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从1982年算起，我成为李慎之先生的非正式学生已经整整20年了。1982年9月，我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毕业，兴高采烈地来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作研究生。当时的消息很闭塞，除了知道自己的导师是南开大学在该所兼职的杨生茂教授外，其余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所长是谁。从比我们早来半年的81级研究生，我们才听说所长李慎之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从新华社来的“老右派”，曾经作过周恩来外交助理。他们谈起他来都很敬重，并且说他“很利害”。我们几个新生当然很想早点领教他的“利害”，因为当时考上美国所的研究生非常不易，个个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已经是半个美国通了。

开学时，按惯例所长应该与新同学见面。但令人失望的是，李慎之不在，他作为中共12大工作报告的起草班子，正在玉泉山（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玉泉山这个神秘的名字，尽管我们当时就借住在北京玉泉路十一学校内）负责起草12大报告的国际部分。几个月后，他才召见我们。他整个地垄断了谈话过程，容不得我们插嘴和提问，但他的谈话让我们几个来自省城和京沪的小子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嘲说，12大报告中写得最差的部分“是你们所长写的，这就是国际部分”。接着，话锋一转，又指出这部分文字虽差，却有新意，在党报告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再唱国际主义的高调，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毛泽东时代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的外交的宣言。针对这一评论，李慎之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可能全方位吗？以色列、南朝鲜和南非就够不到；也不可能在美苏之间等距离，因为苏联还在越南，越南还占着柬埔寨。

虽然后来也有些机会听他发表宏论，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最主要的原因他那时“高高在上”，不仅因为他是所长，更因为是在阅历、读书、学问上，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可能成为他的谈话对手。他也不把我们看在眼里，觉得我们中外文的底子太薄。现已闻名史坛的现代史专家章百家，当年是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就半开玩笑、半是抱怨地说，“李慎之要研究生的英文和中文一样好，文言文和现代文一样好，谁能做到？”有一次，李慎之曾经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爱好历史、但上大学却选择学经济的原因：在中学时他就已经把《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全读完了，觉得不再不需要去学历史了。而我这个大学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当时只在《历史文选》课上都过它们的节选！自然无言以对。他对新时期的留学生评价也很低。一次访美回来对我们讲，他原本对留学生期望很高，但接触后发现，他们长进不大，更糟的是他们总是在中国人自己有限的圈子活动，结果就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现在想来，他的评价过于刻薄，因为你想想，刚刚改革开放、去国留学没几年的中国学生，能指望有多么大的进步！后来留学生的成长证明，大部分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三死”，到是国内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三死”学生！

尽管李慎之先生当时没有什么公开著述（我仅看到他和资中筠教授合写的一篇有关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论文，虽然是一篇国际会议的论文，但很有气势，有理有据有情），但他的自信、自负甚至是自大可以说在社科院是出了名的。但我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个小插曲，着实让我看到了他为人坦荡、荦荦大度的一面。当时，我师兄答辩比我早一天，因司机不负责任，害得一个答辩委员等了很长时间。这位委员抱怨了一句，“下次我还不如自己来”。那时的司机是得罪不起的，第二天轮到我答辩时，司机就给以不去接他。我一急之下，找到李慎之，他二话没说，立即放下手边的事情，亲自去答辩委员的府上接人，并表示歉意。这让那位答辩委员很是感动，也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要知道，李慎之好歹是个正厅级干部，并已内定出任社科院副院长。而答辩委员只是一个普通教授而已。

（二）

1985年美国所毕业后，我直接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后又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和工作。虽然离开了美国所，但与李慎之先生的接触和深谈却有增无减。

1985年秋，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全国第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李慎之到会讲话，当时他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社科院的国际片所和外事。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根据事先约定，我到他的住所拜访他，与以前一样，他控制了整个谈话，与我大谈特谈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与前景。当时他担任中国政治学学会的副会长，称中国政治学学会的章程极为民主，但却没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认为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其实并不懂政治学，但中国没有政治学家，只好勉为其难，并称学政治学还是要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我越听越觉得有些离题，便打断了了他的话，说我虽然对政治学感兴趣，但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史。这时他吃了一惊，瞪着眼睛，仔细看了看我，才冒出了一句：“你是任东来呀，我当你是王沪宁呢！原来我们唱一也隔墙戏。”原来，他那天晚上约好了王沪宁！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美国所的金灿荣，灿荣也笑了，并告诉我，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李慎之一直把他叫成了“任东来”。看来，李先生总想着大事，加上眼睛高度近视，叫错人也就在所难免。

八十年代后期，是李先生官场最为得意的时候，官至副部，并添列最高领导的智囊。1986年他来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学典礼，我恰好是第一届的学员。他的高谈阔论让美国学生折服，一位学生想拜读他的作品。李先生只好坦诚相告，没有作品。学生又问他什么时候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李先生哈哈大笑，说“写出来也不一定能发表，只能藏之深山”。美国学生的汉语没有好到可以理解这话的程度，实际上我也有些疑惑。我多少感觉这笑声有些自嘲和苦涩，这毕竟是他的阿奇里斯之踵。在美国所时，我们几个师友们常常议论，李先生满腹经纶，见解独到，傲视一切，但却没有东西发表，实在令人遗憾，也招人非议。当然，我们绝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冒然提问，这毕竟不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在陪同他参观南京附近的栖霞寺时，他又谈起了30年代在该寺的高僧，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他便鼓励说，要多读书，你现在读博士这条路走对了。不要羡慕哪些正忙于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策士。只有真正读好书，才能有所作为，并以自己为例，婉转地表示：“老人家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谈国际形势吗”。我不便多问，自然知道这里的老人家是邓小平。

很多人都知道，他与邓小平的联系始于1979年初随邓小平访美。此后，他一直作为邓的外交顾问，直到八十年代末。这期间，他还作为赵紫阳的外交助理陪后者出访美国。我常常不解的是，李先生虽给周恩来作过临时的助手，但和邓小平并无渊源。而且，邓访美时，李慎之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自己就回忆说，是在临上飞机前，新华社才加速给他恢复了党籍。因此，他何以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为代表团的一位顾问人员呢？这个谜直到2000年我与中央电视台一位编导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才得以解决。据这位也参加了访美代表团的编导讲，当时组团时，邓一个原则，过去周恩来出访时带来哪些人，他就带哪些人。李慎之陪同周恩来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外事出访，故他能够在尚未完全平反之际成为邓小平访美代表团的成员。由于先后为三位领导人效过力，在外交领域，他有时自诩“三朝元老”。

除了充当“谋士”外，李先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公开的文章发表。不过，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美国研究这一学科上，他功不可没。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美国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展开对美国全方位的研究。他们或者是与他同病相怜的右派，或者是因文革中占错队的造反派。当时的美国所可谓群贤会聚，专家成群。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治美国经济的陈宝森教授来自财政部，治美国政治的李道揆教授来自总工会，治军备控制和防务政策的张静谊和吴展来自国防研究部门，治美国文化的施咸荣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治美国社会的董乐山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此外，他还从人民大学请来当年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郑林庄，从南开大学请来美国历史专家杨生茂作为兼职教授。另外，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区研究组织――中华美国学会，出版了后来享誉学术界的《美国研究》。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他春风得以的时候。他晚年在跟我闲谈时，提到他曾经拒绝了两个仕途上的“美差”。一是，非常欣赏其才气的胡乔木向中央推荐他担任中央一个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领导职务（大概是正部级），他听说后，立即打电话给胡，表示难以承担此任。在新华社的工作经历，使他对这类宣传工作毫无兴趣。二是，有人推荐他代表中国人大，出任世界各国议会联盟的中国代表，因为他当时担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拒绝了。八十年代末以后，他开始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自由生活。其影响也从狭小的国际事务领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领域。

（三）

八十年代末以后，他的副院长自然当不成了。对很多职业官僚来说，这不仅是其政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其精神生命的结束，因此是灾难性的。但对李慎之来说，他却因祸得福，开始了其自由思想者的历程，终于有机会把原打算藏之深山的思想化为公开文字，成为大众的公共财富，从此，中国数千（或许上万？）现职副部级干部少了一位，中国沉闷的思想界中多了一位才艺双全的独行侠。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慎之开始走出了京城狭小的决策圈子，投身到学术与思想的广阔舞台。利用参加学术会议之便，他的足迹遍及东北、中原、江南和华南，不遗余力地倡导全球化研究，弘扬自由和法治的主旋律，深刻地阐述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大势、新中国外交和中国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在1990年开封“全国美国史会议”，1991年北京“20世纪美国与亚洲国际讨论会”，1992年上海“纪念《上海公报》20周年讨论会”，1994年“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大会”，1995年广州“中美关系史讨论会”，1996年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讨论会”等会议上，聆听过他的大会发言和私下教诲。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与他近距离的接触，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并产生了范围大小不等的影响。首先，虽然他已远离了最高的外交决策，但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仍然给以关注，并依据自己的“老根据地”美国所，继续“进谏”。九十年代初，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当时联系中美十分脆弱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些领导人甚至放出话来，取消最惠国待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可以发展与日本、欧洲的关系，况且，美国也同样会受到损失。针对这一论调，李慎之曾经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说明妥协的必要性：“我是会打桥牌，不要以为自己有4个老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很显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平衡的，而且，日本和欧洲在对华关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欧关系。在美国所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努力下，中央终于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维护了中美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历史证明，正是这一关系保证了中美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停滞、甚至倒推的情况下，继续迅猛发展，最终成为中美关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网。

其次，是他对20世纪历史的准确判断。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促使李慎之重新思考20世纪的人类历史。1990年秋的开封会议上，他明确地告诉与会的历史学者，20世纪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而结束，而且它不是开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是1914年萨拉勒窝刺杀事件。针对冷战结束，两极世界瓦解，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依然存在，冷战很难说彻底结束；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两分天下，因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世界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有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才能讲两极世界，在经济上，只有一个GATT、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管的西方世界。开封会议展开时，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战与和，捉摸不定。国内主流看法是战争打不起来，但李慎之则在会议上，从当时国际和地区局势，美国的意图和萨达姆政权性质几方面入手，预言战争必打无疑。

第三，李慎之可能是国内最早意识到全球化深远影响，并且身体力行，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在1991年太平洋学会纪念哥伦布航行到美洲500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球化的意义，这篇后来发表在《世界知识》的文章，以其宏大的视野、高屋建瓴的论述、言简意赅的表达和畅快淋漓的文笔，号召人民应对已经到了的全球化大潮。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

第四，对自由主义重新估价和对启蒙的重新倡导。有人说1998年是中国重新发现自由主义价值的一年。而这一发现是与李慎之那篇著名的论文－－“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在文中，他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为由，以大陆学术界从未有过的赞扬言词，斩钉截铁地肯定了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因为这篇文章，一些左派人士把李慎之讥讽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李慎之的确很为自己作为新时期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而自豪。1999年初，我和时殷弘教授拜访他时，他就表露了这一情绪，并且表示要再接再厉，从“五四”的传统再发掘出被主流所忽视的个人主义。但后来，我没有读到他这方面的文章，却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传统疏理中，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恒故不变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和它的对称物－－奴隶主义。在发现自由主义价值和专制主义的遗毒时，他的确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他的论据未必确凿，但是他在中国特定语境中阐发这些观念的勇气，他对问题的敏锐把握，他摆脱繁琐的经院式的论证回归常识的能力却很少有人超过他。

第五，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极具启发性的评价和剖析。在这一问题上，他似乎处于一种非常的矛盾。90年代中期，他来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南大老校长匡亚明主持的中国哲学讨论会时，我非常惊讶。他解释说，他开始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了，开会是为了以文会友。当时他宣读的论文好像是《中国哲学与21世纪》，我记得文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李式排比句”：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纪必将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是一门极富“真理性”、最具“群众性”和最能适应“时代性”的哲学，强调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可是，在2000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的重头文章，他却把中国文化传统概况为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这样的跳跃实在是让我像张召中评论萨达姆惨败那样“看不懂”。

这一跳跃或许与他的文人本质有关。他对中国文化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受，一方面醉心于其哲学部分精通简要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却痛恨其道德部分的伪善虚假及政治部分的专制暴虐，他显然无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只能根据论题的需要，突出不同的侧重点。

（四）

1990年代后期，李慎之在出访德国时不慎中风。这次中风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他身体尚好，思维极端敏锐，讲话底气十足。但此后，虽然思维依旧敏锐，但行动开始不便，虽有拐杖相伴，但上下台阶显得困难。在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邻近后，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病废之身”，“气血已衰、身患废疾”的悲叹，其文字似乎也没有90年代中期谈古论今、纵横天下的气势和单枪匹马、主动出击的论战姿态，其中洋溢的相信进步、崇尚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也有所削减，流露出很多的无奈和深深的失望，显示了一种奋斗和战斗后的疲倦，表达出一种个人难以挑战制度，现存难以摆脱传统的苦闷，于是有了下辈子“再当一辈子中学公民教员”的感叹，于是有了那篇脍炙人口、让无数网民感动落泪泪、难以自制的《风雨仓惶五十年》。这篇感人的自述可能是中文网络世界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文字，在虽然它没有文字版出版，但它必将成为千古名篇！无数的网民由此知道了中国还有一个李慎之１，于是，李慎之完成了在短短的十年生涯中的第二次身份转变，从一个思想家成为一个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大众明星。这大概是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所根本没有想到的。但却证明了十年前他自己的论断，信息化改变了世界。

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学识所触动。一位自持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之“过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之的学问远在钱钟书之上”。害得李慎之只好说，此公“走火入魔”。实际上，李慎之确是钱钟书在社科院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话的知己，这既因为他们是无锡同乡，也是因为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共同的旨趣。由于他们密切的关系，胡乔木有一次因为钱钟书修改自己旧体诗的事情发生误会，还请李慎之从中斡旋。

不过，除了钱钟书外，还有一位学者赢得李慎之的佩服。他就是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在为后者身后文集所写的序中，他坦言：“仔细披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深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时期，可以称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之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感到深深的悲痛”。

从这番真诚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李慎之的是个充满感情的人。很少有他的这样的干部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正率直的天性。作为性情中人，李慎之的喜怒哀乐，总是溢于言表。正如他自己所评价的那样，“我李慎之有时有一种二杆子脾气”。有时很难相信，他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在30岁不到就成为中共的高干：行政11级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他告诉我，这与他来自“延安”有关。作为末代“延安人”（1946年才到延安），他躲过了延安整风的审干和清查，而且比白区的干部更受重用。他玩命地工作，负责新华社《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的编辑，为中央提供“一日三参”，由于在1950年代中期苏联批评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中提供的信息全面深入，深受最高领导的赞赏。自恃领导的赞赏，他便有恃无恐，加上没有经历过运动，更把知识分子的脾气带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提出了“大民主”的理论，最后成为“钦定”右派。回顾万事，他概括万千，告诉我：“我李慎之说一句不会右派，说十句不会右派，可是，我说了上百句！”

他晚年曾经对人回忆说，被开除党籍后，“好象是离开了娘的孩子”，一想起自己是右派“就会掉眼泪”。他还自作多情地给毛主席写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在回复新华社为他平反、并赞扬他光明磊落的正式公函时，他居然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可见，他书生的痴气，不论是反右的当年和平反的以后，都不曾有丝毫的改变。

有的人对祖国的感情总是想用语言来表达，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实际上，在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有时却会不经意中，意外地流露从来。内心敏感、阅历丰富者常会有这样的体验。一次李慎之告诉我，70年代末他第一次到日本访问，在下榻的酒店中，看到日本妇女跪在地上，一丝不苟地擦洗地板时，触景伤情，流下热泪。他解释说：“我不是为日本妇人的苦难而落泪，而是为我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敬业精神而伤感”。他还转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李慎之记述到：“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这句话的时候眼泪闪着泪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这就是李慎之对养育过他的祖国的情感。在李慎之的内心世界中，他有着与他同时代人一样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他却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从融入世界文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祖国的文化。正如他所说的：“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曾经赞扬罗荣渠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这或许也是对他本人的最好评价。

李慎之另一位好友是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这两位惺惺惜惺惺的才子，50年代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80年代乔冠华在落魄中，李慎之常去看他。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50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的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把一生交给党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我不知道这是李慎之个人的悲哀，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现在，李慎之已经随他的好友而去，他们总算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尽情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能实现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