景凡、林向荣、张警等老师的带领下，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带出了这样一种风气：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重德爱才的价值取向；严谨扎实、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创新、自由和宽容的学术精神；师生间亲如父子兄弟、相敬如知己朋友的团队氛围。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那时候，除张警先生因身体较弱较少外出外，景凡师、向荣师等带我们出去参加学术会议，都十分受人关注，同行戏称“西南虎”到了，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国内学术界虽然避讳谈学派，但我敢说，西政法律史是初步形成了以师承关系为脉络的一定程度上的学风学格的，这一学统值得弘扬和传承。林向荣老师则是这种学风学格的主要创始人。

“君子之道费而隐。”景凡师、向荣师生前留下的著述不多，却并不表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不广大精微、不能传之久远。我们编的《景凡文存》虽是内部刊号，也只印了1000册，但读它的人不算少，而且读得很认真。最近赵明博士又整理出了剩余的《景凡日记》，还准备研究他的思想。林门弟子已有一个整理出版林向荣老师著作、讲稿的计划，我相信出版后同样会被学术界同仁宝爱之。“大音希声”，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