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

钱大都：钱端升之长子。1936年1月生于南京，195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96年于地质矿产部退休。

钱端升（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第一届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

1980年，钱端升在他的生命里已经走到了晚年，但是对于早年研究的政治学，他依然不能忘情。

人物档案

钱端升（1900-1990），著名政治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1900年生于江苏松江府，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1924年初从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访问英、法、德、奥等国的宪法和政治学教授、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成员，于1924年5月回国。1924-1952年，钱端升相继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任教授（教授政治和法律两个系的宪法课程）、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时为最高职称）、西南联大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也曾短期接替罗隆基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1952年以后，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

1954年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1962年至1966年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文革”期间，其学术生命跌入谷底。1978年起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院系调整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1952年下半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国家开始对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本来过去都是综合大学，非常好。其实过去也没有综合大学这一说，而是大家觉得大学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连比较专的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也是很注重人文的。

但是院系调整一开始，我们一边倒学习苏联，按照苏联的模式来重新组建大学。这样法学院就从北京大学脱离出来，和清华的政治系还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部分重新组建成北京政法学院。

学校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华北革大派过来的，真正教学的则是清华北大的那些教授们。这个政法不是政治和法律的学院，在那个年代，政法是专政的工具，是刀把子。你想想刀把子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政治当然还是要讲的，不但要讲，而且要天天讲，但是不再是父亲过去所研究的政治学了。当时政府考虑，既然成立政法学院，没有专家也不行，所以尽管父亲那一代的政治学者在他们眼里学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学，但是他们经过了思想改造，就把他们调了过去。父亲当时被任命为这个政法学院行政上的院长，说明他跟党还是很靠拢的。

除了政法学院的工作之外，让父亲投入很多精力的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教育工会，另外一个则是外交学会。每天的活动多得不得了，晚上回到家里，学校里的很多文件还等着他看，实在撑不住，就喝咖啡，再不行的话就是抽烟，他本来是不抽烟的，但是那会儿也抽了。

母亲说他当时就像一头骡子，倒下去又拉起来。好在政法学院还给配了一辆车，不然他就更忙不过来了。

沦为右派数十年销声匿迹

1957年，父亲从一个活动很多、经常见报的人，一下子在公众眼里成了一个销声匿迹的人。要说具体的原因，也有。当时周恩来对父亲是很欣赏的，于是父亲猜想是不是因为跟彭真的关系不好所致，这些猜想当然也有一些原因，但也不过是猜想而已。毕竟有那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拿不准到底是为什么沦为右派。

反右之初，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父亲作为政法学院的院长，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对此并不积极，但是党一再地动员。处在他那种地位，虽然对于上级的指示无法理解，自然也要带头召集教授们召开座谈会，鼓励教授们积极提出他们的意见。到了后来，这些行为成了“钱端升带头煽风点火，进行反党”，后来还把他弄到“章罗联盟”上。平心而论，父亲虽然对当时的官僚主义有诸多不满，但是出于对党的信任，他对整个共产党并没有太大的意见。与罗隆基虽然是多年的相识，但要说交情，也说不上多么深。但是在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后来事情才渐渐弄清楚了，想把父亲置之死地的，是他们学校当时的党委领导人。这是父亲一直到去世也没有想到的。前几年，一个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是当时的某某人一再到市委去告父亲的状。父亲当时怀疑是彭真，倒真是冤枉了。彭真作为当时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对于这些具体的事情并不是太过问，而是交给副手刘仁去处理。那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市委去说，去告状，去要求把钱端升打成右派。刘仁一开始说：“不行。”但是那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一再请求，而是一个学校的党委，一个组织。在那个年代，谁又能保护谁？谁能抵抗那种压力。

闲得发慌的苦闷

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其他的职位都被撤销，但是还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职位。

有一次去政协礼堂的时候，父亲碰到周恩来，作为一个右派，父亲觉得很难为情，但是周恩来迎上来拉住他说：“端公，人不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你想开一点，没有事的。”之后父亲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那个时候我在外地，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在那里还是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比较松散。但是父亲很苦闷，没事干，对于父亲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文革”以前，教育部打算编一本西方政治学论文选读教材，这部教材，是由父亲组织学者来编写。但是这个教材没有编完，“文革”开始后，书稿也随着大革命的开始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等父亲平反之后再找这个书稿，早已经不知所终。这让他很惋惜，不止一次地说到这件事情。

编教材可以说是父亲在那个阶段惟一可以自慰的事情，然后就又是闲下来闲得发慌。他过去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也都不再来往了。像他这样一个右派，别人自然不敢来家里看望他，他自己也知趣，不去别人家里，免得给人家惹麻烦。在那样一个年代，大家都变得很“知趣”。这里面也有“不知趣”的，那就是父亲的老朋友张奚若。在国民党时代他敢直面蒋介石，1949年之后，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敢于当面向**提出意见。那时候他依然不管不顾，经常到我们家里和父亲聊天，礼尚往来，父亲也经常到张先生家里去。张奚若当时是教育部长，平常事务很忙，也只能是抽时间到我们家里转转，其他的时间，父亲就尽可能找一些书看。在那么一个苦闷的年代，两个老朋友可以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竟然成了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

晚年的遗憾

1972年，基辛格到中国访问，中美建交开始初露端倪。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和美国形成敌对关系，冻结了美国在中国的所有财产。而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美国认为那应该为国民政府所有，也拒绝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父亲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法司，研究档案材料，应该根据什么法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父亲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我们家原来住在离政协礼堂不远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都被别人占领，住进了很多人，变成一个大杂院。还好，我们没有被赶出去。后来乔冠华主持这项工作，到我们家里去，他到我们家一看很吃惊：“你家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开玩笑地说：“门户开放了嘛。现在是门户开放政策。”乔冠华说：“这怎么行，请他们回家。”乔冠华离开我们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父亲告诉我，后来周恩来通过乔冠华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想到哪里去工作，是北京大学，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时父亲已经70多岁了，但是闲了这么多年，他太想工作了。最终，他选择国际问题研究所。一开始，他很高兴，热情也很高。

但是渐渐地，心情就变得不太好了。我记得他对我说：“这个所长不是干事的人。”原来那个所长对于父亲，只是当一个“花瓶”供奉起来，不让他做事。父亲说：“我也不是官，他只要当我是一个学者，让我研究问题我就满意了。”

但是他这种简单的愿望，在那里并没有实现。他像一个花瓶，无所事事地摆放在那里。

在晚年，对于个人所遭遇的磨难，父亲并不是很计较。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大好光阴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耗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