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围棋结缘，纯属偶然。
读小学五年级时，县城举办一个校际运动会，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围棋。我所在的小学当时没有一个会下围棋的学生，而校方却不愿这个参赛项目空缺。于是从会下象棋的学生中挑出几位，进行围棋速成训练。
三天之后，我就作为代表学校的棋手走上赛场。比赛结果可想而知。但从此我却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停课闹革命”的3年里，刚开始我参加一个“学红军长征队”，汇入了全国步行大串联的热潮。
每天入睡前，借着“红卫兵接待站”昏暗的灯光，与队友杀上两盘，一天步行几十公里的疲惫随之烟消云散，倒也快哉。
串联结束返家后，为躲避“武斗”战火，到外地投靠兄长，成了脱离“革命组织”的逍遥派。除了看些收罗到的闲书杂文之外，钓鱼、打猎和下棋几乎是我记忆中的那段少年生活的全部乐趣。
和大多数业余棋手一样，我下棋未经名师指点，纯属野战出身。因此，棋龄虽长，棋艺却鲜有长进。至今不记定式，下棋随心所欲。所以，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经常在开局定式上吃亏，然后到中盘战斗中再扳回来。
在中学以及毕业后工作的几年中，因为当时县城里下围棋的人不多，所以下围棋的机会远远少于下象棋的时候。印象较深的对手是县文化馆的老肖。他博学多才，不修边幅，30岁上下的年纪就蓄了一大把胡子，颇有几许仙风道骨。他的棋力当时比我强，参加过地区围棋赛。工作之余，我们置枰手谈，切蹉几盘，相处甚为融洽。不仅成为棋友，而且他还把我写的两篇短文推荐到地区文艺刊物上发表，最后干脆作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未曾想，到西南政法学院上学后，学习之余反而有了些时间看看棋书，打打棋谱。因此到了后期，居然棋艺有所长进，以致可作为主力队员代表学校出战。
当时同学中棋力与我相当的大约只有两位：阎民宪和叶双峰。
乙大班的阎民宪，78级的同学大多应该都认识。从名字看，他和我应属同年生人。1954年出生的人不计其数，但以同年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命名的料必不多，后来能选择法律专业并且同一年到同一所大学求学的恐怕就更少了，而都是围棋爱好者，且棋力相当，则只能说是一种殊为难得之缘分罢。这种机率据初步估算是三十亿分之一，全球仅此一例。我与阎民宪平时下过多少盘棋已记不清了，但比赛棋只下过两盘。一盘是在班级对抗赛中下的。我与他作为各自班级代表队的第一台对阵，乱战中我侥幸取胜，结果4班以四比一战绩鸣金。那局棋结束时，只见孙万平一把揪住阎民宪的衣领，作愤怒和威胁状，令人忍俊不禁。另一盘棋则是在学生围棋赛中下的。实际上那是争夺冠亚军的关键一战，结果阎民宪抓住我的一着软手，上演了大逆转的活剧，报了一箭之仇。输了不该输的棋，总是刻骨铭心。以致许多年后，我居然还能复盘此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叶双峰是79级的同学，与我的老乡陈伯吉同班。小叶好象是成都人，平时不苟言笑，下棋极具韧性，善长考，计算准确，少失着，常有出乎意料之妙手。我唯有全力以赴，方能略占上风。
伯吉则棋力稍逊，但棋瘾甚大，毕业后在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我偶尔出差榕城，只要伯吉知道，必定拎着棋盒到我下榻的宾馆叫阵，然后昏天黑地杀上几局。通常是布局伊始，便狼烟四起，全盘乱战，尸横遍野，鲜有收官小胜之局。伯吉屡败屡战之顽强，常令我自叹弗如。
当时同学中围棋下得比较好的还有1班的彭士翔、4班的吴仲林、6班的李晓平等。仲林与我同班，是在西政才学的围棋，最后一年他看书打谱，棋艺突飞猛进，当时与其对弈，我已不敢掉以轻心。8班的赵可星、夏卫民在学校时似乎围棋刚入门，毕业若干年后刻苦钻研，居然也棋艺猛长，真是不可思议。可星在1999全国律师围棋赛中还胜了我一局，殊为得意。
79级的张圣怀，现在北京当律师，他也是毕业后长棋。有一次在李庆家，我初次与圣怀对弈，由于开局我走错定式，导致劣势。中盘时我下出一步看似进攻实为引征的棋，此是唯一的翻盘机会。圣怀竟未察觉，随手跟应，结果我的两个棋精顺利逃出，终于反败为胜。但我已感到圣怀棋力不弱。他曾与陈祖德下过一盘授4子棋，棋的质量不错，陈院长在电视围棋节目中讲评这盘棋时，对圣怀棋力多有褒奖。
1998年的北京市律师围棋赛中，在卫民的怂恿下，我作为地平线律师事务所代表队成员出战。不料棋运极佳，一路过关斩将，最后竟以全胜战绩折取桂冠。与我争夺冠军的对手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睿律师，小伙子后来棋艺精进，在2002年的全国律师围棋赛中夺得冠军头衔。
西政老师中的围棋爱好者，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高绍先老师，另一位是组织部的刘部长。
高老师为人随和，多才多艺，中文极佳，当过编辑教过书，曾任西政院长，后期专攻刑法史，著述颇丰。我毕业后还收到高老师寄来的两本著作。在校时，与高老师时有对弈。高老师棋如其人，张驰有度，绵里藏针，嬴时嬴得堂堂正正，输也输得中规中矩。毕业后若干年，高老师偶临京城，有时忙里偷闲，与我手谈几局，也是一份师生情谊。
刘部长当时似乎已经离退，赋闲在家。他棋艺平平，但棋瘾之大，在西政无人可与匹敌。刘部长通常是在上午十点来钟或者下午四点来钟，慢步踱至学生宿舍，笑容可掬，绝无半点部长架子，弈棋不挑对手，来者不拒。他下棋拍子有声，不假思索，棋速之快，足以让当今快枪手“曹燕子”之辈汗颜。什么胜负输赢，他全然不放在心上，享受的就是飞速拍子的“快乐围棋”。后来的米氏“快乐足球”被认为是舶来品而深受老记们的赞赏，殊不知在刘部长那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刘部长在棋局中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时间长了，对手往往觉得备受煎熬。同学们都怕被刘部长缠上，因为不战十局以上，决计不会让你脱身。即使到了饭点，饥肠辘辘，也休想逃脱，除非找来替身。这时他断然就是那句名言：“吃饭有啥意思，下棋多带劲！”以致后来只要有人在楼道里叫一声：刘部长来了！霎时整个楼层悄然无声，个个房门紧闭，楼道空无一人。弄得刘部长上楼后在楼道里茫然四顾，疑惑自语：“今儿怎么都上课去啦？”
大家一直都觉纳闷，刘部长一把年纪，连续作战数小时，怎么就不饿？有一次趁着刘部长嬴棋高兴之时，我终于套出他的个中秘决：“我每次出门前，老伴总要给我煮四个荷包蛋。呵呵！”
刘部长算是我见过的两位超级棋迷之一。另一位是曾供职于司法部的项先生。初到京城那些年，由于有几位同学好友在司法部工作，故时常去“国务院二招”串门，于是结识了项先生。项先生有“空军一号”的雅称，但与总统座机无涉。项先生从空军部队转业，据说他在空军服役时，曾获空军系统围棋赛的冠军，故此得名。最初，我与他下班时在二招办公室下过几盘，旗鼓相当，互有胜负。有一局他发挥极佳，妙手迭出，是他的完胜之局，我只好推枰认输。不料沉浸在享受妙棋的喜悦之中的他，竟然不许我认输，示意接着下。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顿时愕然。看着他极度兴奋的样子，只好又下了几着。他终于转过神来，恋恋不舍地收棋再战。后来他迁居莲花池，与我比邻。某一周末傍晚，相约在他家切蹉几局。不曾想竟从晚上7时一直战至次日早晨7时。期间我几度提议休战，均难拂他的勃勃兴致。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棋枰上鏖战通宵。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约他晚上下棋了。
围棋艺术起源于华夏古国，后在日韩以及东南亚得到传播。尤其是日本围棋界对现代围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韩两国围棋界为赶超日本奋力拼搏，特别是韩国围棋异军突起，把现代围棋的技战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围棋变化无穷的魅力，使得这门古老的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竞技艺术开始在北美乃至西欧广为传播。
围棋的英文名字叫“Go”，即与英文的“走”是同一个词。从这个译名来看，围棋最初似乎是从日本传入西方。因为据说围棋在日本就叫“走棋”。如果说围棋的英译名属直译，则某些围棋术语的英译名应属意译，比如“气”这个词。围棋中的“气”，是一个基本术语。每个棋子有四口气，气越多，则棋子越有活力；气越紧，则棋子处境越危险。不论单个棋子或整块棋，没气即成为死子，要被提出棋盘。围棋中“气”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对“气”之于生命现象的重要性的认识。如“元气”、“精、气、神”、“气数已尽”、“气功”、“气势如虹”等，其中的“气”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且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如果把围棋的“气”直译为“air”,则不仅妙味全无，亦未得围棋之精髓。不知哪位学贯西东的高人，将围棋的“气”贴切地意译为“liberty”，即“自由”。此译实乃深谙中西文化异同之妙译，使得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氛围中长大的人一下就明白了围棋中“气”的本质。有自由才有发展，自由越少，越难发展，没有了自由，无异于死亡。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
1987年8月，我作为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CLEEC）项目的访问学者，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研修。有一天，我在法学院走廊的信息发布栏上各式各样的信息中，发现了一份不显眼的围棋俱乐部的广告。我才欣喜地知道，这个因加利福尼亚大学总部所在地而闻名于世的小城，还有一个围棋俱乐部。
俱乐部在晚上和周末开放，看来玩客主要是上班族。周末，我按图索骥找到了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师俱乐部二楼的这家围棋俱乐部。俱乐部的经理大约记得叫波尔，长相有点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对我这位新来者十分热情，询问了我的姓名和棋力。我因为不知深浅，就说大约初段水平。波尔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初段，咱们先来一盘吧！于是猜先开弈，结果我轻松取胜。再下一盘，再胜。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说：“你至少3段”。然后把我介绍给一个大胡子，“这是戴维6段，陈先生是3段，你俩下一盘吧。”
业余棋手对弈，一般相差一段可以让一子。按规矩，戴维要与我下一盘让三子棋。结果我大获全胜。改让二子棋再战，仍然没有给他机会。于是让先对弈，这回我感受到了他的强大力量，中盘投了。戴维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对波尔叫道：“你怎么说他才3段？！”
我觉得波尔有些冤，因为戴维的棋力其实不到6段。
常来俱乐部下棋的棋手中，棋力较强的除了戴维，还有两三位来自韩国和台湾的先生。偶尔还见到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亦称6段，但棋力明显比戴维强。我与他下过一局授二子棋，几乎没有胜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当时美国围棋协会（AGA）的主席。
伯克利围棋俱乐部环境优雅，不收门票，而且免费供应茶水。几乎见不到赌彩棋者。下棋过程中，会有一位年轻人（一般也是围棋爱好者）托一盘子，走过棋手们身边，供大家随意将捐款投入其中。通常每人捐一个quarter(25美分)足已，不捐也没人在意。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唯一的不收门票的围棋俱乐部。可当时我还以为美国的围棋俱乐部都是如此。十余年后，我到过纽约地区的多家围棋俱乐部，才知道门票通常在5美元至10美元之间，茶水大多需另外付费。而且多数围棋俱乐部赌彩棋风之盛，竟与国内的一些围棋俱乐部和棋社毫无二致。
1988年7月，也是我即将回国的前一个月，美国围棋协会在伯克利举办“全美围棋大会冠军公开赛”。我报名参加了3段组的比赛。戴维还是很有自知之明，他没有在6段组报名，而是参加了4段组的比赛。结果他获得4段组冠军。我则以5胜1负的战绩，取得3段组第二名。一位来自纽约的华人青年战绩也是5胜1负，但可能小分较高，获得3段组冠军。时隔15年，我在互联网上查资料时，竟偶然发现当年我在美国围棋协会的段位和等级分记录，真是令人惊奇。我在这次比赛获得的名次证书，后来在国内参加业余段位赛报名时居然也派上了用场，否则由于第一次参加段位赛，至少必须从初段打起。而我则靠这张英文版的名次证书，直接参加了3段组的比赛。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伯克利这次比赛期间与中日职业棋手下的两盘指导棋。赛事主办者从中日韩请来了一批高段职业棋手，为全美围棋大会增色不少。
第一盘是与一位日本九段下的授6子棋。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但肯定不是超一流棋手，因为我对他的名字很陌生。结果我中盘胜。这是我第一次向日本职业棋手学棋，也是第一次在授子棋中胜职业九段。后来在国内与职业九段还有过一次这样的记录，但那是一局授4子棋。
第二盘是与中国棋院的副院长王汝南八段下的，也是授6子棋，结果我输了。可见当时我的棋力最多也就是业余3段的水平。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视围棋节目之外见到王汝南老师。他平易近人，棋局结束后还为我作了复盘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年后，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春节庙会的保留节目－－中国围棋队的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下指导棋的赛场，我与王汝南老师重逢时，他显然已认不出我了。于是我提起伯克利的那次邂逅，不料他立即就说：“我记得，你是中国社科院的。”职业棋手的记忆力，确实令我惊讶不已。
2000年9月，我作为富布赖特(Fulbright)学者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自然忘不了造访纽约的围棋俱乐部。
纽约市有多家围棋俱乐部和围棋社，主要是由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移民创办，散落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离哥伦比亚大学最近的一家围棋俱乐部，叫“纽约围棋中心”，座落在日裔居住较为集中的曼哈顿52街东段。它是由一位资深的日本九段投资创办的。管理员是个年长的美国人，棋力最多初段，但待人十分热情。另有一位棋力约4段的日裔长者协助组织棋赛事务，为人亦甚友善。初去俱乐部时，我自报4段。不料当日就将两位日本5段斩落马下。于是，管理员便认为我至少有5段的棋力。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俱乐部的段位水分较大，显然不如中国棋院确认的业余围棋段位来得实在。不过这个俱乐部没有下彩棋者，这在纽约地区是难能可贵的。
过了些日子，“纽约围棋中心”举办围棋比赛，管理员认可我以5段的身份报名参赛。不料，那两位输给我的日本5段仁兄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我的棋力不止5段，要求对我进行公正的棋力测试。结果俱乐部请来了一位日裔高手，据说他曾作为日本大学生代表队的主力队员参加过中日韩三国大学生围棋对抗赛。他在俱乐部号称10段，初听把我下了一跳。因为除了某些围棋网站封的虚拟段位外，我国的业余围棋段位最高就是7段，而且必须是全国性业余围棋赛冠军得主才能获此头衔。他这个10段是咋整的？似乎美国（至少这个围棋俱乐部）的业余围棋段位等级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常嬴7段，可升8段；常嬴8段，能当9段；常嬴9段者，自然就是10段喽。致于11段嘛，可能暂时还没有出生。于是乎这位10段先生与我下了一盘测试棋，然后当众宣布我的棋力不低于6段水平，实在令我“受宠若惊”。最重要的是，那两位5段仁兄终于得遂所愿。因为这样一来，比赛中与我对阵时，他们就可以执黑先行而不贴目，亦即我必须执白让先。
这次围棋赛最终我获得了亚军，并且因此按规则自动升为7段。冠军自然非那位10段先生莫属，季军则是一位9段棋手。赛后，一些棋手对我表示羡慕，当然不是因为那点微不足道的奖金，而是因为10段先生在本次比赛中唯一输的一盘棋就是与我对弈。
棋局如人生，得失两相宜。围棋作为一种变化无穷，妙无止境的竞技艺术，有益于爱好者启迪心智，陶冶性情，愉悦友谊。倘若成为一种职业，则难免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纹枰对决，残酷甚于潇洒。这也是围棋职业棋手每每羡慕业余爱好者之处。
文中插照：
1、作者与聂卫平九段的合影，摄于1998年春节；
2、作者与马晓春九段的合影，摄于2000年夏；
3、作者与张璇八段（中）的合影，摄于1998年春节。
陈泽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